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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1980年的《西望茅草地》到后知青时代的《日夜书》，韩少功在小说中书写了丰富多元的音乐内容，主要包括民歌民谣、民间乐器和音乐家、“革命”红歌，以及现代流行歌曲和卡拉OK等内容。从小说的艺术价值来看，这些内容不仅丰富了文本内涵，也有着丰富人物形象和深化反思意识的文本诉求。丰富多元的音乐内容透射出深刻复杂的社会面相和心理情态。作为“寻根”文学的先行者，韩少功将音乐引入小说，不仅是他对知青生活的热切回望，也展示了他对过去与现在、城市与乡村等问题的反思和追索，以及他对民族文化的思考和孜孜不倦的“寻根”追求。
关键词：小说 音乐 知青 反思 寻根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韩少功就不遗余力地书写知青生活。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寻根”思潮兴起，“乡村生活的经验从文化和生命力的角度被唤醒”，“上山下乡”运动和知青的精神空间受到热切关注，以韩少功为代表的知青作家对其持续不断地进行叙述和开拓。a值得关注的是，韩少功在小说的知青叙事中融入了丰富多元的音乐内容，展现了深刻复杂的社会面相和心理情态，其中既有民歌民谣、“革命”红歌、流行歌曲，也有唢呐、口琴等民间乐器和声像一体的卡拉OK等音乐形式。这样的叙事策略一方面是他对知青生活的热切回望，另一方面也展示出他对过去与现在、城市与乡村的反思和追索。
一、丰富多元的音乐书写
韩少功小说中的音乐书写大都以白马湖茶场、马桥村、边山峒、鸡头寨、茅草地、青山峒、太平墟等知青点或原始村落为背景，内容丰富多元，既有民歌、民谣、唢呐、口琴等民间音乐元素，又有充满时代色彩的“革命”红歌，还有卡拉OK等新的音乐形式。
（一）悠远绵长的民歌民谣
民歌民谣句式短小，情感充沛，展现着楚地人心直口快、感情丰富、能歌善舞的自然天性，具有鲜明楚地巫诗传统的古歌在《爸爸爸》《女女女》中得到了集中体现。鸡头寨（《爸爸爸》）人认定古歌里蕴含着关于他们祖先的详细记载，比起史官的笔头，他们更相信会唱歌的德龙。和鸡尾寨人械斗失败后，鸡头寨人集体高唱表现家族迁徙的“简”歌，追溯家族漫长而艰辛的生存历史，声音悲壮雄浑、敲山震谷，连鸡尾寨人都为之惊愕。在《女女女》中，当地震来临时，招魂师拼命地歌唱盘古开天辟地、创造世界的传说，意喻废墟中的重生，彰显出强大的民间生命力量。《马桥词典》中大量的民歌民谣也展现着热烈淳朴的人情人性之美。马桥村人热衷于对唱情歌，从普通的情歌到“觉觉歌”再到“下歌”，语言大胆浅露、粗俗不堪，表现了乡野男女泼辣直白的性爱表达方式，如“我看你女子二十零，不要关起门装正经，我看你脸上桃花色，裤裆早已经湿津津”。除此之外，还有专门表现马桥女子目送私生子躺在木盆里顺江而下时的歌谣，如泣如诉，凄美绝伦；也有万玉在歇工时间随口唱的《兄弟歌》，表达着四位兄弟渴望早日团聚的急切期盼；当村民发生纠纷时，按照马桥村的惯例，需要各方请出一个无子无孙的老寡妇唱七句箴言，开导双方，实现和解。《回声》《日夜书》等小说中也以民歌民谣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其乐融融的农家生活图，如白马湖茶场的农民（《日夜书》）“赶鱼”时唱《扯谎歌》，节奏明快，语言朴实，充满了十足的生活气息。
（二）民间音乐家和民间乐器
除了以民歌民谣丰富小说内容，像毛三寅那样的民间音乐家和唢呐、口琴等民间乐器也是韩少功民间音乐书写的重要一笔。毛三寅（《山歌天上来》）虽目不识丁，但他对于音律有着超群的感知能力。他将别人看来就是“几句普通甚至浅白和零乱的词”，奇迹般地谱成了动人心魄的山歌剧《天大地大》。在教授芹姑娘学习音乐时，他要求其忘记音阶，学习山里牲禽车磨锯刨的叫声，学习小贩叫卖的吆喝声，以自然之音唱自然之歌。在《风吹唢呐声》中，韩少功以“唢呐”为线索，勾画了哑巴德琪的悲惨命运。唢呐是德琪唯一的家当，也是他与外界沟通的唯一方式。在小说开头，德琪伴随着吱吱呀呀“不成调的唢呐声”走进叙述者的视线。在结尾处，不成调的唢呐声让叙述者“我”想起了德琪，而此时，他早已離开人世，只留下“那支我眼熟的破唢呐，已经铜锈斑斑”，给人以苍凉之感。在《飞过蓝天》中，闪亮的铁匣子（口琴）寄托着知青“麻雀”和鸽子晶晶之间美好的情愫：“一般来说，他看完纸条后会特别高兴，挠挠脑袋，伸伸手臂，在地上翻一个筋斗，摸出一个闪亮的铁匣子塞进口里左右拉动。奇妙的声音就在这时发出来了，像清晨雀噪，像流水回环，像阳光流进密林，雨点敲打绿叶……它常常在这种声音中发呆。”b然而，面对回城的诱惑，“麻雀”不得不将晶晶送给招工的师傅。在送别时，“麻雀”吹响的俄罗斯民歌《三套车》婉转凄凉，诉说着孤独和无奈。
（三）高亢激昂的“革命”红歌
高亢激昂的“革命”红歌是韩少功在小说中极力书写的另一类音乐形式。“革命”红歌往往具有凝聚人心、振奋精神的作用。在双河县青山峒（《回声》）的抗旱活动中，高亢嘹亮的革命歌曲与“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的政治口号相得益彰，增强了其崇高意味，展现出红卫兵对于“革命”事业的狂热与笃定。在《西望茅草地》中，昂扬奋进的“革命”红歌是茅草地人民战胜自然、发展生产的精神源泉。场长张种田像当地很多农民一样，虽“晓不得”如何去唱《江南处处好风光》，却对其中所含的战斗精神心领神会。他们相信“只要肯流汗，只要肯下力”，一无所有的茅草地也会变成“聚宝盆”和“人间天堂”。张种田还将《新四军军歌》作为自我的身份标志，在受人邀请时，他总会走腔走调地唱道：“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孤军奋战罗霄山上，继承着先烈的殊勋。千万里转战，风雪饥寒……”在《诱惑》中，知青经过万千跋涉终于看到了山外的大瀑布，他们惊叹于大自然的奇妙，大唱《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红军不怕远征难》《我们走在大路上》和《马赛曲》。
（四）现代流行歌曲和卡拉OK
除了振奋人心的“革命”红歌，在《报告政府》和《暗示》中，韩少功还通过流行歌曲、卡拉OK等营造了狂欢的气氛。在《报告政府》中，男女案犯通过改词串曲的流行歌曲串烧寻求刺激，释放内心的压抑和愤懑。如他们将《酒干倘卖无》中的“多么熟悉的声音，陪我多少年风和雨”改成“多么恐怖的声音，陪我多少次抽筋”，还深情对唱《纤夫的歌》《都市恋歌》《雾之恋》《曾经》《永不想你》《水中花》等，再美的歌曲经过他们的改造，由粗野的大嗓门唱出难免不落入低俗之流。神圣庄严的《解放军军歌》也成了他们要求饭里加肉的号子：“8号仓这么一唱，其他仓的犯人也心领神会，于是脚踏祖国大地肩负起人民希望的雄壮军歌立即激荡整个监区，只是唱得比较乱。”在《暗示》中，韩少功通过卡拉OK这一新的娱乐形式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灯红酒绿、香艳肉感的音乐世界。在歌厅、夜总会等娱乐场所，高亢激昂、催人奋进的革命歌曲失去了原有的庄严和崇高，成为时兴的流行俗乐，供人们享受消遣。如《麻将》一节中，知青春节聚会，共话青春记忆时，席间响起：“听吧战斗号角发出警报/穿上军装拿起武器共青团们集合起来/踏上征程万众一心保卫国家/告别了亲爱的妈妈……”但与之相应的场景却是：“球形彩灯在那里翻卷，播下七色光斑满地飞驰。铜号、沙锤以及架子鼓在那里轰击着神经，一支老歌变成了流行舞曲，男女舞伴一对对在那里踏着红色的快思节拍，整齐地起伏顿挫一同旋进。”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小说中都交织着过去和现在两条时间线，叙述者均以知青的身份进行讲述。小说中呈现的音乐元素作为他们知青生活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们触摸人物命运、感受时代的钥匙。
二、音乐书写中的文本诉求
哲学的思辨与文学的唯美结合，是韩少功创作的一大特点。“他是文学家中的思想家”，同样也是“思想家中的文学家”，他把音乐元素融入文本，实现了“灵动的言表与深刻的思辨自然融合”，有效地拓宽了文本的深度和广度，展现了他独特的创作视野和叙事策略。
（一）丰富人物形象
韩少功对音乐的书写，主要从人与音乐的关系入手，侧重于对歌者命运的刻画。程光炜认为《西望茅草地》的主人公张种田的身上有着韩少功自己的影子：“他通过这个人物找到了失踪多年的自己。”c在小说中，韩少功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打量和记忆张种田。在小说开头，他用大量的笔墨塑造了一个有过从军经历、脾性暴躁、独断专行、自律严肃而又热心善良、英勇奉献的英雄张种田，随后的小雨之死和农场解散又为其增添了悲剧色彩，形象由高大变得渺小。而当叙述者“我”回到阔别多年的茅草地时，回旋在脑海中的却只有张种田挂在嘴边的《新四军军歌》，这不仅激起了“我”对故人故事的无限感怀，甚至令“我”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呼喊：“场长，你还唱这首歌吗？我这一辈子里还能看到你吗？我多么想抱住你，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哭你和我，哭小雨，哭大家……”d熟悉的旋律中激荡着张种田和“我”的热血青春，由此而来的回忆和呼喊也引发了对张种田形象的再塑造。唱《新四军军歌》是张种田的个性特征，韩少功有力地挖掘了这一叙述资源，由点及面，展现了张种田复杂曲折的一生，也激活了自我的知青记忆。
德龙、万玉和毛三寅分别是鸡头寨、马桥村和边山峒的唱歌高手，他们的形象特征和命运走向均是通过音乐来呈现的。在《爸爸爸》中，德龙作为丙崽的父亲是一个缺席的神秘人物，他唯一的出场是以歌者的形象出现。他有着尖细的娘娘腔的声音，喜欢唱歌，从“十八扯”到“风流情歌”，“每次都唱得女人们面红耳赤地躲避，唱得主妇用棒槌打他出门”e。因为唱古歌，马桥村人对他心生敬意。在某种意义上，他是鸡头寨的精神领袖，他的出走象征着民族文化的衰竭和没落，同样也是桃花源式的理想生存环境的丧失。觉觉佬万玉（《马桥词典》）的形象与德龙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在很多事情上不认真，在唱歌问题上无比坚定。他简直有艺术殉道者的劲头，情愿放弃逛县城的美差，情愿放弃工分而遭受干部臭骂和处罚，也不愿接受关于锄头的艺术，没有女人艺什么术”f。他死后，马桥村陷入了寂静，女人们也失去了她们的“哩咯啷”。《山歌天上来》中的毛三寅虽是音乐天才，却在现实中处处碰壁：他创作的民歌受到现代流行歌曲的挤压，无法登上舞台表演；他倾尽一生创作的《天大地大》被国际当红音乐家魏博士改编成现代交响乐，在国际舞台上名利双收；由他培养的优秀民歌歌手芹姑娘也沦为歌舞厅的卖唱者和葬礼上的职业哭丧者。他们从耕田劳作、自然风物、山水人情中获得灵感，创造出伟大的艺术。他们的悲惨命运不仅是民间音乐天才的不幸陨落，也折射出乡村文化的衰落。
（二）深化反思意识
1988年，韩少功从湖南转赴海南，来到全球化时代的最前沿。这使他对转型时期的社会变化和人的精神状态有着敏锐的觉察。像卡拉OK这种新事物往往成为他观察社会、洞悉人生的重要窗口。卡拉OK的声、像结合将人的经验感受从听觉延伸到了视觉。在《暗示》中，韩少功通过卡拉OK这一全新的音乐形式深刻阐释了“言”与“象”分离的现象，揭示了在西方文明冲击下我们所面临的文化危机和精神危机。
录像带中“美女出浴，玉腿齐飞”的画面与革命歌曲《血染的风采》相配，用以表现英雄战士“保家卫国”的精神；渔家小妹的脱衣舞、时髦的手机和镀金信用卡与歌颂改革开放的歌曲《春天的故事》相配，“以示渔家人民也在美好时代大步走向了繁荣富强，实现了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化”；俄罗斯民歌《三套车》中农夫怜马的悲惨故事，居然被一个港装小妞在游乐场里一连串疯玩疯笑的画面来阐述，三套车成了大起大落风驰电掣的过山车。这些激荡着青春岁月的俄罗斯民歌和革命歌曲与土地、劳动、雪花、冰凌脱离了联系，在歌厅、夜总会或高档会所里与“富豪的表情，权贵的排场，纵欲的娇态，虚情假意的眼风，自恋自狂的背影，还有可供男人玩味的性感呻吟和性感扭动”g相映，失去了原有的崇高感。
与此同时，这些卡拉OK在灯红酒绿的歌厅里也被赋予了社交的功能，满足了房地产大老板和政府官员吃、喝、玩、乐“一条龙服务”的星级待遇。有趣的是，相比于那些流行的港台歌碟，以老木为代表的返城知青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红太阳》歌碟最主要的消费者”h，当年在知青中最流行的《三套车》《老人河》《红河谷》等外国民歌和《红太阳》《革命人永远是年轻》《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等“革命”红歌是他们的最爱。熟悉的旋律总能刺激到他们敏感的神经，让他们热泪闪烁，兴奋和满足溢于言表，这种怀旧看似撕心裂肺、痛定思痛，实则是他们生命体验的本能反应，他们“需要这些歌，就像需要一些情感的遗物，在自己心身疲惫的时候，拿到昏黄的灯下来清点和抚摸一番，引出自己一声感叹或一珠泪光”i。生命记忆在钞票的世界里显得苍白无力，绚丽多姿的视觉盛宴反而让这怀旧更显荒诞。
在20世纪90年代社会的急速转型中，人们深感精神的虚妄，只能通过消费式的怀旧获得价值确认，但这往往是徒劳的。韩少功在“言”与“象”的错位组合中以音乐的物化呈现出人的身心异化，这种理性的书写，更加强化了他在创作中一以贯之的反思意识。
三、音乐书写与“寻根”理想
韩少功是“寻根”文学的先行者，宝贵的知青记忆是他小说创作的重要源泉。在音乐书写中，他以多种形式呈现这段生命体验和彰显民间文化的强大力量，这种回望民间的姿态饱含着他对民族文化的思考和孜孜不倦的“寻根”追求。
韩少功对于乡村的偏爱与其说是知青情结，不如说是浓烈的乡土情结。刘复生说：“乡村是韩少功的生命和灵魂的栖息之地，也是他文学创作的灵感之源。”j陈晓明也说：“在他的个人记忆深处，始终包裹着一个精神内核，那就是‘知青情结’。”k在他小说的音乐书写中，生活在城市的知青，耳畔总是回响着满载青春记忆的民歌民谣。《日夜书》中，当陶小布在送马涛回访白马湖茶场时，两次响起俄罗斯民歌，渲染了马涛即将离世的凄凉气氛，悲壮而又苍凉，但也预示了精神的回归。马涛先前在美国，重病时回国，赶赴自己曾经插队的地方，有着叶落归根的意味。陶小布再见“秀鸭婆”时，已经物是人非，梁队长没有了当年的干练，但还是依旧善良。白马湖青山绿水、藍天白云，湖面上的农民唱着“扯谎歌”，让陶小布感到轻松惬意。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尚书》）文学与音乐的结合在我国有着悠久的传统，从文学内在发展的历程来看，音乐进入小说这种叙事方式不仅继承了楚地巫诗传统，也延续了中国文学“歌舞入诗”的文学传统。悠悠古歌诉说着沧桑、勇敢与坚忍，象征着一个民族的坚忍、顽强与执着。《爸爸爸》中的鸡头寨是桃花源式的“乌托邦”世界，其中的古歌追根寻祖，从祖父唱到姜凉。这在风格上是对楚地巫诗传统的继承，也体现着韩少功寻民族文化之根的意图。《女女女》中幺姑下葬时唱的招魂曲，也是追问人类的本源，寻找文化基因。由此看来，韩少功小说中的音乐书写与“寻根”的文学理想密不可分，从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深入民族文化的精深之处，以此透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民族精神。
乡下人和城市人的双重身份为韩少功提供了有效的观察角度，让他看到了文化的纵深面。在谈论“寻根文学”时，韩少功说：“当时赞同寻根的，主要是一帮有乡村经验的作家，特别是一些知青作家，包括下乡知青和回乡知青两个群体。但不管哪个群体，也不管他们对乡土怀有怎样的情感，他们都有一定的乡土生活经验。”同时，他们也获得了一种独特的生命感受，一旦受到某种观念的启导，这种特殊的生命体验就会被激活，并焕发出强大的精神活力。l
从《归去来》到《日夜书》，韩少功不仅开启了重要的知青命题，同时又融入了大量的民间元素和都市景观。他以记忆为纲，以时间为线，展现了别样的故事和情感。这种叙事以探索一代人的思想和精神空间为着力点，表现的是一个文化姿态，是一种人文情怀。与音乐的物化相伴的是人的异化，在他的小说中悠远绵长的民歌民谣与壮怀激烈的“革命”高歌不断被书写、被记忆，这种动机并非简单的私人情结。从本质上来看，这正是他作为现代知识分子企图在传统的、原始的神话、歌舞、想象中接通人类返璞归真的通道，重建现代人的精神家园，重塑本土的、民间的、自然的、人性的民族文化的远大理想。
a 项静：《中间状态：知青精神空间的流变与文化姿态——以韩少功的〈归去来〉与〈日夜书〉为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8期，第111—246页。
b 韩少功：《飞过蓝天》，见《同志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6页。
c 韩少功：《西望茅草地》，见《同志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1页。
d 程光炜：《韩少功的变线——从〈西望茅草地〉到〈爸爸爸〉的话题谈起》，《南方文坛》2019年第1期，第6—15页。
e 韩少功：《爸爸爸》，见《归去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页。
f 韩少功：《觉觉佬》，见《马桥词典》，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页。
g 韩少功：《卡拉 OK》，见《暗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4页。
hi 韩少功：《红太阳》，见《暗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6页。
j 刘复生、张硕果、石晓岩：《另类视野与文学实践——韩少功文学创作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8页。
k 陈晓明：《个人记忆与历史布景——关于韩少功和寻根的断想》，《文艺争鸣》1994 年第5期，第46—54页。
l 郝庆军、韩少功：《九问韩少功——关于文学写作与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对一个人的阅读》，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268页。
参考文献：
[1] 何言宏，杨霞.坚持与抵抗——韩少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 吴义勤主编；李莉，胡健玲编选.韩少功研究资料[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3] 程光炜.韩少功的变线——从《西望茅草地》到《爸爸爸》的话题谈起[J].南方文坛，2019（1）：6-15.
[4] 陈晓明.个人记忆与历史布景——关于韩少功和寻根的断想[J].文艺争鸣，1994（5）：46-54.
[5] 龚敏律.韩少功的寻根小说与巫楚文化[J].中国文学研究，2005（2）：96-101.
[6] 陳若谷.归去来兮韩少功：从《日夜书》到《西望茅草地》[J].小说评论，2017（3）：32-38.
[7] 项静.中间状态：知青精神空间的流变与文化姿态——以韩少功的《归去来》与《日夜书》为例[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8）：111-130+246.
[8] 廖述务.仍有人仰望星空——韩少功创作研究[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
[9] 孔见编著.韩少功评传[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
作 者： 张惠娟，西南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读硕士研究生。
编 辑：赵斌 E-mail：[email protected]
关键词：小说 音乐 知青 反思 寻根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韩少功就不遗余力地书写知青生活。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寻根”思潮兴起，“乡村生活的经验从文化和生命力的角度被唤醒”，“上山下乡”运动和知青的精神空间受到热切关注，以韩少功为代表的知青作家对其持续不断地进行叙述和开拓。a值得关注的是，韩少功在小说的知青叙事中融入了丰富多元的音乐内容，展现了深刻复杂的社会面相和心理情态，其中既有民歌民谣、“革命”红歌、流行歌曲，也有唢呐、口琴等民间乐器和声像一体的卡拉OK等音乐形式。这样的叙事策略一方面是他对知青生活的热切回望，另一方面也展示出他对过去与现在、城市与乡村的反思和追索。
一、丰富多元的音乐书写
韩少功小说中的音乐书写大都以白马湖茶场、马桥村、边山峒、鸡头寨、茅草地、青山峒、太平墟等知青点或原始村落为背景，内容丰富多元，既有民歌、民谣、唢呐、口琴等民间音乐元素，又有充满时代色彩的“革命”红歌，还有卡拉OK等新的音乐形式。
（一）悠远绵长的民歌民谣
民歌民谣句式短小，情感充沛，展现着楚地人心直口快、感情丰富、能歌善舞的自然天性，具有鲜明楚地巫诗传统的古歌在《爸爸爸》《女女女》中得到了集中体现。鸡头寨（《爸爸爸》）人认定古歌里蕴含着关于他们祖先的详细记载，比起史官的笔头，他们更相信会唱歌的德龙。和鸡尾寨人械斗失败后，鸡头寨人集体高唱表现家族迁徙的“简”歌，追溯家族漫长而艰辛的生存历史，声音悲壮雄浑、敲山震谷，连鸡尾寨人都为之惊愕。在《女女女》中，当地震来临时，招魂师拼命地歌唱盘古开天辟地、创造世界的传说，意喻废墟中的重生，彰显出强大的民间生命力量。《马桥词典》中大量的民歌民谣也展现着热烈淳朴的人情人性之美。马桥村人热衷于对唱情歌，从普通的情歌到“觉觉歌”再到“下歌”，语言大胆浅露、粗俗不堪，表现了乡野男女泼辣直白的性爱表达方式，如“我看你女子二十零，不要关起门装正经，我看你脸上桃花色，裤裆早已经湿津津”。除此之外，还有专门表现马桥女子目送私生子躺在木盆里顺江而下时的歌谣，如泣如诉，凄美绝伦；也有万玉在歇工时间随口唱的《兄弟歌》，表达着四位兄弟渴望早日团聚的急切期盼；当村民发生纠纷时，按照马桥村的惯例，需要各方请出一个无子无孙的老寡妇唱七句箴言，开导双方，实现和解。《回声》《日夜书》等小说中也以民歌民谣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其乐融融的农家生活图，如白马湖茶场的农民（《日夜书》）“赶鱼”时唱《扯谎歌》，节奏明快，语言朴实，充满了十足的生活气息。
（二）民间音乐家和民间乐器
除了以民歌民谣丰富小说内容，像毛三寅那样的民间音乐家和唢呐、口琴等民间乐器也是韩少功民间音乐书写的重要一笔。毛三寅（《山歌天上来》）虽目不识丁，但他对于音律有着超群的感知能力。他将别人看来就是“几句普通甚至浅白和零乱的词”，奇迹般地谱成了动人心魄的山歌剧《天大地大》。在教授芹姑娘学习音乐时，他要求其忘记音阶，学习山里牲禽车磨锯刨的叫声，学习小贩叫卖的吆喝声，以自然之音唱自然之歌。在《风吹唢呐声》中，韩少功以“唢呐”为线索，勾画了哑巴德琪的悲惨命运。唢呐是德琪唯一的家当，也是他与外界沟通的唯一方式。在小说开头，德琪伴随着吱吱呀呀“不成调的唢呐声”走进叙述者的视线。在结尾处，不成调的唢呐声让叙述者“我”想起了德琪，而此时，他早已離开人世，只留下“那支我眼熟的破唢呐，已经铜锈斑斑”，给人以苍凉之感。在《飞过蓝天》中，闪亮的铁匣子（口琴）寄托着知青“麻雀”和鸽子晶晶之间美好的情愫：“一般来说，他看完纸条后会特别高兴，挠挠脑袋，伸伸手臂，在地上翻一个筋斗，摸出一个闪亮的铁匣子塞进口里左右拉动。奇妙的声音就在这时发出来了，像清晨雀噪，像流水回环，像阳光流进密林，雨点敲打绿叶……它常常在这种声音中发呆。”b然而，面对回城的诱惑，“麻雀”不得不将晶晶送给招工的师傅。在送别时，“麻雀”吹响的俄罗斯民歌《三套车》婉转凄凉，诉说着孤独和无奈。
（三）高亢激昂的“革命”红歌
高亢激昂的“革命”红歌是韩少功在小说中极力书写的另一类音乐形式。“革命”红歌往往具有凝聚人心、振奋精神的作用。在双河县青山峒（《回声》）的抗旱活动中，高亢嘹亮的革命歌曲与“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的政治口号相得益彰，增强了其崇高意味，展现出红卫兵对于“革命”事业的狂热与笃定。在《西望茅草地》中，昂扬奋进的“革命”红歌是茅草地人民战胜自然、发展生产的精神源泉。场长张种田像当地很多农民一样，虽“晓不得”如何去唱《江南处处好风光》，却对其中所含的战斗精神心领神会。他们相信“只要肯流汗，只要肯下力”，一无所有的茅草地也会变成“聚宝盆”和“人间天堂”。张种田还将《新四军军歌》作为自我的身份标志，在受人邀请时，他总会走腔走调地唱道：“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孤军奋战罗霄山上，继承着先烈的殊勋。千万里转战，风雪饥寒……”在《诱惑》中，知青经过万千跋涉终于看到了山外的大瀑布，他们惊叹于大自然的奇妙，大唱《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红军不怕远征难》《我们走在大路上》和《马赛曲》。
（四）现代流行歌曲和卡拉OK
除了振奋人心的“革命”红歌，在《报告政府》和《暗示》中，韩少功还通过流行歌曲、卡拉OK等营造了狂欢的气氛。在《报告政府》中，男女案犯通过改词串曲的流行歌曲串烧寻求刺激，释放内心的压抑和愤懑。如他们将《酒干倘卖无》中的“多么熟悉的声音，陪我多少年风和雨”改成“多么恐怖的声音，陪我多少次抽筋”，还深情对唱《纤夫的歌》《都市恋歌》《雾之恋》《曾经》《永不想你》《水中花》等，再美的歌曲经过他们的改造，由粗野的大嗓门唱出难免不落入低俗之流。神圣庄严的《解放军军歌》也成了他们要求饭里加肉的号子：“8号仓这么一唱，其他仓的犯人也心领神会，于是脚踏祖国大地肩负起人民希望的雄壮军歌立即激荡整个监区，只是唱得比较乱。”在《暗示》中，韩少功通过卡拉OK这一新的娱乐形式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灯红酒绿、香艳肉感的音乐世界。在歌厅、夜总会等娱乐场所，高亢激昂、催人奋进的革命歌曲失去了原有的庄严和崇高，成为时兴的流行俗乐，供人们享受消遣。如《麻将》一节中，知青春节聚会，共话青春记忆时，席间响起：“听吧战斗号角发出警报/穿上军装拿起武器共青团们集合起来/踏上征程万众一心保卫国家/告别了亲爱的妈妈……”但与之相应的场景却是：“球形彩灯在那里翻卷，播下七色光斑满地飞驰。铜号、沙锤以及架子鼓在那里轰击着神经，一支老歌变成了流行舞曲，男女舞伴一对对在那里踏着红色的快思节拍，整齐地起伏顿挫一同旋进。”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小说中都交织着过去和现在两条时间线，叙述者均以知青的身份进行讲述。小说中呈现的音乐元素作为他们知青生活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们触摸人物命运、感受时代的钥匙。
二、音乐书写中的文本诉求
哲学的思辨与文学的唯美结合，是韩少功创作的一大特点。“他是文学家中的思想家”，同样也是“思想家中的文学家”，他把音乐元素融入文本，实现了“灵动的言表与深刻的思辨自然融合”，有效地拓宽了文本的深度和广度，展现了他独特的创作视野和叙事策略。
（一）丰富人物形象
韩少功对音乐的书写，主要从人与音乐的关系入手，侧重于对歌者命运的刻画。程光炜认为《西望茅草地》的主人公张种田的身上有着韩少功自己的影子：“他通过这个人物找到了失踪多年的自己。”c在小说中，韩少功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打量和记忆张种田。在小说开头，他用大量的笔墨塑造了一个有过从军经历、脾性暴躁、独断专行、自律严肃而又热心善良、英勇奉献的英雄张种田，随后的小雨之死和农场解散又为其增添了悲剧色彩，形象由高大变得渺小。而当叙述者“我”回到阔别多年的茅草地时，回旋在脑海中的却只有张种田挂在嘴边的《新四军军歌》，这不仅激起了“我”对故人故事的无限感怀，甚至令“我”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呼喊：“场长，你还唱这首歌吗？我这一辈子里还能看到你吗？我多么想抱住你，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哭你和我，哭小雨，哭大家……”d熟悉的旋律中激荡着张种田和“我”的热血青春，由此而来的回忆和呼喊也引发了对张种田形象的再塑造。唱《新四军军歌》是张种田的个性特征，韩少功有力地挖掘了这一叙述资源，由点及面，展现了张种田复杂曲折的一生，也激活了自我的知青记忆。
德龙、万玉和毛三寅分别是鸡头寨、马桥村和边山峒的唱歌高手，他们的形象特征和命运走向均是通过音乐来呈现的。在《爸爸爸》中，德龙作为丙崽的父亲是一个缺席的神秘人物，他唯一的出场是以歌者的形象出现。他有着尖细的娘娘腔的声音，喜欢唱歌，从“十八扯”到“风流情歌”，“每次都唱得女人们面红耳赤地躲避，唱得主妇用棒槌打他出门”e。因为唱古歌，马桥村人对他心生敬意。在某种意义上，他是鸡头寨的精神领袖，他的出走象征着民族文化的衰竭和没落，同样也是桃花源式的理想生存环境的丧失。觉觉佬万玉（《马桥词典》）的形象与德龙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在很多事情上不认真，在唱歌问题上无比坚定。他简直有艺术殉道者的劲头，情愿放弃逛县城的美差，情愿放弃工分而遭受干部臭骂和处罚，也不愿接受关于锄头的艺术，没有女人艺什么术”f。他死后，马桥村陷入了寂静，女人们也失去了她们的“哩咯啷”。《山歌天上来》中的毛三寅虽是音乐天才，却在现实中处处碰壁：他创作的民歌受到现代流行歌曲的挤压，无法登上舞台表演；他倾尽一生创作的《天大地大》被国际当红音乐家魏博士改编成现代交响乐，在国际舞台上名利双收；由他培养的优秀民歌歌手芹姑娘也沦为歌舞厅的卖唱者和葬礼上的职业哭丧者。他们从耕田劳作、自然风物、山水人情中获得灵感，创造出伟大的艺术。他们的悲惨命运不仅是民间音乐天才的不幸陨落，也折射出乡村文化的衰落。
（二）深化反思意识
1988年，韩少功从湖南转赴海南，来到全球化时代的最前沿。这使他对转型时期的社会变化和人的精神状态有着敏锐的觉察。像卡拉OK这种新事物往往成为他观察社会、洞悉人生的重要窗口。卡拉OK的声、像结合将人的经验感受从听觉延伸到了视觉。在《暗示》中，韩少功通过卡拉OK这一全新的音乐形式深刻阐释了“言”与“象”分离的现象，揭示了在西方文明冲击下我们所面临的文化危机和精神危机。
录像带中“美女出浴，玉腿齐飞”的画面与革命歌曲《血染的风采》相配，用以表现英雄战士“保家卫国”的精神；渔家小妹的脱衣舞、时髦的手机和镀金信用卡与歌颂改革开放的歌曲《春天的故事》相配，“以示渔家人民也在美好时代大步走向了繁荣富强，实现了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化”；俄罗斯民歌《三套车》中农夫怜马的悲惨故事，居然被一个港装小妞在游乐场里一连串疯玩疯笑的画面来阐述，三套车成了大起大落风驰电掣的过山车。这些激荡着青春岁月的俄罗斯民歌和革命歌曲与土地、劳动、雪花、冰凌脱离了联系，在歌厅、夜总会或高档会所里与“富豪的表情，权贵的排场，纵欲的娇态，虚情假意的眼风，自恋自狂的背影，还有可供男人玩味的性感呻吟和性感扭动”g相映，失去了原有的崇高感。
与此同时，这些卡拉OK在灯红酒绿的歌厅里也被赋予了社交的功能，满足了房地产大老板和政府官员吃、喝、玩、乐“一条龙服务”的星级待遇。有趣的是，相比于那些流行的港台歌碟，以老木为代表的返城知青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红太阳》歌碟最主要的消费者”h，当年在知青中最流行的《三套车》《老人河》《红河谷》等外国民歌和《红太阳》《革命人永远是年轻》《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等“革命”红歌是他们的最爱。熟悉的旋律总能刺激到他们敏感的神经，让他们热泪闪烁，兴奋和满足溢于言表，这种怀旧看似撕心裂肺、痛定思痛，实则是他们生命体验的本能反应，他们“需要这些歌，就像需要一些情感的遗物，在自己心身疲惫的时候，拿到昏黄的灯下来清点和抚摸一番，引出自己一声感叹或一珠泪光”i。生命记忆在钞票的世界里显得苍白无力，绚丽多姿的视觉盛宴反而让这怀旧更显荒诞。
在20世纪90年代社会的急速转型中，人们深感精神的虚妄，只能通过消费式的怀旧获得价值确认，但这往往是徒劳的。韩少功在“言”与“象”的错位组合中以音乐的物化呈现出人的身心异化，这种理性的书写，更加强化了他在创作中一以贯之的反思意识。
三、音乐书写与“寻根”理想
韩少功是“寻根”文学的先行者，宝贵的知青记忆是他小说创作的重要源泉。在音乐书写中，他以多种形式呈现这段生命体验和彰显民间文化的强大力量，这种回望民间的姿态饱含着他对民族文化的思考和孜孜不倦的“寻根”追求。
韩少功对于乡村的偏爱与其说是知青情结，不如说是浓烈的乡土情结。刘复生说：“乡村是韩少功的生命和灵魂的栖息之地，也是他文学创作的灵感之源。”j陈晓明也说：“在他的个人记忆深处，始终包裹着一个精神内核，那就是‘知青情结’。”k在他小说的音乐书写中，生活在城市的知青，耳畔总是回响着满载青春记忆的民歌民谣。《日夜书》中，当陶小布在送马涛回访白马湖茶场时，两次响起俄罗斯民歌，渲染了马涛即将离世的凄凉气氛，悲壮而又苍凉，但也预示了精神的回归。马涛先前在美国，重病时回国，赶赴自己曾经插队的地方，有着叶落归根的意味。陶小布再见“秀鸭婆”时，已经物是人非，梁队长没有了当年的干练，但还是依旧善良。白马湖青山绿水、藍天白云，湖面上的农民唱着“扯谎歌”，让陶小布感到轻松惬意。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尚书》）文学与音乐的结合在我国有着悠久的传统，从文学内在发展的历程来看，音乐进入小说这种叙事方式不仅继承了楚地巫诗传统，也延续了中国文学“歌舞入诗”的文学传统。悠悠古歌诉说着沧桑、勇敢与坚忍，象征着一个民族的坚忍、顽强与执着。《爸爸爸》中的鸡头寨是桃花源式的“乌托邦”世界，其中的古歌追根寻祖，从祖父唱到姜凉。这在风格上是对楚地巫诗传统的继承，也体现着韩少功寻民族文化之根的意图。《女女女》中幺姑下葬时唱的招魂曲，也是追问人类的本源，寻找文化基因。由此看来，韩少功小说中的音乐书写与“寻根”的文学理想密不可分，从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深入民族文化的精深之处，以此透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民族精神。
乡下人和城市人的双重身份为韩少功提供了有效的观察角度，让他看到了文化的纵深面。在谈论“寻根文学”时，韩少功说：“当时赞同寻根的，主要是一帮有乡村经验的作家，特别是一些知青作家，包括下乡知青和回乡知青两个群体。但不管哪个群体，也不管他们对乡土怀有怎样的情感，他们都有一定的乡土生活经验。”同时，他们也获得了一种独特的生命感受，一旦受到某种观念的启导，这种特殊的生命体验就会被激活，并焕发出强大的精神活力。l
从《归去来》到《日夜书》，韩少功不仅开启了重要的知青命题，同时又融入了大量的民间元素和都市景观。他以记忆为纲，以时间为线，展现了别样的故事和情感。这种叙事以探索一代人的思想和精神空间为着力点，表现的是一个文化姿态，是一种人文情怀。与音乐的物化相伴的是人的异化，在他的小说中悠远绵长的民歌民谣与壮怀激烈的“革命”高歌不断被书写、被记忆，这种动机并非简单的私人情结。从本质上来看，这正是他作为现代知识分子企图在传统的、原始的神话、歌舞、想象中接通人类返璞归真的通道，重建现代人的精神家园，重塑本土的、民间的、自然的、人性的民族文化的远大理想。
a 项静：《中间状态：知青精神空间的流变与文化姿态——以韩少功的〈归去来〉与〈日夜书〉为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8期，第111—246页。
b 韩少功：《飞过蓝天》，见《同志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6页。
c 韩少功：《西望茅草地》，见《同志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1页。
d 程光炜：《韩少功的变线——从〈西望茅草地〉到〈爸爸爸〉的话题谈起》，《南方文坛》2019年第1期，第6—15页。
e 韩少功：《爸爸爸》，见《归去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页。
f 韩少功：《觉觉佬》，见《马桥词典》，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页。
g 韩少功：《卡拉 OK》，见《暗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4页。
hi 韩少功：《红太阳》，见《暗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6页。
j 刘复生、张硕果、石晓岩：《另类视野与文学实践——韩少功文学创作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8页。
k 陈晓明：《个人记忆与历史布景——关于韩少功和寻根的断想》，《文艺争鸣》1994 年第5期，第46—54页。
l 郝庆军、韩少功：《九问韩少功——关于文学写作与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对一个人的阅读》，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268页。
参考文献：
[1] 何言宏，杨霞.坚持与抵抗——韩少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 吴义勤主编；李莉，胡健玲编选.韩少功研究资料[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3] 程光炜.韩少功的变线——从《西望茅草地》到《爸爸爸》的话题谈起[J].南方文坛，2019（1）：6-15.
[4] 陈晓明.个人记忆与历史布景——关于韩少功和寻根的断想[J].文艺争鸣，1994（5）：46-54.
[5] 龚敏律.韩少功的寻根小说与巫楚文化[J].中国文学研究，2005（2）：96-101.
[6] 陳若谷.归去来兮韩少功：从《日夜书》到《西望茅草地》[J].小说评论，2017（3）：32-38.
[7] 项静.中间状态：知青精神空间的流变与文化姿态——以韩少功的《归去来》与《日夜书》为例[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8）：111-130+246.
[8] 廖述务.仍有人仰望星空——韩少功创作研究[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
[9] 孔见编著.韩少功评传[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
作 者： 张惠娟，西南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读硕士研究生。
编 辑：赵斌 E-mail：[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