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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的罪错,要先有忏悔才谈得上救赎。惧怕揭开历史创疤,将责任推给体制,都是没有担当的懦夫
一个多月来,告密的话题从纸媒到网络持续发酵,令人想起2006年的奥斯卡获奖电影《窃听风暴》(又译《他人的生活》);这部电影选择了1984年作为时代背景,又使人想到乔治·奥威尔的著名小说《1984》。《1984》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主人公温斯顿住所的每一层楼,都有一幅画着很大脸庞的招贴画。不论走到哪里,你都被画面中的眼光凝视着,下面的文字说明是:“老大哥在看着你”。无独有偶,《窃听风暴》1984年东柏林的画面,每次出现时开头的字幕是“公开化无处不在”。这个“公开化”,意味着公民的隐私完全暴露在当局的视野中。秘密警察监控着全东德的百姓,他们的任务就是窥探“他人的生活”中任何一个细节,收集情报并分化瓦解可疑的组织。
作为“冷战”时期情报战的前沿阵地,东德在前苏联情报部门的帮助下,于1950年4月组建了秘密警察机构“斯塔西”(stasi),它是前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中最强大和最有效率的情报机构。这位“老大哥”无处不在,东德1600万人中,有600万人被他们建立了秘密档案,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据披露,“斯塔西”1959年大约有1.3万人,1973年为5.3万人,1989年达到了9.1万人,东德平均每180人中就有一人从事情报工作。当时苏联安全部门的工作人员为48万人,与全国人口的比例为1比595;捷克情报部门人数为1.8万人,与全国人口的比例为1比867;罗马尼亚为1比1553,波兰为1比1574。
1989年“柏林墙”突然倒坍后,前东德国家安全部部长埃里希·米尔克指挥秘密警察们销毁档案。由于材料数量太多且没有足够的碎纸机,米尔克下令用手工撕毁。经昼夜奋战,4500多万张A4纸被撕成6亿多个碎片,装在16350个袋子里,准备运到一个采石场焚毁。这时,民众冲入了“斯塔西”总部,结果大部分文件被保存下来。这批档案如果横排,可长达125英里(180公里)。1990年德国统一后,国会对如何处理这批档案颇费踌躇。一些议员认为,档案的内容太具爆炸性,建议烧毁;另一些人则出于社会安全的考虑,主张封藏若干年或经处理后部分公开。在大量受害者的坚持和来自前东德的议员们推动下,国会终于通过法案,解密了这批秘密档案,每个被迫害者都可以去查阅自己的卷宗。
解密法案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冲击波。受害者们发现,除了警察和官员,告密者中还有好友、近邻,甚至最亲近的丈夫、妻子、父母、子女。每天都有历史创疤在媒体上被揭开。面对旧体制的黑暗与恐怖,人们先是震惊,然后陷入精神崩溃,大量家庭因之解体;还有人因无法面对被自己出卖的亲人而自杀,社会濒于休克状态。被揭露的专业或业余“线民”遍布各行各业,其中不少人曾是最受尊敬的东德人士,顷刻间名誉扫地,不得不退隐江湖,其中包括东德基督教民主党领袖、第一位非共产党总理麦西尔。女议员维拉发现,案卷中一份报告详尽描绘了自己私生活的细枝末节,“线民”就是与她生育了两个孩子的丈夫,两人因此离婚。人权活动家帕皮斯从档案中得知,警方有计划地摧毁他的婚姻和家庭,鼓动他的儿子反对他,以教育机会和金钱利诱他的妻子离婚,甚至使用了“美男计”……
德意志民族以思维缜密和勤勉敬业著称,“斯塔西”继承了这一传统,将自己的工作彻底“科学化”。每个公民都可能成为假想的“敌对势力”,私人空间被肆无忌惮地入侵,搜集到的所谓“情报”几乎无所不包:从男女间的调情,到每周倒垃圾次数、工具存放何处甚至香肠的口味等;摄像机被安装在公共厕所,逐日检查图像。无所不用其极的监控手段,文牍主义的无聊和弱智,透露出极权体制的极度不自信,完全陷入了病态的恐惧中。
自1991年以来的16年间,德国官员以“智力拼图”的方式,手工处理了350袋档案碎片。按照这个速度,要几个世纪才能处理完全部档案。2007年,德国政府决定斥资630万欧元,利用新开发的软件技术将这些碎片拼凑起来。软件的设计者声称,如果进展顺利,工作将在五年至六年内完成。
在公民的人权得到切实保障之前,“1984”不会结束。一个集体共犯全民互害的体制,其创造者是人,执行者也是人。历史深处的个人罪孽,不会因体制的消亡而免责。在历史的审判面前,宽恕当然是必要的;但灵魂的罪错,要先有忏悔才谈得上救赎。惧怕揭开历史创疤,将责任推给体制,都是没有担当的懦夫。■
章立凡:现代史学者
一个多月来,告密的话题从纸媒到网络持续发酵,令人想起2006年的奥斯卡获奖电影《窃听风暴》(又译《他人的生活》);这部电影选择了1984年作为时代背景,又使人想到乔治·奥威尔的著名小说《1984》。《1984》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主人公温斯顿住所的每一层楼,都有一幅画着很大脸庞的招贴画。不论走到哪里,你都被画面中的眼光凝视着,下面的文字说明是:“老大哥在看着你”。无独有偶,《窃听风暴》1984年东柏林的画面,每次出现时开头的字幕是“公开化无处不在”。这个“公开化”,意味着公民的隐私完全暴露在当局的视野中。秘密警察监控着全东德的百姓,他们的任务就是窥探“他人的生活”中任何一个细节,收集情报并分化瓦解可疑的组织。
作为“冷战”时期情报战的前沿阵地,东德在前苏联情报部门的帮助下,于1950年4月组建了秘密警察机构“斯塔西”(stasi),它是前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中最强大和最有效率的情报机构。这位“老大哥”无处不在,东德1600万人中,有600万人被他们建立了秘密档案,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据披露,“斯塔西”1959年大约有1.3万人,1973年为5.3万人,1989年达到了9.1万人,东德平均每180人中就有一人从事情报工作。当时苏联安全部门的工作人员为48万人,与全国人口的比例为1比595;捷克情报部门人数为1.8万人,与全国人口的比例为1比867;罗马尼亚为1比1553,波兰为1比1574。
1989年“柏林墙”突然倒坍后,前东德国家安全部部长埃里希·米尔克指挥秘密警察们销毁档案。由于材料数量太多且没有足够的碎纸机,米尔克下令用手工撕毁。经昼夜奋战,4500多万张A4纸被撕成6亿多个碎片,装在16350个袋子里,准备运到一个采石场焚毁。这时,民众冲入了“斯塔西”总部,结果大部分文件被保存下来。这批档案如果横排,可长达125英里(180公里)。1990年德国统一后,国会对如何处理这批档案颇费踌躇。一些议员认为,档案的内容太具爆炸性,建议烧毁;另一些人则出于社会安全的考虑,主张封藏若干年或经处理后部分公开。在大量受害者的坚持和来自前东德的议员们推动下,国会终于通过法案,解密了这批秘密档案,每个被迫害者都可以去查阅自己的卷宗。
解密法案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冲击波。受害者们发现,除了警察和官员,告密者中还有好友、近邻,甚至最亲近的丈夫、妻子、父母、子女。每天都有历史创疤在媒体上被揭开。面对旧体制的黑暗与恐怖,人们先是震惊,然后陷入精神崩溃,大量家庭因之解体;还有人因无法面对被自己出卖的亲人而自杀,社会濒于休克状态。被揭露的专业或业余“线民”遍布各行各业,其中不少人曾是最受尊敬的东德人士,顷刻间名誉扫地,不得不退隐江湖,其中包括东德基督教民主党领袖、第一位非共产党总理麦西尔。女议员维拉发现,案卷中一份报告详尽描绘了自己私生活的细枝末节,“线民”就是与她生育了两个孩子的丈夫,两人因此离婚。人权活动家帕皮斯从档案中得知,警方有计划地摧毁他的婚姻和家庭,鼓动他的儿子反对他,以教育机会和金钱利诱他的妻子离婚,甚至使用了“美男计”……
德意志民族以思维缜密和勤勉敬业著称,“斯塔西”继承了这一传统,将自己的工作彻底“科学化”。每个公民都可能成为假想的“敌对势力”,私人空间被肆无忌惮地入侵,搜集到的所谓“情报”几乎无所不包:从男女间的调情,到每周倒垃圾次数、工具存放何处甚至香肠的口味等;摄像机被安装在公共厕所,逐日检查图像。无所不用其极的监控手段,文牍主义的无聊和弱智,透露出极权体制的极度不自信,完全陷入了病态的恐惧中。
自1991年以来的16年间,德国官员以“智力拼图”的方式,手工处理了350袋档案碎片。按照这个速度,要几个世纪才能处理完全部档案。2007年,德国政府决定斥资630万欧元,利用新开发的软件技术将这些碎片拼凑起来。软件的设计者声称,如果进展顺利,工作将在五年至六年内完成。
在公民的人权得到切实保障之前,“1984”不会结束。一个集体共犯全民互害的体制,其创造者是人,执行者也是人。历史深处的个人罪孽,不会因体制的消亡而免责。在历史的审判面前,宽恕当然是必要的;但灵魂的罪错,要先有忏悔才谈得上救赎。惧怕揭开历史创疤,将责任推给体制,都是没有担当的懦夫。■
章立凡:现代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