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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旦出现其所追求的目标与其所标榜的价值观相悖时，那美国将毫无疑义地按权力原则和利益原则行事，而把所谓的价值观抛在一边，这是势所必然的事情，毕竟最大限度地占有世界权力才是真正的铁则。
约翰·米尔斯海默在国际关系领域是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学派的代表性学者，他好就好在摒弃任何伪装，将历届美国政府在国际关系领域所秉持的基本原则，不加掩饰地告与世人。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他指出，美国从来都是把获取尽可能大的世界权力，作为其国际行为的根本出发点和追逐的根本目标，没有例外。区别只是在于，有的执政者非要为这一目标披上一件政治正确和道德高尚的外衣，而有的则不屑于或不刻意这么做而已。
这就告诉我们，这一目标，它决不会因美国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会因美国领导人或动听或粗野的言论而有什么不同。这是由美国利益（确切而言是美国统治阶级的利益）和其大国地位所决定的，任何领导人都只能在这一既定前提下决策行事。如果一定要说他们之间有区别的话，那也不过是九十步和一百步的不同，其基本方面完全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
为揭示美国从未因重视理想主义价值观而忽视权力政治的法则，米尔斯海默引用历史事实来加以论证。他对一些人认为在历史上美国曾有两次完全可以占有更大的世界权力而却并没有去追求和占有的事例，加以详尽分析，指出这并不是美国人受高尚的道德意图所驱使，主动不去选择追逐更大的世界权力，而是别有隐衷。
第一次，通常认为是在19世纪下半叶。此时美国已经具有成为世界大国的经济实力，它赢得了美西战争，控制了古巴、关岛、菲律宾和波多黎各，它已经把自己的触角从大西洋伸到了太平洋，似乎完全有能力与欧洲列强在全球进行角逐。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从更有长远战略的眼光来看，在整个19世纪，美国国际政治的一个更为重要的目标是要获取在西半球的霸权，为此，它要使自身更为强大，它要能够应付裕如地支配其他独立的南北美洲国家，它还要能够有效地阻止欧洲大国将军事力量投放到美洲，因而不宜在基础不牢和羽翼未丰之时过早地参与大国角力。事实上，美国的这一战略极富远见，十分成功，它使美国从此可以独享西半球霸主的宝座，一个多世纪以来没有任何挑战者能够觊觎这一地位。
第二次，则是在进入20世纪，此时美国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并获得了巩固的西半球霸权，但它并没有倚势而进，得陇望蜀，试图征服欧洲和东北亚的领土，这同样不表明美国不期望取得更多的权力和利益。只是，即使在美国最强大的时候，虽然差几近之，但也不是全球性霸权，它没有跨越太平洋和大西洋投送足以长久维持霸权利益的军事力量的能力，美国只能做到不允许欧洲和亚洲出现地区性霸权国家以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事情。一旦发现苗头，它就会毫不犹豫地充当离岸平衡手的角色予以干预。这就是美国之所以不在欧洲和东北亚追求更大利益的真实原因，它不是不想为，而是不能为。这是一种明智而不是高尚。
米尔斯海默不认可在国际政治中有所谓单纯出于良好动机的美国行为。在他看来，如果完全无损于美国的权力和当时的国际均势，美国可能会愿意做些人权干涉的“好事”，而如果一旦出现其所追求的目标与其所标榜的价值观相悖时，那美国将毫无疑义地按权力原则和利益原则行事，而把所谓的价值观抛在一边，这是势所必然的事情，毕竟最大限度地占有世界权力才是真正的铁则。
要最大限度地占有世界权力，米尔斯海默认为，必须抓住以下四点：一是追求全球唯一的地区霸权；二是尽可能多地控制世界财富；三是有支配所在地区的地面力量均势；四是拥有核优势。概而言之，即政治上要有尽可能大的国际权力，经济上要有尽可能多的物质财富，军事上要有不容挑战的核力量和常规力量。而归根到底，则是要维持全球唯一的地区霸权。这就意味着，它不允许再出现一个与之实力接近的大国，不但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就是远隔重洋也不行。
然而有大国兴起，毕竟是世界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于是它就要打压，就要“再平衡”，就要构筑一个遏制之网。米尔斯海默认为，大国和平崛起颇难，这是大国的悲剧。然而难则难矣，在历经磨难、饱受忧患的中国人民面前，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只要我们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脚踏实地地建国兴邦，既不惹事也不怕事，就一定能够于山重水复之中，走出一条柳暗花明的道路来！
约翰·米尔斯海默在国际关系领域是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学派的代表性学者，他好就好在摒弃任何伪装，将历届美国政府在国际关系领域所秉持的基本原则，不加掩饰地告与世人。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他指出，美国从来都是把获取尽可能大的世界权力，作为其国际行为的根本出发点和追逐的根本目标，没有例外。区别只是在于，有的执政者非要为这一目标披上一件政治正确和道德高尚的外衣，而有的则不屑于或不刻意这么做而已。
这就告诉我们，这一目标，它决不会因美国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会因美国领导人或动听或粗野的言论而有什么不同。这是由美国利益（确切而言是美国统治阶级的利益）和其大国地位所决定的，任何领导人都只能在这一既定前提下决策行事。如果一定要说他们之间有区别的话，那也不过是九十步和一百步的不同，其基本方面完全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
为揭示美国从未因重视理想主义价值观而忽视权力政治的法则，米尔斯海默引用历史事实来加以论证。他对一些人认为在历史上美国曾有两次完全可以占有更大的世界权力而却并没有去追求和占有的事例，加以详尽分析，指出这并不是美国人受高尚的道德意图所驱使，主动不去选择追逐更大的世界权力，而是别有隐衷。
第一次，通常认为是在19世纪下半叶。此时美国已经具有成为世界大国的经济实力，它赢得了美西战争，控制了古巴、关岛、菲律宾和波多黎各，它已经把自己的触角从大西洋伸到了太平洋，似乎完全有能力与欧洲列强在全球进行角逐。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从更有长远战略的眼光来看，在整个19世纪，美国国际政治的一个更为重要的目标是要获取在西半球的霸权，为此，它要使自身更为强大，它要能够应付裕如地支配其他独立的南北美洲国家，它还要能够有效地阻止欧洲大国将军事力量投放到美洲，因而不宜在基础不牢和羽翼未丰之时过早地参与大国角力。事实上，美国的这一战略极富远见，十分成功，它使美国从此可以独享西半球霸主的宝座，一个多世纪以来没有任何挑战者能够觊觎这一地位。
第二次，则是在进入20世纪，此时美国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并获得了巩固的西半球霸权，但它并没有倚势而进，得陇望蜀，试图征服欧洲和东北亚的领土，这同样不表明美国不期望取得更多的权力和利益。只是，即使在美国最强大的时候，虽然差几近之，但也不是全球性霸权，它没有跨越太平洋和大西洋投送足以长久维持霸权利益的军事力量的能力，美国只能做到不允许欧洲和亚洲出现地区性霸权国家以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事情。一旦发现苗头，它就会毫不犹豫地充当离岸平衡手的角色予以干预。这就是美国之所以不在欧洲和东北亚追求更大利益的真实原因，它不是不想为，而是不能为。这是一种明智而不是高尚。
米尔斯海默不认可在国际政治中有所谓单纯出于良好动机的美国行为。在他看来，如果完全无损于美国的权力和当时的国际均势，美国可能会愿意做些人权干涉的“好事”，而如果一旦出现其所追求的目标与其所标榜的价值观相悖时，那美国将毫无疑义地按权力原则和利益原则行事，而把所谓的价值观抛在一边，这是势所必然的事情，毕竟最大限度地占有世界权力才是真正的铁则。
要最大限度地占有世界权力，米尔斯海默认为，必须抓住以下四点：一是追求全球唯一的地区霸权；二是尽可能多地控制世界财富；三是有支配所在地区的地面力量均势；四是拥有核优势。概而言之，即政治上要有尽可能大的国际权力，经济上要有尽可能多的物质财富，军事上要有不容挑战的核力量和常规力量。而归根到底，则是要维持全球唯一的地区霸权。这就意味着，它不允许再出现一个与之实力接近的大国，不但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就是远隔重洋也不行。
然而有大国兴起，毕竟是世界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于是它就要打压，就要“再平衡”，就要构筑一个遏制之网。米尔斯海默认为，大国和平崛起颇难，这是大国的悲剧。然而难则难矣，在历经磨难、饱受忧患的中国人民面前，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只要我们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脚踏实地地建国兴邦，既不惹事也不怕事，就一定能够于山重水复之中，走出一条柳暗花明的道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