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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杜诏作为梁溪词人群体的代表作家之一，其词学思想既有地域性特征，又有一定的典范性，对后世词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杜诏身处康熙怀柔政策之下，早期受顾贞观与严绳孙教导，后又与朱彝尊交游，形成了重婉约、重真情、重雅正、重声律的词学思想。他的词学思想与创作实践具有一致性，为后世留下许多真挚和婉、声律协调的醇雅之词。
关键词：杜诏 词学思想 形成原因 创作表现
杜诏（1666—1736），字紫纶，号云川，自号蓉湖词隐，别号浣花词客，江苏无锡人。屡踬场屋，苦不得售，后于康熙四十四年献《迎銮》诗，命入内廷。康熙命辑《御选历代诗余》《钦定词谱》，杜诏皆参与其中。杜诏工倚声，少时师从顾贞观，又得严绳孙指点，后来追随竹垞词，著有《凤髓词》三卷、《浣花词》一卷、《蓉湖渔笛谱》一卷，合称《云川阁词》，附于《云川阁集》后。《全清词·顺康卷》第十九册中收录杜诏词255首。作为清代前期梁溪词人群体的核心成员之一，杜诏的词学思想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作为康熙朝文化政策的执行者与见证者，杜诏的词学思想又有一定的典范性。以之為研究对象，既可以剖析梁溪地域的词学风尚，又可以窥见康熙朝的词学走向。本文试对杜诏词学思想的具体内涵、形成原因以及在创作中的表现进行探讨。
一、杜诏词学思想的具体内涵
杜诏的词学思想主要散见于对词的评论和具体的创作实践中，经过梳理，我们可以总结为重婉约、重真情、重雅正、重声律这四个主要方面。
首先，杜诏认为词应以婉约为本。清人沿袭宋词风格，有婉约与豪放等不同取向，清初各个流派对此展开过激烈讨论。杜诏在《三姝媚》中有云：
风流消未尽。侍先生朝来，侧闻高论。屈指词人，自南唐而后，几多名俊。第一欧秦，歌婉约、苏黄俱逊。总在天然，色淡红嫣，语幽香润。 谁撷清真余韵。只白石梅溪，梦窗无分。净洗铅华，算解人惟有，玉田差近。一笛薲州，夸绝妙、还输公谨。说甚晓风残月，揉酥滴粉。a
在这首词中，杜诏首先于上阕明确表达了以婉约为正宗的观点：“第一欧秦，歌婉约、苏黄俱逊。”他将欧阳修和秦观的词看作第一，正是在于其词婉约清丽，而苏东坡、黄庭坚的豪放词则略逊一筹。词的下阕提及“谁撷清真余韵。只白石梅溪，梦窗无分”，杜诏对姜夔和史达祖持赞扬态度，是因为他们的词中带有周邦彦《清真词》的余韵，而周邦彦正是婉约词的集大成者，由此可见他对婉约词的推重。另外，杜诏在为其师顾贞观的《弹指词》所作序中提到：“迦陵之词，横放杰出，大都出自辛、苏，卒非词家本色。”b杜诏对豪放词所持“非词家本色”的批评态度，也表现出他以婉约为正宗的词学观念。
其次，杜诏论词特别重视真情实感的抒发。杜诏所处的年代正是浙西词派大放异彩之时，然而浙西词派中后期的词作过于注重体格与字句的雕琢，减弱了情感表现的力度。谢章铤对这一问题做出过尖锐的批评：“大抵今之揣摩南宋，只求清雅而已，故专以委夷妥帖为上乘。而不知南宋之所以胜人者，清矣而尤贵乎真，真则有至情；雅矣而尤贵乎醇，醇则耐寻味。若徒字句修洁，声韵圆转，而置立意于不讲，则亦姜、史之皮毛，周、张之枝叶已。虽不纤靡，亦浮腻；虽不叫嚣，亦且薄弱。”c他认为此时的浙西词派学习南宋只求清雅，将“委夷妥帖”作为最高的要求，却忽视了于词中表现的真情，只学到了姜夔一派雅正词的皮毛，最终囿于浮腻薄弱的境地，落于下乘。其实早在谢章铤之前，杜诏已经提出过这样的观点，他在《弹指词序》中指出：“彼学姜、史者辄屏弃秦、柳诸家，一扫绮靡之习，品则超矣，或者不足于情，若《弹指》则极情之至，出入南北两宋，而奄有众长，词之集大成者也。”d杜诏认为竹垞词虽然继承了姜夔、史达祖一派的雅正典丽而一扫绮靡之风，品格极高，然而在表现情感方面略有不足。基于此，杜诏认为顾贞观的词要略胜朱彝尊一筹，因此他称顾贞观的词是“极情之至”。在杜诏看来，真情实感的表达是词作中最为重要的内容。
再次，杜诏不喜艳俗之词，重视词之雅正。“雅”与俗相对，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美学标准之一。词兴于民间坊市之中，因情感表达上不加节制而成为“艳科”。针对这一问题，北宋时期的文人在不断锤炼词的过程中将其逐步推向雅的方向。至南宋，词中尚雅之风不断高涨，雅词作者的队伍也日益壮大，以姜夔、史达祖、吴文英等为首的雅词作家自成一派，开南宋词坛上清正典雅之风。姜夔这一派雅正词人影响深远，在清初词坛得到了极大的回响，杜诏在《山中白云词序》中曾云：
词盛于北宋，至南宋乃极其二。姜夔尧章最为杰出，宗之者史达祖、高观国、卢祖皋、吴文英、蒋捷、周密、陈允平诸名家，皆具夔之一体。而张炎叔夏庶几全体具矣。仇仁近谓：“叔夏词意度超玄、律吕协洽，当多与白石老仙相鼓吹。” e
《山中白云词》的作者张炎深受南宋以来雅词一派的巨大影响，在其词学专著《词源》中提出了以“雅正”为核心的词学理论。杜诏在为张炎所写的序中表达了对雅词的看法，他以姜夔为雅词之首，接下来的史达祖、吴文英、周密等都沿袭了姜夔的雅词一派。张炎之词因具备姜夔的雅正之风而被杜昭称赞，可见其对雅正词的推崇。
第四，杜诏还十分重视词的声律。张炎曾云：“词以协音为先，音者何，谱是也。古人按律制谱，以词定声，此正声依永律和声之遗意。”f张炎作词时十分讲究音律协调，杜诏对此颇为赞同，因而他在《山中白云词序》中也认同张炎词为“律吕协洽”。杜诏还说过：
惟帝乃歌，百工相和，是实肇风诗之首，亦即开乐府之源。雅颂既兴，歌词间出，始则以诗被乐，继且按律填词。虽小部新声，类是缘情之作；而禁庭春昼，争传应制之篇。至于大晟府官，以协律为名，金马门时，以能词待诏。g
他指出，乐府是诗词的源头，词是词句与声乐的结合，因而需要按律填词。词作为抒发感情的文学作品，又有其特定的声乐要求，尤其需要注重声律的协调，只有这样才能合乎词的标准，甚至借协律之词待诏。在《金缕曲》中即有这样的句子：“大雅今谁是。十年来、一经题品，便成佳士。共说绵津诗律细，吴下风流如此。容易得、受知天子。我亦挂名门下久，唱迎鸾、几曲天颜喜。”h杜诏本人便是因为其作品雅正且重协律而被天子看重，由秀才一跃入内廷侍召，因而在他看来若想倚声得志，对声律的重视与钻研是必不可少的。 总之，杜诏虽然没有专门的论著来论其词学思想，但从《弹指词序》与《山中白云词序》这两篇重要的序言及其词的创作实践中，可以为其概括出重婉约、重真情、重雅正、重声律的词学思想。
二、杜诏词学思想的形成原因
杜诏重婉约、重真情、重雅正、重声律的词学思想，是在个人经历与社会环境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从个人经历角度来看，顾贞观、严绳孙及朱彝尊这三位名师的教导，对杜诏词学观念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顾贞观、严绳孙与杜诏皆为江苏无锡人，杜诏有幸得二人指点：“诗词之学渊源于两先生极深。”i《听秋声馆词话》中评价杜诏：“生平恬退寡营，少时从顾梁汾、严藕渔两先生游，故其词如水碧金膏，纤尘不染。”j在顾贞观与严绳孙二人的影响之下，杜诏的词显出清新和雅、纤尘不染的特征，这也是他不喜绮靡之词的根源所在。顾贞观在《柳烟词序》中表达了对艳词的批判态度：“词本于诗，忽云‘词人之则丽以淫’，一体之中，强分泾渭，于是高者不屑为，而下者则漫为之，致荡佚而不可返，填词之弊，值此其由。”k他认为当时词人大量填写艳词导致了不好的风气，而雅正之词却能较好地克服这一弊端，杜诏重雅正的观念也正受其师顾贞观的影响。
顾贞观所著的《弹指词》因“以情为重”而被称为“词家三绝”之一，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言：“顾华峰词全以情胜，是高人一著处。”l顾贞观所倡导的性灵说，即指主张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真实感情的自然流露，也是重视情感的体现。杜诏在为《弹指词》作序时曾经评价顾贞观道：“若《弹指》则极情之至，出入南北两宋，而奄有众长，词之集大成者也。”m他在詞《绮罗香》中也曾写道：“遍题辞、彩扇榴裙，风情那许拟弹指。”n他对于顾贞观《弹指词》极情之至、风雅含情的高度评价，正是被顾氏重真情的思想所影响。
杜诏年少时期的另一位老师严绳孙曾言：“文之有源者，无畔于经，无窒于理，本乎自得，抒中心所欲言，固不在袭古人以求同，离古人以自异也。”o他与顾贞观有着相似的词学追求，都重视性灵说，认为写文作词皆要发自内心，曾向严绳孙求学的杜诏也不免被其观念感染，重视内心感情的自由表达。杜诏在词作中的情感抒发往往呈自然流露之态，如《迈陂塘》中：“眄江皋、去程应远，舟行时夜将半。离家便作还家梦，风急柁楼吹断。愁历乱。问此去、何由粗了平生愿。欲眠辗转。念寸草谁怜，寸心谁解，唯望老亲健。”p句中并无繁复的典故，简单平易的语言之下，作者思念家乡、挂念亲人的情感却不言而明，真挚动人，颇得严氏词的余韵。
此外，杜诏为官期间曾向朱彝尊请教，朱彝尊对杜诏重雅正的词学思想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明末清初之际，词坛风气唯淫靡、粗豪夹杂，朱彝尊作为提倡“醇雅”词的代表人物，高举“清空”“醇雅”的理论旗帜，以南宋姜夔、张炎等人为典范，使得清代词风因南宋词的重新被发掘而产生了巨大变化。杜诏也深受熏陶，在《弹指词序》中他就提到过这一点：“予少好填词，每为吾师所矜许，后遇竹垞先生，复窃闻其绪论，乃摩挲白石、梅溪之间，词体为之稍变。”q杜诏年少便喜爱填词，经顾贞观、严绳孙教导之后，又遇上朱彝尊，在他的影响之下开始揣摩雅正之词，词体为之一变。
从社会环境角度来看，杜诏处于康熙文治举措与怀柔政策的时期，他的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风气的熏染。经历过顺治时期的高压政策，康熙所采用的文治举措给了文人更多的选择。“清兴，首开鸿博，以网罗知名士；不足则更征山林隐逸，以礼相招；不足则复大开明史馆，使夫怀故国之思者，或将集焉。上下四方，皆入其网矣。”r从梁启超所说的这段话可以看出当时的局势，清廷采用各种方式网罗天下名士，想让他们为朝廷所用。朝廷除去科举的传统途径，另还通过特招、开“博学鸿词”等方式大量地任用文人，顾贞观、严绳孙、朱彝尊、杜诏等人都是通过康熙帝特任而为官的。杜诏早年屡试不第，直至三十九岁康熙南巡时，才以秀才之身被皇帝任命为官，因而他在应召期间也就更深刻地受到康熙帝的政策影响。据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记载：“吾邑杜云川太史诏，先以监生膺荐，食七品俸。预辑《历代诗余》，蒙恩赐进士。”s杜诏被任命为监生，赐进士，参与到《御选历代诗余》和《钦定词谱》的编撰，深受朝廷“清醇雅正”的文学倾向熏陶。在康熙帝“辑其风华典丽悉归于正者”t的标准之下，整个文坛风气都为之一变。
康熙着重讲求词的声律也对杜昭产生了很大影响。康熙帝在《钦定词谱序》中提到：
词之有图谱，犹诗之有体格也。……唐之中叶，始为填词，制调倚声，历五代、北宋而极盛。崇宁间，《大晟乐府》所集，有十二律、六十家、八十四调，后遂增至二百余。换羽移商，品目详具。逮南渡后，宫调失传，而词学亦渐紊矣。夫词寄于调，字之多寡有定数，句之长短有定式，韵之平仄有定声，杪忽无差，始能谐合。否则，音节乖舛，体制混淆，此图谱之所以不可略也。u
康熙认为，词要求声律协调与诗严格要求体格是一样重要的，词经历五代、北宋，对声律的讲究达到了顶点。然而宋代南渡之后，词就逐渐失序，不复从前的规范了，词的音节若不符合声律，则词体都会陷于混乱。为了纠正这个弊端，他在命人编订词谱时，便格外重视词的“中分句读、一字一韵”。
康熙对于雅正词的推重和对于词格律的讲究，并不只是他个人之事，作为封建中央集权制下的皇帝，他的观念会导致整个时代观念的变化。对此，严迪昌先生指出：“康熙在其后期亲政阶段‘钦命’编纂《历代诗余》和《词谱》就是从‘意’的指归和‘谱’的规范上加以制约，特别是强调词必须协律，将合乎音律的问题提到学术的高度来倡导。……于是唯美、唯雅的，专事阴阳四声的各种醇雅风流、格调派别‘幡然从而和之’。”v当时不仅诸多流派应康熙之意，崇雅词、重格律，如朱彝尊所推崇的雅正词正因为与康熙帝的观念相合，浙西词派才能超越当时的诸多流派，在整个词坛大放异彩；受命辑词的杜诏，在数年的编撰过程中更与康熙帝的观念紧密相连，其重雅正与重声律的词学思想在此基础上也就进一步形成了。 综上所述，杜诏青年时期即在顾贞观与严绳孙的教导之下，初步形成了重婉约与重真情的词学思想。在壮年步入官场之后，他一方面受词学大家朱彝尊的影响，崇尚雅正之词，另一方面在编撰词谱的过程中深为官方浸染，注重词的清醇雅正与声律协调。在杜诏的个人经历与所处环境的共同作用之下，其重婉约、重真情、重雅正、重声律的词学思想最终定型。
三、杜诏词学思想在创作中的体现
杜诏重婉约的词学观念体现在他创作实践的方方面面。他擅长描绘优美景致，表现生活惬意、抒发闲情雅趣。意象上，多选取“梦”“花”“月”“烟”等清丽朦胧之物作为描绘对象。比如《柳梢青》：“不听春莺。不知春晓，雨过春城。料峭春寒，冥蒙春色，澹薄春情。 问春无语亭亭。会送客、春风早行。春柳河桥，春花驿路，打点春晴。”w作者选取初春的莺啼、春雨、春风等意象，描绘了一幅春寒料峭、烟雨迷蒙的画面，清新可人。又如《春光好》：“风送暖，日笼晴。百花明。夹路红灯簇锦棚。满春城。 尽是九重春色，传来万户春声。共说长安春正好，乐升平。”x同样是写春景，这首词描绘了暖风、明花、九重春色等鲜艳活泼的景致，充满生气盎然、春光明媚之感。他的这类词作格局不大，语意清新，具有较强的私人色彩，是典型的婉约风格。
杜诏重真情的词学观念多蕴含于表现乡情、亲情、友情的词作之中。杜诏后期离乡为官之时，作品中常有思乡之语。 “旅愁中。盼江乡渺渺。烟月正濛濛。残腊方回，早梅将放，微绽香雪春融。未曾见、传来驿使，谁为我、小绘折枝工。”y在离家的旅途中，天边的月还笼罩在朦胧的雾里，梅花带来了春的讯息，作者自然而然地期望驿使能为他传来家乡的消息。多年离开家乡为官的经历，使得杜诏常常将思乡思亲的羁旅哀思寄予词中，真切动人。除乡情、亲情之外，杜诏表现友情的词也有不少。如《点绛唇》：“酒满池阳，月明绛帐红灯绕。廿年旧好。顾我相逢老。 苦忆京华，往日宾朋少。凭谁道。先师画稿。一幅云山缈。”z作者于这首词中感叹知己难得，想到偌大繁华的京城，却没有多少足以相交之人，不由心生悲凉。唯有一个相知多年的好友，然而岁月匆匆，二人都已是垂垂老矣，让人动容。
杜诏所作词中，同样贯彻了其雅正思想。他早年一心求学，词作多表现生活的闲适自在；应召做官时期，又在康熙帝雅正的标准之下为词；后辞官归隐，常悠游山水，有恬淡惬意之态。他将自身经历融入词作之中，显得词多委婉含蓄，句雅声协。如《壶中天》：“金门别后，笑频年浪迹，茫茫区宇。家在九龙山脚下，破屋萧然庭户。那得如君，却来此地，小筑成佳趣。澱山在望，清泉白石堪煮。 最好几树疏梅，几竿修竹，径曲藏深坞。秀出一松风谡谡，鹤梦吹醒欲舞。不喜人过，偏留我住，绝妙花庵主。自怜飘泊，扁舟又向何处。”@ 7这首词写的是杜诏离宫后于山脚下隐居的闲适生活。在情感表现上，杜诏将情感巧妙地寄予在咏物写景之中，他无疑是喜爱这种归隐生活的，却先笑自己往年追逐名利的生活，然后转而描写自己生活条件的简陋。但他心中却充满喜悦，借简单的“最好”一词，其隐居生活的惬意不言而明。对于交往到志同道合的友人，作者也仅从侧面来表现自己的喜悦：这样一个不喜同别人来往的庵主，却只和自己相谈甚欢。全词情感上含蓄蕴藉，在字句的选择上，选取了“清泉白石”“松风”“鹤梦”等富有雅趣的意象，整首词并无艳俗淫靡之词，格调高雅典正。
杜诏的词在声律方面也十分合乎规范。这里以《点绛唇》为例，试分析其声律：
野水荒湾，何人再问桃花坞。伤春小杜。一吊唐生墓。 江左风流，才子应无数。君何故。偏教独步。笔砚生涯苦。@ 8
《钦定词谱》以冯延巳《点绛唇·荫绿围红》为正体，双调共四十一字，前段四句三仄韵，后段五句四仄韵。杜诏这首词共四十一字，上阕四句，三仄韵分别为“坞”“杜”“墓”， 下阕五句，四仄韵为“数”“故”“步”“苦”，都符合要求。再看每一句的平仄，第一、第二句按词谱应是“中仄平平，中平中仄平平仄”，“中”即平仄皆可之意，当然在具体词作中还需避免孤平、孤仄现象的发生，杜氏词“野水荒湾，何人再问桃花坞”完全合乎平仄。第三、四句，应是“中平中仄。中仄平平仄”。词中“伤春小杜。一吊唐生墓”，也可逐字对应。下阕同理，按律应为：“中仄中平，中仄平平仄。中中仄。中平中仄。中仄平平仄。”杜诏的《点绛唇》平仄韵交替，完全与冯延巳所写的正体符合。杜诏对于声律的重视从这首词中便可见一斑。
总之，杜诏所处的时代正是清朝从高压政策变为怀柔政策之时，大部分词人心态由之前的惶然而转变，杜诏应召为官正代表着当时许多文人的共同经历，具有普遍意义。他作为梁溪词人群体的代表作家之一，又与当时盛行的词学流派有着密切的交往，他的经历和词学思想，都刻有那个时代的印记。杜诏重婉约、重真情、重雅正、重声律的词学思想，对后世有着一定的影响。尤其是他所强调的重真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时过于注重字雕句琢而忽视情感的风气，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aghnpwxyz@ 7 @ 8 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全清词》编纂研究室编：《全清词·顺康卷（ 第11册）》，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1146页，第11173页，第11153页，第11178页，第11154页，第 11156页，第11176页，第11149页，第11186页，第11191页，第11147页。
bdmq 张秉戍：《弹指词笺注》，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545页。
cjs 唐圭璋编：《词话丛编（ 第4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460页，第2585页，第2585页
e 张炎撰、吴则虞校辑：《山中白云词》，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1页。
f 张炎：《词源》，中华书局1991年版。
ik 李娜：《清初词人顾贞观研究》，苏州大学2002年论文，第65页，第21页。
l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83页。
o 严绳孙：《秋水词》，绿荫堂166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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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沈辰恒等编：《历代诗余》，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u 王奕清等编著：《钦定词谱》，中国书店2010年版，第1—2页。
v 严迪昌：《清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87页。
基金项目： 本文系江苏省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重点项目“《梁溪词选》的整理与研究” （项目编号：201911117039Z）的阶段性成果
作 者： 蒲岚，扬州大学文学院在读本科生；庄媛媛，扬州大学文学院在讀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
编 辑： 曹晓花 E-mail：[email protected]
关键词：杜诏 词学思想 形成原因 创作表现
杜诏（1666—1736），字紫纶，号云川，自号蓉湖词隐，别号浣花词客，江苏无锡人。屡踬场屋，苦不得售，后于康熙四十四年献《迎銮》诗，命入内廷。康熙命辑《御选历代诗余》《钦定词谱》，杜诏皆参与其中。杜诏工倚声，少时师从顾贞观，又得严绳孙指点，后来追随竹垞词，著有《凤髓词》三卷、《浣花词》一卷、《蓉湖渔笛谱》一卷，合称《云川阁词》，附于《云川阁集》后。《全清词·顺康卷》第十九册中收录杜诏词255首。作为清代前期梁溪词人群体的核心成员之一，杜诏的词学思想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作为康熙朝文化政策的执行者与见证者，杜诏的词学思想又有一定的典范性。以之為研究对象，既可以剖析梁溪地域的词学风尚，又可以窥见康熙朝的词学走向。本文试对杜诏词学思想的具体内涵、形成原因以及在创作中的表现进行探讨。
一、杜诏词学思想的具体内涵
杜诏的词学思想主要散见于对词的评论和具体的创作实践中，经过梳理，我们可以总结为重婉约、重真情、重雅正、重声律这四个主要方面。
首先，杜诏认为词应以婉约为本。清人沿袭宋词风格，有婉约与豪放等不同取向，清初各个流派对此展开过激烈讨论。杜诏在《三姝媚》中有云：
风流消未尽。侍先生朝来，侧闻高论。屈指词人，自南唐而后，几多名俊。第一欧秦，歌婉约、苏黄俱逊。总在天然，色淡红嫣，语幽香润。 谁撷清真余韵。只白石梅溪，梦窗无分。净洗铅华，算解人惟有，玉田差近。一笛薲州，夸绝妙、还输公谨。说甚晓风残月，揉酥滴粉。a
在这首词中，杜诏首先于上阕明确表达了以婉约为正宗的观点：“第一欧秦，歌婉约、苏黄俱逊。”他将欧阳修和秦观的词看作第一，正是在于其词婉约清丽，而苏东坡、黄庭坚的豪放词则略逊一筹。词的下阕提及“谁撷清真余韵。只白石梅溪，梦窗无分”，杜诏对姜夔和史达祖持赞扬态度，是因为他们的词中带有周邦彦《清真词》的余韵，而周邦彦正是婉约词的集大成者，由此可见他对婉约词的推重。另外，杜诏在为其师顾贞观的《弹指词》所作序中提到：“迦陵之词，横放杰出，大都出自辛、苏，卒非词家本色。”b杜诏对豪放词所持“非词家本色”的批评态度，也表现出他以婉约为正宗的词学观念。
其次，杜诏论词特别重视真情实感的抒发。杜诏所处的年代正是浙西词派大放异彩之时，然而浙西词派中后期的词作过于注重体格与字句的雕琢，减弱了情感表现的力度。谢章铤对这一问题做出过尖锐的批评：“大抵今之揣摩南宋，只求清雅而已，故专以委夷妥帖为上乘。而不知南宋之所以胜人者，清矣而尤贵乎真，真则有至情；雅矣而尤贵乎醇，醇则耐寻味。若徒字句修洁，声韵圆转，而置立意于不讲，则亦姜、史之皮毛，周、张之枝叶已。虽不纤靡，亦浮腻；虽不叫嚣，亦且薄弱。”c他认为此时的浙西词派学习南宋只求清雅，将“委夷妥帖”作为最高的要求，却忽视了于词中表现的真情，只学到了姜夔一派雅正词的皮毛，最终囿于浮腻薄弱的境地，落于下乘。其实早在谢章铤之前，杜诏已经提出过这样的观点，他在《弹指词序》中指出：“彼学姜、史者辄屏弃秦、柳诸家，一扫绮靡之习，品则超矣，或者不足于情，若《弹指》则极情之至，出入南北两宋，而奄有众长，词之集大成者也。”d杜诏认为竹垞词虽然继承了姜夔、史达祖一派的雅正典丽而一扫绮靡之风，品格极高，然而在表现情感方面略有不足。基于此，杜诏认为顾贞观的词要略胜朱彝尊一筹，因此他称顾贞观的词是“极情之至”。在杜诏看来，真情实感的表达是词作中最为重要的内容。
再次，杜诏不喜艳俗之词，重视词之雅正。“雅”与俗相对，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美学标准之一。词兴于民间坊市之中，因情感表达上不加节制而成为“艳科”。针对这一问题，北宋时期的文人在不断锤炼词的过程中将其逐步推向雅的方向。至南宋，词中尚雅之风不断高涨，雅词作者的队伍也日益壮大，以姜夔、史达祖、吴文英等为首的雅词作家自成一派，开南宋词坛上清正典雅之风。姜夔这一派雅正词人影响深远，在清初词坛得到了极大的回响，杜诏在《山中白云词序》中曾云：
词盛于北宋，至南宋乃极其二。姜夔尧章最为杰出，宗之者史达祖、高观国、卢祖皋、吴文英、蒋捷、周密、陈允平诸名家，皆具夔之一体。而张炎叔夏庶几全体具矣。仇仁近谓：“叔夏词意度超玄、律吕协洽，当多与白石老仙相鼓吹。” e
《山中白云词》的作者张炎深受南宋以来雅词一派的巨大影响，在其词学专著《词源》中提出了以“雅正”为核心的词学理论。杜诏在为张炎所写的序中表达了对雅词的看法，他以姜夔为雅词之首，接下来的史达祖、吴文英、周密等都沿袭了姜夔的雅词一派。张炎之词因具备姜夔的雅正之风而被杜昭称赞，可见其对雅正词的推崇。
第四，杜诏还十分重视词的声律。张炎曾云：“词以协音为先，音者何，谱是也。古人按律制谱，以词定声，此正声依永律和声之遗意。”f张炎作词时十分讲究音律协调，杜诏对此颇为赞同，因而他在《山中白云词序》中也认同张炎词为“律吕协洽”。杜诏还说过：
惟帝乃歌，百工相和，是实肇风诗之首，亦即开乐府之源。雅颂既兴，歌词间出，始则以诗被乐，继且按律填词。虽小部新声，类是缘情之作；而禁庭春昼，争传应制之篇。至于大晟府官，以协律为名，金马门时，以能词待诏。g
他指出，乐府是诗词的源头，词是词句与声乐的结合，因而需要按律填词。词作为抒发感情的文学作品，又有其特定的声乐要求，尤其需要注重声律的协调，只有这样才能合乎词的标准，甚至借协律之词待诏。在《金缕曲》中即有这样的句子：“大雅今谁是。十年来、一经题品，便成佳士。共说绵津诗律细，吴下风流如此。容易得、受知天子。我亦挂名门下久，唱迎鸾、几曲天颜喜。”h杜诏本人便是因为其作品雅正且重协律而被天子看重，由秀才一跃入内廷侍召，因而在他看来若想倚声得志，对声律的重视与钻研是必不可少的。 总之，杜诏虽然没有专门的论著来论其词学思想，但从《弹指词序》与《山中白云词序》这两篇重要的序言及其词的创作实践中，可以为其概括出重婉约、重真情、重雅正、重声律的词学思想。
二、杜诏词学思想的形成原因
杜诏重婉约、重真情、重雅正、重声律的词学思想，是在个人经历与社会环境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从个人经历角度来看，顾贞观、严绳孙及朱彝尊这三位名师的教导，对杜诏词学观念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顾贞观、严绳孙与杜诏皆为江苏无锡人，杜诏有幸得二人指点：“诗词之学渊源于两先生极深。”i《听秋声馆词话》中评价杜诏：“生平恬退寡营，少时从顾梁汾、严藕渔两先生游，故其词如水碧金膏，纤尘不染。”j在顾贞观与严绳孙二人的影响之下，杜诏的词显出清新和雅、纤尘不染的特征，这也是他不喜绮靡之词的根源所在。顾贞观在《柳烟词序》中表达了对艳词的批判态度：“词本于诗，忽云‘词人之则丽以淫’，一体之中，强分泾渭，于是高者不屑为，而下者则漫为之，致荡佚而不可返，填词之弊，值此其由。”k他认为当时词人大量填写艳词导致了不好的风气，而雅正之词却能较好地克服这一弊端，杜诏重雅正的观念也正受其师顾贞观的影响。
顾贞观所著的《弹指词》因“以情为重”而被称为“词家三绝”之一，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言：“顾华峰词全以情胜，是高人一著处。”l顾贞观所倡导的性灵说，即指主张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真实感情的自然流露，也是重视情感的体现。杜诏在为《弹指词》作序时曾经评价顾贞观道：“若《弹指》则极情之至，出入南北两宋，而奄有众长，词之集大成者也。”m他在詞《绮罗香》中也曾写道：“遍题辞、彩扇榴裙，风情那许拟弹指。”n他对于顾贞观《弹指词》极情之至、风雅含情的高度评价，正是被顾氏重真情的思想所影响。
杜诏年少时期的另一位老师严绳孙曾言：“文之有源者，无畔于经，无窒于理，本乎自得，抒中心所欲言，固不在袭古人以求同，离古人以自异也。”o他与顾贞观有着相似的词学追求，都重视性灵说，认为写文作词皆要发自内心，曾向严绳孙求学的杜诏也不免被其观念感染，重视内心感情的自由表达。杜诏在词作中的情感抒发往往呈自然流露之态，如《迈陂塘》中：“眄江皋、去程应远，舟行时夜将半。离家便作还家梦，风急柁楼吹断。愁历乱。问此去、何由粗了平生愿。欲眠辗转。念寸草谁怜，寸心谁解，唯望老亲健。”p句中并无繁复的典故，简单平易的语言之下，作者思念家乡、挂念亲人的情感却不言而明，真挚动人，颇得严氏词的余韵。
此外，杜诏为官期间曾向朱彝尊请教，朱彝尊对杜诏重雅正的词学思想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明末清初之际，词坛风气唯淫靡、粗豪夹杂，朱彝尊作为提倡“醇雅”词的代表人物，高举“清空”“醇雅”的理论旗帜，以南宋姜夔、张炎等人为典范，使得清代词风因南宋词的重新被发掘而产生了巨大变化。杜诏也深受熏陶，在《弹指词序》中他就提到过这一点：“予少好填词，每为吾师所矜许，后遇竹垞先生，复窃闻其绪论，乃摩挲白石、梅溪之间，词体为之稍变。”q杜诏年少便喜爱填词，经顾贞观、严绳孙教导之后，又遇上朱彝尊，在他的影响之下开始揣摩雅正之词，词体为之一变。
从社会环境角度来看，杜诏处于康熙文治举措与怀柔政策的时期，他的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风气的熏染。经历过顺治时期的高压政策，康熙所采用的文治举措给了文人更多的选择。“清兴，首开鸿博，以网罗知名士；不足则更征山林隐逸，以礼相招；不足则复大开明史馆，使夫怀故国之思者，或将集焉。上下四方，皆入其网矣。”r从梁启超所说的这段话可以看出当时的局势，清廷采用各种方式网罗天下名士，想让他们为朝廷所用。朝廷除去科举的传统途径，另还通过特招、开“博学鸿词”等方式大量地任用文人，顾贞观、严绳孙、朱彝尊、杜诏等人都是通过康熙帝特任而为官的。杜诏早年屡试不第，直至三十九岁康熙南巡时，才以秀才之身被皇帝任命为官，因而他在应召期间也就更深刻地受到康熙帝的政策影响。据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记载：“吾邑杜云川太史诏，先以监生膺荐，食七品俸。预辑《历代诗余》，蒙恩赐进士。”s杜诏被任命为监生，赐进士，参与到《御选历代诗余》和《钦定词谱》的编撰，深受朝廷“清醇雅正”的文学倾向熏陶。在康熙帝“辑其风华典丽悉归于正者”t的标准之下，整个文坛风气都为之一变。
康熙着重讲求词的声律也对杜昭产生了很大影响。康熙帝在《钦定词谱序》中提到：
词之有图谱，犹诗之有体格也。……唐之中叶，始为填词，制调倚声，历五代、北宋而极盛。崇宁间，《大晟乐府》所集，有十二律、六十家、八十四调，后遂增至二百余。换羽移商，品目详具。逮南渡后，宫调失传，而词学亦渐紊矣。夫词寄于调，字之多寡有定数，句之长短有定式，韵之平仄有定声，杪忽无差，始能谐合。否则，音节乖舛，体制混淆，此图谱之所以不可略也。u
康熙认为，词要求声律协调与诗严格要求体格是一样重要的，词经历五代、北宋，对声律的讲究达到了顶点。然而宋代南渡之后，词就逐渐失序，不复从前的规范了，词的音节若不符合声律，则词体都会陷于混乱。为了纠正这个弊端，他在命人编订词谱时，便格外重视词的“中分句读、一字一韵”。
康熙对于雅正词的推重和对于词格律的讲究，并不只是他个人之事，作为封建中央集权制下的皇帝，他的观念会导致整个时代观念的变化。对此，严迪昌先生指出：“康熙在其后期亲政阶段‘钦命’编纂《历代诗余》和《词谱》就是从‘意’的指归和‘谱’的规范上加以制约，特别是强调词必须协律，将合乎音律的问题提到学术的高度来倡导。……于是唯美、唯雅的，专事阴阳四声的各种醇雅风流、格调派别‘幡然从而和之’。”v当时不仅诸多流派应康熙之意，崇雅词、重格律，如朱彝尊所推崇的雅正词正因为与康熙帝的观念相合，浙西词派才能超越当时的诸多流派，在整个词坛大放异彩；受命辑词的杜诏，在数年的编撰过程中更与康熙帝的观念紧密相连，其重雅正与重声律的词学思想在此基础上也就进一步形成了。 综上所述，杜诏青年时期即在顾贞观与严绳孙的教导之下，初步形成了重婉约与重真情的词学思想。在壮年步入官场之后，他一方面受词学大家朱彝尊的影响，崇尚雅正之词，另一方面在编撰词谱的过程中深为官方浸染，注重词的清醇雅正与声律协调。在杜诏的个人经历与所处环境的共同作用之下，其重婉约、重真情、重雅正、重声律的词学思想最终定型。
三、杜诏词学思想在创作中的体现
杜诏重婉约的词学观念体现在他创作实践的方方面面。他擅长描绘优美景致，表现生活惬意、抒发闲情雅趣。意象上，多选取“梦”“花”“月”“烟”等清丽朦胧之物作为描绘对象。比如《柳梢青》：“不听春莺。不知春晓，雨过春城。料峭春寒，冥蒙春色，澹薄春情。 问春无语亭亭。会送客、春风早行。春柳河桥，春花驿路，打点春晴。”w作者选取初春的莺啼、春雨、春风等意象，描绘了一幅春寒料峭、烟雨迷蒙的画面，清新可人。又如《春光好》：“风送暖，日笼晴。百花明。夹路红灯簇锦棚。满春城。 尽是九重春色，传来万户春声。共说长安春正好，乐升平。”x同样是写春景，这首词描绘了暖风、明花、九重春色等鲜艳活泼的景致，充满生气盎然、春光明媚之感。他的这类词作格局不大，语意清新，具有较强的私人色彩，是典型的婉约风格。
杜诏重真情的词学观念多蕴含于表现乡情、亲情、友情的词作之中。杜诏后期离乡为官之时，作品中常有思乡之语。 “旅愁中。盼江乡渺渺。烟月正濛濛。残腊方回，早梅将放，微绽香雪春融。未曾见、传来驿使，谁为我、小绘折枝工。”y在离家的旅途中，天边的月还笼罩在朦胧的雾里，梅花带来了春的讯息，作者自然而然地期望驿使能为他传来家乡的消息。多年离开家乡为官的经历，使得杜诏常常将思乡思亲的羁旅哀思寄予词中，真切动人。除乡情、亲情之外，杜诏表现友情的词也有不少。如《点绛唇》：“酒满池阳，月明绛帐红灯绕。廿年旧好。顾我相逢老。 苦忆京华，往日宾朋少。凭谁道。先师画稿。一幅云山缈。”z作者于这首词中感叹知己难得，想到偌大繁华的京城，却没有多少足以相交之人，不由心生悲凉。唯有一个相知多年的好友，然而岁月匆匆，二人都已是垂垂老矣，让人动容。
杜诏所作词中，同样贯彻了其雅正思想。他早年一心求学，词作多表现生活的闲适自在；应召做官时期，又在康熙帝雅正的标准之下为词；后辞官归隐，常悠游山水，有恬淡惬意之态。他将自身经历融入词作之中，显得词多委婉含蓄，句雅声协。如《壶中天》：“金门别后，笑频年浪迹，茫茫区宇。家在九龙山脚下，破屋萧然庭户。那得如君，却来此地，小筑成佳趣。澱山在望，清泉白石堪煮。 最好几树疏梅，几竿修竹，径曲藏深坞。秀出一松风谡谡，鹤梦吹醒欲舞。不喜人过，偏留我住，绝妙花庵主。自怜飘泊，扁舟又向何处。”@ 7这首词写的是杜诏离宫后于山脚下隐居的闲适生活。在情感表现上，杜诏将情感巧妙地寄予在咏物写景之中，他无疑是喜爱这种归隐生活的，却先笑自己往年追逐名利的生活，然后转而描写自己生活条件的简陋。但他心中却充满喜悦，借简单的“最好”一词，其隐居生活的惬意不言而明。对于交往到志同道合的友人，作者也仅从侧面来表现自己的喜悦：这样一个不喜同别人来往的庵主，却只和自己相谈甚欢。全词情感上含蓄蕴藉，在字句的选择上，选取了“清泉白石”“松风”“鹤梦”等富有雅趣的意象，整首词并无艳俗淫靡之词，格调高雅典正。
杜诏的词在声律方面也十分合乎规范。这里以《点绛唇》为例，试分析其声律：
野水荒湾，何人再问桃花坞。伤春小杜。一吊唐生墓。 江左风流，才子应无数。君何故。偏教独步。笔砚生涯苦。@ 8
《钦定词谱》以冯延巳《点绛唇·荫绿围红》为正体，双调共四十一字，前段四句三仄韵，后段五句四仄韵。杜诏这首词共四十一字，上阕四句，三仄韵分别为“坞”“杜”“墓”， 下阕五句，四仄韵为“数”“故”“步”“苦”，都符合要求。再看每一句的平仄，第一、第二句按词谱应是“中仄平平，中平中仄平平仄”，“中”即平仄皆可之意，当然在具体词作中还需避免孤平、孤仄现象的发生，杜氏词“野水荒湾，何人再问桃花坞”完全合乎平仄。第三、四句，应是“中平中仄。中仄平平仄”。词中“伤春小杜。一吊唐生墓”，也可逐字对应。下阕同理，按律应为：“中仄中平，中仄平平仄。中中仄。中平中仄。中仄平平仄。”杜诏的《点绛唇》平仄韵交替，完全与冯延巳所写的正体符合。杜诏对于声律的重视从这首词中便可见一斑。
总之，杜诏所处的时代正是清朝从高压政策变为怀柔政策之时，大部分词人心态由之前的惶然而转变，杜诏应召为官正代表着当时许多文人的共同经历，具有普遍意义。他作为梁溪词人群体的代表作家之一，又与当时盛行的词学流派有着密切的交往，他的经历和词学思想，都刻有那个时代的印记。杜诏重婉约、重真情、重雅正、重声律的词学思想，对后世有着一定的影响。尤其是他所强调的重真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时过于注重字雕句琢而忽视情感的风气，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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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本文系江苏省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重点项目“《梁溪词选》的整理与研究” （项目编号：201911117039Z）的阶段性成果
作 者： 蒲岚，扬州大学文学院在读本科生；庄媛媛，扬州大学文学院在讀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
编 辑： 曹晓花 E-mail：[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