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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很多学者都认为席勒是康德美学的直接继承者。在接触到康德之后，席勒的确吸收了康德的许多观点，但是席勒并不是康德完全忠实的追随者，在康德的理论基础上，席勒进行了发展和纠正，这些在席勒的很多著作中均有所体现。本文以席勒的《论悲剧对象产生快感的原因》为例，通过将文中席勒的观点与康德的理论比较，探究席勒对康德美学的继承与发展。
【关键词】席勒;康德;美学
【作者简介】李融冰，王志敏，朱娜，陆军装甲兵学院基础部。
席勒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哲学研究，尽管早期受到法国启蒙运动一些代表人物的影响，但是对他的美学理论影响更深的仍然是康德。从席勒的许多作品中，都可以看出康德对他的影响。《论悲剧对象产生快感的原因》写于1792年，那时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刚刚发表了两年。而席勒在这篇文章中提及的很多观点和概念都与康德哲学有一定的联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席勒继承了康德的游戏说。《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在讨论艺术的时候，将艺术和手工艺进行了区分，并认为艺术是自由的，“人看作只是游戏，这就是一种工作，它是对自身愉快的，能够合目的的成功”。由此可以看出，康德认为，艺术与游戏相似，都是自由的、不受任何外在束缚的活动。席勒在《论悲剧对象产生快感的原因》中也提到，如果艺术丧失了自由，也就丧失了快感的魅力，“游戏变成了严肃的事务，然而艺术正是通过这种游戏才能够最好地完成它的事务。”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席勒借鉴了康德关于艺术“游戏说”的观点，他也在《美育书简》和《审美教育书简》中对游戏说进行了更具体的阐释。他认为感性和理性冲动应达到统一，即“游戏冲动”，让人们恢复自由，感受不到自然和理性带来的压力，而美就是游戏冲动的对象。
第二，合目的性原理。康德将判断力批判分为两种：审美判断和审目的判断。他说“一切意图的达成都和快乐的情绪结合着”，也就是说，合目的性的达到会给人带来快乐。席勒在《论悲剧对象产生快感的原因》文章开篇便表示，美的艺术不但给人以快感，而且以给予快感为目的。这种快感不是那种庸俗的逗乐，而是通过我们一定的努力和付出才能享受到的。席勒的观点恰好与康德的观点一致，因为康德认为“如果艺术拿快感作它的直接的企图，它就唤作审美的艺术”。这样的艺术可以是“快适的艺术”，也可以是“美的艺术”。但快适的艺术的目的只停留在单纯享乐的层面，正如席勒在文中提到的“可怜的逗乐”，并不带有什么企图，只是让人们沉浸在短时间内欢乐之中。而美的艺术，则与快适的艺术完全不同，康德认为它是一种意境，“只对自身具有合目的性”，虽然其对外部也没有任何目的性，但是，它却可以对人的心灵产生重大的愉快的影响，或是感动，或是快乐，或是享受，或是思考，这种影响可能是社会性的，是可以被“普遍传达的”，这样的艺术才是康德称作审美的艺术。因此，在这一基础上，席勒将带来快感的因素分为：善、真、完善、美、感动、崇高，然后又将艺术分为美的艺术和动人的艺术。
第三，关于崇高。康德在《判斷力批判中》专门有一章是来论述崇高的。首先他将美和崇高进行了比较与区分。他认为美是悟性概念上的，而崇高则是理性概念上的，前者能够直接产生愉快，是积极的快乐，后者却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而且其中包含着更多的崇敬、惊叹，是消极的快乐。我们对于美的判断自身就带有一种合目的性，而崇高在形式上却违背我们的判断力与想象力，但真正的崇高是无形式的，它所涉及的理性观念只能通过不恰当的感性表现形式表现出来，当人们感到这种不适合性时，崇高的理性观念才能被召唤出来。
在《论悲剧对象产生快感的原因》中，席勒对崇高也进行了具体的阐释。他认为动人和崇高都是通过不快产生快感，通过反目的性来达到合目的性。崇高感“一方面产生于我们的无能为力和身受限制而无法把握一个对象的感觉，另一方面却产生于我们的优越的感觉”，因此，“它通过低级能力使人痛苦的时候，又通过高级能力使人愉快”。正是由于这种痛苦和痛苦产生的愉快并存，才产生了感动。同时，席勒进一步提出，崇高感的产生是道德上的合目的性，其他的目的性都无法超越道德的合目的性，当二者发生冲突时，道德的目的性才更能显现出来，这种冲突越是强烈、越是暴力，人们的道德意识才越是会被激发出来，因此道德达到合目的性的快感总是会伴随一些痛苦的挣扎与斗争，而“悲剧特别能做到这一点”。通过列举分析了几个悲剧，席勒说明了悲剧是怎样体现道德的合目的性的，即违反道德带来的痛苦也是符合道德的合目的性，这样就解释了悲剧是痛苦与愉快的混合体，悲剧是能带来崇高感的动人的艺术。
席勒将崇高与悲剧联系起来，是对康德美学的发展，“席勒的悲剧理论的最大的历史贡献就是把悲剧艺术与崇高美学范畴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了西方的真正的悲剧美学理论”（张玉能，2014）。除了《论悲剧对象产生快感的原因》，席勒在《论悲剧艺术》《论崇高》，以及《论素朴的诗与伤感的诗》中都阐述了自己的悲剧理论，而从他的理论中都可以看到康德理论的影子，席勒不仅吸收了康德的部分思想，而且对其进行了发展，纠正了康德理论中的一些错误，“在德国古典美学发展中，他做了康德与黑格尔之间的一个重要桥梁，他推进了由主观唯心主义到客观唯心主义的转变”（朱光潜，2010），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邓晓芒，杨祖陶.康德三大批判精粹[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2]康德.判断力批判：上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关键词】席勒;康德;美学
【作者简介】李融冰，王志敏，朱娜，陆军装甲兵学院基础部。
席勒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哲学研究，尽管早期受到法国启蒙运动一些代表人物的影响，但是对他的美学理论影响更深的仍然是康德。从席勒的许多作品中，都可以看出康德对他的影响。《论悲剧对象产生快感的原因》写于1792年，那时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刚刚发表了两年。而席勒在这篇文章中提及的很多观点和概念都与康德哲学有一定的联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席勒继承了康德的游戏说。《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在讨论艺术的时候，将艺术和手工艺进行了区分，并认为艺术是自由的，“人看作只是游戏，这就是一种工作，它是对自身愉快的，能够合目的的成功”。由此可以看出，康德认为，艺术与游戏相似，都是自由的、不受任何外在束缚的活动。席勒在《论悲剧对象产生快感的原因》中也提到，如果艺术丧失了自由，也就丧失了快感的魅力，“游戏变成了严肃的事务，然而艺术正是通过这种游戏才能够最好地完成它的事务。”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席勒借鉴了康德关于艺术“游戏说”的观点，他也在《美育书简》和《审美教育书简》中对游戏说进行了更具体的阐释。他认为感性和理性冲动应达到统一，即“游戏冲动”，让人们恢复自由，感受不到自然和理性带来的压力，而美就是游戏冲动的对象。
第二，合目的性原理。康德将判断力批判分为两种：审美判断和审目的判断。他说“一切意图的达成都和快乐的情绪结合着”，也就是说，合目的性的达到会给人带来快乐。席勒在《论悲剧对象产生快感的原因》文章开篇便表示，美的艺术不但给人以快感，而且以给予快感为目的。这种快感不是那种庸俗的逗乐，而是通过我们一定的努力和付出才能享受到的。席勒的观点恰好与康德的观点一致，因为康德认为“如果艺术拿快感作它的直接的企图，它就唤作审美的艺术”。这样的艺术可以是“快适的艺术”，也可以是“美的艺术”。但快适的艺术的目的只停留在单纯享乐的层面，正如席勒在文中提到的“可怜的逗乐”，并不带有什么企图，只是让人们沉浸在短时间内欢乐之中。而美的艺术，则与快适的艺术完全不同，康德认为它是一种意境，“只对自身具有合目的性”，虽然其对外部也没有任何目的性，但是，它却可以对人的心灵产生重大的愉快的影响，或是感动，或是快乐，或是享受，或是思考，这种影响可能是社会性的，是可以被“普遍传达的”，这样的艺术才是康德称作审美的艺术。因此，在这一基础上，席勒将带来快感的因素分为：善、真、完善、美、感动、崇高，然后又将艺术分为美的艺术和动人的艺术。
第三，关于崇高。康德在《判斷力批判中》专门有一章是来论述崇高的。首先他将美和崇高进行了比较与区分。他认为美是悟性概念上的，而崇高则是理性概念上的，前者能够直接产生愉快，是积极的快乐，后者却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而且其中包含着更多的崇敬、惊叹，是消极的快乐。我们对于美的判断自身就带有一种合目的性，而崇高在形式上却违背我们的判断力与想象力，但真正的崇高是无形式的，它所涉及的理性观念只能通过不恰当的感性表现形式表现出来，当人们感到这种不适合性时，崇高的理性观念才能被召唤出来。
在《论悲剧对象产生快感的原因》中，席勒对崇高也进行了具体的阐释。他认为动人和崇高都是通过不快产生快感，通过反目的性来达到合目的性。崇高感“一方面产生于我们的无能为力和身受限制而无法把握一个对象的感觉，另一方面却产生于我们的优越的感觉”，因此，“它通过低级能力使人痛苦的时候，又通过高级能力使人愉快”。正是由于这种痛苦和痛苦产生的愉快并存，才产生了感动。同时，席勒进一步提出，崇高感的产生是道德上的合目的性，其他的目的性都无法超越道德的合目的性，当二者发生冲突时，道德的目的性才更能显现出来，这种冲突越是强烈、越是暴力，人们的道德意识才越是会被激发出来，因此道德达到合目的性的快感总是会伴随一些痛苦的挣扎与斗争，而“悲剧特别能做到这一点”。通过列举分析了几个悲剧，席勒说明了悲剧是怎样体现道德的合目的性的，即违反道德带来的痛苦也是符合道德的合目的性，这样就解释了悲剧是痛苦与愉快的混合体，悲剧是能带来崇高感的动人的艺术。
席勒将崇高与悲剧联系起来，是对康德美学的发展，“席勒的悲剧理论的最大的历史贡献就是把悲剧艺术与崇高美学范畴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了西方的真正的悲剧美学理论”（张玉能，2014）。除了《论悲剧对象产生快感的原因》，席勒在《论悲剧艺术》《论崇高》，以及《论素朴的诗与伤感的诗》中都阐述了自己的悲剧理论，而从他的理论中都可以看到康德理论的影子，席勒不仅吸收了康德的部分思想，而且对其进行了发展，纠正了康德理论中的一些错误，“在德国古典美学发展中，他做了康德与黑格尔之间的一个重要桥梁，他推进了由主观唯心主义到客观唯心主义的转变”（朱光潜，2010），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邓晓芒，杨祖陶.康德三大批判精粹[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2]康德.判断力批判：上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