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诗人已死”的聒噪之后，关于小说穷途末路的担忧业已传播久远。至1990年代末期，哲学、文学似乎都已经走入了彷徨无地的死胡同。小说濒死的症结应在于小说精神的消弭，昆德拉为此宣称“小说的存在在今天难道不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需要吗”，他热切呼吁小说家重新找到生存理由。徐东的小说《诗人的任务》（外一篇）仍可归为先锋一脉，却以清明理性和丰富厚实的细节自成一格，它抛弃了前代先锋作家刻意的荒腔走板，凭借艺术掌控让小说变为“有意味的形式”，在多种空间并置中实现了时代意义的增殖。
　　《诗人的任务》（外一篇）内里纯净，专就理想、爱情、诗、青春等主题铺展叙事。这部小说以诗、诗人的当下性为叙事焦点，可归结为艺术家小说。一如评论家贺绍俊所说：“徐东选择了一条显得比较冷僻的小径，他把小说当成对抗现代化痼疾的武器。现代化造成了人们的精神匮乏，他感觉到了世俗与欲望吞噬人类精神的可怖程度，因此要把小说从世俗层面分离出来，这就构成了他小说中的精神纯洁。”徐东欲表现的青春、理想、爱情等主题实为清洁精神的象征。小说的人物在现实中都不是强人，徐东以艺术化的笔触关怀了弱势群体的生活处境。他们内心的清洁精神与现实的尴尬处境，恰恰是徐东小说的起点。
　　想从徐东小说得到答案的读者是要扫兴的。这情景正如罗兰·巴特所说：“小说家不给人提供答案，他只是提出问题。”《诗人的任务》（外一篇）实则写了多个疑问，引导读者思考在无意义的重复生活中，人们该如何确认活着的意义。如此，生活于文学来说，就是有价值的外在形式。
　　《诗人的任务》（外一篇）的藝术魅力根植于作家善意的视角，诙谐睿智的表达。人们遭逢的虐心伤痛在腠理，而不在肌肤上，或者说作者认为如此照搬生活的苦难太过于机械而故意轻逸处理，喧嚣芜杂世界的人们需要温情的抚慰、温柔的劝诫。小说中人物多次陷入现实的泥泞，但总是奋力偎近理想的烛火。他们是微不足道的现实人物，即便碰得头破血流，总是披着理想的战甲，不甘心做现实的逃兵，在理想与现实的对撞中艰难前行。在现实的空间里，徐东故意将流落四方的一类人集结在“乌托邦”里演绎全部的人物故事，抖落他们全部的哀愁。现世的诗人头顶的不一定是光环，诗人的现世就是他们的“异托时”，他们无法摆脱的环境就是“异托邦”。
　　每一个普通人物的身上藏着什么？徐东既把握人物，又在情节上另作安排。若用人物的存在来表现人物的真实，似更为恰切。这些人物面目不同，表现各异，我很愿意将他们视为徐东借此提供感受的无限可能性。这些人物做过什么，远不如遇到什么、有何感受更重要。按照小说的布局，人物的命运似是随机拈来，也可以无限地续接下去，而徐东安排的人物在时代的不同感受无穷无尽，他也无意为笔下的人物安排归宿。加缪说：“重要的不是活得最好，而是活得最多。”小说家写作的乐趣就是不断复苏千百个人物，让他们各自有不同的活法，如此，写作让写作者有了千面人生，活过了千百次。
　　对于笔下人物，徐东的处理方式如福楼拜反复强调的那样：“小说家应该像上帝那样，创造而不议论。”不甘于平庸，那些名字来回倒换的诗人几乎就是当代的唐吉诃德，他们不断的抗争如一句名诗，“我拼尽了一生，过着平凡的生活。” 徐东让许多理想守持者跌倒后再次爬起来，再次朝着风车发起冲击。徐东竭力展现了人物们百十倍的疯癫，却不批判，他以呢喃之语抚慰着这些受伤的灵魂。《诗人的任务》（外一篇）有意流速降缓，读者也随之注意灵魂的力量。
　　《诗人的任务》（外一篇）不断铺展诗心、情爱讨论的话题，多以哲思妙语示人，多以对话展开。如同切换镜头缓慢的导演，盯住人物凝住了拍摄，想要从细节中攫取灵魂来。这过程如同披沙拣金，金子固然重要，但沙子也有观看的必要，目的与过程一同成为徐东的表现之物。
　　小说发展至今，优秀作品在承载意义的同时，也需要技术性文本实验。《诗人的任务》（外一篇）有形式上的自足性。《诗人的任务》（外一篇）在时代的强制性和加速度面前，将时代的遽变融入了个人的思考过程，同时体察到了自身写作的限度，适时调整了自己的写作策略。
　　徐东让耳熟能详的诗句化身插入语，并无间隙嵌入叙述，这是一种艺术实践。我觉得，这些“插入语”由警句格言交织而成，它带着叙述的惯性，又饱含着作者的玄思、感悟、经验、智慧。但更重要的作用是，徐东通过“插入语”的精心选用，意在改变叙述格局，拓展小说的叙述空间。“插入语”带有叙事的功能，不是解释，而是一种补充，是一种方法论的选择。“插入语”又很像闲笔。闲笔在别的小说家那里，是作家素养的体现。在徐东这里，闲笔别有用意，小说的可能性和趣味诞生于此。“插入语”与主叙述文本构成了一种对应关系，“插入语”既然是对叙述的补充、延展，也是对叙述的一种反驳、对照。徐东将插入语无间融入叙述，实际上是在寻求潜文本与显性文本的对应关系。嵌入“插入语”的每个章节都有很多引文插入或者是对话介入，这形成了作者与虚设人物的对话关系，产生了小说才具有的复调效果。徐东借此彰显了叙事的主旨、明晰了人物关系与性格，也深化了小说的主题含蕴。
　　作家宁肯习惯在小说中频繁插入注释，希望将小说空间撑大。“叙述空间不是从外部而是从内部打开，感到一种空前的解放。”徐东也有这方面的努力，他力图撕开小说的封闭系统，《诗人的任务》（外一篇）引入多重视角，共同建构多种主题，有效增加了小说的丰富性。马原和格非的早期小说苦心经营的叙事圈套和叙事迷宫，无非是在提醒小说即是虚构的本质，实是一种解构的策略，是小说技术的外化努力。徐东将“插入语”引入小说创作，创造了一个隐含作者在扮演着代言人的角色。
　　《诗人的任务》（外一篇）将不同叙述者讲述并置，充满多重叙述者的讲述。云游四方的人，还是以诗人街为原点，或者是在他乡的游历中回顾诗人街。《诗人的任务》（外一篇）的对话设置篇幅很大，交谈的重心像是漫谈、散语。小说篇章似可以无限拉长，作家无须可以编撰，凡符合预定场景的人物都可以置身其中来讲故事。这些对话构成了一种全新的叙事方式，而这些人物的主观见解议论驱动的叙事。不同诗人叙述不断跳转，仿佛摄像机频繁地聚焦路过的行人，故事情节不突出且用意不在刻画人物形象上，全由戏剧性的内心独白构成。叙述者是在将往事当作对象，在时间流中逐渐昭示叙述者的用意，而描写则是无差别的客观呈现眼前的一切。
　　徐东小说中的“现在”，不是一个变动不居的“此刻”。徐东的现在联通了过去，却不朝着未来走。徐东更愿意在喧嚣世界当中营造“独立时空”。这类似于时间的“悬置”，也就是说人物的记忆以碎片化存在，而忽然涌入“现在”。多个涌来的“瞬间”撑满“现在”。徐东让时间成了永远的现时，故而其小说附带着强烈的空间性。
　　布罗茨基在论述诗歌创作对于散文写作的影响时说：“如果散文作家缺少诗歌创作的经验，他的作品难免累赘冗长和华而不实的弊端。”此处，用来镜照徐东多年来的诗歌写作对小说创作的潜在影响依然有效。徐东的小说叙事借用了诗歌的很多技巧，它们仿佛暗语或蒙上面纱，吸引读者在阅读中寻觅答案。徐东借此对另一种灵魂予以概括，徐东试图呈现诗人在现实中无为何为的多重面孔。
　　为哲学桎梏的文学表现并不足取，读者完全可以径直去阅读哲学简明读物。徐东笔下的诗人像义无返顾的走索人，故事似永无完结。一切如捷克作家斯维拉克所说：“欢笑是对我最大的奖励。我不把幽默看作生活的迂回，在我眼里它是一个程序，因为我们都是凡人，在很多较量中会面临失败，而幽默恰是打一场注定的败仗时面对失去的阵地唯一体面的防护。”欢笑情依旧，故人多遭逢，徐东的《诗人的任务》（外一篇）驭重于轻，在轻松慢侃的同时，提醒世人继续秉烛前行，这世上的青春、理想、爱情凝结的诗篇诚斯可贵，所有人要竭力去珍惜！
　　作者简介：姜超，文学硕士，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26届高研班（文学评论班）学员，主要从事当代诗学理论及现象研究，在《名作欣赏》《北方论丛》《文艺报》《电影评介》《文艺评论》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发表诗歌300余首，著有文艺理论集《用一根针挖一口井》、诗集《借来的星光》《时光书》，曾获黑龙江省政府文艺奖（文艺评论）、《山东诗人》年度诗歌批评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