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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市场化、城市化进程加快，以及信息传媒技术的全球同步传递，大众文化进入中国并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笔者在这篇文章中主要阐述当今中国大众文化具有的独特的狂欢精神：一、狂欢的全民性；二、狂欢的娱乐性；三、狂欢的颠覆性。中国大众由此获得了参与文化创作的自信与成就感，释放了生活与工作中的压力。但其颠覆性提醒我们，颠覆的同时要注重重建，这样才能使大众文化持续健康地发展下去。
【关键词】中国大众文化；狂欢；全民；娱乐；颠覆
一、大众文化与狂欢化理论简述
大众文化是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后，随着文化进入工业生产和市场商品领域而产生的社会文化现象，是由现代大众传媒技术和现代信息技术塑造并加以支撑的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形式。成立于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大众文化持批判态度，其代表人物阿多诺认为大众文化是“文化工业”的产物，缺乏创造性、重复而单调，是用来欺骗群众，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的工具，故将其冠以“mass culture”之名，含有无知、庸俗、贬斥之含义。20世纪中叶以后，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为大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的代表人物雷蒙·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一书中提出不应将工人阶级的文化与上层社会的文化对立起来，开始用“popular culture”代替“mass culture”。美国大众文化研究学者约翰·菲斯克在《理解大众文化》一书中称，大众文化不是文化工业生产的，而是人民创造的。他不同意法兰克福学派把矛头完全指向文化工业对大众意识的控制的观点，不同意把大众只看做被动受控的客体，而认为大众文化中隐含着一种积极能动的自主性。他提出重新理解大众文化，重新审视大众传媒，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大众文化的启蒙性和独创性。由此，大众文化开始被以高雅文化为主导的西方世界所接受，并逐步成为其主流文化。
狂欢化理论是前苏联文艺理论家米哈伊尔·巴赫金提出的富有后现代思想的理论。这一理论源于巴赫金对于中世纪西方狂欢节上笑文化的理解。巴赫金认为，狂欢节是没有边界的，不受限制，全民都可以参加，统治者也在其中，所有的人都参与其中。狂欢节使人摆脱了一切等级关系，所有的人都暂时超越官方的思想观念，置身于原有的生活制度之外。同时，狂欢节是平民按照笑的原则组织的第二生活，是平民的节日生活，是生活的实际存在，是生活本身的形式，是生活在狂欢节上的表现，而表现暂时又成了生活。这样，它就创造了一个特殊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解去了种种束缚，不分彼此，相互平等，不拘形式，从而形成了一种狂欢节的世界感受。狂欢节的笑的本质就是全民的笑，普天同庆的笑。
由于如今的大众文化与中世纪的民间文化同属于大众，都以平民为中心，故二者具有同质性。借助于现代科技手段和现代传媒，类似于狂欢节的民间广场被大众文化创造的大众的舞台所替代，使狂欢精神以新的形式延伸到如今的大众文化之中。澳大利亚学者约翰·多克认为，狂欢活动作为一种文化模式仍然强烈地影响着20世纪大众文化，例如好莱坞电影、大众文学类型、电视和音乐。
二、狂欢精神在中国大众文化中的体现
狂欢不仅存在于西方，东方也有。在中国，古代民间的各种祭祀活动、庙会等也都渗透着狂欢精神。狂欢是人类生活中具有一定世界性的特殊文化现象。自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中国不断加强与世界的联系，大众文化进入中国。广告、流行音乐、商业电影、肥皂剧、卡拉ok，以及各大电视台推出的真人秀娱乐节目已渐渐成为中国大众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调味品，可以说大众文化为中国的全民狂欢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一）狂欢的全民性。全民性是狂欢节的本质特征。狂欢节的笑的本质是全民的笑，普天同庆的笑。狂欢节没有边界，不受限制，全民都可以参加，统治者也在其中。这种全民参与的特点打破了文化由社会精英阶层垄断的传统，为大众开辟了一个平等、自由的公共空间，这一公共空间类似于狂欢节的舞台，向社会各阶层的大众敞开，极大地调动了大众参与的积极性和热情。这使大众能够强烈感受到这是属于自己的文化，从而自信满满地参与其中。例如，卡拉ok自20世纪90年代进入中国以来，已经成为人们不可缺少的一种娱乐方式，就是因为它能够让所有男女老少，甚至五音不全的人体验一把歌星瘾，让四、五十年代出生的老戏迷体验一下拿着麦克风唱京戏的感觉，实现普通人表现自我的欲望。再有，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电视媒体的迅速发展，中国各大电视台纷纷推出花样百出的真人秀综艺节目。从早期的“超级女声”、“我型我秀”，到如今的“中国梦想秀”、“一站到底”“中国好声音”等等，无一不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同时，网络文学的发展已成燎原之势，就在于其打破了传统文学创作、出版、发行等重重束缚，让每个会写字、会上网的人都可以进行创作并发表。网络博客、微信的火爆亦是如此。究其原因，正是其零门槛的参与权，让参与其中的大众体验到了平等性和自由性，参与就意味着观众从过去的文化消费者转变为文化生产者，自己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从而感受到一种极度兴奋的喜悦之情。
（二）狂欢的娱乐性。在中世纪，狂欢节最吸引人的地方还在在当时黑暗苦难的现实世界中，狂欢节创造了一个充满欢声笑语的第二生活。狂欢节外部最明显的特征即是笑，各种表演、游行、言语都以笑为总的原则。笑是胜利者的姿态，快乐与笑是为了让人体会到人的主宰的力量。狂欢节的笑是双重的笑，在死亡中预见到新生，在新生中预见到死亡；在胜利中预见到失败，在失败中预见到胜利；在加冕中预见到脱冕，反之亦然。它通过对各种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的讥讽和嘲弄，从而实现对现实苦难和不幸的超脱。而在当今中国，由于生活和工作的压力与日俱增，人们需要在闲暇时间用“笑”来宣泄这样或那样的压力。于是“快乐”这一符号被大众传媒越来越广泛的采用，各种以娱乐明星为主的综艺节目，以搞笑为特征的各类喜剧作品都成为了吸引眼球的大众文化形式。以湖南卫视的品牌节目“快乐大本营”为代表，与此类似的以“快乐”为主题的综艺娱乐节目层出不穷，如“欢乐总动员”、“开心辞典”、“快乐男声”等等，满足了大众闲暇时光的休闲、放松、享乐的需求。同时，当今中国大众文化许多优秀作品展现的就是狂欢式的笑，典型的如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中纪晓岚对于权威人物和珅的讥讽与挖苦给观众带来了欢乐；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中原本强大的狼族却被弱小的羊族一次又一次的战胜，尽显羊的机智和狼的愚笨，让人耳目一新。由此看来，观众通常会站在小人物的角度，越弱小的东西战胜越大的势力，观众就会笑得越开心。 （三）狂欢的颠覆性。在中世纪，人们面对着两个世界，过着两种生活。一是常规的、十分严肃而紧蹙眉头的生活，服从于严格的等级秩序的生活，充满了恐惧、教条、崇敬、虔诚的生活；二是狂欢节的广场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摆脱了一切等级关系，所有的人都暂时超越官方的思想观念，置身于原有的生活制度之外，充满了对一切神圣的亵渎与歪曲，充满了不敬与猥亵，充满了对一切人一切事物的随意不拘的交往。当前中国的大众文化同样弥漫着颠覆性的狂欢精神。尤其是在影视剧中，严肃且复杂的历史事件被演绎成了轻轻松松的爱情故事或阴谋重重的争宠之斗，从《戏说乾隆》、《还珠格格》、《金枝欲孽》到今天热映已久的《甄嬛传》、《宫锁沉香》，无一不体现了其颠覆性的狂欢精神。同样，网络也是一个消解崇高、颠覆神圣的世界。例如网络文学中出现了金庸武侠小说的现代科幻版，网络游戏如《三国志》等是在古代经典文学作品的情节中发展而来的。网络高手们为享受而颠覆，并不关注作品原本的文学价值。
三、结语
当今中国大众文化有着其独特的狂欢精神。中国的普通大众从文化消费者变成了文化创造者与参与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实现自我的自信与成就感；大众从大众文化的“笑”的精神中获得了工作与生活压力的释放，令其闲暇时光更加愉悦充实，从而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去面对工作与生活上新的机遇与挑战。同时，我们应注意到，当前中国大众文化由于其不可避免的商品性，往往是为了搞笑而搞笑，为了颠覆而颠覆，解构得多，建构得少，从而弥漫着浅薄浮躁的气息。如果一味强调狂欢的颠覆性，就明显违背了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的丰富内涵。在大众文化的生产与传播过程中，应做到颠覆与解构是为了更好地重建，例如在文化作品中强调环境保护、提倡健康的友情与爱情观、反对暴力与打杀等等，推动中国大众文化朝着持续、健康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巴赫金著，白春仁等译.巴赫金全集[M].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2]雷蒙·威廉斯著，高晓玲译.文化与社会[M].吉林：吉林出版集团，2011.
[3]陆扬.大众文化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4]约翰·多克著，吴松江等译.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文化史[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5]约翰·菲斯克著，王晓珏等译.理解大众文化[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6]洪晓.狂欢精神给大众文化带来的影响[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6（上半月），16-17
[7]孙长军.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与新时期中国大众文化研究[J]，江汉论坛，2001，10，90-92
[8]吴承笃.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对当代大众文化的启示[J].东疆学刊，2006，23（1），26-30
[9]杨巧.巴赫金狂欢化理论与大众文化[J].世界文学评论，2011，1，24-216
[10]邹赞.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与大众文化[J].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9，26（4），97-101
【关键词】中国大众文化；狂欢；全民；娱乐；颠覆
一、大众文化与狂欢化理论简述
大众文化是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后，随着文化进入工业生产和市场商品领域而产生的社会文化现象，是由现代大众传媒技术和现代信息技术塑造并加以支撑的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形式。成立于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大众文化持批判态度，其代表人物阿多诺认为大众文化是“文化工业”的产物，缺乏创造性、重复而单调，是用来欺骗群众，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的工具，故将其冠以“mass culture”之名，含有无知、庸俗、贬斥之含义。20世纪中叶以后，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为大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的代表人物雷蒙·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一书中提出不应将工人阶级的文化与上层社会的文化对立起来，开始用“popular culture”代替“mass culture”。美国大众文化研究学者约翰·菲斯克在《理解大众文化》一书中称，大众文化不是文化工业生产的，而是人民创造的。他不同意法兰克福学派把矛头完全指向文化工业对大众意识的控制的观点，不同意把大众只看做被动受控的客体，而认为大众文化中隐含着一种积极能动的自主性。他提出重新理解大众文化，重新审视大众传媒，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大众文化的启蒙性和独创性。由此，大众文化开始被以高雅文化为主导的西方世界所接受，并逐步成为其主流文化。
狂欢化理论是前苏联文艺理论家米哈伊尔·巴赫金提出的富有后现代思想的理论。这一理论源于巴赫金对于中世纪西方狂欢节上笑文化的理解。巴赫金认为，狂欢节是没有边界的，不受限制，全民都可以参加，统治者也在其中，所有的人都参与其中。狂欢节使人摆脱了一切等级关系，所有的人都暂时超越官方的思想观念，置身于原有的生活制度之外。同时，狂欢节是平民按照笑的原则组织的第二生活，是平民的节日生活，是生活的实际存在，是生活本身的形式，是生活在狂欢节上的表现，而表现暂时又成了生活。这样，它就创造了一个特殊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解去了种种束缚，不分彼此，相互平等，不拘形式，从而形成了一种狂欢节的世界感受。狂欢节的笑的本质就是全民的笑，普天同庆的笑。
由于如今的大众文化与中世纪的民间文化同属于大众，都以平民为中心，故二者具有同质性。借助于现代科技手段和现代传媒，类似于狂欢节的民间广场被大众文化创造的大众的舞台所替代，使狂欢精神以新的形式延伸到如今的大众文化之中。澳大利亚学者约翰·多克认为，狂欢活动作为一种文化模式仍然强烈地影响着20世纪大众文化，例如好莱坞电影、大众文学类型、电视和音乐。
二、狂欢精神在中国大众文化中的体现
狂欢不仅存在于西方，东方也有。在中国，古代民间的各种祭祀活动、庙会等也都渗透着狂欢精神。狂欢是人类生活中具有一定世界性的特殊文化现象。自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中国不断加强与世界的联系，大众文化进入中国。广告、流行音乐、商业电影、肥皂剧、卡拉ok，以及各大电视台推出的真人秀娱乐节目已渐渐成为中国大众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调味品，可以说大众文化为中国的全民狂欢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一）狂欢的全民性。全民性是狂欢节的本质特征。狂欢节的笑的本质是全民的笑，普天同庆的笑。狂欢节没有边界，不受限制，全民都可以参加，统治者也在其中。这种全民参与的特点打破了文化由社会精英阶层垄断的传统，为大众开辟了一个平等、自由的公共空间，这一公共空间类似于狂欢节的舞台，向社会各阶层的大众敞开，极大地调动了大众参与的积极性和热情。这使大众能够强烈感受到这是属于自己的文化，从而自信满满地参与其中。例如，卡拉ok自20世纪90年代进入中国以来，已经成为人们不可缺少的一种娱乐方式，就是因为它能够让所有男女老少，甚至五音不全的人体验一把歌星瘾，让四、五十年代出生的老戏迷体验一下拿着麦克风唱京戏的感觉，实现普通人表现自我的欲望。再有，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电视媒体的迅速发展，中国各大电视台纷纷推出花样百出的真人秀综艺节目。从早期的“超级女声”、“我型我秀”，到如今的“中国梦想秀”、“一站到底”“中国好声音”等等，无一不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同时，网络文学的发展已成燎原之势，就在于其打破了传统文学创作、出版、发行等重重束缚，让每个会写字、会上网的人都可以进行创作并发表。网络博客、微信的火爆亦是如此。究其原因，正是其零门槛的参与权，让参与其中的大众体验到了平等性和自由性，参与就意味着观众从过去的文化消费者转变为文化生产者，自己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从而感受到一种极度兴奋的喜悦之情。
（二）狂欢的娱乐性。在中世纪，狂欢节最吸引人的地方还在在当时黑暗苦难的现实世界中，狂欢节创造了一个充满欢声笑语的第二生活。狂欢节外部最明显的特征即是笑，各种表演、游行、言语都以笑为总的原则。笑是胜利者的姿态，快乐与笑是为了让人体会到人的主宰的力量。狂欢节的笑是双重的笑，在死亡中预见到新生，在新生中预见到死亡；在胜利中预见到失败，在失败中预见到胜利；在加冕中预见到脱冕，反之亦然。它通过对各种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的讥讽和嘲弄，从而实现对现实苦难和不幸的超脱。而在当今中国，由于生活和工作的压力与日俱增，人们需要在闲暇时间用“笑”来宣泄这样或那样的压力。于是“快乐”这一符号被大众传媒越来越广泛的采用，各种以娱乐明星为主的综艺节目，以搞笑为特征的各类喜剧作品都成为了吸引眼球的大众文化形式。以湖南卫视的品牌节目“快乐大本营”为代表，与此类似的以“快乐”为主题的综艺娱乐节目层出不穷，如“欢乐总动员”、“开心辞典”、“快乐男声”等等，满足了大众闲暇时光的休闲、放松、享乐的需求。同时，当今中国大众文化许多优秀作品展现的就是狂欢式的笑，典型的如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中纪晓岚对于权威人物和珅的讥讽与挖苦给观众带来了欢乐；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中原本强大的狼族却被弱小的羊族一次又一次的战胜，尽显羊的机智和狼的愚笨，让人耳目一新。由此看来，观众通常会站在小人物的角度，越弱小的东西战胜越大的势力，观众就会笑得越开心。 （三）狂欢的颠覆性。在中世纪，人们面对着两个世界，过着两种生活。一是常规的、十分严肃而紧蹙眉头的生活，服从于严格的等级秩序的生活，充满了恐惧、教条、崇敬、虔诚的生活；二是狂欢节的广场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摆脱了一切等级关系，所有的人都暂时超越官方的思想观念，置身于原有的生活制度之外，充满了对一切神圣的亵渎与歪曲，充满了不敬与猥亵，充满了对一切人一切事物的随意不拘的交往。当前中国的大众文化同样弥漫着颠覆性的狂欢精神。尤其是在影视剧中，严肃且复杂的历史事件被演绎成了轻轻松松的爱情故事或阴谋重重的争宠之斗，从《戏说乾隆》、《还珠格格》、《金枝欲孽》到今天热映已久的《甄嬛传》、《宫锁沉香》，无一不体现了其颠覆性的狂欢精神。同样，网络也是一个消解崇高、颠覆神圣的世界。例如网络文学中出现了金庸武侠小说的现代科幻版，网络游戏如《三国志》等是在古代经典文学作品的情节中发展而来的。网络高手们为享受而颠覆，并不关注作品原本的文学价值。
三、结语
当今中国大众文化有着其独特的狂欢精神。中国的普通大众从文化消费者变成了文化创造者与参与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实现自我的自信与成就感；大众从大众文化的“笑”的精神中获得了工作与生活压力的释放，令其闲暇时光更加愉悦充实，从而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去面对工作与生活上新的机遇与挑战。同时，我们应注意到，当前中国大众文化由于其不可避免的商品性，往往是为了搞笑而搞笑，为了颠覆而颠覆，解构得多，建构得少，从而弥漫着浅薄浮躁的气息。如果一味强调狂欢的颠覆性，就明显违背了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的丰富内涵。在大众文化的生产与传播过程中，应做到颠覆与解构是为了更好地重建，例如在文化作品中强调环境保护、提倡健康的友情与爱情观、反对暴力与打杀等等，推动中国大众文化朝着持续、健康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巴赫金著，白春仁等译.巴赫金全集[M].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2]雷蒙·威廉斯著，高晓玲译.文化与社会[M].吉林：吉林出版集团，2011.
[3]陆扬.大众文化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4]约翰·多克著，吴松江等译.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文化史[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5]约翰·菲斯克著，王晓珏等译.理解大众文化[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6]洪晓.狂欢精神给大众文化带来的影响[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6（上半月），16-17
[7]孙长军.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与新时期中国大众文化研究[J]，江汉论坛，2001，10，90-92
[8]吴承笃.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对当代大众文化的启示[J].东疆学刊，2006，23（1），26-30
[9]杨巧.巴赫金狂欢化理论与大众文化[J].世界文学评论，2011，1，24-216
[10]邹赞.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与大众文化[J].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9，26（4），97-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