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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科举制度的建设，一方面排除了门第高低、私情厚薄和贿金多少对考试全过程的影响，确立了“一决于文字”、“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原则，使得整个科举制度“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另一方面，宋朝的科举制度也在极力拓宽或疏浚人才来源的渠道，尽最大的可能向着选拔到真正人才的目标在努力。
张大门路，广种薄收。唐朝科举应试者既有来自学校的生徒，也有来自社会上的乡贡，相对于以往的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这样的选官制度，来源已经很广泛了。但由于干谒请托之风的盛行，平民子弟中举的可能性实际上相对较小。台湾学者毛汉光在《唐代统治阶层社会变动》中，通过对两《唐书》中830名进士的出身进行分析发现：“进士出身者，士族子弟尤多，高达百分之七十一，而小姓为百分之十三点一，寒素中进士第者，仅占进士总额的百分之十五点九。”而且，唐朝制度规定：“自执工商，家专其业，皆不得入仕。”(《唐六典》卷二)四民之中，就有工、商两种被排除在科考之外。
宋朝的统治者清醒地意识到，科举考试是网罗人才的最有效途径，虽然所取之人并不一定都是博学多能之人，并不一定个个都能成大器。对科举制度的建设有过重大贡献的宋太宗，即位之初就曾说：“朕欲博求俊彦于科场之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宋史》卷一百五十五)正因为如此，就有必要张大科举之门，打破各种限制，降低取士门槛，引导读书人踏上科举之途，而统治者则可收广种薄收之效。
宋朝虽然继续对“工商之子，登仕进之途”进行限制，但淳化二年(992年)的诏令说：“国家开贡举之门，广搜罗之路。……如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宋会要辑稿》选举卷一四)这实际上为工商之子参加科考提供了法律保障。从实际效果上看，宋朝读书人应举，看不到有出身和职业的限制，而且中举的绝大多数是平民子弟。如曹州商人于令仪，一门之内，就有子于伋、侄于杰、于仿多人考中进士。宋理宗宝祐四年的《登科录》，记载了这年中榜的601名进士的详细情况。其中大多数出身于乡户，县坊出身者不到20人；平民家庭出身的有417人，官僚家庭出身的有184人。这表明在科举登第者中，官宦子弟居于少数，大多数来自平民家庭。
裁抑子弟，奖拔孤寒。紧承唐朝末年的裁抑子弟，宋朝初年在科举考试中进一步奖拔孤寒，即对权贵子弟采取各种限制政策，而对出身低微的平民人家的子弟，同等条件下尽可能奖掖照顾。乾德三年(965年)，翰林学士陶谷之子陶邴中进士第六名，宋太祖以“谷不能训子，安得登科第”，下诏要求“食禄之家，有登第者，礼部具姓名以闻，令复试之。”(《宋史》卷一百五十五)为了防止文衡公器的“斯滥”，他又一次诏令：“自今举人凡关食禄之家，委礼部具折以闻，当令复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当时还没有殿试，复试给“食禄之家”的子弟多设了一道门槛。开宝六年开始的殿试，直接原因是防止主持科考的官员用情取舍，录取不公，而针对的正是权贵子弟。
即便是在完全客观的同等条件下，权贵子弟不仅具有优越的经济条件，有较为充裕的学习时间，而且习闻父兄议论，了解朝廷礼仪，知晓当时时务，在科举考试中，依然具有竞争优势。基于这样的考量，宋朝皇帝在同等成绩面前，录取时尽量照顾贫寒的士子。雍熙二年(985年)，宰相李昉之子李宗谔、参知政事吕蒙正之弟吕蒙亨、盐铁使王明之子王扶、度支使王仲宣之子王待问等朝官子弟殿试时，“皆入上等”。宋太宗以“斯并势家，与孤寒竞进，纵以艺升，人亦谓朕有私也”，将他们都列为下等。正因为最高统治者有这样的用心，一些大臣不便让自家子弟亲族参加科考，有的往往中道而止，放弃了最后也是最为至关重要的殿试。如参知政事韩亿之子韩维，在通过礼部试之后，“不肯试大廷”，最后走的是“受荫入官”之路。参政唐介之子唐义问，通过礼部对现任官员参加科考专门设置的“锁厅试”之后，“引嫌罢之”。这也就是宋朝人叶梦得所说的：“旧制：执政子弟多以嫌不敢举进士，有过省而不敢就殿试者。”(《石林燕语》卷八)
宋朝前期，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这就是有官职的人参加殿试，不得为状元。这一传统也始于宋仁宗时。至和年间，太庙斋郎沈文通参加了科举考试，并在殿试中考取了第一名，协助皇帝主持考试的大臣们认为，沈文通已经有官职在身，不应该参加科举考试，就将他降为第二。这一“有官人不为第一人”的惯例，一直延续到南宋初年。当时的吴曾就说：“本朝殿试，有官人不为第一人，自沈文通始，迄今循之，以为故事。”(《能改斋漫录》卷二)
宋仁宗是历代帝王中最留心科举的人，在知举官的选择上，他非常谨慎小心，“由是礼闱知举任人极艰”。天圣五年(1027年)春的吏部试时，他甚至认为满朝没有“可意”的知举官，硬是将远在颍州的知州刘筠“驿召”回京，主持这次考试。此外，殿试时他还亲自出题，又担心泄密，于权贵子弟有利，临考前往往改易题目，所以有记载说他“于科举，尤轸圣虑，孜孜然唯恐失一寒畯”；称赞说“前代帝王，间有留意于取士，然未有若是者也”。(《曲洧旧闻》卷一)他在位期间，举行了13次殿试，状元就有12人是平民出身。他在赐新进士的御诗中也说：“寒儒逢锦运，报国合何如？”希望通过科考刚刚走入仕途的平民子弟，能不辜负皇帝的恩宠，为国效力。
宠章殊异，历代未有。唐朝科举虽然年年举行，但每科取人很少，特别是社会所重、士人所趋的进士科，一般每年取中的不到30名，因此落第的也多。唐朝科举在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同时，也制造了一股异己的力量。科场失意的“怀抱利器”之士，或者被地方藩镇辟召为幕僚，为对抗中央政权出谋划策，或者像王仙芝和黄巢那样，满怀失意和仇恨揭竿而起，直接葬送了唐王朝。
宋朝初年，每届取士人数与唐朝大体相同。宋太祖在位时，共开15科，每科取士只有13人。宋太宗时，开始大幅度增加录取名额，他即位次年即太平兴国二年(977年)的殿试，一榜就录取进士109人，诸科207人。不仅如此，他还调阅科举资料，又录取了特奏名进士和诸科184人。仅此一榜，录取的人数多达近500人，比宋太祖一朝15榜录取的455人的总数还要多。太平兴国三年，本来早就下诏这一年停止科举的，但宋太宗认为前榜遗漏的人才太多，改变主意，下令各地已经获得解送资格的人进京参加考试。他亲自在讲武殿主持复试，录取进士74名，诸科82名。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录取进士409人，诸科1129人，总人数多达1638人，比太平兴国二年录取的人数多两倍以上。鉴于“官吏猥众”，仁宗时曾规定：“礼部奏名，以四百名为限。”但是这个规定后来往往被突破。据张希清教授的考证和统计，北宋共开科考试81榜，取士60035人；南宋开科49榜，录取49915人，两宋合计取士109950人，其中正奏名59598人，特奏名50352人。再加上武举、制科、词科、童子举和宗室应举所取人数，多达115427人，平均每年361人，是唐朝的5倍，元朝的30倍，明朝的4倍，清朝的3.5倍。
有必要特别说说这里所谓的特奏名。尽管宋朝的取士人数多，但科举毕竟是竞争性很强的考试，难免有落第的。开宝三年(970年)，宋太祖在礼部录取张拱等8名进士之后，又令礼部贡院检阅贡籍，将进士和诸科15举以上，且考试终场的司马浦等106人，特赐本科出身。这一优待“困顿风尘，潦倒场屋”老而无成的举子、恩赐出身的做法，北宋中期之后成为定制，称为特奏名，以相对礼部的“正奏名”而言；又因为它来自皇帝的恩赐，所以也称“恩科”。这一做法，加大了科举制度的吸引力，一个人只要坚持不懈，即便屡屡落第，最后皇帝也可能恩赐一个科举出身。这就使得“人人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于盗贼奸究”。士子为了那一官半职，老死于科举之途者，不计其数；所谓的英雄豪杰，精力消靡于其中而不自知。
宋朝对士人特别是及第举子的“宠章殊异，历代未有”，还表现在以下方面：唐朝科举只是使寒门子弟具备了获得官职的资格而已，要真正就职做官，经国济民，还必须通过吏部身、言、书、判的考核。这道门槛依然很高，甚至不比一级级的科举考试更易于跨越。选试或释褐试合格之后，即便是进士，也只能从九品的小官做起。宋朝科举及第的进士，不仅享有显赫的荣耀，而且立即就可以做官。比起那些非科举出身的人来，中第的升官也快很多，特别是那些中高第者。仁宗一朝共举行13次殿试，前三名共有39人，后来官职没有达到公卿的，只有5人。
宋朝“国家开贡举之门，广搜罗之路”，相关的制度建设，拓宽了人才来源的渠道，唤醒了广大民众对科举重要性的认识，也引发了读书人对科举的兴趣。很多人从此走上科举之途，以“龙马的精神，骡子的体力，又要像土鳖虫那样麻木不仁和骆驼那样吃苦耐劳”努力于斯，力图用勤苦叩击学问，并以学问来打开通往权力之门。读书、应举、做官，成为全社会普遍的风气和追求，“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车马多如簇，书中有女颜如玉，既是最高统治者劝诱人们埋首书本的功名利禄的许诺，也是一旦登第之后迅即获得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的真实写照；既是全社会在科举的激励下以读书为至上、积极向学的形象反映，也是士子勤学不怠的动力所在。从此之后，一个人的社会身份、社会地位和发展前景，不再是以出生和血统来决定，而主要以是否科举中第为依据，一个新的时代——科举社会因此来临。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责任编辑：洪明）
张大门路，广种薄收。唐朝科举应试者既有来自学校的生徒，也有来自社会上的乡贡，相对于以往的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这样的选官制度，来源已经很广泛了。但由于干谒请托之风的盛行，平民子弟中举的可能性实际上相对较小。台湾学者毛汉光在《唐代统治阶层社会变动》中，通过对两《唐书》中830名进士的出身进行分析发现：“进士出身者，士族子弟尤多，高达百分之七十一，而小姓为百分之十三点一，寒素中进士第者，仅占进士总额的百分之十五点九。”而且，唐朝制度规定：“自执工商，家专其业，皆不得入仕。”(《唐六典》卷二)四民之中，就有工、商两种被排除在科考之外。
宋朝的统治者清醒地意识到，科举考试是网罗人才的最有效途径，虽然所取之人并不一定都是博学多能之人，并不一定个个都能成大器。对科举制度的建设有过重大贡献的宋太宗，即位之初就曾说：“朕欲博求俊彦于科场之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宋史》卷一百五十五)正因为如此，就有必要张大科举之门，打破各种限制，降低取士门槛，引导读书人踏上科举之途，而统治者则可收广种薄收之效。
宋朝虽然继续对“工商之子，登仕进之途”进行限制，但淳化二年(992年)的诏令说：“国家开贡举之门，广搜罗之路。……如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宋会要辑稿》选举卷一四)这实际上为工商之子参加科考提供了法律保障。从实际效果上看，宋朝读书人应举，看不到有出身和职业的限制，而且中举的绝大多数是平民子弟。如曹州商人于令仪，一门之内，就有子于伋、侄于杰、于仿多人考中进士。宋理宗宝祐四年的《登科录》，记载了这年中榜的601名进士的详细情况。其中大多数出身于乡户，县坊出身者不到20人；平民家庭出身的有417人，官僚家庭出身的有184人。这表明在科举登第者中，官宦子弟居于少数，大多数来自平民家庭。
裁抑子弟，奖拔孤寒。紧承唐朝末年的裁抑子弟，宋朝初年在科举考试中进一步奖拔孤寒，即对权贵子弟采取各种限制政策，而对出身低微的平民人家的子弟，同等条件下尽可能奖掖照顾。乾德三年(965年)，翰林学士陶谷之子陶邴中进士第六名，宋太祖以“谷不能训子，安得登科第”，下诏要求“食禄之家，有登第者，礼部具姓名以闻，令复试之。”(《宋史》卷一百五十五)为了防止文衡公器的“斯滥”，他又一次诏令：“自今举人凡关食禄之家，委礼部具折以闻，当令复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当时还没有殿试，复试给“食禄之家”的子弟多设了一道门槛。开宝六年开始的殿试，直接原因是防止主持科考的官员用情取舍，录取不公，而针对的正是权贵子弟。
即便是在完全客观的同等条件下，权贵子弟不仅具有优越的经济条件，有较为充裕的学习时间，而且习闻父兄议论，了解朝廷礼仪，知晓当时时务，在科举考试中，依然具有竞争优势。基于这样的考量，宋朝皇帝在同等成绩面前，录取时尽量照顾贫寒的士子。雍熙二年(985年)，宰相李昉之子李宗谔、参知政事吕蒙正之弟吕蒙亨、盐铁使王明之子王扶、度支使王仲宣之子王待问等朝官子弟殿试时，“皆入上等”。宋太宗以“斯并势家，与孤寒竞进，纵以艺升，人亦谓朕有私也”，将他们都列为下等。正因为最高统治者有这样的用心，一些大臣不便让自家子弟亲族参加科考，有的往往中道而止，放弃了最后也是最为至关重要的殿试。如参知政事韩亿之子韩维，在通过礼部试之后，“不肯试大廷”，最后走的是“受荫入官”之路。参政唐介之子唐义问，通过礼部对现任官员参加科考专门设置的“锁厅试”之后，“引嫌罢之”。这也就是宋朝人叶梦得所说的：“旧制：执政子弟多以嫌不敢举进士，有过省而不敢就殿试者。”(《石林燕语》卷八)
宋朝前期，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这就是有官职的人参加殿试，不得为状元。这一传统也始于宋仁宗时。至和年间，太庙斋郎沈文通参加了科举考试，并在殿试中考取了第一名，协助皇帝主持考试的大臣们认为，沈文通已经有官职在身，不应该参加科举考试，就将他降为第二。这一“有官人不为第一人”的惯例，一直延续到南宋初年。当时的吴曾就说：“本朝殿试，有官人不为第一人，自沈文通始，迄今循之，以为故事。”(《能改斋漫录》卷二)
宋仁宗是历代帝王中最留心科举的人，在知举官的选择上，他非常谨慎小心，“由是礼闱知举任人极艰”。天圣五年(1027年)春的吏部试时，他甚至认为满朝没有“可意”的知举官，硬是将远在颍州的知州刘筠“驿召”回京，主持这次考试。此外，殿试时他还亲自出题，又担心泄密，于权贵子弟有利，临考前往往改易题目，所以有记载说他“于科举，尤轸圣虑，孜孜然唯恐失一寒畯”；称赞说“前代帝王，间有留意于取士，然未有若是者也”。(《曲洧旧闻》卷一)他在位期间，举行了13次殿试，状元就有12人是平民出身。他在赐新进士的御诗中也说：“寒儒逢锦运，报国合何如？”希望通过科考刚刚走入仕途的平民子弟，能不辜负皇帝的恩宠，为国效力。
宠章殊异，历代未有。唐朝科举虽然年年举行，但每科取人很少，特别是社会所重、士人所趋的进士科，一般每年取中的不到30名，因此落第的也多。唐朝科举在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同时，也制造了一股异己的力量。科场失意的“怀抱利器”之士，或者被地方藩镇辟召为幕僚，为对抗中央政权出谋划策，或者像王仙芝和黄巢那样，满怀失意和仇恨揭竿而起，直接葬送了唐王朝。
宋朝初年，每届取士人数与唐朝大体相同。宋太祖在位时，共开15科，每科取士只有13人。宋太宗时，开始大幅度增加录取名额，他即位次年即太平兴国二年(977年)的殿试，一榜就录取进士109人，诸科207人。不仅如此，他还调阅科举资料，又录取了特奏名进士和诸科184人。仅此一榜，录取的人数多达近500人，比宋太祖一朝15榜录取的455人的总数还要多。太平兴国三年，本来早就下诏这一年停止科举的，但宋太宗认为前榜遗漏的人才太多，改变主意，下令各地已经获得解送资格的人进京参加考试。他亲自在讲武殿主持复试，录取进士74名，诸科82名。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录取进士409人，诸科1129人，总人数多达1638人，比太平兴国二年录取的人数多两倍以上。鉴于“官吏猥众”，仁宗时曾规定：“礼部奏名，以四百名为限。”但是这个规定后来往往被突破。据张希清教授的考证和统计，北宋共开科考试81榜，取士60035人；南宋开科49榜，录取49915人，两宋合计取士109950人，其中正奏名59598人，特奏名50352人。再加上武举、制科、词科、童子举和宗室应举所取人数，多达115427人，平均每年361人，是唐朝的5倍，元朝的30倍，明朝的4倍，清朝的3.5倍。
有必要特别说说这里所谓的特奏名。尽管宋朝的取士人数多，但科举毕竟是竞争性很强的考试，难免有落第的。开宝三年(970年)，宋太祖在礼部录取张拱等8名进士之后，又令礼部贡院检阅贡籍，将进士和诸科15举以上，且考试终场的司马浦等106人，特赐本科出身。这一优待“困顿风尘，潦倒场屋”老而无成的举子、恩赐出身的做法，北宋中期之后成为定制，称为特奏名，以相对礼部的“正奏名”而言；又因为它来自皇帝的恩赐，所以也称“恩科”。这一做法，加大了科举制度的吸引力，一个人只要坚持不懈，即便屡屡落第，最后皇帝也可能恩赐一个科举出身。这就使得“人人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于盗贼奸究”。士子为了那一官半职，老死于科举之途者，不计其数；所谓的英雄豪杰，精力消靡于其中而不自知。
宋朝对士人特别是及第举子的“宠章殊异，历代未有”，还表现在以下方面：唐朝科举只是使寒门子弟具备了获得官职的资格而已，要真正就职做官，经国济民，还必须通过吏部身、言、书、判的考核。这道门槛依然很高，甚至不比一级级的科举考试更易于跨越。选试或释褐试合格之后，即便是进士，也只能从九品的小官做起。宋朝科举及第的进士，不仅享有显赫的荣耀，而且立即就可以做官。比起那些非科举出身的人来，中第的升官也快很多，特别是那些中高第者。仁宗一朝共举行13次殿试，前三名共有39人，后来官职没有达到公卿的，只有5人。
宋朝“国家开贡举之门，广搜罗之路”，相关的制度建设，拓宽了人才来源的渠道，唤醒了广大民众对科举重要性的认识，也引发了读书人对科举的兴趣。很多人从此走上科举之途，以“龙马的精神，骡子的体力，又要像土鳖虫那样麻木不仁和骆驼那样吃苦耐劳”努力于斯，力图用勤苦叩击学问，并以学问来打开通往权力之门。读书、应举、做官，成为全社会普遍的风气和追求，“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车马多如簇，书中有女颜如玉，既是最高统治者劝诱人们埋首书本的功名利禄的许诺，也是一旦登第之后迅即获得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的真实写照；既是全社会在科举的激励下以读书为至上、积极向学的形象反映，也是士子勤学不怠的动力所在。从此之后，一个人的社会身份、社会地位和发展前景，不再是以出生和血统来决定，而主要以是否科举中第为依据，一个新的时代——科举社会因此来临。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责任编辑：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