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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程所长，您好！近年来，您作为编写组副组长为《胡乔木传》编写付出了很多心血。我们欣喜地看到，《胡乔木传》于今年1月一出版就引起了很大关注。我们知道，胡乔木作为长期主管党的意识形态的一位领导人，作为党内著名的大笔杆子，其地位和作用举足轻重，为这样一位人物立传，无疑也是一件十分慎重而艰巨的任务。那么，能否谈谈这项工作是如何启动的吗？
程中原：好的。为胡乔木这样一位党内重要人物立传，中央非常重视。1992年胡乔木去世后，经中央批准，《胡乔木传》编写组于1994年正式成立。编写组由邓力群任组长，主要任务有三项：编辑出版各种专题文集；同时在此基础上对胡乔木的生平进行研究；写出有思想历史深度的《胡乔木传》。中央要求：所有专题文集和传记文稿完成后，仍请邓力群、胡绳及了解胡乔木的有关老同志审阅定稿。
其实，在胡乔木生前的1991年9月，经中央批准就成立了胡乔木回忆录编写组。在胡乔木主持下进行两项工作：一是编写《回忆毛泽东》；二是编辑出版《胡乔木文集》。《胡乔木传》编写组成立后，继续完成这两项任务。《胡乔木文集》共三卷，胡乔木生前亲自编定，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胡乔木在1992年6月1日八十诞辰时看到了刚出版的第一卷。在他逝世后，第二卷、第三卷于1993年、1994年出版。胡乔木生前未能完成的《回忆毛泽东》也于1994年由邓力群、胡绳与编写组同志商量编定，由人民出版社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为书名出版。人民出版社于1999年和2004年出版了《胡乔木传》编写组新编的《乔木文丛》六种：《胡乔木谈中共党史》、《胡乔木谈新闻出版》、《胡乔木谈语言文字》、《胡乔木谈文学艺术》、《胡乔木书信集》、《胡乔木诗词集》；还有其他专题文集四种：《胡乔木集》、《胡乔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回忆胡乔木》、《我所知道的胡乔木》。
编写组成员对胡乔木生平进行研究，发表了一批论文。结集出版了资料集《邓小平（与胡乔木等）的二十四次谈话》，论文集《胡乔木与毛泽东、邓小平》，还指导邯郸学院胡乔木研究中心编著了《胡乔木生平全记录》。编写组在编辑和研究的同时，就开始写胡乔木的传记了，2006年初稿全部写出，约120万字，2010年7月形成送审稿。邓力群审读全部书稿后写出《审读意见》上报。中央办公厅委托中央宣传部组织相关部委审读，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经过三轮反复审读和修改，邓力群又请金冲及担任副组长负责审改、定稿，至2014年7月完稿，2015年1月正式出版。
记者：可见，从胡乔木传编写组成立到正式出版，这项工作历经20年，真可谓是“二十年磨一剑”。您提到邓力群审读全部书稿后写出《审读意见》。您能详细介绍一下邓力群对书稿具体意见吗？
程中原：2010年7月，编写组向组长、主编邓力群呈报了《胡乔木传》书稿。当时，邓力群眼睛已经看不见了，不能看书看报看文件。《胡乔木传》书稿，他不能看，就让身边工作人员读给他听。工作人员读完之后，邓力群于2010年9月20日写下对《胡乔木传》的审读意见，请中央领导同志审阅。邓力群上报的《审读意见》说：“《胡乔木传》书稿全部四十六章，我听工作人员读了一遍，一字不落。这部传记写得好。符合乔木同志对党史著作的要求。乔木同志要求党史要有战斗性，同时要有科学性、可读性，做到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要夹叙夹议，有质有文，脉络清楚，生动感人。这部传记的作者是朝这方面努力的。可以说，基本上达到了一部好的人物传记的要求。”
他在《审读意见》中对书稿做出了评价，他说：“对事件和人物的叙述和评论，有不同看法，在所难免。传记作者坚持党性立场，依据两个历史决议精神和历史事实说话，是站得住的。对若干存在不同看法的问题，例如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的问题、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等等，传记作了有理有据的分析和评论，说服力较强，可以明是非、正视听。听读的过程中我提了一些意见，执笔的同志都作了修改补充。《胡乔木传》跨度很大，从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直到改革开放新时期。我觉得，这部传记可以作为党史和国史的附传来读；对于毛主席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前半期的传记，对于小平同志六十年代后半期到九十年代初的传记，尤其可以起到丰富、补充的作用。”
记者：据说，中央办公厅接到邓力群报送的《胡乔木传》送审稿以后，即委托中央宣传部组织八个相关部委经过了两次审读，编写组根据提出的意见又进行了三轮修改。
程中原：是的。这八个部委是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中央办公厅、中央宣传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出版署。八部委对2011年6月送审稿总体上作了肯定，认为：《胡乔木传》较为全面地介绍了胡乔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的经历和贡献，资料丰富，脉络清晰，文笔生动，但有些地方还不完善，需要修改。修改后可以出版。对经过修改后的2012年12月送审本，八部委表示满意。有的说：这次送审稿已经吸收了我们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建议。目前书稿结构框架更为清晰合理，对胡乔木的评价、重要内容的表述、重大事件的叙述更为客观准确，重要史实披露更加注重资料来源的权威性，写法和篇幅等更为成熟精练，是一部质量较高的书稿。有的说：读过《胡乔木传》，深感这是目前写作水平很高、史料扎实，作者下了很大功夫的力作。本书作者非常认真地听取意见，作了修改，体现了作者尊重史实和追求真理的精神。有的说：这次送审本有明显提高。从资料的充实调整，到脉络的梳理整合，再至理论的分析提升，均上了一个台阶。由于编写组准确地把握了胡乔木作为革命家、思想家、理论家和“党内第一支笔”的特点，运用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纵横交错的叙事方法，“寓论断于叙事”，史论结合，夹叙夹议，全方位、多侧面地描绘出胡乔木与时代同行的辉煌人生，论证了胡乔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参与中央重要决策与起草文件中的贡献和理论建树，对于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具有理论价值和学术含量。从总体看，本次送审本严谨切实，可读可信，是一部较为完善的传记和信史。同时，也提出了再修改的意见。 编写组根据八部委意见进行的修改，主要在以下方面：一是对胡乔木的评价更加客观准确，恰如其分。对胡乔木参与起草中央领导人重要讲话、中央文件等，一般表述为“参与起草”、“按照领导人意见或中央精神起草、修改”，也有的根据实际情况表述为“主持起草”。二是人物关系处理得当，写好他们的一致和分歧。三是重要事件的叙述、评析抓住要点，突出重点；涉及敏感问题，力求准确、辩证。四是不过多过细引用胡乔木著作。对文件、文章、讲话、著作的叙述和评价，突出其新意和创见。审慎选择和运用内部材料。五是调整结构，压缩篇幅，从原稿46章压缩为38章；字数从120万字精简到80万字。六是力求做到语言要准确、鲜明、生动。
从上述过程可见，《胡乔木传》不仅是编写组同仁共同努力的结果，而且是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和相关部委关心和具体指导的结果，是20年反复打磨、精益求精的结果。不用说，它还要在广大读者中经受考验，在虚心听取意见后进一步改进、提高。
记者：新华社播发的胡乔木生平称胡乔木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和社会科学家、我党思想理论文化宣传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从这些称号就可以看出其人生轨迹与党的事业紧密相连。那么，这部《胡乔木传》是以什么为主题进行的？
程中原：上述评价当然可以说是胡乔木传记的主题。这里我想介绍一下概括胡乔木生平、业绩最著名的两句话：一句是“从学徒、助手到党内第一支笔”；另一句是“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应该说，这两句话是知人之论，对胡乔木作了比较概括的、全面的评价。这两句话同生平中的那些称号是一致的，用来说明传记的主题更加简洁一些。
“党内第一支笔”是邓小平对胡乔木的评价。我的理解：笔，指笔杆子，也就是“秀才”。在众多笔杆子也就是众多“秀才”中间，胡乔木是第一名。“党内第一支笔”，实际上就是从写文件、写文章方面充当中央最高领导人的助手。胡乔木当了两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人物毛泽东、邓小平的得力助手，而且当得很好。从这方面讲，确实没有什么人能比得上他。写胡乔木的传记，就要充分反映他作为“党内第一支笔”为毛泽东、为邓小平，为党中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做了哪些事，起了什么作用，作出了怎样的贡献。在这方面，编写组同志是尽了力的。
写好“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就要写出胡乔木的主要学术成就和贡献。传记着重写了以下五个方面：一是中共党史研究和编纂的开拓者，党的文献工作的奠基人。二是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奠基人。三是中国文字改革事业的领导者。四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推进者。五是国际国内现实问题的评论家。
应该看到，胡乔木作为“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特点。他不是在书斋里而是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成为一个大学问家的。他以学问家的姿态来指导思想理论战线各方面的工作和斗争，同时又从革命家、理论家的高度来指导做学问。这就决定了他的学术研究与多数学术大师不同的特点：学术研究同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紧密结合。他的学术研究成果，是对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思想、理论领域出现的问题进行有说服力的分析论证或批评斗争的强有力的支柱。他的许多论文，体现了鲜明的政治性和严谨的学术性的统一。编写组在这方面也作了很大的努力。
按照以上主题，传记在结构上抓住胡乔木一生的六个发展阶段，分为六个单元：一是青少年时代（1-3章）；二是从延安到北京（4-9章）；三是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10-18章）；四是“文革”中（19-22章）；五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到十二大（23-31章）；六是十二大以后到逝世（32-38章）。对每个阶段又明确其在胡乔木一生中的地位作用，并分成若干小段。以第一阶段为例。对于胡乔木说来，这一阶段实际是“逼上延安”。要写出胡乔木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是怎样从盐城走出来，经扬中、清华、浙大而到上海，最后不得不奔赴延安。这一阶段对胡乔木一生有很大的影响。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农村生活，养成艰苦朴素的作风。二是家庭与学校教育。他的家庭是书香门第。他读过的学校，从扬州中学到清华大学、浙江大学，都是名校。胡乔木青少年时期的经历使得他：一方面，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能诗善文；另一方面，倾向革命，投身革命。带来的问题：一是书生气，二是三个纠缠不休的所谓“历史问题”，即叛变嫌疑、托派、周扬假党。
记者：胡乔木一生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和党的重要文件起草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也是他对党和国家作出的重要贡献。传记对此是如何反映的？
程中原：要全面反映胡乔木的一生业绩，要写好胡乔木主持或参与的许多重要事件和文献。举其要者，有十个“两”：一是两个历史决议；二是两部宪法（1954年宪法，1982年宪法）；三是两个大会（八大，十二大）；四是两家报纸（解放日报，人民日报）；五是两个农村工作文件（新中国成立后起草《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人民公社六十条》）；六是两个机构（筹建、创办国务院政研室、中国社会科学院）；七是两部党史（执笔撰写《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指导、修改《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八是两部巨著（主持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倡议编辑《当代中国》丛书）；九是两部文选（《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十是两部全集（《鲁迅全集》、《郭沫若全集》）。这十个“两”，可以说是举世无双。
当然，传记还必须通过具体情节展现胡乔木的性格特点。胡乔木的一些特点很突出。如：热情、坦诚；忧思深广；忘我工作；执着，甚至有点固执；学贯中西，文思敏捷，才华横溢。这些个性特征，在传记中得到具体生动的展现。对他的缺点、弱点、错误，也不遮掩。并分析形成的原因，写好纠正、改进的情况。
记者：胡乔木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在一些人那里甚至可以说是备受非议以至非难的人物。这就必然涉及到一些特殊的任务和事情。传记对此有没有回避呢？
程中原：确实，在有些人那里，胡乔木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胡乔木在一首诗中写道：“羡慕我的，赠给我鲜花，厌恶我的，扔给我青蛙。”他的态度是“为美的追求”宁可遍尝生活中的酸甜苦辣。他说，要和路旁劳动和休息的乡亲有“共死同生的命运”，“我要上高山，看人寰的万象，要畅饮清风，畅浴阳光，要尽情地歌唱，唱生活的情歌，直到呕出心，像临末的天鹅。” 编写组在《胡乔木传》编写中没有回避有争议的问题，尽可能作出有材料、有分析的回答。一般采取在叙述的基础上加以点评的方式，点到即止，而不采取论辩方式；对胡乔木确实存在的错误和缺点、弱点，给予批评，不文过饰非。邓小平概括评论过胡乔木的缺点，说：他这个人缺点也有。软弱一点，还有点固执，是属于书生气十足的缺点，同那些看风转舵的不同。
所谓有争议的问题，主要有七个：一是关于他与胡耀邦的关系。二是关于他与周扬的关系。三是关于他与于光远的关系。四是关于他劝退吴祖光的事情。五是关于所谓“效忠信”。六是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揭发邓小平。七是关于所谓“临终遗言”。对于这七个问题，传记中都作了评述。
记者：能否谈谈关于劝退吴祖光的问题？
程中原：1987年8月1日，胡乔木亲自登上吴祖光家住的四楼，劝他退党。这件事经过法新社和其他外国通讯社的炒作，国内外闹得沸沸扬扬。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87年7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戴河开会，讨论、决定对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五个同志的处理意见，吴祖光是其中之一。胡乔木在会上提出，有关理论方面的问题不要列为处理的理由，还自告奋勇提出愿意代表中纪委通知吴祖光，劝他退党。获会议同意。书记处会后，中纪委作出通过适当方式对吴祖光“劝退”的决定，起草了处理决定稿。胡乔木应中纪委书记王鹤寿之请，对决定稿作了修改。
7月30日，胡乔木因公临时返回北京。8月1日晨8时许，即亲自到吴祖光家里，对他进行劝退。胡乔木向吴祖光通报了中纪委关于对吴祖光劝退的决定和有关劝而不退则除名的规定。并告诉他，出党后仍是剧作家、京剧编导，写作和社会活动不受影响。在座的吴祖光夫人新凤霞问胡乔木：劝退是否也包括我？胡乔木说：劝退决定内容很清楚，与你毫无关系。你是一个好党员。从朋友立场出发，我认为你爱护祖光多了些，政治上对他监督帮助少了些，希望以后继续努力工作。
胡乔木告辞。吴祖光、新凤霞夫妇送出楼，一直把胡乔木送上车。
8月19日，胡乔木致信赵紫阳。叙述劝退经过，说明自告奋勇登门劝退的缘由。胡乔木写道：“吴祖光劝退一事本应由中纪委同志进行，我为何自告奋勇？此因我曾因事与吴夫妇结识并保持友好和受到尊重的关系。我前往三言两语就完成了任务，这比其他同志有利，且声明继续往来，亦符合党的政策。我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
平心而论，胡乔木登楼劝退吴祖光一事，同他发表批评周扬文章前夕赠诗类似，是胡乔木的真性情使然。有人说他书生气十足，有人说他故作姿态，种种非议，胡乔木不管。明知得罪人，他不躲避。胡乔木提倡过讲政治伦理。应该说，这是恪守政治伦理的一种表现。
记者：关于所谓“效忠信”问题，是怎么回事？
程中原：说毛泽东去世后胡乔木给江青写了效忠信。这不是事实。
毛泽东去世以后，他的遗体先安放在人民大会堂。毛泽东的战友和学生，干部和群众代表，前往瞻仰遗容，同遗体告别；在北京的去了，在全国各地的也都通知前来。国务院政研室所有的人也都去了，惟独不准胡乔木参加。党、军队和国家领导人还轮流守灵，胡乔木却被排除在外。胡乔木从1941年2月到毛主席身边，跟随主席，领受主席教诲二十多年。“文革”中胡乔木最困难的时候，毛泽东还亲自上门去看望他。胡乔木对毛泽东的情意，实在是太深厚了！在这最后的一刻，竟不能到他的身边，致最后的敬礼，作最后的告别，这是多么痛心的事情！他想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万般无奈之中，找邓力群商量。邓力群给他出主意，建议他向上面写封信。后来，胡乔木就写了一封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转江青的信。结果没有起什么作用。9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毛泽东追悼大会，正式通知中央机关每个单位可以推荐两位负责人上天安门临时搭建的大台子，政研室正式报告胡乔木、邓力群二人，也没有批准。邓力群和大家一起站在广场上参加了追悼大会，胡乔木连参加追悼大会的资格都没有。从上述邓力群回忆此事的经过来看，这信同效忠信是一点也扯不上的。
可是，在粉碎“四人帮”后某些人却把它说成“效忠信”，用来继续打击胡乔木。邓力群感到，胡乔木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受打击，粉碎“四人帮”后还是受压，这是不公正的。邓力群认为，胡乔木过去为毛泽东做了许多工作，在1975年整顿中又为邓小平做了不少工作。他在这方面的才干，别人不能代替。他找陈云、王震谈了胡乔木的情况，取得他们的谅解。陈云把胡乔木请到家里谈了一次话，又是批评又是鼓励。王震还到叶帅那里说明事情原委。许多老同志知道事情真相后，都表示理解。王震认为，邓小平出来重新工作，要有个笔杆子。他让胡乔木写信认错，由他同邓力群带去面交邓小平。邓小平说，不必写信或写自我批评了。并说：乔木是我们的第一支笔杆，这个人还是要用。他这个人缺点也有。软弱一点，还有点固执，是属于书生气十足的缺点，同那些看风转舵的不同。从这次谈话和以后对胡乔木的使用可见，所谓效忠信的不实之词并没有影响邓小平对胡乔木的信任和继续重用。
■ 责任编辑：袁志平
程中原：好的。为胡乔木这样一位党内重要人物立传，中央非常重视。1992年胡乔木去世后，经中央批准，《胡乔木传》编写组于1994年正式成立。编写组由邓力群任组长，主要任务有三项：编辑出版各种专题文集；同时在此基础上对胡乔木的生平进行研究；写出有思想历史深度的《胡乔木传》。中央要求：所有专题文集和传记文稿完成后，仍请邓力群、胡绳及了解胡乔木的有关老同志审阅定稿。
其实，在胡乔木生前的1991年9月，经中央批准就成立了胡乔木回忆录编写组。在胡乔木主持下进行两项工作：一是编写《回忆毛泽东》；二是编辑出版《胡乔木文集》。《胡乔木传》编写组成立后，继续完成这两项任务。《胡乔木文集》共三卷，胡乔木生前亲自编定，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胡乔木在1992年6月1日八十诞辰时看到了刚出版的第一卷。在他逝世后，第二卷、第三卷于1993年、1994年出版。胡乔木生前未能完成的《回忆毛泽东》也于1994年由邓力群、胡绳与编写组同志商量编定，由人民出版社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为书名出版。人民出版社于1999年和2004年出版了《胡乔木传》编写组新编的《乔木文丛》六种：《胡乔木谈中共党史》、《胡乔木谈新闻出版》、《胡乔木谈语言文字》、《胡乔木谈文学艺术》、《胡乔木书信集》、《胡乔木诗词集》；还有其他专题文集四种：《胡乔木集》、《胡乔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回忆胡乔木》、《我所知道的胡乔木》。
编写组成员对胡乔木生平进行研究，发表了一批论文。结集出版了资料集《邓小平（与胡乔木等）的二十四次谈话》，论文集《胡乔木与毛泽东、邓小平》，还指导邯郸学院胡乔木研究中心编著了《胡乔木生平全记录》。编写组在编辑和研究的同时，就开始写胡乔木的传记了，2006年初稿全部写出，约120万字，2010年7月形成送审稿。邓力群审读全部书稿后写出《审读意见》上报。中央办公厅委托中央宣传部组织相关部委审读，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经过三轮反复审读和修改，邓力群又请金冲及担任副组长负责审改、定稿，至2014年7月完稿，2015年1月正式出版。
记者：可见，从胡乔木传编写组成立到正式出版，这项工作历经20年，真可谓是“二十年磨一剑”。您提到邓力群审读全部书稿后写出《审读意见》。您能详细介绍一下邓力群对书稿具体意见吗？
程中原：2010年7月，编写组向组长、主编邓力群呈报了《胡乔木传》书稿。当时，邓力群眼睛已经看不见了，不能看书看报看文件。《胡乔木传》书稿，他不能看，就让身边工作人员读给他听。工作人员读完之后，邓力群于2010年9月20日写下对《胡乔木传》的审读意见，请中央领导同志审阅。邓力群上报的《审读意见》说：“《胡乔木传》书稿全部四十六章，我听工作人员读了一遍，一字不落。这部传记写得好。符合乔木同志对党史著作的要求。乔木同志要求党史要有战斗性，同时要有科学性、可读性，做到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要夹叙夹议，有质有文，脉络清楚，生动感人。这部传记的作者是朝这方面努力的。可以说，基本上达到了一部好的人物传记的要求。”
他在《审读意见》中对书稿做出了评价，他说：“对事件和人物的叙述和评论，有不同看法，在所难免。传记作者坚持党性立场，依据两个历史决议精神和历史事实说话，是站得住的。对若干存在不同看法的问题，例如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的问题、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等等，传记作了有理有据的分析和评论，说服力较强，可以明是非、正视听。听读的过程中我提了一些意见，执笔的同志都作了修改补充。《胡乔木传》跨度很大，从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直到改革开放新时期。我觉得，这部传记可以作为党史和国史的附传来读；对于毛主席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前半期的传记，对于小平同志六十年代后半期到九十年代初的传记，尤其可以起到丰富、补充的作用。”
记者：据说，中央办公厅接到邓力群报送的《胡乔木传》送审稿以后，即委托中央宣传部组织八个相关部委经过了两次审读，编写组根据提出的意见又进行了三轮修改。
程中原：是的。这八个部委是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中央办公厅、中央宣传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出版署。八部委对2011年6月送审稿总体上作了肯定，认为：《胡乔木传》较为全面地介绍了胡乔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的经历和贡献，资料丰富，脉络清晰，文笔生动，但有些地方还不完善，需要修改。修改后可以出版。对经过修改后的2012年12月送审本，八部委表示满意。有的说：这次送审稿已经吸收了我们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建议。目前书稿结构框架更为清晰合理，对胡乔木的评价、重要内容的表述、重大事件的叙述更为客观准确，重要史实披露更加注重资料来源的权威性，写法和篇幅等更为成熟精练，是一部质量较高的书稿。有的说：读过《胡乔木传》，深感这是目前写作水平很高、史料扎实，作者下了很大功夫的力作。本书作者非常认真地听取意见，作了修改，体现了作者尊重史实和追求真理的精神。有的说：这次送审本有明显提高。从资料的充实调整，到脉络的梳理整合，再至理论的分析提升，均上了一个台阶。由于编写组准确地把握了胡乔木作为革命家、思想家、理论家和“党内第一支笔”的特点，运用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纵横交错的叙事方法，“寓论断于叙事”，史论结合，夹叙夹议，全方位、多侧面地描绘出胡乔木与时代同行的辉煌人生，论证了胡乔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参与中央重要决策与起草文件中的贡献和理论建树，对于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具有理论价值和学术含量。从总体看，本次送审本严谨切实，可读可信，是一部较为完善的传记和信史。同时，也提出了再修改的意见。 编写组根据八部委意见进行的修改，主要在以下方面：一是对胡乔木的评价更加客观准确，恰如其分。对胡乔木参与起草中央领导人重要讲话、中央文件等，一般表述为“参与起草”、“按照领导人意见或中央精神起草、修改”，也有的根据实际情况表述为“主持起草”。二是人物关系处理得当，写好他们的一致和分歧。三是重要事件的叙述、评析抓住要点，突出重点；涉及敏感问题，力求准确、辩证。四是不过多过细引用胡乔木著作。对文件、文章、讲话、著作的叙述和评价，突出其新意和创见。审慎选择和运用内部材料。五是调整结构，压缩篇幅，从原稿46章压缩为38章；字数从120万字精简到80万字。六是力求做到语言要准确、鲜明、生动。
从上述过程可见，《胡乔木传》不仅是编写组同仁共同努力的结果，而且是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和相关部委关心和具体指导的结果，是20年反复打磨、精益求精的结果。不用说，它还要在广大读者中经受考验，在虚心听取意见后进一步改进、提高。
记者：新华社播发的胡乔木生平称胡乔木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和社会科学家、我党思想理论文化宣传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从这些称号就可以看出其人生轨迹与党的事业紧密相连。那么，这部《胡乔木传》是以什么为主题进行的？
程中原：上述评价当然可以说是胡乔木传记的主题。这里我想介绍一下概括胡乔木生平、业绩最著名的两句话：一句是“从学徒、助手到党内第一支笔”；另一句是“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应该说，这两句话是知人之论，对胡乔木作了比较概括的、全面的评价。这两句话同生平中的那些称号是一致的，用来说明传记的主题更加简洁一些。
“党内第一支笔”是邓小平对胡乔木的评价。我的理解：笔，指笔杆子，也就是“秀才”。在众多笔杆子也就是众多“秀才”中间，胡乔木是第一名。“党内第一支笔”，实际上就是从写文件、写文章方面充当中央最高领导人的助手。胡乔木当了两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人物毛泽东、邓小平的得力助手，而且当得很好。从这方面讲，确实没有什么人能比得上他。写胡乔木的传记，就要充分反映他作为“党内第一支笔”为毛泽东、为邓小平，为党中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做了哪些事，起了什么作用，作出了怎样的贡献。在这方面，编写组同志是尽了力的。
写好“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就要写出胡乔木的主要学术成就和贡献。传记着重写了以下五个方面：一是中共党史研究和编纂的开拓者，党的文献工作的奠基人。二是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奠基人。三是中国文字改革事业的领导者。四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推进者。五是国际国内现实问题的评论家。
应该看到，胡乔木作为“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特点。他不是在书斋里而是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成为一个大学问家的。他以学问家的姿态来指导思想理论战线各方面的工作和斗争，同时又从革命家、理论家的高度来指导做学问。这就决定了他的学术研究与多数学术大师不同的特点：学术研究同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紧密结合。他的学术研究成果，是对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思想、理论领域出现的问题进行有说服力的分析论证或批评斗争的强有力的支柱。他的许多论文，体现了鲜明的政治性和严谨的学术性的统一。编写组在这方面也作了很大的努力。
按照以上主题，传记在结构上抓住胡乔木一生的六个发展阶段，分为六个单元：一是青少年时代（1-3章）；二是从延安到北京（4-9章）；三是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10-18章）；四是“文革”中（19-22章）；五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到十二大（23-31章）；六是十二大以后到逝世（32-38章）。对每个阶段又明确其在胡乔木一生中的地位作用，并分成若干小段。以第一阶段为例。对于胡乔木说来，这一阶段实际是“逼上延安”。要写出胡乔木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是怎样从盐城走出来，经扬中、清华、浙大而到上海，最后不得不奔赴延安。这一阶段对胡乔木一生有很大的影响。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农村生活，养成艰苦朴素的作风。二是家庭与学校教育。他的家庭是书香门第。他读过的学校，从扬州中学到清华大学、浙江大学，都是名校。胡乔木青少年时期的经历使得他：一方面，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能诗善文；另一方面，倾向革命，投身革命。带来的问题：一是书生气，二是三个纠缠不休的所谓“历史问题”，即叛变嫌疑、托派、周扬假党。
记者：胡乔木一生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和党的重要文件起草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也是他对党和国家作出的重要贡献。传记对此是如何反映的？
程中原：要全面反映胡乔木的一生业绩，要写好胡乔木主持或参与的许多重要事件和文献。举其要者，有十个“两”：一是两个历史决议；二是两部宪法（1954年宪法，1982年宪法）；三是两个大会（八大，十二大）；四是两家报纸（解放日报，人民日报）；五是两个农村工作文件（新中国成立后起草《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人民公社六十条》）；六是两个机构（筹建、创办国务院政研室、中国社会科学院）；七是两部党史（执笔撰写《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指导、修改《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八是两部巨著（主持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倡议编辑《当代中国》丛书）；九是两部文选（《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十是两部全集（《鲁迅全集》、《郭沫若全集》）。这十个“两”，可以说是举世无双。
当然，传记还必须通过具体情节展现胡乔木的性格特点。胡乔木的一些特点很突出。如：热情、坦诚；忧思深广；忘我工作；执着，甚至有点固执；学贯中西，文思敏捷，才华横溢。这些个性特征，在传记中得到具体生动的展现。对他的缺点、弱点、错误，也不遮掩。并分析形成的原因，写好纠正、改进的情况。
记者：胡乔木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在一些人那里甚至可以说是备受非议以至非难的人物。这就必然涉及到一些特殊的任务和事情。传记对此有没有回避呢？
程中原：确实，在有些人那里，胡乔木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胡乔木在一首诗中写道：“羡慕我的，赠给我鲜花，厌恶我的，扔给我青蛙。”他的态度是“为美的追求”宁可遍尝生活中的酸甜苦辣。他说，要和路旁劳动和休息的乡亲有“共死同生的命运”，“我要上高山，看人寰的万象，要畅饮清风，畅浴阳光，要尽情地歌唱，唱生活的情歌，直到呕出心，像临末的天鹅。” 编写组在《胡乔木传》编写中没有回避有争议的问题，尽可能作出有材料、有分析的回答。一般采取在叙述的基础上加以点评的方式，点到即止，而不采取论辩方式；对胡乔木确实存在的错误和缺点、弱点，给予批评，不文过饰非。邓小平概括评论过胡乔木的缺点，说：他这个人缺点也有。软弱一点，还有点固执，是属于书生气十足的缺点，同那些看风转舵的不同。
所谓有争议的问题，主要有七个：一是关于他与胡耀邦的关系。二是关于他与周扬的关系。三是关于他与于光远的关系。四是关于他劝退吴祖光的事情。五是关于所谓“效忠信”。六是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揭发邓小平。七是关于所谓“临终遗言”。对于这七个问题，传记中都作了评述。
记者：能否谈谈关于劝退吴祖光的问题？
程中原：1987年8月1日，胡乔木亲自登上吴祖光家住的四楼，劝他退党。这件事经过法新社和其他外国通讯社的炒作，国内外闹得沸沸扬扬。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87年7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戴河开会，讨论、决定对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五个同志的处理意见，吴祖光是其中之一。胡乔木在会上提出，有关理论方面的问题不要列为处理的理由，还自告奋勇提出愿意代表中纪委通知吴祖光，劝他退党。获会议同意。书记处会后，中纪委作出通过适当方式对吴祖光“劝退”的决定，起草了处理决定稿。胡乔木应中纪委书记王鹤寿之请，对决定稿作了修改。
7月30日，胡乔木因公临时返回北京。8月1日晨8时许，即亲自到吴祖光家里，对他进行劝退。胡乔木向吴祖光通报了中纪委关于对吴祖光劝退的决定和有关劝而不退则除名的规定。并告诉他，出党后仍是剧作家、京剧编导，写作和社会活动不受影响。在座的吴祖光夫人新凤霞问胡乔木：劝退是否也包括我？胡乔木说：劝退决定内容很清楚，与你毫无关系。你是一个好党员。从朋友立场出发，我认为你爱护祖光多了些，政治上对他监督帮助少了些，希望以后继续努力工作。
胡乔木告辞。吴祖光、新凤霞夫妇送出楼，一直把胡乔木送上车。
8月19日，胡乔木致信赵紫阳。叙述劝退经过，说明自告奋勇登门劝退的缘由。胡乔木写道：“吴祖光劝退一事本应由中纪委同志进行，我为何自告奋勇？此因我曾因事与吴夫妇结识并保持友好和受到尊重的关系。我前往三言两语就完成了任务，这比其他同志有利，且声明继续往来，亦符合党的政策。我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
平心而论，胡乔木登楼劝退吴祖光一事，同他发表批评周扬文章前夕赠诗类似，是胡乔木的真性情使然。有人说他书生气十足，有人说他故作姿态，种种非议，胡乔木不管。明知得罪人，他不躲避。胡乔木提倡过讲政治伦理。应该说，这是恪守政治伦理的一种表现。
记者：关于所谓“效忠信”问题，是怎么回事？
程中原：说毛泽东去世后胡乔木给江青写了效忠信。这不是事实。
毛泽东去世以后，他的遗体先安放在人民大会堂。毛泽东的战友和学生，干部和群众代表，前往瞻仰遗容，同遗体告别；在北京的去了，在全国各地的也都通知前来。国务院政研室所有的人也都去了，惟独不准胡乔木参加。党、军队和国家领导人还轮流守灵，胡乔木却被排除在外。胡乔木从1941年2月到毛主席身边，跟随主席，领受主席教诲二十多年。“文革”中胡乔木最困难的时候，毛泽东还亲自上门去看望他。胡乔木对毛泽东的情意，实在是太深厚了！在这最后的一刻，竟不能到他的身边，致最后的敬礼，作最后的告别，这是多么痛心的事情！他想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万般无奈之中，找邓力群商量。邓力群给他出主意，建议他向上面写封信。后来，胡乔木就写了一封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转江青的信。结果没有起什么作用。9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毛泽东追悼大会，正式通知中央机关每个单位可以推荐两位负责人上天安门临时搭建的大台子，政研室正式报告胡乔木、邓力群二人，也没有批准。邓力群和大家一起站在广场上参加了追悼大会，胡乔木连参加追悼大会的资格都没有。从上述邓力群回忆此事的经过来看，这信同效忠信是一点也扯不上的。
可是，在粉碎“四人帮”后某些人却把它说成“效忠信”，用来继续打击胡乔木。邓力群感到，胡乔木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受打击，粉碎“四人帮”后还是受压，这是不公正的。邓力群认为，胡乔木过去为毛泽东做了许多工作，在1975年整顿中又为邓小平做了不少工作。他在这方面的才干，别人不能代替。他找陈云、王震谈了胡乔木的情况，取得他们的谅解。陈云把胡乔木请到家里谈了一次话，又是批评又是鼓励。王震还到叶帅那里说明事情原委。许多老同志知道事情真相后，都表示理解。王震认为，邓小平出来重新工作，要有个笔杆子。他让胡乔木写信认错，由他同邓力群带去面交邓小平。邓小平说，不必写信或写自我批评了。并说：乔木是我们的第一支笔杆，这个人还是要用。他这个人缺点也有。软弱一点，还有点固执，是属于书生气十足的缺点，同那些看风转舵的不同。从这次谈话和以后对胡乔木的使用可见，所谓效忠信的不实之词并没有影响邓小平对胡乔木的信任和继续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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