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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NWICO，WSIS到以“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中国方案”体现了全球传播领域一条清晰的历史和地缘政治的演进脉络。无论外在形式如何变化，其共同使命是一以贯之的：减轻乃至破除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在传播内容、平台和技术上的“被迫依赖”，让“一个世界、多种声音”的美好愿景变为现实。在理论基础上，构建“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交织着中国传统的“天下”哲学、“大同”理想和发端于古希腊的“世界主义”理念。具体来说，“中国方案”超越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即媒介文化研究创始人斯图尔特·霍尔所概括的“西方对他国”之间二元对立的困境，以更为平等和开放、参与度更高的“互联网思维”重构全球传播新秩序。
【关键词】全球传播；命运共同体；国际信息与传播新秩序（NWICO）；世界主义；媒介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
长期以来，全球范围内的新闻、信息和舆论传播格局始终处于严重失衡的状态。少数国家凭借着自己强大的经济、技术和资本实力掌控着世界大部分新闻、信息和舆论的生产和传播，并在多年的实践中建构起一套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旨在维护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传播中的优势乃至垄断地位，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只能服从于这一“秩序”，被控制、受支配，其境遇诚如卡尔·马克思所言，他们无法代表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代表。[1]
米歇尔·福柯指出，话语即权力。换言之，话语并非仅仅是“纸上苍生”，更是一股以社会实践为主体的、具有支配性和役使性的力量。在持续的表述过程中，话语背后所代表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反复被强化。[2]西方国家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民众不仅施行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层面的征服，同时也进行“软实力”维度上观念、文化的隐性植入，二者同步施为，并行不悖。在全球传播领域，由于西方国家先期掌控了媒介平台和传播技术，并将自身的意识形态、价值标准、生活方式归化为“常识”，引导其他国家的受众自觉认同“普世标准”，进而构建和巩固前者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这也是西方国家推行包括“话语霸权”在内的“全方位宰治”的重要手段。
在这一方面最为典型的案例莫过于1870年的世界三大通讯社——法国哈瓦斯社、英国路透社、德国沃尔夫社缔结“联环同盟”，与当时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美联社联合签署了《通讯社条约》（或称“三社四边协定”），借此垄断并瓜分世界新闻市场，合力压制与排斥各国本土新闻机构，迫使后者只能遵循西方的口径和视角来呈现新闻事件。[3]虽然1934年美国以“妨碍信息自由流动”为由，联合列国共同废止了这一条约，但其真实原因是由于后者只允许美国媒体报道北美地区的新闻，限制了美国在全球事务上的话语权。有鉴于此，《通讯社条约》的废止是美国重构国际秩序的一个重要举措，构建并强化了以“美利坚秩序”为核心的新型霸权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世界GDP总量排名前6的国家中除中国外，都是近代主要的殖民国家，大多是当年“联环同盟”的发起国和参与国，可见，现今的国际政治版图与历史上的殖民体系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历史延续性，尤其是它们在信息传播领域的优势积累也同样延续至今。在当今世界，西方国家仍占据着国际信息生产和流通的制高点，“双头（美英）主导、西强东弱”的整体格局也并未明显改变。即使在全球范围内，发展中国家在信息覆盖和舆论声势上仍然居于弱势地位，且无法与发达国家进行平等的交流与对话，更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传播”——即信息、符码、观念在全球范围做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的共时性流动。[4]
长期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围绕建立“公正、均衡、平等”的全球传播新秩序与发达国家之间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从历史上看，在重构全球新闻传播秩序的进程中有以下一些标志性事件值得关注：一是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平台开展的大论战，以印度为首的不结盟国家号召破除旧有信息传播体制，建立“国际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简称NWICO）。二是由国际电信联盟发起的“世界信息社会峰会”（简称WSIS）。应当指出的是，这些行动的主导者除了来自发展中国家之外，其中也包括像“传播学之父”、美国学者施拉姆等一批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有识之士。但是，这两项计划虽然雄心勃勃，影响深远，但最终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局限无疾而终、不了了之。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世界大国的中国在这两项计划的讨论和实施中基本处于“缺席”或“失语”的境地。
另外，上述两项计划也无法适应自2008年以来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格局的剧烈变动。在这场变局中，中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可以说，在21世纪的前10年中，中国的全方位崛起和美国霸权的持续衰落是国际秩序变化的一大显著特征。随着综合国力的持续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及其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也水涨船高。中国政府展开“大国外交”，更为积极、深入地参与到全球治理中，并与其他新兴力量（如“金砖国家”）一道致力于建立更加公平、均衡、合理的全球秩序——其中也包括全球传播新秩序。
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的演讲中提出“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其核心即是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而在全球传播领域，中国也紧扣“命运共同体”这一重塑世界秩序的核心理念，相继提出了“媒体联合国”“五个相互”“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等构想，借力“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新战略，通过“世界媒体峰会”“丝路国家媒体联盟”“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等机制加以推广和落实。
以批判学派的视角来分析，NWICO与WSIS都旨在破除“媒介/文化帝国主义”。虽然近40年间，这两大机制都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由美英主导的全球传播秩序，但由于自身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的悖论，它们不仅未能彻底颠覆既有的“媒介/文化帝国主义1.0”体系，反而间接助力重构了“媒介/文化帝国主义2.0”，即一些西方学者所指出的“数码资本主义”“信息化资本主义”和“传播资本主义”，等等。 相比之下，由中国发起的、号召世界各国参与建立“媒体联合国”“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等全球传播领域的新机制，并非仅仅为了对抗美国或反西方而另起炉灶，而是继承和发展NWICO和WSIS的历史遗产，实现它们当年未竟的使命与宿诺。更重要的是，“中国方案”并不囿于单一的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新自由主义或市场导向的媒体逻辑，从本质上看是具有全球视野的跨文化建构。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确保在全球新闻舆论场上，广大发展中国家获得同等的机会和渠道，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且产生一定的影响力，彻底改变当今全球传播中的失衡格局。
在理论基础上，构建“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交织着中国传统的“天下”哲学、“大同”理想和发端于古希腊的“世界主义”理念。[5]具体来说，“中国方案”超越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即媒介文化研究创始人斯图尔特·霍尔所概括的“西方对他国”之间二元对立的困境，以更为平等和开放、参与度更高的“互联网思维”重构全球传播新秩序。[6]本文将基于宏观历史的语境梳理全球传播秩序的演进脉络及其政治文化意涵，结合近年来国际政治经济的变局和媒介生态的演化，对构建全球传播新秩序的“中国方案”和“中国角色”做出多重语境下的意义阐释。
一、从NWICO到WSIS：全球传播的历史遗产与未竟“宿诺”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冷战”仍在继续，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也逐渐形成完整的“政治共同体”出现在国际政治的舞台上。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由印度为首的不结盟运动发起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努力。这一浪潮也波及了全球信息传播领域，直接促成了发源于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NWICO大论战的出现。
在NWICO倡议提出之前，已经有诸多学者意识到了世界信息传播不平衡的严峻状况。在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依附理论”等“元理论”的启迪下，传播学界先后提出了“媒介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电子殖民主义”“意识形态霸权”“文化同步化”等多种概念和理论框架，被赫伯特·席勒等学者统合为“传播帝国主义”理论。[7]虽然这些理论至今在学界仍存在一些争议，但它们都为解读全球传播秩序的失衡与失范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促使发展中国家充分意识到“传播帝国主义”对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所产生的侵扰，从而为NWICO倡议的提出与实施提供了理论支撑。
由于NWICO牵扯的国家众多，且其中各方利益纠缠不清，故从计划的酝酿到最终的实施持续了十多年的时间。从1973年的《阿尔及尔宣言》到1978年的《大众传媒宣言》，发展中国家不断集结力量，提出了“消除信息领域的殖民化”和“构建新型国际传播秩序”的目标，以不结盟运动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舞台，与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进行了频繁的正面交锋。由于以美苏分别为首的两大阵营对新闻传播的体制有着截然不同的认识，重建国际信息传播秩序的议题并未在联合国得到足够的重视，作为妥协方案，联合国同意先成立一个由爱尔兰前外长麦克布莱德领导的“国际传播问题研究委员会”。
直到1980年，该委员会才完成了最终报告，定名为《多种声音，一个世界——传播与社会〓今日与明日》，这份报告是西方首次被迫承认国际传播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这也意味着他们不得不认可“传播帝国主义”理论的合理性和帝国主义传播体系的存在。[8]虽然这份报告的发表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取得了论战的阶段性胜利，并作为经典文献进入了传播学教科书，但争论并未停止，反而愈演愈烈，导致美英相继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由于美英两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费的主要来源国，后者只能做出让步，使得美英得以有条件重返该组织。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这份报告最终成为一纸空文，并未付诸实施。[9]以建立NWICO为代表的第一波重构全球传播格局的努力最终不了了之。但直至今日，打破西方霸权，建立全球传播新秩序的目标和原则，一直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坚定支持，这也是NWICO最重要的历史遗产。
步入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技术的普及给全球传播格局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冲击。这一基于超文本相互链接而形成的虚拟系统，促进了国际间信息流通范式由以民族—国家为疆界的“国际传播”向真正意义上“无远弗届”的“全球传播”的演进。[10]互联网被定义为人类共有的全球性沟通网络，并不隶属于某个特定国家或组织。然而，互联网“共享”“共有”的理念并未付诸实践。美国凭借其“先入为主”的优势与特性，早已在其萌芽和初始阶段通过制度、体系、标准的精心规划与布局确立了自身在赛博空间的宰治地位。发展中国家作为互联网的“后来者”，只能被迫接受这些成规和标准，否则就无法接驳“信息高速公路”。
一方面，现在全球支撑互联网运转的体系包括1个主根服务器和12个副主根服务器，其中，主根服务器设在美国，12个副主根服务器中有9个也设在美国。根服务器的重要性表现在：一旦某个国家的后缀从根服务器中被封住或删除，这个国家便在互联网世界中消失，特别是管理根服务器的ICANN （The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即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名义上虽然是国际性的非营利机构，但实际上却隶属于美国商务部并受其制约，其他国家的法律对它无任何约束。
另一方面，互联网的构造方式，是由欧美人设计并契合西方文化的特点，英语是互联网上的通用语言，网络上流动的大部分信息都来自美国。由于网络文化背后，渗透着政治、军事、经济利益，在知识经济、网络化支撑的当今全球时代，美国又兼备经济、军事和网络大国的“单极”“超霸”地位，在此背景下，全球网络化的过程更像是美国文化的全球化过程，带有浓厚的“西风压倒东风”式的、泯灭多样性的文化霸权主义色彩。
相对于NWICO时代赫伯特·席勒等学者界定的，以通讯社、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推行的“传播帝国主义1.0”版本，美国已重新构筑了以网络为核心的“传播帝国主义2.0”模式。虽然NWICO对西方主导的世界信息传播秩序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但美国又凭借着互联网这一新兴技术重返全球传播的“超级霸主”地位。总的来看，在互联网时代，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信息鸿沟”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升级为“数字鸿沟”。同时，由于互联网的核心技术都被美欧所掌控，故而以发达国家为主的“全球北方”与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全球南方”之间的不平等状况不仅没有改观，反而有不断加剧之势。 为了填补全球“南方”与“北方”日趋拉大的“数字鸿沟”，让信息化社会的红利惠及更多发展中国家，国际电信联盟于2001年正式向联合国倡议召开WSIS。峰会具体分为两阶段举行：2003年12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了第一阶段峰会；2005年11月在突尼斯首都突尼斯城举行了第二阶段峰会。与NWICO单一的民族—国家主体不同，WSIS广泛接纳各利益相关方参与讨论，其中既包括政府、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也允许私营企业和民间团体的加入。与发展中国家将其视为“机遇峰会”的态度截然相反，发达国家对WSIS能解决信息社会的实质性问题并不抱希望。在峰会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涉及信息社会的诸多核心关切上意见相左，争论激烈，其分歧主要集中于如何缩小“数字鸿沟”和互联网治理权的归属问题。[11]
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认为，“数字鸿沟”越来越大的主因是发达国家对技术和知识产品的垄断。在发展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过程中，发达国家始终把私营领域和市场利润放在首位，为保持其先发优势，还将某些技术定为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人为阻碍了网络技术的普及。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此次峰会引起国际社会对其薄弱的信息基础设施予以关注，并提议设立“数字团结基金”来帮助弱势国家发展信息技术，但此举遭到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反对。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主张互联网的全球管理应由各国政府间的协作机构承担。其具体方案是，把所有国际互联网域名和地址管理组织的业务，转交由一直在协同各国制定信息技术通用标准的国际电信联盟来管理。而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依然坚持以商业利润为原则，指出类似ICANN这样的“民间机构”才是全球互联网管理的必由路径，而政府主体只能阻碍全球信息的自由流通。由于与会代表未能在这两个问题上达成共识，所以WSIS最终只通过了《原则声明》和《行动计划》这两份“空头文件”，且因参加本次峰会的绝大多数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来自发展中国家，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领导人均以各种托辞“集体缺席”，这使WSIS的实际效力进一步降低，致使第二波重构全球传播秩序的努力长期处于“议而不决”的状态。
英国学者达雅·屠苏一针见血地指出，无论国际秩序和媒介生态如何变化，一个永恒的母题是：全球信息和娱乐产业主要由少数几个西方国家和来自这些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所把持和掌控。从电报时代的马可尼到互联网时代的微软，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演进路径，不论是将电缆铺遍世界，抑或通过网络创造一个虚拟的赛博空间，这一母题从未改变。[12]换言之，破除西方中心与西方霸权、构建更为公正、平衡的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是全球传播的历史延续与“宿诺”。从这个语境下看，无论NWICO还是WSIS，都是这一历史传统的延续和未竟的“宿诺”。
从本质上看，NWICO和WSIS虽分属于不同时代，但都体现了近30年间新自由主义逻辑对全球传播领域的支配和宰治。[13]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硬实力”层面的巨大差距，印度和其他不结盟国家并不能有效挑战由美国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致使NWICO的倡议只停留在书面而并未付诸实践。同样道理，由国际电信联盟倡导的WSIS机制，则是传承全球传播领域破除西方霸权这一“历史母题”的产物，其实质是发展中国家为了减轻直至消除在信息传播领域对发达国家的“被迫依赖”。
另外，WSIS体现了与NWICO完全不同的理念内核，即从国家主权与利益至上主义向民间主导和技术决定论的转向。换句话说，类似ICANN这样非政府、非营利的民间机构取代了传统的民族国家主体成为重构全球传播秩序的“引擎”。具体来说，ICANN之类的主体其实代表的是技术精英的利益，而这些精英名义上独立于美国政府，但实际上他们与美国政府机构有着藕断丝连的关系。由于ICANN直接掌控互联网域名的分配权力，且因其所代表群体的精英属性，导致了全球互联网资源极为不平衡的分布。[14]例如，分配给哈佛、耶鲁等美国精英大学的域名数量超过了中国、印度等人口大国。
从世界范围来看，NWICO和WSIS这两项重构全球传播秩序的方案并未获得广泛一致的支持，相反却遭到了来自学界和业界的严厉批评。NWICO的鼓吹者们过于强调国家主权与国家利益，从而为新自由主义的批评者提供了口实，后者认为NWICO限制了全球信息的自由流动和人们表达意见的自由。这类批评的浪潮在20世纪80年代以美英为报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麦克布莱德报告”而先后退出该组织达到了顶峰，几乎重现了1934年美国以同样理由废止《通讯社条约》的那一幕。
相比之下，WSIS基于新自由主义逻辑，发达国家在WSIS论争中一直秉持的都是纯粹的市场导向逻辑，即认为互联网市场是完全自由、不应受任何管控的，国家和政府不应参与到互联网领域的治理中来，而应采取自由放任策略，充分发挥市场自身的调节能力。有鉴于此，WSIS机制也常被左翼学者痛批为跨国权力和资本联手掌控世界的“阴谋”，而这一批评在2008年爆发的次贷危机和2013年“棱镜门事件”后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响应。前者印证了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彻底破产，后者则揭开了美英推行的“互联网自由”的道德假面。
二、中国角色的“二元性”与“中式全球化”的兴起
作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在过去40年间因各种主客观因素的掣肘未能在NWICO和WSIS方案的规划与讨论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中国逐渐崛起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因其经济社会发展的“二元性”所具有的“发展中的发达国家”这一独特的角色，使其在弥合全球南方与北方之间存在的各种分歧与鸿沟、重构全球传播秩序的进程中能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报告显示，2014年年底，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15]这是自1870年美国超越英国之后，国际经济格局的又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洗牌和重组。2014年11月，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股票市场。[16]在2015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将人民币纳入了“SDR（即特别提款权）篮子”。[17]由此可见，中国已成为全球经济和金融系统的主要参与者和政策制定者，具有与发达国家同等的话语权。 但是，从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来看，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并未改变。截至2015年10月，中国仍有7100万未脱贫人口，是指年均收入低于2300元的人群。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按照世界银行人均收入每日1.25美元的贫困线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则高达两亿多。贫困线的“中国标准”和“世界标准”之间的差距有力地印证了中国独特的“二元性”——兼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部分角色和属性。换言之，今日的中国并不能被简单地定义或归类，也并不存在一个完美的标准可以穷尽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和差异性。
新闻传播领域的“二元性”也很明显。从媒体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则完全可以被称为世界新闻传媒业的“应许之地”，中国拥有现今全球最大的传媒市场。截至2015年12月，中国已经拥有2000多家报纸、近万种期刊、300多家电台，近3000个电视频道，网站数量超过300万家，电视观众覆盖了全国13.5亿人口，互联网用户达6.88亿人，首次超过总人口的一半，使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的用户超过6.2亿。[18]与传统媒体遭遇不同程度危机的欧美发达国家和新媒体蓄势待发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新闻传播领域呈现出的“多媒体同步发展、全业态百花齐放”的局面是一个罕有的例外。
其中，中国电影和互联网的发展势头尤为引人注目，已成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2015年中国电影票房高达440.69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之位，其中特别是2015年、2016年春节与2015年国庆黄金周所属的当月票房收入均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这是在电影史上首次有其他国家超过美国票房的记录。可以预见的是，中国最终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电影市场只是时间问题。
在互联网领域，截至2014年底，世界十大互联网公司当中美国占6家，中国占4家，互联网空间形成了以GAFA（谷歌、亚马逊、脸谱、苹果）与BATJ（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京东）为首的两大阵营。就此而论，中美“共治”赛博空间的物质基础业已形成。
如前文所述，中国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呈现出了独特的“二元性”，因此就新闻传播领域而言，中国亦可被称为“发展中的发达媒体市场”。虽然中国在电影和互联网产业已获得了与美国分庭抗礼的地位，但媒体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以中央电视台为例，目前建成了北美和非洲两个分台，设立了60余个海外分支机构，这些海外机构本土雇员的比例超过了60%，基本完成了全球传播的布局。即便如此，其在全球受众心目中的品牌辨识度和舆论引导力还是不及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和今日俄罗斯等新兴国际媒体，更无法与老牌媒体BBC和CNN相比了。同样道理，中国地产大亨王健林属下的万达集团业已购入北美、澳大利亚和英国的主要院线，但中国影片依然无法登上欧美国家的大银幕。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独特的“二元性”也构成了“中式全球化”的特殊路径。世界历史上的全球化浪潮大致可以分为三波。第一波是发端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早期的“英式全球化”，其以直接的军事征服和政治、经济、文化殖民为主要特征，以扩大帝国版图，强调实地的“在场效应”，在这一波全球化浪潮中，英国建立起“日不落帝国”，并成为全球秩序的制定者和仲裁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式全球化”兴起。与“英式全球化”不同的是，美国并不强求“在场效应”，而是更看重文化和价值观的隐形植入。虽然两者在全球化的侧重点和实施手段上有所差异，但两者的要旨基本相同，都体现了“强权即公理”“赢家通吃”等“现实政治”的法则。[19]
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这一方案继承了古代中国陆地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遗产，并使之成为“中式全球化”的滥觞。与前述两种模式不同，“中式全球化”与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类似，更倚重以“天下”为核心理念的“观念政治”“怀柔远人”的道义感召力和商贸、文化领域的互通互联，最终实现的是人类不同群体和文化的共生共荣。[20]具体来说，“中式全球化”秉持的是中华文化“和”“仁”“天下”“大同世界”等传统理念，旨在发展以“团结协作、共生共荣”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建立起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同样道理，媒介和文化领域的“中式全球化”模式也是以“对话、合作、调适”——而不是西方强势媒体所奉行的“对抗、征服、垄断”——为其基本理念。
当下，“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已经覆盖了亚洲、欧洲、非洲和大洋洲等100多个国家，全球64%的人口将因此获益，参与国的GDP总量也达世界经济总量的30%。从历史延续性和现实意义上来考量，无论是由印度发起的NWICO构想，还是由美国主导建立的WSIS机制，实质上都没有超越根植于西方与东方、南方与北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民族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二元对立的羁绊，而中国凭借其“发展中的发达国家”这一独特角色和以“一带一路”战略为标志的“中式全球化”构想，在不诉诸经济、文化与意识形态对抗的前提下，能够探索出一条重塑全球传播秩序的替代性路径。
三、以“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中国方案”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会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全面阐述了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其核心即是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在当下这个全球化程度日渐深入的时代，这一理念的提出更有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新闻传播领域也正在经历从国家利益为准绳的“国际传播”向聚焦于全人类普遍关切的“全球传播”的转向过程，以“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理念的“中国方案”则是构建全球传播新秩序的有益尝试。
具体而言，这一“中国方案“历经了以下三个核心概念的完善和演进：从“媒体联合国”及其FAIR原则，到网络共治的“五个互相”主张，再到习近平主席阐述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框架。2011年7月1日，新华社原社长李从军在美国《华尔街日报》撰文，提出了建立“媒体联合国”的构想和原则。这些原则分别是公平（fairness）、共赢（all-win）、包容（inclusive）与责任（responsibility）——其英文首字母构成FAIR，恰好契合了中文“公正”的要旨。它并不像NWICO和WSIS那样，带有东西方阵营“二元对立”的色彩，而是鲜明地体现了多边主义与文化多元主义的考量。具体来说，“公平”原则承袭了源于NWICO和WSIS的愿景，即发展中国家也能在世界上发出有影响力的声音。“共赢”原则旨在弥合西方与东方、南方与北方之间根深蒂固的“信息鸿沟”和“数字鸿沟”，这也分别是NWICO与WSIS论争的焦点所在。同样，“包容”原则旨在淡化根植于NWICO与WSIS论战中民族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由来已久的冲突。最后，对传媒“社会责任”理论的重提和凸显，旨在纠正NWICO中存在的“国家/民族中心主义”以及WSIS中存在的“市场/技术决定论”的偏向。[21] 如果说“媒体联合国”及其FAIR原则偏重于传统媒体领域内的全球秩序，那么“五个互相”则为全球互联网治理中出现的一些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冲突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2014年2月，在华盛顿举办的第七届“中美互联网论坛”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鲁炜提出了中美互联网交流的五点主张：（1）彼此欣赏而不是互相否定；（2）互相尊重而不是对立指责；（3）共享共治而不是独善其身；（4）沟通互信而不是相互猜疑；（5）合作共赢而不是零和博弈。从理念和实践层面上看，上述“五个互相”与“媒体联合国”及其FAIR原则是彼此延伸和相互呼应的。
2015年12月16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的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号召世界各国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互联网领域的延伸，也是对构建全球传播秩序“中国方案”的精辟阐述。截至2016年1月，习主席上任后在不同场合75次提到了“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这一主张是基于中国古代“天下”的思想传统，与西方古典哲学中的“世界主义”息息相通。其核心诉求是在“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借助于全球性的媒介平台开展跨文化对话。“世界主义”不同于强调单个国家核心利益的“民族主义”，也不同于强调民族—国家之间相互博弈与调和的“国际主义”，它强调的是超越地域、国家、民族、阶级、党派、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纷争，基于对“人类共同福祉”的关切。[22]
正是基于“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理念，构建全球传播新秩序的“中国方案”跨越了NWICO和WSIS中固有的藩篱。如果说NWICO强调的是国家/民族中心主义，WSIS贯穿着新自由主义逻辑，那么中国方案则超越了国家与市场、西方与东方、南方与北方之间的二元对立，充分体现了“互联网思维”的本真——互通互联、平等参与。
从实践层面来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并不是像NWICO和WSIS那样带有强烈乌托邦色彩的空洞愿景，而是有“亚投行”这一国际性金融机构为其提供雄厚的保障。截至2015年年底，已经有来自亚洲、欧洲、南美洲和大洋洲的57个国家加入了“亚投行”，其中既有英国、德国、法国等老牌西方发达国家，也有近年来与中国发生摩擦的菲律宾、越南等邻国。这充分表明，“亚投行”能够成为弥合各种二元对立和冲突分歧的纽带和桥梁。随着“亚投行”于2016年1月开始正式运作，可以预见将会有更多国家加入由中国主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来。
具体来说，习近平主席所构想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由以下五点主张组成，既具有理念层面的承续和创新，也具有实践层面极强的可操作性。其一，按照“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战略构想，中国将加快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促进与发展中国家的互联互通，以此不断缩小不同国家、地区、人群间的“信息鸿沟”和“数字鸿沟”，打通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最后一公里”，以此完成NWICO和WSIS的历史使命，兑现其未竟的“宿诺”。
其二，中国会着力将互联网打造成强大的文化交流和共享平台，促进不同种族、宗教、社会和意识形态群体之间的平等对话，交流互鉴，以此消解哈佛大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所预言的“文明冲突”。[23]当下，这场“文明冲突”在线上和线下同时展开，愈演愈烈。2015年年底和2016年年初在巴黎和布鲁塞尔发生的恐怖袭击是以社交媒体为平台的“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向西方国家“宣战”的标志性事件。在此背景下，以对话和沟通为内核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倡议对解决互联网时代的“文明冲突”能够提供可行的“中国方案”。
其三，中国正在实施“互联网 ”国家战略，这与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倡议相辅相成。如前所述，中国将借力“一带一路”战略的全面推进和“亚投行”支持的基础设施建设，建立起遍布全球的电子商务系统，即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互联网市场”。当下，来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的海量网民倾向于选择以BATJ为代表的中国互联网公司提供的平台和产品。因为相比于美国GAFA阵营精英化的“最优保存策略”，中国的BATJ阵营则更能贴近草根和基层网民的需求。因此，中国模式的“全球互联网市场”的覆盖面更广、可行性更强。
其四，保障网络安全，促进有序发展。“中国方案”强调，安全和发展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网络安全是全球性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置身事外、独善其身，维护网络安全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各国应该携手努力，共同遏制信息技术滥用，反对网络监听和网络攻击，反对网络空间军备竞赛。长期以来，美国动辄指责别国对自己的网络系统实施黑客攻击，而在美国爆发“棱镜门事件”之后，美国逐渐丧失了在互联网领域内的道义感召力。在此背景下，中国主动提出优先保障网络安全的倡议可谓适逢其时，可以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积极响应。
其五，要求优化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促进公平正义。“中国方案”强调，破除美国在互联网治理上的“一言堂”及其奉行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是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和前提。NWICO方案以国家政府为主体，WSIS方案以民间企业为主体，这显然无法适应全民传播时代的主体多元性。因此，“中国方案”强调充分发挥政府、国际组织、互联网企业、技术社群、民间机构、公民个人等多元主体的作用，在协商和合作的基础上共同实现“赛博空间”的共享共治。
总而言之，以“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中国方案”继承了NWICO和WSIS的历史遗产，顺应了当下“全球、全民、全媒”的传播变局。[24]与教科书式的NWICO相比，“中国方案”既有“世界主义”的理念支撑，又有“一带一路”“亚投行”“互联网+”等国家战略的可靠保障。与片面倚重市场和技术的WSIS不同，“中国方案”强调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在体现全人类共同关切的“观念政治”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维护体现互联网主权的“现实政治”。尽管“中国方案”有待进一步检验和修正，但是构建全球传播新秩序始终是媒介和文化领域“中式全球化”的要旨所在。诚如王毅外长所言，中国不是美国，中国绝不会也不可能变成另一个美国。同样道理，“中式全球化”和“中国方案”并不意味着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新的“霸权”，而是为“后美国世纪”世界秩序的重构提供一个可行的替代性方案。 四、“中国方案”的挑战与前景
总体来看，从NWICO及WSIS到以“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中国方案”，体现了全球传播领域一条清晰的历史和地缘政治的演进脉络。无论外在形式如何变化，其共同使命是一以贯之的：减轻乃至破除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在传播内容、平台和技术上的“被迫依赖”，让“一个世界、多种声音”的美好愿景变为现实。但是，这三波重构全球传播秩序的倡议和行动却是基于不同的地缘政治语境和媒介生态而展开的：NWICO发端于冷战中的国际广播时代；WSIS则产生于美国主导的单极化世界和互联网兴起的初期；而“中国方案”则是在以多极化为特征的“后危机时代”和以“占领华尔街”“阿拉伯之春”为代表的“社交媒体革命”风起云涌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无论依靠“国家主权”还是依靠“市场调节”的力量，都不能实现“全球传播”的最终目标。因此，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参照，国际社会都期望中国在建立全球传播新秩序的进程中能够承担更多的责任与义务，2015年召开的乌镇峰会正是中国主动参与这一进程的开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网络命运共同体”更是为全球传播新秩序的重构指明了方向。
在新一轮世界秩序变革中，新闻传媒的力量凸显。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世界秩序重组像今天这样是由“媒介化”来主导的，正如默多克所说，“谁掌控了传播的入口，谁就能够掌控世界”。近来全球传播领域有两个新的变化值得关注。首先，阿拉伯语和汉语的使用频率大幅增长，阿拉伯语在一些热点事件的传播过程中一度超越英语而成为全球社交媒体的第一大语言。这意味着长期以来由美英两国垄断、英语主导的全球传播秩序将被彻底颠覆。其次，2016年年底全世界网民数量将达到50亿，从数量上看，亚洲增长最多；从速度上看，非洲增长最快。从结构上看，2012年是前25亿，2012年至2016年间是后25亿，这后25亿加入到全球传播秩序当中，对重建国际秩序的影响是很大的。年轻化、多元化、多极化是“后25亿”的特征，前25亿是“意见领袖”，或者说是“有影响力的人”，即各国的中产阶级和精英人士，主要分布在西方国家；而后25亿则主要分布在西方以外的国家和地区，以草根和青年网民为主，是“容易被影响的人”，他们容易被操纵和发动，形成“群聚效应”，是舆论场上的“新意见阶层”。
在此背景下，中国能否借助于其独特的“二元角色”在新一轮构建全球传播新秩序的尝试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以“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中国方案”能否承续NWICO和WSIS的历史遗产，实现其未竟的“宿诺”，将在很大程度上形塑未来几十年间全球传播的版图和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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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安斌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张耀钟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
【关键词】全球传播；命运共同体；国际信息与传播新秩序（NWICO）；世界主义；媒介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
长期以来，全球范围内的新闻、信息和舆论传播格局始终处于严重失衡的状态。少数国家凭借着自己强大的经济、技术和资本实力掌控着世界大部分新闻、信息和舆论的生产和传播，并在多年的实践中建构起一套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旨在维护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传播中的优势乃至垄断地位，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只能服从于这一“秩序”，被控制、受支配，其境遇诚如卡尔·马克思所言，他们无法代表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代表。[1]
米歇尔·福柯指出，话语即权力。换言之，话语并非仅仅是“纸上苍生”，更是一股以社会实践为主体的、具有支配性和役使性的力量。在持续的表述过程中，话语背后所代表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反复被强化。[2]西方国家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民众不仅施行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层面的征服，同时也进行“软实力”维度上观念、文化的隐性植入，二者同步施为，并行不悖。在全球传播领域，由于西方国家先期掌控了媒介平台和传播技术，并将自身的意识形态、价值标准、生活方式归化为“常识”，引导其他国家的受众自觉认同“普世标准”，进而构建和巩固前者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这也是西方国家推行包括“话语霸权”在内的“全方位宰治”的重要手段。
在这一方面最为典型的案例莫过于1870年的世界三大通讯社——法国哈瓦斯社、英国路透社、德国沃尔夫社缔结“联环同盟”，与当时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美联社联合签署了《通讯社条约》（或称“三社四边协定”），借此垄断并瓜分世界新闻市场，合力压制与排斥各国本土新闻机构，迫使后者只能遵循西方的口径和视角来呈现新闻事件。[3]虽然1934年美国以“妨碍信息自由流动”为由，联合列国共同废止了这一条约，但其真实原因是由于后者只允许美国媒体报道北美地区的新闻，限制了美国在全球事务上的话语权。有鉴于此，《通讯社条约》的废止是美国重构国际秩序的一个重要举措，构建并强化了以“美利坚秩序”为核心的新型霸权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世界GDP总量排名前6的国家中除中国外，都是近代主要的殖民国家，大多是当年“联环同盟”的发起国和参与国，可见，现今的国际政治版图与历史上的殖民体系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历史延续性，尤其是它们在信息传播领域的优势积累也同样延续至今。在当今世界，西方国家仍占据着国际信息生产和流通的制高点，“双头（美英）主导、西强东弱”的整体格局也并未明显改变。即使在全球范围内，发展中国家在信息覆盖和舆论声势上仍然居于弱势地位，且无法与发达国家进行平等的交流与对话，更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传播”——即信息、符码、观念在全球范围做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的共时性流动。[4]
长期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围绕建立“公正、均衡、平等”的全球传播新秩序与发达国家之间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从历史上看，在重构全球新闻传播秩序的进程中有以下一些标志性事件值得关注：一是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平台开展的大论战，以印度为首的不结盟国家号召破除旧有信息传播体制，建立“国际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简称NWICO）。二是由国际电信联盟发起的“世界信息社会峰会”（简称WSIS）。应当指出的是，这些行动的主导者除了来自发展中国家之外，其中也包括像“传播学之父”、美国学者施拉姆等一批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有识之士。但是，这两项计划虽然雄心勃勃，影响深远，但最终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局限无疾而终、不了了之。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世界大国的中国在这两项计划的讨论和实施中基本处于“缺席”或“失语”的境地。
另外，上述两项计划也无法适应自2008年以来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格局的剧烈变动。在这场变局中，中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可以说，在21世纪的前10年中，中国的全方位崛起和美国霸权的持续衰落是国际秩序变化的一大显著特征。随着综合国力的持续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及其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也水涨船高。中国政府展开“大国外交”，更为积极、深入地参与到全球治理中，并与其他新兴力量（如“金砖国家”）一道致力于建立更加公平、均衡、合理的全球秩序——其中也包括全球传播新秩序。
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的演讲中提出“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其核心即是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而在全球传播领域，中国也紧扣“命运共同体”这一重塑世界秩序的核心理念，相继提出了“媒体联合国”“五个相互”“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等构想，借力“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新战略，通过“世界媒体峰会”“丝路国家媒体联盟”“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等机制加以推广和落实。
以批判学派的视角来分析，NWICO与WSIS都旨在破除“媒介/文化帝国主义”。虽然近40年间，这两大机制都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由美英主导的全球传播秩序，但由于自身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的悖论，它们不仅未能彻底颠覆既有的“媒介/文化帝国主义1.0”体系，反而间接助力重构了“媒介/文化帝国主义2.0”，即一些西方学者所指出的“数码资本主义”“信息化资本主义”和“传播资本主义”，等等。 相比之下，由中国发起的、号召世界各国参与建立“媒体联合国”“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等全球传播领域的新机制，并非仅仅为了对抗美国或反西方而另起炉灶，而是继承和发展NWICO和WSIS的历史遗产，实现它们当年未竟的使命与宿诺。更重要的是，“中国方案”并不囿于单一的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新自由主义或市场导向的媒体逻辑，从本质上看是具有全球视野的跨文化建构。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确保在全球新闻舆论场上，广大发展中国家获得同等的机会和渠道，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且产生一定的影响力，彻底改变当今全球传播中的失衡格局。
在理论基础上，构建“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交织着中国传统的“天下”哲学、“大同”理想和发端于古希腊的“世界主义”理念。[5]具体来说，“中国方案”超越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即媒介文化研究创始人斯图尔特·霍尔所概括的“西方对他国”之间二元对立的困境，以更为平等和开放、参与度更高的“互联网思维”重构全球传播新秩序。[6]本文将基于宏观历史的语境梳理全球传播秩序的演进脉络及其政治文化意涵，结合近年来国际政治经济的变局和媒介生态的演化，对构建全球传播新秩序的“中国方案”和“中国角色”做出多重语境下的意义阐释。
一、从NWICO到WSIS：全球传播的历史遗产与未竟“宿诺”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冷战”仍在继续，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也逐渐形成完整的“政治共同体”出现在国际政治的舞台上。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由印度为首的不结盟运动发起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努力。这一浪潮也波及了全球信息传播领域，直接促成了发源于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NWICO大论战的出现。
在NWICO倡议提出之前，已经有诸多学者意识到了世界信息传播不平衡的严峻状况。在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依附理论”等“元理论”的启迪下，传播学界先后提出了“媒介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电子殖民主义”“意识形态霸权”“文化同步化”等多种概念和理论框架，被赫伯特·席勒等学者统合为“传播帝国主义”理论。[7]虽然这些理论至今在学界仍存在一些争议，但它们都为解读全球传播秩序的失衡与失范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促使发展中国家充分意识到“传播帝国主义”对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所产生的侵扰，从而为NWICO倡议的提出与实施提供了理论支撑。
由于NWICO牵扯的国家众多，且其中各方利益纠缠不清，故从计划的酝酿到最终的实施持续了十多年的时间。从1973年的《阿尔及尔宣言》到1978年的《大众传媒宣言》，发展中国家不断集结力量，提出了“消除信息领域的殖民化”和“构建新型国际传播秩序”的目标，以不结盟运动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舞台，与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进行了频繁的正面交锋。由于以美苏分别为首的两大阵营对新闻传播的体制有着截然不同的认识，重建国际信息传播秩序的议题并未在联合国得到足够的重视，作为妥协方案，联合国同意先成立一个由爱尔兰前外长麦克布莱德领导的“国际传播问题研究委员会”。
直到1980年，该委员会才完成了最终报告，定名为《多种声音，一个世界——传播与社会〓今日与明日》，这份报告是西方首次被迫承认国际传播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这也意味着他们不得不认可“传播帝国主义”理论的合理性和帝国主义传播体系的存在。[8]虽然这份报告的发表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取得了论战的阶段性胜利，并作为经典文献进入了传播学教科书，但争论并未停止，反而愈演愈烈，导致美英相继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由于美英两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费的主要来源国，后者只能做出让步，使得美英得以有条件重返该组织。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这份报告最终成为一纸空文，并未付诸实施。[9]以建立NWICO为代表的第一波重构全球传播格局的努力最终不了了之。但直至今日，打破西方霸权，建立全球传播新秩序的目标和原则，一直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坚定支持，这也是NWICO最重要的历史遗产。
步入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技术的普及给全球传播格局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冲击。这一基于超文本相互链接而形成的虚拟系统，促进了国际间信息流通范式由以民族—国家为疆界的“国际传播”向真正意义上“无远弗届”的“全球传播”的演进。[10]互联网被定义为人类共有的全球性沟通网络，并不隶属于某个特定国家或组织。然而，互联网“共享”“共有”的理念并未付诸实践。美国凭借其“先入为主”的优势与特性，早已在其萌芽和初始阶段通过制度、体系、标准的精心规划与布局确立了自身在赛博空间的宰治地位。发展中国家作为互联网的“后来者”，只能被迫接受这些成规和标准，否则就无法接驳“信息高速公路”。
一方面，现在全球支撑互联网运转的体系包括1个主根服务器和12个副主根服务器，其中，主根服务器设在美国，12个副主根服务器中有9个也设在美国。根服务器的重要性表现在：一旦某个国家的后缀从根服务器中被封住或删除，这个国家便在互联网世界中消失，特别是管理根服务器的ICANN （The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即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名义上虽然是国际性的非营利机构，但实际上却隶属于美国商务部并受其制约，其他国家的法律对它无任何约束。
另一方面，互联网的构造方式，是由欧美人设计并契合西方文化的特点，英语是互联网上的通用语言，网络上流动的大部分信息都来自美国。由于网络文化背后，渗透着政治、军事、经济利益，在知识经济、网络化支撑的当今全球时代，美国又兼备经济、军事和网络大国的“单极”“超霸”地位，在此背景下，全球网络化的过程更像是美国文化的全球化过程，带有浓厚的“西风压倒东风”式的、泯灭多样性的文化霸权主义色彩。
相对于NWICO时代赫伯特·席勒等学者界定的，以通讯社、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推行的“传播帝国主义1.0”版本，美国已重新构筑了以网络为核心的“传播帝国主义2.0”模式。虽然NWICO对西方主导的世界信息传播秩序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但美国又凭借着互联网这一新兴技术重返全球传播的“超级霸主”地位。总的来看，在互联网时代，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信息鸿沟”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升级为“数字鸿沟”。同时，由于互联网的核心技术都被美欧所掌控，故而以发达国家为主的“全球北方”与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全球南方”之间的不平等状况不仅没有改观，反而有不断加剧之势。 为了填补全球“南方”与“北方”日趋拉大的“数字鸿沟”，让信息化社会的红利惠及更多发展中国家，国际电信联盟于2001年正式向联合国倡议召开WSIS。峰会具体分为两阶段举行：2003年12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了第一阶段峰会；2005年11月在突尼斯首都突尼斯城举行了第二阶段峰会。与NWICO单一的民族—国家主体不同，WSIS广泛接纳各利益相关方参与讨论，其中既包括政府、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也允许私营企业和民间团体的加入。与发展中国家将其视为“机遇峰会”的态度截然相反，发达国家对WSIS能解决信息社会的实质性问题并不抱希望。在峰会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涉及信息社会的诸多核心关切上意见相左，争论激烈，其分歧主要集中于如何缩小“数字鸿沟”和互联网治理权的归属问题。[11]
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认为，“数字鸿沟”越来越大的主因是发达国家对技术和知识产品的垄断。在发展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过程中，发达国家始终把私营领域和市场利润放在首位，为保持其先发优势，还将某些技术定为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人为阻碍了网络技术的普及。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此次峰会引起国际社会对其薄弱的信息基础设施予以关注，并提议设立“数字团结基金”来帮助弱势国家发展信息技术，但此举遭到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反对。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主张互联网的全球管理应由各国政府间的协作机构承担。其具体方案是，把所有国际互联网域名和地址管理组织的业务，转交由一直在协同各国制定信息技术通用标准的国际电信联盟来管理。而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依然坚持以商业利润为原则，指出类似ICANN这样的“民间机构”才是全球互联网管理的必由路径，而政府主体只能阻碍全球信息的自由流通。由于与会代表未能在这两个问题上达成共识，所以WSIS最终只通过了《原则声明》和《行动计划》这两份“空头文件”，且因参加本次峰会的绝大多数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来自发展中国家，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领导人均以各种托辞“集体缺席”，这使WSIS的实际效力进一步降低，致使第二波重构全球传播秩序的努力长期处于“议而不决”的状态。
英国学者达雅·屠苏一针见血地指出，无论国际秩序和媒介生态如何变化，一个永恒的母题是：全球信息和娱乐产业主要由少数几个西方国家和来自这些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所把持和掌控。从电报时代的马可尼到互联网时代的微软，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演进路径，不论是将电缆铺遍世界，抑或通过网络创造一个虚拟的赛博空间，这一母题从未改变。[12]换言之，破除西方中心与西方霸权、构建更为公正、平衡的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是全球传播的历史延续与“宿诺”。从这个语境下看，无论NWICO还是WSIS，都是这一历史传统的延续和未竟的“宿诺”。
从本质上看，NWICO和WSIS虽分属于不同时代，但都体现了近30年间新自由主义逻辑对全球传播领域的支配和宰治。[13]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硬实力”层面的巨大差距，印度和其他不结盟国家并不能有效挑战由美国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致使NWICO的倡议只停留在书面而并未付诸实践。同样道理，由国际电信联盟倡导的WSIS机制，则是传承全球传播领域破除西方霸权这一“历史母题”的产物，其实质是发展中国家为了减轻直至消除在信息传播领域对发达国家的“被迫依赖”。
另外，WSIS体现了与NWICO完全不同的理念内核，即从国家主权与利益至上主义向民间主导和技术决定论的转向。换句话说，类似ICANN这样非政府、非营利的民间机构取代了传统的民族国家主体成为重构全球传播秩序的“引擎”。具体来说，ICANN之类的主体其实代表的是技术精英的利益，而这些精英名义上独立于美国政府，但实际上他们与美国政府机构有着藕断丝连的关系。由于ICANN直接掌控互联网域名的分配权力，且因其所代表群体的精英属性，导致了全球互联网资源极为不平衡的分布。[14]例如，分配给哈佛、耶鲁等美国精英大学的域名数量超过了中国、印度等人口大国。
从世界范围来看，NWICO和WSIS这两项重构全球传播秩序的方案并未获得广泛一致的支持，相反却遭到了来自学界和业界的严厉批评。NWICO的鼓吹者们过于强调国家主权与国家利益，从而为新自由主义的批评者提供了口实，后者认为NWICO限制了全球信息的自由流动和人们表达意见的自由。这类批评的浪潮在20世纪80年代以美英为报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麦克布莱德报告”而先后退出该组织达到了顶峰，几乎重现了1934年美国以同样理由废止《通讯社条约》的那一幕。
相比之下，WSIS基于新自由主义逻辑，发达国家在WSIS论争中一直秉持的都是纯粹的市场导向逻辑，即认为互联网市场是完全自由、不应受任何管控的，国家和政府不应参与到互联网领域的治理中来，而应采取自由放任策略，充分发挥市场自身的调节能力。有鉴于此，WSIS机制也常被左翼学者痛批为跨国权力和资本联手掌控世界的“阴谋”，而这一批评在2008年爆发的次贷危机和2013年“棱镜门事件”后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响应。前者印证了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彻底破产，后者则揭开了美英推行的“互联网自由”的道德假面。
二、中国角色的“二元性”与“中式全球化”的兴起
作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在过去40年间因各种主客观因素的掣肘未能在NWICO和WSIS方案的规划与讨论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中国逐渐崛起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因其经济社会发展的“二元性”所具有的“发展中的发达国家”这一独特的角色，使其在弥合全球南方与北方之间存在的各种分歧与鸿沟、重构全球传播秩序的进程中能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报告显示，2014年年底，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15]这是自1870年美国超越英国之后，国际经济格局的又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洗牌和重组。2014年11月，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股票市场。[16]在2015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将人民币纳入了“SDR（即特别提款权）篮子”。[17]由此可见，中国已成为全球经济和金融系统的主要参与者和政策制定者，具有与发达国家同等的话语权。 但是，从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来看，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并未改变。截至2015年10月，中国仍有7100万未脱贫人口，是指年均收入低于2300元的人群。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按照世界银行人均收入每日1.25美元的贫困线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则高达两亿多。贫困线的“中国标准”和“世界标准”之间的差距有力地印证了中国独特的“二元性”——兼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部分角色和属性。换言之，今日的中国并不能被简单地定义或归类，也并不存在一个完美的标准可以穷尽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和差异性。
新闻传播领域的“二元性”也很明显。从媒体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则完全可以被称为世界新闻传媒业的“应许之地”，中国拥有现今全球最大的传媒市场。截至2015年12月，中国已经拥有2000多家报纸、近万种期刊、300多家电台，近3000个电视频道，网站数量超过300万家，电视观众覆盖了全国13.5亿人口，互联网用户达6.88亿人，首次超过总人口的一半，使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的用户超过6.2亿。[18]与传统媒体遭遇不同程度危机的欧美发达国家和新媒体蓄势待发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新闻传播领域呈现出的“多媒体同步发展、全业态百花齐放”的局面是一个罕有的例外。
其中，中国电影和互联网的发展势头尤为引人注目，已成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2015年中国电影票房高达440.69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之位，其中特别是2015年、2016年春节与2015年国庆黄金周所属的当月票房收入均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这是在电影史上首次有其他国家超过美国票房的记录。可以预见的是，中国最终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电影市场只是时间问题。
在互联网领域，截至2014年底，世界十大互联网公司当中美国占6家，中国占4家，互联网空间形成了以GAFA（谷歌、亚马逊、脸谱、苹果）与BATJ（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京东）为首的两大阵营。就此而论，中美“共治”赛博空间的物质基础业已形成。
如前文所述，中国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呈现出了独特的“二元性”，因此就新闻传播领域而言，中国亦可被称为“发展中的发达媒体市场”。虽然中国在电影和互联网产业已获得了与美国分庭抗礼的地位，但媒体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以中央电视台为例，目前建成了北美和非洲两个分台，设立了60余个海外分支机构，这些海外机构本土雇员的比例超过了60%，基本完成了全球传播的布局。即便如此，其在全球受众心目中的品牌辨识度和舆论引导力还是不及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和今日俄罗斯等新兴国际媒体，更无法与老牌媒体BBC和CNN相比了。同样道理，中国地产大亨王健林属下的万达集团业已购入北美、澳大利亚和英国的主要院线，但中国影片依然无法登上欧美国家的大银幕。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独特的“二元性”也构成了“中式全球化”的特殊路径。世界历史上的全球化浪潮大致可以分为三波。第一波是发端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早期的“英式全球化”，其以直接的军事征服和政治、经济、文化殖民为主要特征，以扩大帝国版图，强调实地的“在场效应”，在这一波全球化浪潮中，英国建立起“日不落帝国”，并成为全球秩序的制定者和仲裁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式全球化”兴起。与“英式全球化”不同的是，美国并不强求“在场效应”，而是更看重文化和价值观的隐形植入。虽然两者在全球化的侧重点和实施手段上有所差异，但两者的要旨基本相同，都体现了“强权即公理”“赢家通吃”等“现实政治”的法则。[19]
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这一方案继承了古代中国陆地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遗产，并使之成为“中式全球化”的滥觞。与前述两种模式不同，“中式全球化”与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类似，更倚重以“天下”为核心理念的“观念政治”“怀柔远人”的道义感召力和商贸、文化领域的互通互联，最终实现的是人类不同群体和文化的共生共荣。[20]具体来说，“中式全球化”秉持的是中华文化“和”“仁”“天下”“大同世界”等传统理念，旨在发展以“团结协作、共生共荣”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建立起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同样道理，媒介和文化领域的“中式全球化”模式也是以“对话、合作、调适”——而不是西方强势媒体所奉行的“对抗、征服、垄断”——为其基本理念。
当下，“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已经覆盖了亚洲、欧洲、非洲和大洋洲等100多个国家，全球64%的人口将因此获益，参与国的GDP总量也达世界经济总量的30%。从历史延续性和现实意义上来考量，无论是由印度发起的NWICO构想，还是由美国主导建立的WSIS机制，实质上都没有超越根植于西方与东方、南方与北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民族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二元对立的羁绊，而中国凭借其“发展中的发达国家”这一独特角色和以“一带一路”战略为标志的“中式全球化”构想，在不诉诸经济、文化与意识形态对抗的前提下，能够探索出一条重塑全球传播秩序的替代性路径。
三、以“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中国方案”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会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全面阐述了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其核心即是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在当下这个全球化程度日渐深入的时代，这一理念的提出更有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新闻传播领域也正在经历从国家利益为准绳的“国际传播”向聚焦于全人类普遍关切的“全球传播”的转向过程，以“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理念的“中国方案”则是构建全球传播新秩序的有益尝试。
具体而言，这一“中国方案“历经了以下三个核心概念的完善和演进：从“媒体联合国”及其FAIR原则，到网络共治的“五个互相”主张，再到习近平主席阐述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框架。2011年7月1日，新华社原社长李从军在美国《华尔街日报》撰文，提出了建立“媒体联合国”的构想和原则。这些原则分别是公平（fairness）、共赢（all-win）、包容（inclusive）与责任（responsibility）——其英文首字母构成FAIR，恰好契合了中文“公正”的要旨。它并不像NWICO和WSIS那样，带有东西方阵营“二元对立”的色彩，而是鲜明地体现了多边主义与文化多元主义的考量。具体来说，“公平”原则承袭了源于NWICO和WSIS的愿景，即发展中国家也能在世界上发出有影响力的声音。“共赢”原则旨在弥合西方与东方、南方与北方之间根深蒂固的“信息鸿沟”和“数字鸿沟”，这也分别是NWICO与WSIS论争的焦点所在。同样，“包容”原则旨在淡化根植于NWICO与WSIS论战中民族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由来已久的冲突。最后，对传媒“社会责任”理论的重提和凸显，旨在纠正NWICO中存在的“国家/民族中心主义”以及WSIS中存在的“市场/技术决定论”的偏向。[21] 如果说“媒体联合国”及其FAIR原则偏重于传统媒体领域内的全球秩序，那么“五个互相”则为全球互联网治理中出现的一些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冲突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2014年2月，在华盛顿举办的第七届“中美互联网论坛”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鲁炜提出了中美互联网交流的五点主张：（1）彼此欣赏而不是互相否定；（2）互相尊重而不是对立指责；（3）共享共治而不是独善其身；（4）沟通互信而不是相互猜疑；（5）合作共赢而不是零和博弈。从理念和实践层面上看，上述“五个互相”与“媒体联合国”及其FAIR原则是彼此延伸和相互呼应的。
2015年12月16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的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号召世界各国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互联网领域的延伸，也是对构建全球传播秩序“中国方案”的精辟阐述。截至2016年1月，习主席上任后在不同场合75次提到了“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这一主张是基于中国古代“天下”的思想传统，与西方古典哲学中的“世界主义”息息相通。其核心诉求是在“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借助于全球性的媒介平台开展跨文化对话。“世界主义”不同于强调单个国家核心利益的“民族主义”，也不同于强调民族—国家之间相互博弈与调和的“国际主义”，它强调的是超越地域、国家、民族、阶级、党派、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纷争，基于对“人类共同福祉”的关切。[22]
正是基于“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理念，构建全球传播新秩序的“中国方案”跨越了NWICO和WSIS中固有的藩篱。如果说NWICO强调的是国家/民族中心主义，WSIS贯穿着新自由主义逻辑，那么中国方案则超越了国家与市场、西方与东方、南方与北方之间的二元对立，充分体现了“互联网思维”的本真——互通互联、平等参与。
从实践层面来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并不是像NWICO和WSIS那样带有强烈乌托邦色彩的空洞愿景，而是有“亚投行”这一国际性金融机构为其提供雄厚的保障。截至2015年年底，已经有来自亚洲、欧洲、南美洲和大洋洲的57个国家加入了“亚投行”，其中既有英国、德国、法国等老牌西方发达国家，也有近年来与中国发生摩擦的菲律宾、越南等邻国。这充分表明，“亚投行”能够成为弥合各种二元对立和冲突分歧的纽带和桥梁。随着“亚投行”于2016年1月开始正式运作，可以预见将会有更多国家加入由中国主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来。
具体来说，习近平主席所构想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由以下五点主张组成，既具有理念层面的承续和创新，也具有实践层面极强的可操作性。其一，按照“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战略构想，中国将加快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促进与发展中国家的互联互通，以此不断缩小不同国家、地区、人群间的“信息鸿沟”和“数字鸿沟”，打通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最后一公里”，以此完成NWICO和WSIS的历史使命，兑现其未竟的“宿诺”。
其二，中国会着力将互联网打造成强大的文化交流和共享平台，促进不同种族、宗教、社会和意识形态群体之间的平等对话，交流互鉴，以此消解哈佛大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所预言的“文明冲突”。[23]当下，这场“文明冲突”在线上和线下同时展开，愈演愈烈。2015年年底和2016年年初在巴黎和布鲁塞尔发生的恐怖袭击是以社交媒体为平台的“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向西方国家“宣战”的标志性事件。在此背景下，以对话和沟通为内核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倡议对解决互联网时代的“文明冲突”能够提供可行的“中国方案”。
其三，中国正在实施“互联网 ”国家战略，这与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倡议相辅相成。如前所述，中国将借力“一带一路”战略的全面推进和“亚投行”支持的基础设施建设，建立起遍布全球的电子商务系统，即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互联网市场”。当下，来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的海量网民倾向于选择以BATJ为代表的中国互联网公司提供的平台和产品。因为相比于美国GAFA阵营精英化的“最优保存策略”，中国的BATJ阵营则更能贴近草根和基层网民的需求。因此，中国模式的“全球互联网市场”的覆盖面更广、可行性更强。
其四，保障网络安全，促进有序发展。“中国方案”强调，安全和发展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网络安全是全球性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置身事外、独善其身，维护网络安全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各国应该携手努力，共同遏制信息技术滥用，反对网络监听和网络攻击，反对网络空间军备竞赛。长期以来，美国动辄指责别国对自己的网络系统实施黑客攻击，而在美国爆发“棱镜门事件”之后，美国逐渐丧失了在互联网领域内的道义感召力。在此背景下，中国主动提出优先保障网络安全的倡议可谓适逢其时，可以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积极响应。
其五，要求优化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促进公平正义。“中国方案”强调，破除美国在互联网治理上的“一言堂”及其奉行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是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和前提。NWICO方案以国家政府为主体，WSIS方案以民间企业为主体，这显然无法适应全民传播时代的主体多元性。因此，“中国方案”强调充分发挥政府、国际组织、互联网企业、技术社群、民间机构、公民个人等多元主体的作用，在协商和合作的基础上共同实现“赛博空间”的共享共治。
总而言之，以“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中国方案”继承了NWICO和WSIS的历史遗产，顺应了当下“全球、全民、全媒”的传播变局。[24]与教科书式的NWICO相比，“中国方案”既有“世界主义”的理念支撑，又有“一带一路”“亚投行”“互联网+”等国家战略的可靠保障。与片面倚重市场和技术的WSIS不同，“中国方案”强调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在体现全人类共同关切的“观念政治”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维护体现互联网主权的“现实政治”。尽管“中国方案”有待进一步检验和修正，但是构建全球传播新秩序始终是媒介和文化领域“中式全球化”的要旨所在。诚如王毅外长所言，中国不是美国，中国绝不会也不可能变成另一个美国。同样道理，“中式全球化”和“中国方案”并不意味着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新的“霸权”，而是为“后美国世纪”世界秩序的重构提供一个可行的替代性方案。 四、“中国方案”的挑战与前景
总体来看，从NWICO及WSIS到以“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中国方案”，体现了全球传播领域一条清晰的历史和地缘政治的演进脉络。无论外在形式如何变化，其共同使命是一以贯之的：减轻乃至破除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在传播内容、平台和技术上的“被迫依赖”，让“一个世界、多种声音”的美好愿景变为现实。但是，这三波重构全球传播秩序的倡议和行动却是基于不同的地缘政治语境和媒介生态而展开的：NWICO发端于冷战中的国际广播时代；WSIS则产生于美国主导的单极化世界和互联网兴起的初期；而“中国方案”则是在以多极化为特征的“后危机时代”和以“占领华尔街”“阿拉伯之春”为代表的“社交媒体革命”风起云涌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无论依靠“国家主权”还是依靠“市场调节”的力量，都不能实现“全球传播”的最终目标。因此，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参照，国际社会都期望中国在建立全球传播新秩序的进程中能够承担更多的责任与义务，2015年召开的乌镇峰会正是中国主动参与这一进程的开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网络命运共同体”更是为全球传播新秩序的重构指明了方向。
在新一轮世界秩序变革中，新闻传媒的力量凸显。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世界秩序重组像今天这样是由“媒介化”来主导的，正如默多克所说，“谁掌控了传播的入口，谁就能够掌控世界”。近来全球传播领域有两个新的变化值得关注。首先，阿拉伯语和汉语的使用频率大幅增长，阿拉伯语在一些热点事件的传播过程中一度超越英语而成为全球社交媒体的第一大语言。这意味着长期以来由美英两国垄断、英语主导的全球传播秩序将被彻底颠覆。其次，2016年年底全世界网民数量将达到50亿，从数量上看，亚洲增长最多；从速度上看，非洲增长最快。从结构上看，2012年是前25亿，2012年至2016年间是后25亿，这后25亿加入到全球传播秩序当中，对重建国际秩序的影响是很大的。年轻化、多元化、多极化是“后25亿”的特征，前25亿是“意见领袖”，或者说是“有影响力的人”，即各国的中产阶级和精英人士，主要分布在西方国家；而后25亿则主要分布在西方以外的国家和地区，以草根和青年网民为主，是“容易被影响的人”，他们容易被操纵和发动，形成“群聚效应”，是舆论场上的“新意见阶层”。
在此背景下，中国能否借助于其独特的“二元角色”在新一轮构建全球传播新秩序的尝试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以“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中国方案”能否承续NWICO和WSIS的历史遗产，实现其未竟的“宿诺”，将在很大程度上形塑未来几十年间全球传播的版图和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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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安斌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张耀钟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