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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娱乐至死》的最后部分，尼尔 ·波兹曼写道：“他（赫胥黎）试图在《美丽新世界》中告诉我们，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就我们今天的社会发展来看，赫胥黎的这一预言似乎已经成真，本文将以《娱乐至死》为切入点，对于后现代工业社会中的大众娱乐现象进行分析，力图说明科技力量一方面促进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弱化着我们的理性思维。
【关键词】： 《娱乐至死》 ;大众娱乐时代;科技进步;意识形态
在文艺青年以及知识分子常常发表高谈阔论的豆瓣中，关于这本书的简介大致是说：《娱乐至死》是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中最重大变化的探究和哀悼。印刷术时代步入没落，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电视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公共事务领域的内容，都不可避免的被电视的表达方式重新定义。电视的一般表达方式是娱乐。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尼尔·波兹曼在书中列举了一系列美国大众娱乐时代的文化现象，表达着他对于美国文化在变化中的遗憾与哀悼。反观我们的社会发展，曾经那个叱咤东方的文明大国看起来也在随着美国人的步伐，将一切文化的表达变成是娱乐的一部分。尽管我们至今仍然以五千年文明悠久历史自傲，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因为什么而笑？又因为什么而哭？”这样一个大命题让许多人开始感到无力并开始逐渐遗忘。早在18、19世纪，读书看报是人们了解公共信息的途径，于是文字便成了人们所信赖的一种表达，而那时的科技力量还不足以让人人都可以快速便捷地获取文字。公立学校仍然是知识的源泉，学习是一项被人们看做是神圣的权利。因此，在生活中出现可以阅读的时间时，那通常是被看做是严肃的、专注的、明确的一项活动。文字帮助人们同外部世界取得联系，也使得人们开始逐渐对外界有了属于自己的认知。书本一行一行，一页一页地把这个世界展示出来。在书本的世界里，这个世界是严肃的，人们依据理性生活，通过富有逻辑的批评和其他方式不断地完善自己。毫无疑问，印刷术是社会发展进步中最不容忽视的力量，人们用白纸黑字来传承技术，表明态度，表达思想，制定法律，创造文学等等。波兹曼给了印刷机时代了一个名称，即“阐释年代”。阐释是一种思想模式，一种学习方法，一种表达的途径。所有成熟话语所拥有的特征，都被偏爱阐释的印刷术发扬光大：富有逻辑的复杂思维、高度的理性和秩序、对于自相矛盾的憎恶、超常的冷静和客观以及等待受众反应的耐心。[1]而当时间进入19世纪中期，科技力量的发展又一次更新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当我们将电用于通讯服务时，我们就不再需要人力来传送信息，电报的发明使交通和通讯可以彼此脱离，空间已经不再是限制信息传播的、不可避免的障碍了。然而，这样源源不断的快速获取的信息，究竟为当时的人们带来些什么，柯勒律治关于“到处是水却没有一滴水可以喝”的著名诗句，也许很能代表这个失去语境的信息环境：在信息的海洋里，却找不到一点有用的信息。[1]试想一下，当我们一边吃着早饭，一边收听早晨广播或是阅读晨报时，有多少真正意义上有用的信息？距离我们几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外的地方发生游行，可我们一开始就没打算去那个城市。天气预报告诉我们今日有雨，但有些既定的行程也并不会因为雨天而就此搁置。这样的情况下，新闻资讯的意义在哪里是我们不禁要质疑的。于是，波兹曼认为，电报的力量来自它传播信息的能力，而不是收集信息，解释信息或者分析信息。而书籍则是收集、细察和组织分析信息观点的绝好容器。写书是作者试图使思想永恒并以此为人类对话做出贡献的一种努力。[1]再向前一步发展，光的书写被定义为又一种语言。图片作为某时某地的客观截取，也开始向人们证明着世界的存在。我们曾经会质疑语言的真假，常常发出“是真的吗？真的还是假的？“这样的问题来表达疑虑。然而当图片出现后，似乎人们对于“眼见为实”这一说法从此不再怀疑。照片成了真实的再现，它本身无可辩驳。像电报一样，照片把世界再现为一系列支离破碎的事件。在照片的世界里，没有开始，没有中间，也没有结束，就像电报一样。世界被割裂成了静态片段，存在的只是现在，而不是任何一个故事的一部分。当我们还在惊叹着交流媒介技术所创造出来的新世界是多么的美好，不知不觉中，我们又一次进入了一个完美的危险地带。20世纪以后电视的出现，让图像与瞬息时刻的结合发挥到了极致。我至今仍然记得几年前的一档电视节目中，受访者是一个陕南农村妇女，她几乎没有受过教育，没有读过几本书，然而她却像电视台播音员一样操着一口流利的、腔圆字正的普通话。她告诉记者，她的老师是电视机，这是她最可靠也最容易接近的老师。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一定意义上电视成了新的认识论的指挥中心。大量的新闻讯息，生活资讯，以及文化知识通过电视传播到家家户户。波兹曼称“电视已经赢得了‘元媒介’的地位——一种不仅决定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而且决定我们怎样认识世界的工具。”[1]
当我们把电视作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时，我们所需要的已不仅仅是简单的新闻消息与资讯，更多带有人文意味和教育意义的节目开始风行。凤凰卫视有一档著名脱口秀节目叫做《锵锵三人行》，由主持人窦文涛与两岸三地传媒界之精英名嘴，一起针对每日热门新闻事件进行研究，并各抒己见，但却又不属于追求问题答案的“正论”，而是“俗人闲话”，一派“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的豪情，达至融汇信息传播，制造乐趣与辨析事理三大元素于一身的目的。看似“平衡一下”的“滑头话”，百度百科对于这档节目的评价是：“节目定位高明，观众听着有意思，节目氛围真诚而有智慧，是节目成功关键之一。节目历久弥新，拥有持久的生命力和活力，十四年来秉承平民视角的清谈态度，深入透彻，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和人文价值取向。”我们不敢说这样的电视节目是毫无意义的，但是我们仍然需要质疑这样一档讨论节目的价值所在。当主持人和嘉宾以一种风趣幽默的知识分子形象出现在摄像机镜头前时，我们必须意识到，这已经成为了一种表演。观众是在接受一种表演形式的前提下去获取信息的，倘若没有风趣的主持人，没有养眼的嘉宾作为画面背景，那么又有多少人能够适应这种复杂类的谈话节目。于是信息事实上是穿上了一件华丽的外衣，才被我们所接受，并且我们也不能完全肯定这种接受是一种带着有效思考的接受。也许会有这样一种情况，当我们追随首播时间看完节目而又在第二天在十分巧合的情况下看到回放录像时，我们还是会发出“咦，这个说法昨天有讲过吗？“之类的疑问。在国外的电视秀，真人秀如火如荼进行的同时，内地电台自然不会放弃这种新形式的电视节目。以湖南卫视为例，从最开始的超女快男到现在《变形记》《爸爸去哪儿》，都是其在大众传媒时代紧随娱乐脚步下的产物。《变形记》的宣传是带着强烈教育意义的，它试图以一档电视节目来拯救所谓问题少年，并给那些生活在农村的孩子们一种积极向上的刺激与鼓励，然而，这真的会有作用吗？观众喜欢的带有情节，有强烈矛盾冲突的故事来刺激他们的感官，那么在这个追求收视率的传媒时代，编导其实才是故事的推动者。如何把视频剪辑成观众想要的成为了他们首要考虑的因素，而真实的记录意义，必然会在这样的驱动力下被弱化甚至掩盖。同样的，《爸爸去哪儿》这样一档大型亲子互动真人秀，他们所标榜的是因为都市的快节奏生活使父母和孩子间很难有机会共享天伦之乐，“节目并不是为了秀一下'星爸'和'星二代'的生活八卦，而是为了给80后父母们展示出一部生活教育百科全书。"然而事实是节目从第一季开播以来，所引起的各种娱乐八卦似乎更受观众所青睐。当我们将家庭生活这样一种个人的一部分搬上电视传媒时，教育和娱乐孰大孰小似乎是早已有了结论。
在《娱乐至死》中，波兹曼一直在强调着电视媒介对于我们生活方式的影响甚至是思维方式的影响。那时的他一定不比我们今天对于媒介改变生活这一认识来得更为深刻。80年代的媒介是以电视为主打力量，而今天的世界又一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互联网让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任何人，都可以传播他关于这个世界的看法和认识。看上去，似乎每一个人都拥有了话语权和发言权，人们在自己的社交网络上高谈阔论，和熟识的、陌生的人们进行着所谓交流与沟通。然而，自媒体时代是否真的让我们拥有了自由，是否真的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严肃、认真、理性的思考呢，恐怕答案也是早已确定的。当我们从印刷时代走向电波时代，再从电波时代走向互联网时代，科技的力量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当我们享受着科技所带来的种种便利时，我们似乎也忘记了任何事物都是具有其两面性的。正如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在《科学及其危机札记》中讲到的：“不仅形而上学，而且它所批夺的科学，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后者之所以复如是，是因为它保留着一种阻裾它发现社会危机原因的形式。”霍克海默认为科学技术推进了文明进步，但是却掩盖了社会危机，因此具有意识形态功能。[2]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与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我们的生活有了巨大的变化，后工业时代的特征是占据我们日常生活的不是书籍和阅读，而是网络、电子传媒和信息。这已经不再是一个理性静观的时代，而是感性冲动与体验的时代。媒介在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这种“愚民政策”来得悄无声息却又不可小觑。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已被它所左右，我们的道德思想，人生观，价值观都因媒介的改变而变化。[3]毫不夸张的说，我们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当我们关于技术时代、大众娱乐以及网络信息的观点通过网络技术来传播时，这种以网络来反对网络似乎已经构成了一种更大的
讽刺。
参考文献：
[1] [美] 尼尔·波兹曼著.章艳译.娱乐至死.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2] 马广利著.文化霸权.后殖民批评策略.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05.
[3] [美] 尼尔·波兹曼著.章艳译.娱乐至死.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关键词】： 《娱乐至死》 ;大众娱乐时代;科技进步;意识形态
在文艺青年以及知识分子常常发表高谈阔论的豆瓣中，关于这本书的简介大致是说：《娱乐至死》是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中最重大变化的探究和哀悼。印刷术时代步入没落，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电视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公共事务领域的内容，都不可避免的被电视的表达方式重新定义。电视的一般表达方式是娱乐。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尼尔·波兹曼在书中列举了一系列美国大众娱乐时代的文化现象，表达着他对于美国文化在变化中的遗憾与哀悼。反观我们的社会发展，曾经那个叱咤东方的文明大国看起来也在随着美国人的步伐，将一切文化的表达变成是娱乐的一部分。尽管我们至今仍然以五千年文明悠久历史自傲，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因为什么而笑？又因为什么而哭？”这样一个大命题让许多人开始感到无力并开始逐渐遗忘。早在18、19世纪，读书看报是人们了解公共信息的途径，于是文字便成了人们所信赖的一种表达，而那时的科技力量还不足以让人人都可以快速便捷地获取文字。公立学校仍然是知识的源泉，学习是一项被人们看做是神圣的权利。因此，在生活中出现可以阅读的时间时，那通常是被看做是严肃的、专注的、明确的一项活动。文字帮助人们同外部世界取得联系，也使得人们开始逐渐对外界有了属于自己的认知。书本一行一行，一页一页地把这个世界展示出来。在书本的世界里，这个世界是严肃的，人们依据理性生活，通过富有逻辑的批评和其他方式不断地完善自己。毫无疑问，印刷术是社会发展进步中最不容忽视的力量，人们用白纸黑字来传承技术，表明态度，表达思想，制定法律，创造文学等等。波兹曼给了印刷机时代了一个名称，即“阐释年代”。阐释是一种思想模式，一种学习方法，一种表达的途径。所有成熟话语所拥有的特征，都被偏爱阐释的印刷术发扬光大：富有逻辑的复杂思维、高度的理性和秩序、对于自相矛盾的憎恶、超常的冷静和客观以及等待受众反应的耐心。[1]而当时间进入19世纪中期，科技力量的发展又一次更新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当我们将电用于通讯服务时，我们就不再需要人力来传送信息，电报的发明使交通和通讯可以彼此脱离，空间已经不再是限制信息传播的、不可避免的障碍了。然而，这样源源不断的快速获取的信息，究竟为当时的人们带来些什么，柯勒律治关于“到处是水却没有一滴水可以喝”的著名诗句，也许很能代表这个失去语境的信息环境：在信息的海洋里，却找不到一点有用的信息。[1]试想一下，当我们一边吃着早饭，一边收听早晨广播或是阅读晨报时，有多少真正意义上有用的信息？距离我们几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外的地方发生游行，可我们一开始就没打算去那个城市。天气预报告诉我们今日有雨，但有些既定的行程也并不会因为雨天而就此搁置。这样的情况下，新闻资讯的意义在哪里是我们不禁要质疑的。于是，波兹曼认为，电报的力量来自它传播信息的能力，而不是收集信息，解释信息或者分析信息。而书籍则是收集、细察和组织分析信息观点的绝好容器。写书是作者试图使思想永恒并以此为人类对话做出贡献的一种努力。[1]再向前一步发展，光的书写被定义为又一种语言。图片作为某时某地的客观截取，也开始向人们证明着世界的存在。我们曾经会质疑语言的真假，常常发出“是真的吗？真的还是假的？“这样的问题来表达疑虑。然而当图片出现后，似乎人们对于“眼见为实”这一说法从此不再怀疑。照片成了真实的再现，它本身无可辩驳。像电报一样，照片把世界再现为一系列支离破碎的事件。在照片的世界里，没有开始，没有中间，也没有结束，就像电报一样。世界被割裂成了静态片段，存在的只是现在，而不是任何一个故事的一部分。当我们还在惊叹着交流媒介技术所创造出来的新世界是多么的美好，不知不觉中，我们又一次进入了一个完美的危险地带。20世纪以后电视的出现，让图像与瞬息时刻的结合发挥到了极致。我至今仍然记得几年前的一档电视节目中，受访者是一个陕南农村妇女，她几乎没有受过教育，没有读过几本书，然而她却像电视台播音员一样操着一口流利的、腔圆字正的普通话。她告诉记者，她的老师是电视机，这是她最可靠也最容易接近的老师。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一定意义上电视成了新的认识论的指挥中心。大量的新闻讯息，生活资讯，以及文化知识通过电视传播到家家户户。波兹曼称“电视已经赢得了‘元媒介’的地位——一种不仅决定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而且决定我们怎样认识世界的工具。”[1]
当我们把电视作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时，我们所需要的已不仅仅是简单的新闻消息与资讯，更多带有人文意味和教育意义的节目开始风行。凤凰卫视有一档著名脱口秀节目叫做《锵锵三人行》，由主持人窦文涛与两岸三地传媒界之精英名嘴，一起针对每日热门新闻事件进行研究，并各抒己见，但却又不属于追求问题答案的“正论”，而是“俗人闲话”，一派“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的豪情，达至融汇信息传播，制造乐趣与辨析事理三大元素于一身的目的。看似“平衡一下”的“滑头话”，百度百科对于这档节目的评价是：“节目定位高明，观众听着有意思，节目氛围真诚而有智慧，是节目成功关键之一。节目历久弥新，拥有持久的生命力和活力，十四年来秉承平民视角的清谈态度，深入透彻，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和人文价值取向。”我们不敢说这样的电视节目是毫无意义的，但是我们仍然需要质疑这样一档讨论节目的价值所在。当主持人和嘉宾以一种风趣幽默的知识分子形象出现在摄像机镜头前时，我们必须意识到，这已经成为了一种表演。观众是在接受一种表演形式的前提下去获取信息的，倘若没有风趣的主持人，没有养眼的嘉宾作为画面背景，那么又有多少人能够适应这种复杂类的谈话节目。于是信息事实上是穿上了一件华丽的外衣，才被我们所接受，并且我们也不能完全肯定这种接受是一种带着有效思考的接受。也许会有这样一种情况，当我们追随首播时间看完节目而又在第二天在十分巧合的情况下看到回放录像时，我们还是会发出“咦，这个说法昨天有讲过吗？“之类的疑问。在国外的电视秀，真人秀如火如荼进行的同时，内地电台自然不会放弃这种新形式的电视节目。以湖南卫视为例，从最开始的超女快男到现在《变形记》《爸爸去哪儿》，都是其在大众传媒时代紧随娱乐脚步下的产物。《变形记》的宣传是带着强烈教育意义的，它试图以一档电视节目来拯救所谓问题少年，并给那些生活在农村的孩子们一种积极向上的刺激与鼓励，然而，这真的会有作用吗？观众喜欢的带有情节，有强烈矛盾冲突的故事来刺激他们的感官，那么在这个追求收视率的传媒时代，编导其实才是故事的推动者。如何把视频剪辑成观众想要的成为了他们首要考虑的因素，而真实的记录意义，必然会在这样的驱动力下被弱化甚至掩盖。同样的，《爸爸去哪儿》这样一档大型亲子互动真人秀，他们所标榜的是因为都市的快节奏生活使父母和孩子间很难有机会共享天伦之乐，“节目并不是为了秀一下'星爸'和'星二代'的生活八卦，而是为了给80后父母们展示出一部生活教育百科全书。"然而事实是节目从第一季开播以来，所引起的各种娱乐八卦似乎更受观众所青睐。当我们将家庭生活这样一种个人的一部分搬上电视传媒时，教育和娱乐孰大孰小似乎是早已有了结论。
在《娱乐至死》中，波兹曼一直在强调着电视媒介对于我们生活方式的影响甚至是思维方式的影响。那时的他一定不比我们今天对于媒介改变生活这一认识来得更为深刻。80年代的媒介是以电视为主打力量，而今天的世界又一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互联网让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任何人，都可以传播他关于这个世界的看法和认识。看上去，似乎每一个人都拥有了话语权和发言权，人们在自己的社交网络上高谈阔论，和熟识的、陌生的人们进行着所谓交流与沟通。然而，自媒体时代是否真的让我们拥有了自由，是否真的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严肃、认真、理性的思考呢，恐怕答案也是早已确定的。当我们从印刷时代走向电波时代，再从电波时代走向互联网时代，科技的力量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当我们享受着科技所带来的种种便利时，我们似乎也忘记了任何事物都是具有其两面性的。正如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在《科学及其危机札记》中讲到的：“不仅形而上学，而且它所批夺的科学，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后者之所以复如是，是因为它保留着一种阻裾它发现社会危机原因的形式。”霍克海默认为科学技术推进了文明进步，但是却掩盖了社会危机，因此具有意识形态功能。[2]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与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我们的生活有了巨大的变化，后工业时代的特征是占据我们日常生活的不是书籍和阅读，而是网络、电子传媒和信息。这已经不再是一个理性静观的时代，而是感性冲动与体验的时代。媒介在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这种“愚民政策”来得悄无声息却又不可小觑。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已被它所左右，我们的道德思想，人生观，价值观都因媒介的改变而变化。[3]毫不夸张的说，我们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当我们关于技术时代、大众娱乐以及网络信息的观点通过网络技术来传播时，这种以网络来反对网络似乎已经构成了一种更大的
讽刺。
参考文献：
[1] [美] 尼尔·波兹曼著.章艳译.娱乐至死.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2] 马广利著.文化霸权.后殖民批评策略.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05.
[3] [美] 尼尔·波兹曼著.章艳译.娱乐至死.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