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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2月，学校迁往陕西省延安市，更名为中央军委无线电通信学校；1948年5月，学校迁往河北省获鹿镇，更名为华北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1949年5月，学校迁往河北省张家口市，更名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工程学校。1958年学校迁址陕西省西安市，经过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西北电讯工程学院的更名后，1988年定名为现在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半部电台
在第一次“反围剿”之前，红军是没有无线电装备的，所有的通讯仅能依仗通信员的两条腿和几部有线电话，因此常常因为消息的延迟而影响战斗。1930年12月，红军在龙岗战役中取得胜利，不仅缴获了一部电台，还说服了一批无线电报务和机务人员参加红军，其中就有央视纪录片《走近王诤》的主角、西电首任校长王诤中校。
打开这部电台时才发现，它由于电子管出现故障，成了只能收不能发的半部电台，但是王诤等人并不甘心，他们夜以继日地维修电台。1931年1月6日早上，桌上摆上收信机，窗外架起了天线，当耳机触到耳边的一刻，大家听到了信号通过的声音，红军有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台！
在被敌军封锁的苏区，红军几乎是看不到报纸的，正是这部电台，为红军传递着全国各地的革命情况，毛主席称赞为“没有纸的报纸”。朱德几乎每天都在晚饭后过来询问有什么新消息。
这部电台还帮助我军破解了敌军的战术。王诤熟悉敌军电台发报特点及密码，在第二次“反围剿”中，他不分昼夜地监听、捕捉敌电台信息，截获并破译了“剿匪”总司令何应钦的两份急电，电文分别为：“第五路军水土不服，官兵生病的达千余人，且不时有士兵开小差，已就地正法三人。”“为免遭红军突袭，请示向富川公秉藩部靠拢，成犄角之势，请急调工兵部队修桥铺路，以利于军队移动。”得到情报后，我军立即改变作战战术，避敌主力，打敌之虚，最终大获全胜。
在这半部电台及红军在东韶痛击敌谭道源师时缴获的另一部电台的基础上，红军总部成立了无线电队，党派冯文彬同志来当政治委员。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在1931年1月底2月初开始，共12个学员，都是从各军选调的有文化、政治坚定的青年，其中最小的只有十四五岁。后来，无线电训练班又发展成为中央军委无线电通信学校，也就是西电的前身。在创建过程中，训练班的条件是极其艰苦的，没有固定的教室，借用老百姓的堂屋或在大树底下上课，把门板、床板用石头一支就是课桌。器材就更困难了，只有一两个电码练习器和两个电键。由于电键不够用，学员们左手大拇指就成了练习用的“电键”。铅笔、纸张也非常少。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仅用了4个多月，就训练出红军的第一批报务人员。从那时起自己培训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成为红军的一个优良传统，随军办训练班、办学校，有的电台还自己带“徒弟”，即使在长征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也从未中断过。
这部具有历史意义的电台，现在收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长征路上的训练班
1934年，长征开始，训练班的师生跟随红军跋山涉水。战争间隙，训练班依旧培养着人才。长征两年，学员们在屋里学习的时间不过20天，更多的时候以天为被，行军时，前面的人背着黑板，后边的人就盯着前面黑板上的电码。大休息时，学员就聚集在一起，把黑板挂在大树上，在教员的指导下学习，用木棍在地上划拉英语和相关电路。只要夜晚有月光，学员就坐在一起交流学习。用的电池是前线的旧品，学员在锌皮上弄几个孔，用盐水泡上继续使用。所用的纸张都是有限的，只有在考试时才能用到新纸，平时用的都是前线缴获的敌方的文件，学员们在空白处写写画画。铅笔是限量的，为了节约，老师专门教给学员削铅笔的方法，快用完了就绑上小木条继续用。
周恩来说：“长征路上办学校，这是新鲜事。你们要告诉后代，说红军在几十万敌人围堵下，在敌机轰炸的间隙，仍然坚持学习电台技术，这可是相当宝贵的教材啊！”后来成为红四军军部无线电台台长的秦华礼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学习通讯知识的，他回忆说，在长征路上，所谓的学校并没有教室和教材，行军歇息时，树下的阴凉处便是一座学校。即使手上仅有几个前线缴获敌方的收音机拆下来的零件，即使对英语并不了解，这一批通信大队的学生依旧坚持不懈地努力，点名时只用英语回答，在行军的间隙认真聆听老师的教诲。后来有学员回忆，在没有纸的时候，他们就地找些细沙铺在“课桌”上，在沙子上练习写字母。从来没有学习过英文的他们从认英文字母到读音，从读音到记单词，从英译中到中译英，克服了一个个难关。
老师在黑板上写“English”说：“同志们，这个词的词义就是英文，读英格里识。”学员们看到这些不方不正、不圆不扁、曲里拐弯的字母，感到稀奇。课间一位学员说：“好家伙，地雷、手榴弹、刺刀都摆出来了。”大家问哪些是地雷手榴弹？他指着黑板上的q说，这家伙像地雷，指着b说，这家伙像手榴弹，f像刺刀，同学们都捧腹大笑。
长征走了三年，他们如此学习了三年，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成为了后来红军通讯的中坚力量。训练班由王诤担任校长，第一期的教员是被俘的国民党机务人员，后来陆续增加了一些优秀的机务人员，其中有些就是从训练班毕业的，学员们除了要学习发报收报的专业知识外，还要学习英语和政治。学员们毕业后，有的上前线，有的留后方，有的到国民党统治区。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这年春天陕北无线电训练班、红25军的无线电训练班与中央红军的通校合并，恢复中央军委无线电通信学校的名称。长征开始时，中央军委无线电通信学校有400多人，大部分学生在长征途中提前毕业，分配工作，最后到达延安的只有20余人。
1949年，新中国成立，华北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迁往张家口，更名为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工程学校。大跃进时，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工程学校迁往西安，军用的大卡车拉着仪器和学员，进入了那时还是一片麦地的西电老校区，主楼用今日的眼光来看，可以用“格外低矮”来形容，学校周围没有路，当年的学生回忆，去往离学校最近的西工大的路都是大家走出来的。今日的老校区依旧保留着旧时的风貌，校园里处处可见植了几十年的老树。
TIPS：西电第一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创造了我国电子与信息技术领域等多项第一，包括：
第一台气象雷达
第一套流星余迹通讯系统
第一台可编程雷达信号处理机
第一台ATM交换机
第一台毫米波通讯机
第一个相控阵雷达系统
第一台雷达干扰机
第一套电磁孤立子实验系统
第一炉单晶锗
我军通信装备史上第一部“塞绳电报互换机”
第一台“塔型管空腔振荡器”
第一套“三坐标相控阵雷达”
半部电台
在第一次“反围剿”之前，红军是没有无线电装备的，所有的通讯仅能依仗通信员的两条腿和几部有线电话，因此常常因为消息的延迟而影响战斗。1930年12月，红军在龙岗战役中取得胜利，不仅缴获了一部电台，还说服了一批无线电报务和机务人员参加红军，其中就有央视纪录片《走近王诤》的主角、西电首任校长王诤中校。
打开这部电台时才发现，它由于电子管出现故障，成了只能收不能发的半部电台，但是王诤等人并不甘心，他们夜以继日地维修电台。1931年1月6日早上，桌上摆上收信机，窗外架起了天线，当耳机触到耳边的一刻，大家听到了信号通过的声音，红军有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台！
在被敌军封锁的苏区，红军几乎是看不到报纸的，正是这部电台，为红军传递着全国各地的革命情况，毛主席称赞为“没有纸的报纸”。朱德几乎每天都在晚饭后过来询问有什么新消息。
这部电台还帮助我军破解了敌军的战术。王诤熟悉敌军电台发报特点及密码，在第二次“反围剿”中，他不分昼夜地监听、捕捉敌电台信息，截获并破译了“剿匪”总司令何应钦的两份急电，电文分别为：“第五路军水土不服，官兵生病的达千余人，且不时有士兵开小差，已就地正法三人。”“为免遭红军突袭，请示向富川公秉藩部靠拢，成犄角之势，请急调工兵部队修桥铺路，以利于军队移动。”得到情报后，我军立即改变作战战术，避敌主力，打敌之虚，最终大获全胜。
在这半部电台及红军在东韶痛击敌谭道源师时缴获的另一部电台的基础上，红军总部成立了无线电队，党派冯文彬同志来当政治委员。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在1931年1月底2月初开始，共12个学员，都是从各军选调的有文化、政治坚定的青年，其中最小的只有十四五岁。后来，无线电训练班又发展成为中央军委无线电通信学校，也就是西电的前身。在创建过程中，训练班的条件是极其艰苦的，没有固定的教室，借用老百姓的堂屋或在大树底下上课，把门板、床板用石头一支就是课桌。器材就更困难了，只有一两个电码练习器和两个电键。由于电键不够用，学员们左手大拇指就成了练习用的“电键”。铅笔、纸张也非常少。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仅用了4个多月，就训练出红军的第一批报务人员。从那时起自己培训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成为红军的一个优良传统，随军办训练班、办学校，有的电台还自己带“徒弟”，即使在长征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也从未中断过。
这部具有历史意义的电台，现在收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长征路上的训练班
1934年，长征开始，训练班的师生跟随红军跋山涉水。战争间隙，训练班依旧培养着人才。长征两年，学员们在屋里学习的时间不过20天，更多的时候以天为被，行军时，前面的人背着黑板，后边的人就盯着前面黑板上的电码。大休息时，学员就聚集在一起，把黑板挂在大树上，在教员的指导下学习，用木棍在地上划拉英语和相关电路。只要夜晚有月光，学员就坐在一起交流学习。用的电池是前线的旧品，学员在锌皮上弄几个孔，用盐水泡上继续使用。所用的纸张都是有限的，只有在考试时才能用到新纸，平时用的都是前线缴获的敌方的文件，学员们在空白处写写画画。铅笔是限量的，为了节约，老师专门教给学员削铅笔的方法，快用完了就绑上小木条继续用。
周恩来说：“长征路上办学校，这是新鲜事。你们要告诉后代，说红军在几十万敌人围堵下，在敌机轰炸的间隙，仍然坚持学习电台技术，这可是相当宝贵的教材啊！”后来成为红四军军部无线电台台长的秦华礼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学习通讯知识的，他回忆说，在长征路上，所谓的学校并没有教室和教材，行军歇息时，树下的阴凉处便是一座学校。即使手上仅有几个前线缴获敌方的收音机拆下来的零件，即使对英语并不了解，这一批通信大队的学生依旧坚持不懈地努力，点名时只用英语回答，在行军的间隙认真聆听老师的教诲。后来有学员回忆，在没有纸的时候，他们就地找些细沙铺在“课桌”上，在沙子上练习写字母。从来没有学习过英文的他们从认英文字母到读音，从读音到记单词，从英译中到中译英，克服了一个个难关。
老师在黑板上写“English”说：“同志们，这个词的词义就是英文，读英格里识。”学员们看到这些不方不正、不圆不扁、曲里拐弯的字母，感到稀奇。课间一位学员说：“好家伙，地雷、手榴弹、刺刀都摆出来了。”大家问哪些是地雷手榴弹？他指着黑板上的q说，这家伙像地雷，指着b说，这家伙像手榴弹，f像刺刀，同学们都捧腹大笑。
长征走了三年，他们如此学习了三年，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成为了后来红军通讯的中坚力量。训练班由王诤担任校长，第一期的教员是被俘的国民党机务人员，后来陆续增加了一些优秀的机务人员，其中有些就是从训练班毕业的，学员们除了要学习发报收报的专业知识外，还要学习英语和政治。学员们毕业后，有的上前线，有的留后方，有的到国民党统治区。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这年春天陕北无线电训练班、红25军的无线电训练班与中央红军的通校合并，恢复中央军委无线电通信学校的名称。长征开始时，中央军委无线电通信学校有400多人，大部分学生在长征途中提前毕业，分配工作，最后到达延安的只有20余人。
1949年，新中国成立，华北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迁往张家口，更名为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工程学校。大跃进时，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工程学校迁往西安，军用的大卡车拉着仪器和学员，进入了那时还是一片麦地的西电老校区，主楼用今日的眼光来看，可以用“格外低矮”来形容，学校周围没有路，当年的学生回忆，去往离学校最近的西工大的路都是大家走出来的。今日的老校区依旧保留着旧时的风貌，校园里处处可见植了几十年的老树。
TIPS：西电第一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创造了我国电子与信息技术领域等多项第一，包括：
第一台气象雷达
第一套流星余迹通讯系统
第一台可编程雷达信号处理机
第一台ATM交换机
第一台毫米波通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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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台雷达干扰机
第一套电磁孤立子实验系统
第一炉单晶锗
我军通信装备史上第一部“塞绳电报互换机”
第一台“塔型管空腔振荡器”
第一套“三坐标相控阵雷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