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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是人类的伟大发明,不仅可以用于计数和计算,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使用者的文化心理。一个民族对于数字的喜好或厌恶,不仅仅是一个心理倾向问题,还是民族文化在语言文字中的一种折射。如数字“二”反映了华夏民族反对分裂、崇尚专一的心理,数字“五”体现了贵和尚中的审美心理,数字“四”“六”“七”“八”则与趋吉避凶的文化心理有关。
关键词:数字 反对分裂 贵和尚中 趋吉避凶
中图分类号:H0-0 文献标识码:A
数字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民族都有自己认识数的经验,汉字中的数字是古代汉族先民在原始计数活动中产生的。现有考古材料表明,汉字中的数目字在六千年前半坡氏族时期已具雏形,在甲骨文时代走向成熟,我们现在使用的数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就是由甲骨文演变而来的。随着先民认识的深入和思维的发展,人们的数概念也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社会文化生活的发展又赋予数字更多的文化内涵,数字不仅仅表示具体数目,用于计数和计算,而且也能从侧面反映出使用者的文化心理。汉字中的数字在汉语中使用的频率不同,意思不同,反映汉民族的文化心理也不相同。本文拟从汉字入手,探讨数字与汉民族文化心理之间的关系。
一 数字“二”与反对分裂、崇尚专一的民族心理
数字“二”极富感情色彩,在汉语中由“二”组成的词语大多具有强烈的贬义,如:二百五、二流子、二傻子、二把刀、二五眼、二毛子、二掌柜、二鬼子、包二奶等等。有学者对歇后语也作过统计,以“二”作字头的歇后语共70例,其中含贬义的43例,占61%。为此,许多学者对数字“二”的贬义原因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曾昭聪先生从语源的角度考证,认为“可能来源于汉民族讳性器,因此汉语中每提到性器多以其他字眼代替……民间口语中多以‘老二’代指男人性器。北方地区有隐语‘二掌柜的’是指男人性器”。韩守烨先生则从文化的视角探讨其贬义源,认为无论是从制度文化层面还是从心理文化层面来分析,中国都是“贵一轻二”的,商王自称“余一人”是独一无二的王,历代帝王实行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建立了君臣有定分、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的社会秩序,这种等级文化渗透到人们的心里,影响人们伦理观念和价值取向,用这种心理看人,势必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尊贵的是一等上流,低贱的是二等末流。
其实,数字“二”带有贬义与中华民族传统的反对分裂、崇尚专一的文化心理有关。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是以统一占主导地位的历史。《诗经·小雅·北山》中就有明确的记载:“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古代先民的心目中,“王”是统一天下的领导者,可以自称“余一人”。这种天下一统于“王”的思想意识,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之中。因而,中国人自古以来在对待国家领土观念上崇尚统一,反对分裂;在人际交往方面崇尚感情专一,反对三心二意。数字“二”的贬义来源于对汉字“贰”的继承,二者古代读音相同,常常互相借用,现代彼此不分,“贰”字常常被看作数字“二”的大写。
汉字“贰”在古代文献中常常带有贬义,含有“有二心、不专一”、“怀疑、不信任”的意思。《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中记载叔段造反就是从分割郑国领土开始的,他首先命令“西鄙北鄙贰于己”,紧接着又“收贰以为己邑”,不断扩张自己的领土,势力范围达到廪延,进而又想偷袭郑国都城。很明显“贰”在这里是分裂国土的象征,表示对国君的不忠,而分裂国家是没有好结果的,叔段最终被郑伯消灭。《左传·烛之武退秦师》一文中讲述秦晋两国围困郑国的理由就是“以其无理于晋,且贰于楚也”。也就是说郑国在与晋国交往时不够专一,与晋国离心离德,同时又结交楚国,因而遭到围困。《诗经·卫风·氓》中弃妇谴责氓的一条罪状便是“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贰”在这里是指男子用情不专,反复无常,变了心。再如《诗经·大雅·大明》:“上帝临女,无贰尔心。”《荀子·天论》:“修道不贰,则天不能祸。”两个例句中的“贰”也是指有二心,不专一。有时,“贰”也指怀疑、不信任,如《尚书·大禹谟》:“任贤勿贰,去邪勿疑。”《国语·晋语四》:“子必从之,不可以贰,贰无成命。”
由此可见,由于“贰”代表分裂国土、情感不专一、不信任,这与崇尚国家统一、情感交往专一、彼此信任的汉民族文化心理相违背,因而这种行为也遭到中国人的唾弃。汉字“贰”的这种贬义在与数字“二”的互相借用、彼此交融中渗透到数字“二”的义项中,这样由数字“二”组成的词语大多含有贬义,例如“二百五”是指疯疯癫癫的言行或做事鲁莽、不通情理的人;“二把刀”比喻某项工作知识不足、技术不高的人;“二愣子”指鲁莽的人;“二流子”指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人;“二竖”是指危害国家命运的小人(张说《赠户部尚书河东公杨君神道碑》:“协心五朝,勘剿二竖,奋飞比落,推戴中宗。”);“二色”除了指两种颜色外,在古代还指对妻子爱情不专一(《聊斋志异·聂小倩》:“宁采臣每对人言:‘生平无二色。’”);“二志”指心志不专一,有异心(《后汉书·臧洪传》:“凡我同盟,齐心一力,……必无二志。”)。
二 数字“五”与贵和尚中的审美心理
“五”是中国人特别喜欢的一个数字,人们喜欢把世间许多事物划分为五等份,例如:古代天子宫门建有“五门”,记时用“五更”,祭祀有“五牲”,自然界中的山有“五岳”、水有“五湖”、动物有“五虫”,就连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同样离不开“五”:面有“五官”(耳、目、口、鼻、舌),内有“五脏”(心、肝、脾、肺、肾),眼可见“五色”(青、赤、黑、白、黄),耳可听“五声”(宫、商、角、徵、羽),鼻可闻“五臭”(膻、薰、香、腥、腐),口可食“五谷”(黍、稷、菽、麦、稻),舌可辨“五味”(辛、酸、甘、苦、咸)。从小要学习“五经”(《易》《诗》《书》《礼》《春秋》)、“五礼”(古代的五种礼制: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做人要讲“五义”(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样才能享有“五福”——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在中国,称赞有学问的的人是“学富五车”,有骨气的人是“不为五斗米折腰”,敬佩他人是“五体投地”。
数字“五”之所以深受中国人的喜爱,与中华民族传统的“贵和尚中”的审美心理分不开,符合中国传统儒学的最高道德标准——中庸精神。中庸的意思是折中,适当,不走极端。中国人做事所遵循的中庸之道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反对过头和不及。孔子曾说:“过犹不及。”“过”和“不及”都不符合中庸之道。其次主张持中,做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也就是说,任何事情都要讲究一个“度”,过度的享乐和悲伤都会伤害人的身体,所以做事要“允持其中”。第三,力戒片面,做事情要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
这种调和持中的文化精神深深根植于民族灵魂深处,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对客观事物的审美观照。中国人以中庸为德,以中和为美,凡处于中间位置的事物,在中国人看来就是美的。在众多的数字中,只有“五”符合这种以中庸为德、以中和为美的原则。我们数数时,从一数到九,然后就开始重复了,故一最小,九最大,一与九之间正是五。也就是说,五是一和九的中间数,不大不小,位居正中。所以中国人特别喜爱“五”这个数字,喜欢用它。这种审美观在两千多年前的《周易》中也体现出来了。《易》卦六爻的位次是这样的:第二爻居下卦中位,第五爻居上卦中位,两者象征守持中道,阳爻居中,象征“刚中”之道,阴爻居中,象征“柔中”之德。若阴爻处二位,阳爻处五位,既中且正,成为“中正”。根据易理,“中正”是吉亨爻位,是至善至美的象征。在古代先民的意识中,奇数代表阳,偶数代表阴,“五”既代表阳又位居中正,“九”为至阳,因此人们常常用“九五至尊”称谓权势最大、地位最显赫的人世间统治者——皇帝。由此可见,中华民族传统的调和持中的中庸文化精神赋予了汉字“五”许多美好的象征意义。
三 数字“四”“六”“七”“八”与趋吉避凶的文化心理
中国人对数字是喜爱还是厌恶,有时和数字的字形与读音有关。由于汉语音节数量少,往往一个音节对应多个不同形体的汉字,产生大量的同音字。中国人善于运用同音现象进行谐音取义,委婉地表达自己的心愿。谐音迎合了汉民族喜欢比附联想的心理特征,更反映了汉民族趋吉避凶的文化心理。人们对数字“四”“六”“七”“八”的运用便是极好的例子。
数字“六”在广东话中与汉字“禄”谐音,禄本指古代官员的薪水,代表财物、地位,所以凡是带有“六”的数字在广东最受欢迎。在文字学上,“六”与“顺”也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说文解字·六部》:“六,易之数,阴变于六,正于八。”许慎认为“六”是周易中的阴爻符号“——”,三个阴爻重叠起来就是坤卦,《周易》:“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整个坤卦的精髓就是一个“顺”字,要人们安顺守持正固。坤卦的卦画三个重叠的“——”用数字来表示即为“六六六”,于是,“六”便从易数转变成“顺”的象征,才有“六六大顺”的俗语,“六”也就成为中国古代具有浓厚吉祥意味的数字,深受中国人的喜爱。
在古代“六”常被用来指称与皇帝相关的事物,例如,“六合靴”是指皇帝所穿的常用靴子,“六引”是指引挽天子丧车的绳子,“六尺舆”是指帝王所乘坐的车驾,“六宫”是指天子的正寝和五处燕寝,即皇后和嫔妃的住处,“六服”是指周代天子直接管辖之外的地区,根据近远划分为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和蛮服。同时,数字“六”也寄托了人们的美好愿望,人们在小的时候,学习的是礼、乐、射、御、书、数“六艺”,长大以后应当具备智、仁、圣、义、忠、和六种品德,享受父、母、兄、弟、妻、子“六亲”的关爱。同样,数字“八”与发财的“发”字谐音,也是个吉利数字,很多地区凡数字喜欢带“八”。
而数字“四”“七”则不太受中国人欢迎。数字“四”与表示死亡意义的“死”字读音相同,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分析“四”象四分之形,是气息之意,气息从口鼻出来后便四散开来,故“四”有分散义。而死亡则意味着人的灵魂脱离肉体分散而去,所以,人们往往对数字“四”很忌讳,不愿意自己与四有关,特别是广东、台湾地区的人们,讳用数字“四”,不愿住四楼,即使送礼也不能送四样,送钱也不能送四十、四百之类的数目。同样,数字“七”也是中国人忌讳的对象,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七”古文做“十”,像一条直线从中切为两半,有切断之意;二是古人以七月为处斩犯人的月份,《月令》认为,“孟秋之月,戮有罪,严断刑,天地始肃,不可以赢”。七月为不祥之月;三是“七”常与丧事连在一起,在北方一些地区,人死后要在四十九天内举行祭祀活动,以七天为一个周期,俗称“作七”,表示生者对死者的怀念。这样“七”就成了不祥的代名词,人不愿意提起。
诚然,数字本身没有特殊意义,但是,人类在使用的过程中却熔铸了自己的认识、生活习俗、审美观照和丰富的情感,原本抽象的数字符号便具有了丰富的内涵,成为神秘的符号。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民族对客观万物的审视方法和态度,是民族文化的积淀在人们思维支配下感悟世界的一种无意识折射。
参考文献:
[1] 张玉金:《当代中国文字学》,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
[2] 韩守烨:《由“包二奶”说说“二”的贬义源》,《汉字文化》,2006年第4期。
[3] 曾昭聪:《一种特殊的文化词语》,《汉字文化》,2006年第4期。
[4] 《古代汉语》,中华书局,1999年。
[5] 程昌明译注:《论语》,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
作者简介:
吴海涛,男,1965—,河北深县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写作、传统文化,工作单位:衡水学院。
李爱云,女,1967—,河北卢龙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汉字文化学、语言文化学,工作单位:衡水学院。
关键词:数字 反对分裂 贵和尚中 趋吉避凶
中图分类号:H0-0 文献标识码:A
数字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民族都有自己认识数的经验,汉字中的数字是古代汉族先民在原始计数活动中产生的。现有考古材料表明,汉字中的数目字在六千年前半坡氏族时期已具雏形,在甲骨文时代走向成熟,我们现在使用的数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就是由甲骨文演变而来的。随着先民认识的深入和思维的发展,人们的数概念也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社会文化生活的发展又赋予数字更多的文化内涵,数字不仅仅表示具体数目,用于计数和计算,而且也能从侧面反映出使用者的文化心理。汉字中的数字在汉语中使用的频率不同,意思不同,反映汉民族的文化心理也不相同。本文拟从汉字入手,探讨数字与汉民族文化心理之间的关系。
一 数字“二”与反对分裂、崇尚专一的民族心理
数字“二”极富感情色彩,在汉语中由“二”组成的词语大多具有强烈的贬义,如:二百五、二流子、二傻子、二把刀、二五眼、二毛子、二掌柜、二鬼子、包二奶等等。有学者对歇后语也作过统计,以“二”作字头的歇后语共70例,其中含贬义的43例,占61%。为此,许多学者对数字“二”的贬义原因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曾昭聪先生从语源的角度考证,认为“可能来源于汉民族讳性器,因此汉语中每提到性器多以其他字眼代替……民间口语中多以‘老二’代指男人性器。北方地区有隐语‘二掌柜的’是指男人性器”。韩守烨先生则从文化的视角探讨其贬义源,认为无论是从制度文化层面还是从心理文化层面来分析,中国都是“贵一轻二”的,商王自称“余一人”是独一无二的王,历代帝王实行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建立了君臣有定分、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的社会秩序,这种等级文化渗透到人们的心里,影响人们伦理观念和价值取向,用这种心理看人,势必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尊贵的是一等上流,低贱的是二等末流。
其实,数字“二”带有贬义与中华民族传统的反对分裂、崇尚专一的文化心理有关。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是以统一占主导地位的历史。《诗经·小雅·北山》中就有明确的记载:“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古代先民的心目中,“王”是统一天下的领导者,可以自称“余一人”。这种天下一统于“王”的思想意识,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之中。因而,中国人自古以来在对待国家领土观念上崇尚统一,反对分裂;在人际交往方面崇尚感情专一,反对三心二意。数字“二”的贬义来源于对汉字“贰”的继承,二者古代读音相同,常常互相借用,现代彼此不分,“贰”字常常被看作数字“二”的大写。
汉字“贰”在古代文献中常常带有贬义,含有“有二心、不专一”、“怀疑、不信任”的意思。《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中记载叔段造反就是从分割郑国领土开始的,他首先命令“西鄙北鄙贰于己”,紧接着又“收贰以为己邑”,不断扩张自己的领土,势力范围达到廪延,进而又想偷袭郑国都城。很明显“贰”在这里是分裂国土的象征,表示对国君的不忠,而分裂国家是没有好结果的,叔段最终被郑伯消灭。《左传·烛之武退秦师》一文中讲述秦晋两国围困郑国的理由就是“以其无理于晋,且贰于楚也”。也就是说郑国在与晋国交往时不够专一,与晋国离心离德,同时又结交楚国,因而遭到围困。《诗经·卫风·氓》中弃妇谴责氓的一条罪状便是“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贰”在这里是指男子用情不专,反复无常,变了心。再如《诗经·大雅·大明》:“上帝临女,无贰尔心。”《荀子·天论》:“修道不贰,则天不能祸。”两个例句中的“贰”也是指有二心,不专一。有时,“贰”也指怀疑、不信任,如《尚书·大禹谟》:“任贤勿贰,去邪勿疑。”《国语·晋语四》:“子必从之,不可以贰,贰无成命。”
由此可见,由于“贰”代表分裂国土、情感不专一、不信任,这与崇尚国家统一、情感交往专一、彼此信任的汉民族文化心理相违背,因而这种行为也遭到中国人的唾弃。汉字“贰”的这种贬义在与数字“二”的互相借用、彼此交融中渗透到数字“二”的义项中,这样由数字“二”组成的词语大多含有贬义,例如“二百五”是指疯疯癫癫的言行或做事鲁莽、不通情理的人;“二把刀”比喻某项工作知识不足、技术不高的人;“二愣子”指鲁莽的人;“二流子”指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人;“二竖”是指危害国家命运的小人(张说《赠户部尚书河东公杨君神道碑》:“协心五朝,勘剿二竖,奋飞比落,推戴中宗。”);“二色”除了指两种颜色外,在古代还指对妻子爱情不专一(《聊斋志异·聂小倩》:“宁采臣每对人言:‘生平无二色。’”);“二志”指心志不专一,有异心(《后汉书·臧洪传》:“凡我同盟,齐心一力,……必无二志。”)。
二 数字“五”与贵和尚中的审美心理
“五”是中国人特别喜欢的一个数字,人们喜欢把世间许多事物划分为五等份,例如:古代天子宫门建有“五门”,记时用“五更”,祭祀有“五牲”,自然界中的山有“五岳”、水有“五湖”、动物有“五虫”,就连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同样离不开“五”:面有“五官”(耳、目、口、鼻、舌),内有“五脏”(心、肝、脾、肺、肾),眼可见“五色”(青、赤、黑、白、黄),耳可听“五声”(宫、商、角、徵、羽),鼻可闻“五臭”(膻、薰、香、腥、腐),口可食“五谷”(黍、稷、菽、麦、稻),舌可辨“五味”(辛、酸、甘、苦、咸)。从小要学习“五经”(《易》《诗》《书》《礼》《春秋》)、“五礼”(古代的五种礼制: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做人要讲“五义”(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样才能享有“五福”——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在中国,称赞有学问的的人是“学富五车”,有骨气的人是“不为五斗米折腰”,敬佩他人是“五体投地”。
数字“五”之所以深受中国人的喜爱,与中华民族传统的“贵和尚中”的审美心理分不开,符合中国传统儒学的最高道德标准——中庸精神。中庸的意思是折中,适当,不走极端。中国人做事所遵循的中庸之道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反对过头和不及。孔子曾说:“过犹不及。”“过”和“不及”都不符合中庸之道。其次主张持中,做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也就是说,任何事情都要讲究一个“度”,过度的享乐和悲伤都会伤害人的身体,所以做事要“允持其中”。第三,力戒片面,做事情要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
这种调和持中的文化精神深深根植于民族灵魂深处,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对客观事物的审美观照。中国人以中庸为德,以中和为美,凡处于中间位置的事物,在中国人看来就是美的。在众多的数字中,只有“五”符合这种以中庸为德、以中和为美的原则。我们数数时,从一数到九,然后就开始重复了,故一最小,九最大,一与九之间正是五。也就是说,五是一和九的中间数,不大不小,位居正中。所以中国人特别喜爱“五”这个数字,喜欢用它。这种审美观在两千多年前的《周易》中也体现出来了。《易》卦六爻的位次是这样的:第二爻居下卦中位,第五爻居上卦中位,两者象征守持中道,阳爻居中,象征“刚中”之道,阴爻居中,象征“柔中”之德。若阴爻处二位,阳爻处五位,既中且正,成为“中正”。根据易理,“中正”是吉亨爻位,是至善至美的象征。在古代先民的意识中,奇数代表阳,偶数代表阴,“五”既代表阳又位居中正,“九”为至阳,因此人们常常用“九五至尊”称谓权势最大、地位最显赫的人世间统治者——皇帝。由此可见,中华民族传统的调和持中的中庸文化精神赋予了汉字“五”许多美好的象征意义。
三 数字“四”“六”“七”“八”与趋吉避凶的文化心理
中国人对数字是喜爱还是厌恶,有时和数字的字形与读音有关。由于汉语音节数量少,往往一个音节对应多个不同形体的汉字,产生大量的同音字。中国人善于运用同音现象进行谐音取义,委婉地表达自己的心愿。谐音迎合了汉民族喜欢比附联想的心理特征,更反映了汉民族趋吉避凶的文化心理。人们对数字“四”“六”“七”“八”的运用便是极好的例子。
数字“六”在广东话中与汉字“禄”谐音,禄本指古代官员的薪水,代表财物、地位,所以凡是带有“六”的数字在广东最受欢迎。在文字学上,“六”与“顺”也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说文解字·六部》:“六,易之数,阴变于六,正于八。”许慎认为“六”是周易中的阴爻符号“——”,三个阴爻重叠起来就是坤卦,《周易》:“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整个坤卦的精髓就是一个“顺”字,要人们安顺守持正固。坤卦的卦画三个重叠的“——”用数字来表示即为“六六六”,于是,“六”便从易数转变成“顺”的象征,才有“六六大顺”的俗语,“六”也就成为中国古代具有浓厚吉祥意味的数字,深受中国人的喜爱。
在古代“六”常被用来指称与皇帝相关的事物,例如,“六合靴”是指皇帝所穿的常用靴子,“六引”是指引挽天子丧车的绳子,“六尺舆”是指帝王所乘坐的车驾,“六宫”是指天子的正寝和五处燕寝,即皇后和嫔妃的住处,“六服”是指周代天子直接管辖之外的地区,根据近远划分为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和蛮服。同时,数字“六”也寄托了人们的美好愿望,人们在小的时候,学习的是礼、乐、射、御、书、数“六艺”,长大以后应当具备智、仁、圣、义、忠、和六种品德,享受父、母、兄、弟、妻、子“六亲”的关爱。同样,数字“八”与发财的“发”字谐音,也是个吉利数字,很多地区凡数字喜欢带“八”。
而数字“四”“七”则不太受中国人欢迎。数字“四”与表示死亡意义的“死”字读音相同,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分析“四”象四分之形,是气息之意,气息从口鼻出来后便四散开来,故“四”有分散义。而死亡则意味着人的灵魂脱离肉体分散而去,所以,人们往往对数字“四”很忌讳,不愿意自己与四有关,特别是广东、台湾地区的人们,讳用数字“四”,不愿住四楼,即使送礼也不能送四样,送钱也不能送四十、四百之类的数目。同样,数字“七”也是中国人忌讳的对象,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七”古文做“十”,像一条直线从中切为两半,有切断之意;二是古人以七月为处斩犯人的月份,《月令》认为,“孟秋之月,戮有罪,严断刑,天地始肃,不可以赢”。七月为不祥之月;三是“七”常与丧事连在一起,在北方一些地区,人死后要在四十九天内举行祭祀活动,以七天为一个周期,俗称“作七”,表示生者对死者的怀念。这样“七”就成了不祥的代名词,人不愿意提起。
诚然,数字本身没有特殊意义,但是,人类在使用的过程中却熔铸了自己的认识、生活习俗、审美观照和丰富的情感,原本抽象的数字符号便具有了丰富的内涵,成为神秘的符号。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民族对客观万物的审视方法和态度,是民族文化的积淀在人们思维支配下感悟世界的一种无意识折射。
参考文献:
[1] 张玉金:《当代中国文字学》,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
[2] 韩守烨:《由“包二奶”说说“二”的贬义源》,《汉字文化》,2006年第4期。
[3] 曾昭聪:《一种特殊的文化词语》,《汉字文化》,2006年第4期。
[4] 《古代汉语》,中华书局,1999年。
[5] 程昌明译注:《论语》,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
作者简介:
吴海涛,男,1965—,河北深县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写作、传统文化,工作单位:衡水学院。
李爱云,女,1967—,河北卢龙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汉字文化学、语言文化学,工作单位:衡水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