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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以来，党中央把反腐倡廉工作摆在前所未有的高度。近日，笔者对恩施市2010年以来的职务犯罪的案例进行了统计和分析，发现职务犯罪轻刑化问题十分明显，不容忽视。
一、渎职犯罪查处的现状
1.渎职犯罪数量居高不下
2010年1月至2014年12月，恩施市检察院反渎局共立案查处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渎职犯罪案件12件19人，其中滥用职权3件5人，玩忽职守8件17人，徇私舞弊1件2人；大要案9件14人。从立案时间看，2010年2件2人，2011年3件3人，2012年2件2人，2013年2件5人，2014年3件7人
2.危害后果严重，社会影响恶劣
所查案件共造成13人死亡，重伤7人，直接经济损失380万元，间接经济损失650万元。
3.处理轻刑化明显，助长了不少犯罪分子铤而走险
在所立案件中，共采取拘留措施10人，逮捕9人，取保候审15人，未采取强制措施2人。从处理结果看，检察机關决定不起诉共3件3人。向法院提起公诉7件12人，法院判处缓刑5件10人，占结案的70%，定罪免处1件1人，占结案的10%，1件为已开庭但长时间无处理结果。处在公诉环节1件4人，待结1件2人。到目前为止尚无判处实刑的案例。从以上案件的查处看，职务犯罪查处轻刑化问题明显，不容忽视。
二、原因分析
1.法条本身存在缺陷，执法者有空可钻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刑法对职务犯罪处罚规定的量刑幅度过宽，对法律的适用没有具体的限制性规定，导致法官在量刑时自由裁量权较大。如刑法第397条规定了对滥用职权罪的处罚分四个档次：一般滥用职权罪，对行为人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滥用职权罪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 犯滥用职权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其量刑幅度之宽（从拘役至10年）在刑法规定中实属罕见，这给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量刑提供了太大的活动空间。以构成一般滥用职权为例，法官完全可以判处3年实刑，也可以适应缓刑，也可以适用拘役，还可以判处拘役，究竟如何确定，只能取决于法官的素质和兴趣，适用任何一种，检察机关都无法监督。二是由于缓刑的法定条件仅有实体性规定且过于主观，对法院宣告缓刑是否适当，没有具体的客观标准。刑法第72条缓刑适用中“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标准的认定是以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为依据的。而职务犯罪分子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善于伪装与表现，让人难以把握，导致法官对“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认定，往往过分强调“悔罪表现”。由于缺少客观标准，造成审判实践中宣告缓刑的随意性比很大。
2.自首、立功情节认定条件过宽
自首是我国刑法规定的重要法定量刑情节，对鼓励犯罪人自动投案、强调法律感化功能、节约国家司法成本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促进作用。但司法实践中却存在着对职务犯罪人自首的认定条件掌握过松、自首适用过于频繁的现象。自首的前提是自动投案，即不论司法机关是否发觉，都要在不受司法强制的情况下主动交代犯罪事实。而在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并非是出于悔悟等原因主动交代的。犯罪嫌疑人主动到检察机关投案自首的微乎其微，绝大多数是在检察机关收到举报信、向案犯了解情况，单位收到举报信或发现问题向案犯核实，或是在检察机关掌握了一定的犯罪材料，传讯案犯时交代的。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定自首，但因司法机关在标准和认识上存在的分歧，以及地方保护主义和相关执法机关的干涉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司法实践中，却大多被审判机关认定为自首，且量刑时作为应当减轻刑罚的法定情节，从而导致缓刑的大量适用。
3.检察官法官受干扰因素太多
渎职犯罪的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许多人案发前担任着重要职务，他们大多背景深厚、关系复杂，一旦案发，求情的、打招呼的一拥而至。与刑事案件犯罪分子相比，渎职犯罪案件的主体在整个诉讼过程中明显处于的有利的地位。在诸多外来因素的影响下，无论是检察官还是法官，都面临许多来自各方面的干扰，而最突出的就是要求给犯罪嫌疑人保留公职。从现阶段看，从量刑幅度上讲只要判3年及以下有期徒刑徒刑，就可以争取宣告缓刑。而适用缓刑或免于刑事处罚，就可以争取保留公职。因此，犯罪主体和各种干扰力量会利用客观的人际资源和其他资源，通过各种渠道来争取缓刑、免处、保留公职，从而造成大量缓刑和免处以及不诉的适用。
三、对策建议
1.从立法的角度细化对渎职犯罪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的条件
从立法上完善对渎职犯罪刑罚的具体规定，尽可能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空间。以刑法第397条规定给法官以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行使空间为例。建议通过对犯罪情节、犯罪的危害后果具体量化刑罚的层次，对拘役至10年的刑期作出合理的、有层次的分解，以利于司法操作并对法官自由裁量权进行必要限制。其次必须完善缓刑适用条件的立法，对渎职犯罪适用缓刑在实体上作必要的限制性的规定，使其有较强的操作性，以指导基层办案。同进，建议增设渎职犯罪缓刑适用程序性条件。
2.明确检察机关对渎职犯罪案件的量刑建议权，确保量刑适当
司法实践中，渎职案件罪与非罪问题争议往往不大，但刑期多少对被告人有很大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也容易滋生腐败。对渎职犯罪案件检察官可以提出量刑建议，笔者认为在提起公诉时，将量刑建议书作为起诉书的内容之一移送法院，送达被告人。
3.检察机关要切实履行审判监督职能
检察机关应依法履行审判监督职责，加大对职务犯罪轻刑化的监督力度。对自侦案件的判决裁定文书要审查把关。对检察机关没有提出适用缓刑、免刑量刑建议，而法院适用缓刑、免刑的判决，要重点审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对职务犯罪案件的判决，检察机关要与法院建立经常性的联系制度，对某段时间内量刑较轻的，或适用缓刑、免刑较多的现象，与法院共同分析原因，制定对策；对适用法律明显不当，判决畸轻的，检察机关应当依法提起抗诉。要加大对法官徇私舞弊、贪赃枉法、滥用职权犯罪的查处力度，对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枉法裁判构成犯罪的要及时立案，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一、渎职犯罪查处的现状
1.渎职犯罪数量居高不下
2010年1月至2014年12月，恩施市检察院反渎局共立案查处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渎职犯罪案件12件19人，其中滥用职权3件5人，玩忽职守8件17人，徇私舞弊1件2人；大要案9件14人。从立案时间看，2010年2件2人，2011年3件3人，2012年2件2人，2013年2件5人，2014年3件7人
2.危害后果严重，社会影响恶劣
所查案件共造成13人死亡，重伤7人，直接经济损失380万元，间接经济损失650万元。
3.处理轻刑化明显，助长了不少犯罪分子铤而走险
在所立案件中，共采取拘留措施10人，逮捕9人，取保候审15人，未采取强制措施2人。从处理结果看，检察机關决定不起诉共3件3人。向法院提起公诉7件12人，法院判处缓刑5件10人，占结案的70%，定罪免处1件1人，占结案的10%，1件为已开庭但长时间无处理结果。处在公诉环节1件4人，待结1件2人。到目前为止尚无判处实刑的案例。从以上案件的查处看，职务犯罪查处轻刑化问题明显，不容忽视。
二、原因分析
1.法条本身存在缺陷，执法者有空可钻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刑法对职务犯罪处罚规定的量刑幅度过宽，对法律的适用没有具体的限制性规定，导致法官在量刑时自由裁量权较大。如刑法第397条规定了对滥用职权罪的处罚分四个档次：一般滥用职权罪，对行为人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滥用职权罪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 犯滥用职权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其量刑幅度之宽（从拘役至10年）在刑法规定中实属罕见，这给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量刑提供了太大的活动空间。以构成一般滥用职权为例，法官完全可以判处3年实刑，也可以适应缓刑，也可以适用拘役，还可以判处拘役，究竟如何确定，只能取决于法官的素质和兴趣，适用任何一种，检察机关都无法监督。二是由于缓刑的法定条件仅有实体性规定且过于主观，对法院宣告缓刑是否适当，没有具体的客观标准。刑法第72条缓刑适用中“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标准的认定是以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为依据的。而职务犯罪分子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善于伪装与表现，让人难以把握，导致法官对“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认定，往往过分强调“悔罪表现”。由于缺少客观标准，造成审判实践中宣告缓刑的随意性比很大。
2.自首、立功情节认定条件过宽
自首是我国刑法规定的重要法定量刑情节，对鼓励犯罪人自动投案、强调法律感化功能、节约国家司法成本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促进作用。但司法实践中却存在着对职务犯罪人自首的认定条件掌握过松、自首适用过于频繁的现象。自首的前提是自动投案，即不论司法机关是否发觉，都要在不受司法强制的情况下主动交代犯罪事实。而在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并非是出于悔悟等原因主动交代的。犯罪嫌疑人主动到检察机关投案自首的微乎其微，绝大多数是在检察机关收到举报信、向案犯了解情况，单位收到举报信或发现问题向案犯核实，或是在检察机关掌握了一定的犯罪材料，传讯案犯时交代的。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定自首，但因司法机关在标准和认识上存在的分歧，以及地方保护主义和相关执法机关的干涉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司法实践中，却大多被审判机关认定为自首，且量刑时作为应当减轻刑罚的法定情节，从而导致缓刑的大量适用。
3.检察官法官受干扰因素太多
渎职犯罪的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许多人案发前担任着重要职务，他们大多背景深厚、关系复杂，一旦案发，求情的、打招呼的一拥而至。与刑事案件犯罪分子相比，渎职犯罪案件的主体在整个诉讼过程中明显处于的有利的地位。在诸多外来因素的影响下，无论是检察官还是法官，都面临许多来自各方面的干扰，而最突出的就是要求给犯罪嫌疑人保留公职。从现阶段看，从量刑幅度上讲只要判3年及以下有期徒刑徒刑，就可以争取宣告缓刑。而适用缓刑或免于刑事处罚，就可以争取保留公职。因此，犯罪主体和各种干扰力量会利用客观的人际资源和其他资源，通过各种渠道来争取缓刑、免处、保留公职，从而造成大量缓刑和免处以及不诉的适用。
三、对策建议
1.从立法的角度细化对渎职犯罪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的条件
从立法上完善对渎职犯罪刑罚的具体规定，尽可能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空间。以刑法第397条规定给法官以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行使空间为例。建议通过对犯罪情节、犯罪的危害后果具体量化刑罚的层次，对拘役至10年的刑期作出合理的、有层次的分解，以利于司法操作并对法官自由裁量权进行必要限制。其次必须完善缓刑适用条件的立法，对渎职犯罪适用缓刑在实体上作必要的限制性的规定，使其有较强的操作性，以指导基层办案。同进，建议增设渎职犯罪缓刑适用程序性条件。
2.明确检察机关对渎职犯罪案件的量刑建议权，确保量刑适当
司法实践中，渎职案件罪与非罪问题争议往往不大，但刑期多少对被告人有很大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也容易滋生腐败。对渎职犯罪案件检察官可以提出量刑建议，笔者认为在提起公诉时，将量刑建议书作为起诉书的内容之一移送法院，送达被告人。
3.检察机关要切实履行审判监督职能
检察机关应依法履行审判监督职责，加大对职务犯罪轻刑化的监督力度。对自侦案件的判决裁定文书要审查把关。对检察机关没有提出适用缓刑、免刑量刑建议，而法院适用缓刑、免刑的判决，要重点审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对职务犯罪案件的判决，检察机关要与法院建立经常性的联系制度，对某段时间内量刑较轻的，或适用缓刑、免刑较多的现象，与法院共同分析原因，制定对策；对适用法律明显不当，判决畸轻的，检察机关应当依法提起抗诉。要加大对法官徇私舞弊、贪赃枉法、滥用职权犯罪的查处力度，对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枉法裁判构成犯罪的要及时立案，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