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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郭海平的夭成艺术中心,你看到的只有安静的画者。
这是国内首家由政府和民间共同资助,帮助精神障碍者回归社会的公益机构。在此作画的都是精神分裂,自闭和智障患者——来此之前,这是现代医学赋予他们的定义。
郭海平说,防范与监视,是我们现在对精神病人的一种普遍态度。“就算是你我,被顶在墙角,不给任何表现自我的空间,你也是要反抗的。更何况他们这种敏感的人呢?”
郭海平觉得,艺术中心里这种安静祥和的状态,正是源于对精神障碍者表达欲望的尊重。
我们只有对错他们只有真实
“如果让你现在马上画画,你能画得出来吗?”采访中,郭海平问南京楼市记者。记者回答,如果现在马上画,肯定会想,怎样画才是对的。
“我们正常人的思维都是有对错之分的,他们从来没有对错之分,他们只有真实,真实的表达。”
郭海平举了个例子,精神病人从来不用橡皮,画画的时候非常自由:“我们为什么用橡皮?脑子里面顾虑有很多:别人会嘲笑我吗?他们不是,他们想我快活就行,我爽就行。”
在郭海平眼里,这是精神病人与普通人作画的本质不同。认识到这种不同,源于郭海平8年前的一场试验。
2006年,郭海平住进南京祖堂山精神病医院,成立“艺术治疗室”,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艺术实践活动。郭海平描述这段经历充满了曲折,前后洽谈了10个月。
郭海平回忆,当年在祖堂山精神病院一间100多平米的画室里来了好多男男女女。因为医院平常都是那女分开的,那天的情景很乱。郭海平马上建议男女分开,营造出一个较为安静的绘画环境。
郭海平注意优先接纳那些没学过画的病人,他想更接近病人内心本源的表达。在这次实践中遇到了许多有艺术天赋的精神障碍者,这为原生艺术的研究打开了视野。
有一个叫王军的病人,郭海平起初不理解,忍不住问他画的是什么,王军说画的是门口的三座山。郭海平这才明白,王军画过的“水闸”、“航车”、“水缸”,都是用俯视的视角,就像从飞机上看到的一样,而王军本人从未坐过飞机—这就是王军眼中真实的世界。
而李丽的画则是一幅幅令人费解的线条,成排地排列在纸上,如同天书一般的文字。郭海平后来从她的护士那里得知,不识字的李丽经常一个人在病房里阅读,一读就是几个小时,而书本常常颠倒过来。
“一个全新的世界展现在了我的面前”。郭海平观察到,那些平时处于躁动不安和消沉的病人在画画的过程中都显得特别的平静和专注。“这是因为他们回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 “是因为精神分裂让他们从现实的束缚中挣脱了出来”。
精神病人在这样一种形式中获得了良好的表达体验,这种形式下呈现出的作品,可能因其社会公用,让其忽略了艺术本身。郭海平认为传统的美术体系无法解释这样—种形式,只有在视野更广的现代艺术范畴,才能找到原生艺术的栖息地。
“你们想哪种艺术家更可贵,一种独立自由的精神,还有一种顾虑重重,为了迎合别人,得到社会承认?”防范与监视
绘画展示的,是精神病人真实的精神世界。这种真实,有时候真实得有些恐|布。
多次自杀未果的张玉宝画了一幅《挣扎》,血红的底面上有一张苍白的脸。张玉宝说,画这张画是因为吃药吃得难过,人就像活埋在地底下的人,活埋得难受,手就往外抓,脸没有血色。
正是张玉宝,曾在一幅画中画了一个人的头上长满了竖线,郭海平问他是什么,他说这是一个人头上长满了钉子。在后来的多次采访中,郭海平都描述过自己在得知答案后毛骨悚然。
但是,如果仅将这作为精神病人精神世界怪诞癫狂的例证,则有失公允。从一开始,郭海平试图去探寻精神病人的内心世界,寻找他们世界的规则。
郭海平的大哥是精神病人,与精神病人的接触即源于此。郭海平至今记得大哥会自言自语,郭海平问他在说什么,他会说,你不要问,我不能告诉你。“一句话就给你挡回去了,我们之间内心的交流实际上没有。”
20出头时接触到一帮搞绘画的年轻人,郭海平进入了另一个世界,精神世界的开放与现实爆发了激烈冲突,郭海平产生了强烈的毁灭感,甚至有自残行为。为求自救,郭海平转而向心理学求助,阅读了大量书籍。
正是这一经历为郭海平日后的人生轨迹埋下了伏笔,试图用艺术解决人的精神问题。在后来的实践中,郭海平认识到,是现实世界的监视与防范,阻碍了精神病人正常的表达。
2006年给郭海平留下深刻印象的张玉宝,在药物作用下状态日差。在2012年的一次对话中,张玉宝描述他每天要吃七八颗药片,但身体状态却一塌糊涂:血压高、血脂高,心脏又不好,牙齿松了,“我进来的时候一百多斤,现在一百七十多斤。”
“我们总是用我们现代医学去替代他们自己的修复手段,给他们吃药啊电疗啊管制啊,是他们自我修复的潜能的到抑制,那么他会常常出来一种郁闷的一种状态,病情往往会恶化。”
曾有一位病人在画画时一边画一边唱歌,看上去很开心,“要放在其他地方,这肯定是不被允许的。”还曾有—位家长向郭海平的方式提出了质疑,他认为画出的图像根本看不懂,这肯定是犯病了。
实际上这反映出精神病人这个群体的一言一行被监视是有意的无意的, “恰恰是这种被监视的状态,会让他们很忧郁,很压抑。”
在尊重其表达欲的同时,精神病人毕竟是异于常人的群体,与他们的接触需要更多的专业素养。郭海平也遇到过惊险,曾有—位病人说话时突然失去理智,拿起—把裁纸刀就指向郭海平的脖子。
“我毕竟是有多年经验了,遇到这种情况很冷静。”这引申出一种对待精神病人行为的原则,就是不影响他人,也不对自己构成危险的情况下任何人无权剥夺他的权利。“这是西方的一道红线。我们不是,我们看他不顺眼了就扑上去了。”从慈善到互助
从2006年走进精神病院开始,到今天在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专门为精神病人服务的艺术中心,郭海平走过了几个阶段。总体而言,这是—个艰辛但不断获得认同的过程。 祖堂山“艺术病区”因种种复杂原因仅存3个月,郭海平在南京发展的计划受挫,而随后去北京发展也不顺利。
在此期间,曾有过国外组织有意找郭海平举办艺术节,在获得南京市批准后,上级主管部门却迟迟没有回音,这—拖就是两年时间。“后来到今年才告诉我原因,没有部门敢接。”
郭海平后在南京江心洲岛成立的“南京原形艺术中心”也饱经波折。据郭海平《中国原生艺术手记》的记叙,“民政局先是推荐我们去找残疾人联合会,但残疾人联合会看到我们机构名称中有‘艺术’二字便拒绝接受,民政局又将我们推荐到文化局,文化局一听说我们是为精神障碍者服务的便一口拒绝,他们的理由是精神障碍患者是特殊人群,不归他们管。街道见上级都接受不了,他们就更没有把握接受我们。”
直至2010年8月20日,郭海平终于拿到了南京市建邺区民政局颁发的南京原形艺术中心<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政府刚开始是怀疑的,然后是担心。8年下来发现我这个事也没有那么多顾虑,方方面面都很欢迎,然后今年就开始给支持。”
如今,郭海平的天成艺术中心就位于南京市建邺区福园小区掩映的居民楼之间,看上去与周围环境并无不协调之处,小区居民也与此相安无事。
“我刚开始来的时候,社区书记也是担心的。而且我们事先是做好准备的,如果社区居民有反应,我们就撤。但现在来讲没有任何负面的东西。而且大家越来越觉得这个是真的很有意义。”这被理解为一种接纳的信号。
做到今天,郭海平说他有个目标,就是这个工作室能在全国复制,各个社区都有这样的工作室,“因为这样的群体全中国到处都是”。精神障碍者回归社会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难题,工作室的建立还需要脚踏实地,“不是说在医院里面建—个机构就行了,建立机构肯定不行,这些人好不容易在医院里面出来把帽子揭掉了,到社会上又要进你这个机构还要背上这个帽子。他还是不愿意进去,你在社会上这个机构你要能够真正的吸引他们能体现他们的价值的,他们才乐意进来。”
而这毕竟还是最理想的目标,只有有效的工作室模式做深做细,将来才有可能在全国得到推广。在这个模式中,郭海平一直都拒绝使用“慈善”这个字眼,“慈善还是一种不平等,是—种自上而下的,感觉你是一种强者,而他是—种弱者,就有一种怜悯的。这个就是—种不平等的视角,我一再强调的是互助。”
强调互助,就要自己造血,所以将精神病人的作品推入市场是郭海平今年要实现的目标之一。“对于这个群体,如果你带有一点盈利的色彩的话,你就会被别人立刻放大。你们来赚他们的钱?所以就是面对大众媒体的时候怎么把这个概念解释清楚,不被别人误解,这个对我们来讲是挑战很大的。要防止公众误解,就是所有的销售所得,要百分之百的用在他们身上,这是我们的底线。”
这是国内首家由政府和民间共同资助,帮助精神障碍者回归社会的公益机构。在此作画的都是精神分裂,自闭和智障患者——来此之前,这是现代医学赋予他们的定义。
郭海平说,防范与监视,是我们现在对精神病人的一种普遍态度。“就算是你我,被顶在墙角,不给任何表现自我的空间,你也是要反抗的。更何况他们这种敏感的人呢?”
郭海平觉得,艺术中心里这种安静祥和的状态,正是源于对精神障碍者表达欲望的尊重。
我们只有对错他们只有真实
“如果让你现在马上画画,你能画得出来吗?”采访中,郭海平问南京楼市记者。记者回答,如果现在马上画,肯定会想,怎样画才是对的。
“我们正常人的思维都是有对错之分的,他们从来没有对错之分,他们只有真实,真实的表达。”
郭海平举了个例子,精神病人从来不用橡皮,画画的时候非常自由:“我们为什么用橡皮?脑子里面顾虑有很多:别人会嘲笑我吗?他们不是,他们想我快活就行,我爽就行。”
在郭海平眼里,这是精神病人与普通人作画的本质不同。认识到这种不同,源于郭海平8年前的一场试验。
2006年,郭海平住进南京祖堂山精神病医院,成立“艺术治疗室”,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艺术实践活动。郭海平描述这段经历充满了曲折,前后洽谈了10个月。
郭海平回忆,当年在祖堂山精神病院一间100多平米的画室里来了好多男男女女。因为医院平常都是那女分开的,那天的情景很乱。郭海平马上建议男女分开,营造出一个较为安静的绘画环境。
郭海平注意优先接纳那些没学过画的病人,他想更接近病人内心本源的表达。在这次实践中遇到了许多有艺术天赋的精神障碍者,这为原生艺术的研究打开了视野。
有一个叫王军的病人,郭海平起初不理解,忍不住问他画的是什么,王军说画的是门口的三座山。郭海平这才明白,王军画过的“水闸”、“航车”、“水缸”,都是用俯视的视角,就像从飞机上看到的一样,而王军本人从未坐过飞机—这就是王军眼中真实的世界。
而李丽的画则是一幅幅令人费解的线条,成排地排列在纸上,如同天书一般的文字。郭海平后来从她的护士那里得知,不识字的李丽经常一个人在病房里阅读,一读就是几个小时,而书本常常颠倒过来。
“一个全新的世界展现在了我的面前”。郭海平观察到,那些平时处于躁动不安和消沉的病人在画画的过程中都显得特别的平静和专注。“这是因为他们回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 “是因为精神分裂让他们从现实的束缚中挣脱了出来”。
精神病人在这样一种形式中获得了良好的表达体验,这种形式下呈现出的作品,可能因其社会公用,让其忽略了艺术本身。郭海平认为传统的美术体系无法解释这样—种形式,只有在视野更广的现代艺术范畴,才能找到原生艺术的栖息地。
“你们想哪种艺术家更可贵,一种独立自由的精神,还有一种顾虑重重,为了迎合别人,得到社会承认?”防范与监视
绘画展示的,是精神病人真实的精神世界。这种真实,有时候真实得有些恐|布。
多次自杀未果的张玉宝画了一幅《挣扎》,血红的底面上有一张苍白的脸。张玉宝说,画这张画是因为吃药吃得难过,人就像活埋在地底下的人,活埋得难受,手就往外抓,脸没有血色。
正是张玉宝,曾在一幅画中画了一个人的头上长满了竖线,郭海平问他是什么,他说这是一个人头上长满了钉子。在后来的多次采访中,郭海平都描述过自己在得知答案后毛骨悚然。
但是,如果仅将这作为精神病人精神世界怪诞癫狂的例证,则有失公允。从一开始,郭海平试图去探寻精神病人的内心世界,寻找他们世界的规则。
郭海平的大哥是精神病人,与精神病人的接触即源于此。郭海平至今记得大哥会自言自语,郭海平问他在说什么,他会说,你不要问,我不能告诉你。“一句话就给你挡回去了,我们之间内心的交流实际上没有。”
20出头时接触到一帮搞绘画的年轻人,郭海平进入了另一个世界,精神世界的开放与现实爆发了激烈冲突,郭海平产生了强烈的毁灭感,甚至有自残行为。为求自救,郭海平转而向心理学求助,阅读了大量书籍。
正是这一经历为郭海平日后的人生轨迹埋下了伏笔,试图用艺术解决人的精神问题。在后来的实践中,郭海平认识到,是现实世界的监视与防范,阻碍了精神病人正常的表达。
2006年给郭海平留下深刻印象的张玉宝,在药物作用下状态日差。在2012年的一次对话中,张玉宝描述他每天要吃七八颗药片,但身体状态却一塌糊涂:血压高、血脂高,心脏又不好,牙齿松了,“我进来的时候一百多斤,现在一百七十多斤。”
“我们总是用我们现代医学去替代他们自己的修复手段,给他们吃药啊电疗啊管制啊,是他们自我修复的潜能的到抑制,那么他会常常出来一种郁闷的一种状态,病情往往会恶化。”
曾有一位病人在画画时一边画一边唱歌,看上去很开心,“要放在其他地方,这肯定是不被允许的。”还曾有—位家长向郭海平的方式提出了质疑,他认为画出的图像根本看不懂,这肯定是犯病了。
实际上这反映出精神病人这个群体的一言一行被监视是有意的无意的, “恰恰是这种被监视的状态,会让他们很忧郁,很压抑。”
在尊重其表达欲的同时,精神病人毕竟是异于常人的群体,与他们的接触需要更多的专业素养。郭海平也遇到过惊险,曾有—位病人说话时突然失去理智,拿起—把裁纸刀就指向郭海平的脖子。
“我毕竟是有多年经验了,遇到这种情况很冷静。”这引申出一种对待精神病人行为的原则,就是不影响他人,也不对自己构成危险的情况下任何人无权剥夺他的权利。“这是西方的一道红线。我们不是,我们看他不顺眼了就扑上去了。”从慈善到互助
从2006年走进精神病院开始,到今天在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专门为精神病人服务的艺术中心,郭海平走过了几个阶段。总体而言,这是—个艰辛但不断获得认同的过程。 祖堂山“艺术病区”因种种复杂原因仅存3个月,郭海平在南京发展的计划受挫,而随后去北京发展也不顺利。
在此期间,曾有过国外组织有意找郭海平举办艺术节,在获得南京市批准后,上级主管部门却迟迟没有回音,这—拖就是两年时间。“后来到今年才告诉我原因,没有部门敢接。”
郭海平后在南京江心洲岛成立的“南京原形艺术中心”也饱经波折。据郭海平《中国原生艺术手记》的记叙,“民政局先是推荐我们去找残疾人联合会,但残疾人联合会看到我们机构名称中有‘艺术’二字便拒绝接受,民政局又将我们推荐到文化局,文化局一听说我们是为精神障碍者服务的便一口拒绝,他们的理由是精神障碍患者是特殊人群,不归他们管。街道见上级都接受不了,他们就更没有把握接受我们。”
直至2010年8月20日,郭海平终于拿到了南京市建邺区民政局颁发的南京原形艺术中心<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政府刚开始是怀疑的,然后是担心。8年下来发现我这个事也没有那么多顾虑,方方面面都很欢迎,然后今年就开始给支持。”
如今,郭海平的天成艺术中心就位于南京市建邺区福园小区掩映的居民楼之间,看上去与周围环境并无不协调之处,小区居民也与此相安无事。
“我刚开始来的时候,社区书记也是担心的。而且我们事先是做好准备的,如果社区居民有反应,我们就撤。但现在来讲没有任何负面的东西。而且大家越来越觉得这个是真的很有意义。”这被理解为一种接纳的信号。
做到今天,郭海平说他有个目标,就是这个工作室能在全国复制,各个社区都有这样的工作室,“因为这样的群体全中国到处都是”。精神障碍者回归社会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难题,工作室的建立还需要脚踏实地,“不是说在医院里面建—个机构就行了,建立机构肯定不行,这些人好不容易在医院里面出来把帽子揭掉了,到社会上又要进你这个机构还要背上这个帽子。他还是不愿意进去,你在社会上这个机构你要能够真正的吸引他们能体现他们的价值的,他们才乐意进来。”
而这毕竟还是最理想的目标,只有有效的工作室模式做深做细,将来才有可能在全国得到推广。在这个模式中,郭海平一直都拒绝使用“慈善”这个字眼,“慈善还是一种不平等,是—种自上而下的,感觉你是一种强者,而他是—种弱者,就有一种怜悯的。这个就是—种不平等的视角,我一再强调的是互助。”
强调互助,就要自己造血,所以将精神病人的作品推入市场是郭海平今年要实现的目标之一。“对于这个群体,如果你带有一点盈利的色彩的话,你就会被别人立刻放大。你们来赚他们的钱?所以就是面对大众媒体的时候怎么把这个概念解释清楚,不被别人误解,这个对我们来讲是挑战很大的。要防止公众误解,就是所有的销售所得,要百分之百的用在他们身上,这是我们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