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
　　 王蒙来讲课。老先生围着一条极艳的印花围巾，极有范儿。他讲的题目是《文学的生命力》。他一坐下来便开讲。一口气讲下来，下面鸦雀无声，倒是他自己停下来说，已讲了一个半小时，按例要休息十分钟。下半场开始，依然是鸦雀无声，他将课的节奏掌握得极好。按例也是有一个互动环节的，于是剩下的时间留给提问。
　　 为听这堂课，我特意上街一趟，到涵芬楼去买他的书。我是不能逛书店的，一进去就会犯迷糊。本来就想买一本《红楼启示录》，请他给签个字，意思意思。可在书店的一层，一整排都是王蒙的书，有几十种。真是豪华啊！我冲动之下，又买了《老子的帮助》和《中国天机》。当然三联版的《红楼启示录》是必买的。
　　 原来不太喜欢王蒙的东西，觉得他写得太聪明了，太急了，不够从容，因此激情有余而韵味不足。去年在北戴河也曾遇到过他，那时《人民文学》刚发了他的短篇小说《杏语》。我见到他说，刚看了《杏语》，文中的“喜大普奔”是什么意思啊？网络术语吗？他说是的，快乐之意吧。我又说，你何时能写一篇节奏极慢的小说，让读者和评论界一愣：这是王蒙写的吗？王蒙居然写出这样的小说？他笑笑，并没言语，径去食堂吃饭去了。可是他对《红楼梦》的研究，我真的很喜欢。二十年前有过一本《红楼启示录》，搬家丢了。于是得了这一本，又埋头读起来。一口气读了许多篇章，依然是喜欢。他是真正以一个小说家的眼光去写的，贯以他几十年的人情的练达，写起来风摇雨动，有见有识，竹炉汤沸，读之心中快慰。
　　 我也是喜欢《红楼梦》的，于是心生一念，何不找出一个《红楼梦》的小细节，看他如何回答？于是我在一张纸片上写道：
　　 王蒙老师：请教一个问题：为什么金钏儿叫周瑞家的“周大娘”，而薛宝钗则叫她“周姐姐”呢？
　　 我不安好心，想看看他对《红楼梦》究竟熟悉到何种程度。
　　 王蒙将我的纸条念了一遍，说，金钏儿怎么能和薛宝钗比呢？宝钗和金钏儿地位不同，一个是主子一个是奴才;在封建社会，长幼尊卑有秩，是有严格的规定的。之后他说，我其实回答不上来，所以东扯西拉的，只能这样了。
　　 他的回答当然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金钏儿姓白，是家生的奴才。她父亲死了，她的娘还在，她娘和周瑞家的其实是一辈儿。王蒙不晓得，其实我也回答不了。以上想法，也是想当然耳。
　　 设这样刁钻的问题，显然不厚道，但也无伤大雅。因为没有恶意。倒是王蒙先生的“我其实回答不上来，于是东扯西拉，也只有这样了”，真是十分可爱。他很真诚，他不掩饰。通过这次讲座，我忽然非常喜欢王蒙这个人。他太有才华，太有激情，太热爱生活，太热爱文学。他是一个智者，又是一个充满激情而又有无限活力的人。
　　王安忆
　　 最早一次见王安忆，在1989年的鲁迅文学院。她坐在二楼东头女生宿舍的床沿上，几个人正在聊着。有人说：“王安忆来了。”我进去坐了一会儿。王安忆扎着一条长辫子，安静地在那儿聊天。她斜着身子坐着，手和腿并拢着，坐得很挺拔，一副安闲的样子。像我见过的一幅油画上的人。后来我买过一本《王安忆散文》，里面有二十多幅她的不同时期的照片。我看那些照片，不管是站还是坐，她都很“正”。没有见过她的慵懒和散闲。有一幅在法国的，她坐在巴黎左岸莎士比亚书店的门口，头微微仰起，有点似我当年见到的那个样子，感觉甚是亲切。
　　 这有点像王安忆的散文。王安忆自己说过，学府的生活，在她心目中，是有圣意的，她因为没有进入过而感到遗憾。但这也正是王安忆的亲切之处，使她的文字很平易，没有学院气。前不久读到她的《去汪老家串门》，写探访汪曾祺故居的。写得自在自由，十分放松。与我同喜者，还有一位鲲西先生，他看到这篇文字，也大为赞赏，称“文亦别致”。
　　 多年前读过王安忆的《今夜星光灿烂》，写得九曲回肠。“星儿走了一年多，我们继续生活着。因不是至亲的人，所以造不成什么改变。”似乎平淡的开头，其实极为沉痛，一种真爱深入其中。王安忆自己说过，她是以生活经验为基础的作家。“我无法想象跳出经验来进行创作。”这篇纪念陆星儿的长文，充满了两人在日常交往中的琐屑细节，又揉进了内心的真情实感，读了让人贴心贴肺。
　　 王安忆是一个对细节很执着的作家。“研习细节，安守寂寞。”同样是这篇《今夜星光灿烂》，王安忆写到陆星儿知道自己的病情后，打开衣橱，见许多新衣服还一次没穿过。她洗洗，熨熨，叠叠，要送给朋友。其中有一段花布，要送给王安忆，说特别适合她，让王安忆带给尺寸，为她做一条背带裙。如今，“拉开衣橱，这里那里，都是星儿给的衣服，叫人怎能不肝肠寸断！”这样的细节，同样使我们读者“肝肠寸断”！
　　 她的小说我看得少，因为近年我不看小说。她的早期的《小鲍庄》什么的，我当然是比较熟悉的。她的一本散文集，我没事就看看，对她的文字，心生敬意。
　　 当然后来我与王安忆也有过一些联系，十年前我出了写汪曾祺的一本书，知道她喜欢汪先生，曾给寄过一本，她回信并寄了一本她的散文集《海上》给我，在书的扉页上，有几行清秀的钢笔字：苏北先生指正。王安忆，2009年5月8日。
　　 那封信也写得十分简洁：
　　
　　 苏北先生，谢谢你的书。汪老亦是我所感到亲切的前辈，他以抒情的姿态，抵抗了那时代的霸权语系。有一本书你可找来看看，是一位程绍国所写《林斤澜说》，大约会有同感。寄上一本书，请查收。
　　 王安忆
　　 2007年5月8日
　　
　　 2010年李娟作品讨论会在上海作协举行，王安忆参加并作了发言，她给李娟以很高的评价：“她的文字一看就認出来，她的文字世界里，世界很大，时间很长，人变得很小，人是偶然出现的东西。那里的世界很寂寞。”会上我带了《王安忆散文》，请她在扉页题签，她又规规矩矩地写道“苏北先生指正”，见出做人的低调和谦恭。 　　 近来有一件事，让我对王安忆又有了新的认识。我们这里一个单位青年员工较多，想请王安忆就青年人的阅读与写作给讲一讲，报酬还甚丰厚。我托一位朋友去请。隔了一天，收到王安忆的回复：“有关讲课之事，还烦请替我婉拒，我不惯作此类演讲。”
　　 现在社会一切以金钱为中心，有很多人见到这么多钱是会眼红的。再忙再累，也要把它挣回来。再说也不忙不累，随便讲讲，见见面，就搞定了。而王安忆却不为所动。在这个浮躁的风气下，能够讲操守、有定力，做人有底线，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后来王安忆出版了她的新长篇《匿名》，看过的朋友说，写得比较特别。我也在报上见到她的一些专访，并配了近照。我见照片，王安忆明显老了，再也不是二十七年前那个扎辫子的王安忆了。岁月就是一把杀猪刀，谁见到都要挨一刀。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不过王安忆虽不是那个青春的王安忆，而另一个有思想、有独立人格和见解、充满了知性的成熟的王安忆在我们面前了。
　　何立伟
　　 我将何立伟的《白色鸟》裁开，贴在书房的墙上，大声朗读：“设若七月的太阳并非如此热辣，那片河滩就不会这么苍凉这么空旷。唯嘶嘶的蝉鸣充实那天空，云和风，统不知踅到哪个角弯里去了。”我还对何立伟引用的那句外国民歌“夏天到来，令我回忆”充满感情。因为我的童年似乎是永远和夏天联系在一起的。我的写作也多描述童年的夏天。我曾写过一篇《顽童记》，里面有这么几句话：“童年夏天的天空真的是蔚蓝无比。那是从孩童眼睛里望出去的天空。我整日无所事事，在县城的大街小巷转悠，见到公家办公的窗子开着，便顺手将墨水够出来……”我有时突然想起童年的一些事情，嘴里会忽然冒出“夏天到来，令我回忆”这两句诗。这真的是实情，并非妄言。
　　 何立伟对我的创作应该说是有影响的。我那时有一本阿城的《棋王》、何立伟的《小城无故事》和一本徐曉鹤的叫《疯人院》的红色封面的什么书。我那时还在高邮湖边上的一个小县城里猫着。突然有一天得到一次到省里学习的机会，而且时间还是一个月。那时省里对我们来说，就是天边。这句话毫不夸张。我们觉得省里太大了。于是我便带着这几本书，来到省城。其实是在城乡接合部的一个什么干校，开始了会计方面的学习。一个月里，课余我便坐在公共汽车上，在城市街道的高大的法国梧桐下的马路上转悠，抓紧分秒时间熟悉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上课，我便带着这三本书，将《白色鸟》和《棋王》抄在一个大笔记本上，边上还自作多情地加了许多批注！这种抄读，印象相当深刻。这三位可以说是非常文体的作家。因此对我后来的语言影响非常大。
　　 后来我和何立伟有了些交往，那是已到了1996年。这年冬天何立伟他们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学方面的会。我也已借调到北京的一家报社管副刊。于是我便请何立伟一行吃饭，请他给我们的报纸写稿和画漫画。果然过了不久，何立伟给我寄来了他的散文和漫画。有几幅漫画，我记忆深刻。一幅是路灯下擦皮鞋的孩童给一个戴礼帽男人擦鞋，下款题的是“把皮鞋擦得锃亮是为了照见街角少年的不幸童年”;还有一幅是一个结发辔着古装的男人捧着一本书，边上墙上还挂着一把剑，下款是“男人的一生不是与书打交道就是与剑打交道”。
　　 之后我离开了报社，我们便又间断了联系。有一年我要出散文集《像鱼一样游弋的文字》，因出版社要一些插图配到书中去，让我自己找一个人画，于是我便找到了何立伟。何立伟一口答应，让我把书稿寄去，果然没过多久，他便给我寄来了根据我书中内容画的20幅漫画插图。我一幅一幅仔细看过，心中甚是高兴。那些漫画线条简洁稚拙，而文字又简，有书卷气。
　　 何立伟的早期小说充满诗意。汪曾祺曾说他“写直觉，没有经过理智筛滤的，或者超越理智的直觉……是用绝句的方法写小说”。后来的《花非花》，便有了些古怪，那时他正是壮年，一心求变，亦可理解。但我始终认为，何立伟的早期作品要比后来的好。作家这个行当，出作品是不分先后的，许多大作家，都是处女作或早期作品是代表作，沈从文、徐志摩、张爱玲等，都是这样。创作有时通俗地说，就像母鸡下蛋，你看那母鸡的第一个蛋，带着血丝，可色泽红亮，鲜艳饱满，可以说，营养又是最好。
　　 何立伟后来小说写得少了，但他编杂志、搞摄影、画漫画、写散文，样样都做得很有情致。他是一个有味道的人。他所做的一切事情，也竭力显示出他为人的本质和个性。他去了一趟拉脱维亚，在《文汇报》发了一组黑白的摄影作品，取其名为“黑白志”，每一幅作品都充满照片之外的弦外之音，非常美。那是艺术品，不是照片。他写了大量的散文，他的散文接近笔记，或者说，他是用笔记的方式写散文，文章既短，意思又淡，只写人生的那么一点小小的叹息，或者小小的无奈和可笑。
　　 何立伟曾给我写过一点文字。他说我是“简约不繁，质朴文风”，其实，反观何立伟文字，何尝又不是这样呢？
　　徐星
　　 认识徐星在三十年前。
　　 1989年3月，我到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是鲁院的第五期进修班，简称“五进”，比现在的“高研班”时间长一点，四个月。我们班上，现在出息一点的是“虹影”，就是写《饥饿的女儿》和《上海王》的那个虹影。她结业后去了英国，在那里写作，获得了广泛的名声。她是重庆人，那时她瘦瘦的，很单薄的一个女孩。
　　 而徐星那时正上鲁院的另一个班：鲁院和北师大联合办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研究生班。那个班上大腕云集。那时就是“大腕”如今仍是“大腕”的莫言、刘震云、余华、洪峰、迟子建等。虽然那时他们已是“大腕”，可那时“大腕”并不稀奇，他们同我们一个食堂吃饭，一个宿舍住着，一个教室上课，下了课一起瞎玩：散步的、打球的、踢球的、玩单双杠的。学校有个篮球场，一群人在那里抢一个球，莫言也在那儿抢，抢了就往篮里扔——有时是抛。莫言的动作抒情极了。他是“一个中国式抒情的篮球运动者”。余华独来独往，身材单薄的一个浙江青年。这个青年不常笑，表情冷峻，他总是一个人活动，一副先锋的样子。 　　 徐星在这个班也是一个另类。他在学校是有一个床位的，可是他不常来睡，上课了就来一下。他那时好像在忙着一个电影，也是一个先锋的。电影可能不是他在拍，而是给别人帮忙，他在电影里蹭了个小角色。这些是他将电影拿到班上放时我知道的。第一次见他正是他来放电影的那次。他瘦长如白杨，哐啷着两条长腿。电影在五楼大教室里放，男女同学二十多人或坐或躺（躺在椅子上，脚翘在桌子上）。我记得迟子建也在，她蜷在椅子里，或者是披了个大围巾的，反正像一只安静的猫。徐星坐在最后，看着大家看。在电影中，徐星也是“哐啷”着长腿，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鲁院的学习是松散而自由的。过去说西南联大的校风，只有两个字：自由。我们那个鲁院，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也可以说是十分自由的。
　　 鲁院结业我回到了县里，徐星据说出了国，从一个烤鸭店的小伙计，因为文学，走了出去，并且走了很远。
　　 再次与徐星重逢，纯属偶然。七八年前他到合肥来放映他的纪录片《五加五》，在牧云人酒吧，我过去了。见到徐星，他还是那个样子，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还是瘦，只是老了一些。过后的一天，我陪着他，一起吃饭、喝酒，聊了许多，对他的生活有了些了解。因为他多年无业，这是最好的状态，这是最坏的状态。对文学肯定是好的，但对于生计，也许这不是最好的。
　　 后来他又来过两次合肥，我都陪着他。他的纪录片大约在合肥这个城市放映的是最多的。就《五加五》，我先后看了四次，除牧云人外，在安大和保罗的口袋（书店）又看了一遍。每次我都认真地看下去，总是会有会心的笑。这样的纪录是十分有趣的，当然是有价值的。他另外的几个片子，我也看过。他做的这项工程，是一个人的战斗：一个人跑，一个人拍摄，一个人剪辑。我去过他北京的家，两间不大的房子，一台大电脑，他就在那台电脑上工作（我去时他正剪片子，于是他说，你看一会片子等我忙完，我于是又将《五加五》看了一遍）。屋里除一个大沙发，就是几个书橱，书橱里胡乱地插满了各种书籍。书橱边斜靠着三脚架和一台普通的摄像机。
　　 在北京他请我吃过一次饭。他的生活是简单的，喝了一种什么牌子的白酒，他说很好，是朋友送的。他特地给我拎了两瓶，说：“这个酒很好，你喝喝看。”我不太会喝酒，对酒也兴趣不大。饭是在羊肉馆吃的，吃了许多羊肉。他一个人喝了许多酒，我只是象征性地喝了点。席间说了许多他的同学的事，谈得最多的是莫言，说到莫言的作品，我们还争论了几句。
　　 徐星的作品不是很多。他自己说他是文坛边缘的人。他的《无主题变奏》和《剩下的都属于你》，当然是有意义的。不仅是有文学史的意义，就其文本本身，也是十分有意义的。因为他的写作是用生命写作。他的写作是毫无功利的。他所写的都是他跑出来的。原来沈从文说：一个作家，还是要能跑，能吃苦，能受冻挨饿。这一点，徐星做得最好。不是第一，而是唯一。
　　 至于他作品的价值，自有历史检验。这不用我饶舌。
　　王奎山
　　 我和王奎山先生不大熟悉，见过两次面，他给我写过两封信。我读过他的一些作品。我覺得他的小说写得特别好，尽管那叫作小小说。其实管它叫什么呢，只要写得好，能叫人记住，就是好作品。王奎山的东西我读过一些，每篇我都能记得，而且过些时日，偶尔再读，还是一样会心，一样叫人莞尔。我觉得王奎山的小小说非常好。他应该是中国最好的小小说作家之一。其实我不想说“之一”。可是不说“之一”，有人会有意见，而且也太绝对了，还是“之一”吧。
　　 王奎山给我写过两封信，我也特别珍惜这两封信。不仅仅是因为他说了我一些好话，我是觉得他这人特别真诚。而且我无端地觉得，他是好人。
　　 可是，好人不长寿。他好几年前去世了。这也是我特别怀念他的原因。
　　 也因此，我念念不忘要给他写篇文字，可一直拖着。这几日无事，我找出王奎山赠我的唯一一册小小说集《别情》，翻来翻去，将里面一些我曾经读过的篇什又随便读了读，可读完一篇，我就轻轻一笑：“真是好！”这是我唯一的一句话。集子中统共只有二十五篇，也就几万字。可我读了《红绣鞋》《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偶然》《一群蜜蜂》和《别情》之后，十分感叹。看《别情》，当读到莽子最后赌气地说：“咱乡下人，办个事真难哪！”我笑了，莞尔一笑地笑了，之后我便相当愉快。这是阅读的愉快，是享受智慧的愉快。
　　 王奎山的小说为什么好呢？他写的不是简简单单的小小说，而是对生活的认识。每一个独到的对生活的认识，特别是你意想不到的认识，那是相当有意思的。
　　 我和王奎山先生见的两次面都是在郑州小小说笔会上。第一次可能是认识了，但我记不清怎么认识的，之后他给我写过一封信，算是强化了我们的关系;第二次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住在同一楼层，而且只隔一个门。我去给他送我的一本什么书，他留我坐了一会儿，聊了聊，他依然说我：“你写得不多，但有特色。”话是同第一次给我写信的内容一样的。
　　 第一封信是这样写的：
　　苏北：
　　 您好！
　　 昨日我到银行去领工资，领完之后在营业大厅看《大河报》（平时我不看这个报），很偶然地读到你的小说。我很喜欢你的作品，年选上的《钢卷尺》和《读点》第六期上的《老婆和我的幸福指数》都很喜欢。文章不在多，有特色就能让人记住，你的文章应属这种不多但能让人记住的一类。有作品集望能寄我一册让我学习。我也喜欢汪曾祺的文章。我这里有陆建华先生的《汪曾祺的春夏秋冬》，你如没有，寄你一阅。
　　 报纸上有责编姓名及电话号码，你可与马丽联系。
　　 王奎山
　　 2006.5.10
　　
　　 信中所说的我的小说，是我发在《小小说选刊》的《金市国》，被《大河报》转载，他无意中看到了。信中提到的马丽，是《大河报》副刊的选稿编辑。
　　 之后我记得按他说的与《大河报》联系了，可既没得到样报，也没收到稿费。也就算了。 　　 第二封信写于2009年4月，又是三年了：
　　
　　苏北：
　　 你好！
　　 去年就想给你写这封信，但一直犹豫，恐怕交浅言深，引起你的责怪。促使我下决心给你写这封信的，是前几天看了你发在《文学报》上的文章《与黄裳谈汪曾祺》。我觉得，你与其零零散散地写此类文章，不如集中精力写一本《汪曾祺传》。陆建华的《汪曾祺的春夏秋冬》我读了，不过瘾。陆是搞评论的，文笔不行。而汪的子女写，由于距离太近，也写不好。你与汪有直接交往，且交往有数年之久，距离不远不近，正好。美国人金介甫写的《沈从文传》也不行。大约搞理论的写人物传记都难出彩。倾数年之精力，写一部精彩的《汪曾祺传》，一辈子也值了。你在散文创作上也搞出了一定的成绩，但我觉得散文领域也是鱼龙混杂，××那样的人都能当×奖评委，你还写什么散文？苏北，你是有才气的人，万不可将自己的才气轻抛零卖了。前面我已说过，交浅言深，万一有什么话说得不妥当，千万不要见怪。也没有你的电话号码，有什么事，只好写信。如有新书，请寄我一读为快。
　　 敬礼
　　 王奎山
　　 2009-4-10
　　 我在重读这封信时，眼睛都湿润了。我实在没有什么才华，也无雄心。可王奎山先生这么看重我，苦口婆心，言真意切，我真有负于他。虽然我无才华，也无雄心。但我热爱文学，我会一直阅读和写作下去的，以此也不负奎山先生之意了。
　　 王奎山去世几年了，我都不大记得清。也懒得网上去查。大约好像是我们第二次见面不久的事。一个人死了，他很快被人忘记。他的作品，好像也没有多少人在读。因为他的书，在他去世后，似乎就没有再出版过。
　　 可我不能忘记。这是个优秀的作家，他的作品很好。而且这个人很纯粹，是个好人。
　　李辉
　　 在东方广场的先锋剧院看了海家班的爆笑喜剧《艳遇十小时》，一个荒诞的喜剧，几乎把我给笑死，真是餐巾纸用了好几张。看完演出，走出剧场，走在北京初春的街头，走过东单三条，见协和医院那些在现代建筑群中的绿色琉璃瓦的老建筑，心中忽然涌出一股十分留念北京的情绪。北京好啊，想看什么、想听什么、想见什么，大约努努力，还是能实现一些的。北京的老宫殿、老人、老树、老街和老胡同，不断地在吸引着你，有让你用其一生都好奇不完的谜，那些让人痴迷的历史、人。
　　 就说是人吧，那天李辉来看我。我们约在一起吃饭。因晚高峰塞车厉害，李辉让我移步到大望路新光天地。我从东单进了地铁，就是进了人的海洋。城市的地下也已挖得跟迷宫一样，人在地下走，就仿佛蚂蚁在地洞里爬，不知何所以。地上也被架得横七竖八：高架桥、立交桥、天桥和轻轨，纵横交错，指向各个方向——让人有点迷茫也有点好奇、向往的方向。
　　 我们在鹿港小镇吃台湾菜。我见到李辉，先对他说，跟特务接头似的，走了一路的迷宫。李辉笑，人安静儒雅，一副腼腆的样子。他的笑是无声的，所以我说有些妩媚。李辉曾跟我说，沈从文身上有许多女性的成分，我看李辉也是。他安静。人，也腼腆，有孩子气。我进去时他已点好了菜：萝卜焖牛肉、干巴菌爆炒小羊肉、鸡毛菜和小油菜炒香菇。他要了三瓶小瓶的啤酒。
　　 见面并不一定要说许多话，一起坐坐。李辉这样的人，是那么固执和坚持，他接触了那么多的文化老人，写了方方面面的各色人等的人事和纠葛，他的心中存了太多的故事。吃饭中，我问他最近是否见到黄永玉。李辉说，老头儿身体好着呢，刚画了一张大画。说着李辉将他的手机给我看了看，屏幕上是黄先生。李辉说是前两天他去万荷堂看黄时拍的。照片上老头儿背对着镜头，正坐在升降机斗子里。升降机已升到了半空，老头面对着那么一大张洁白的宣纸，缩在那小小的斗子里，专心致志面对着一小块宣纸。
　　 这样一画，就是一天。十多个小时，不吃不喝。这个已九十六岁高龄的老头儿，真是比青年人还厉害。
　　 黄永玉真是神奇。这个老头，身上的能量太大了。
　　孙郁
　　 在人民大学，与孙郁先生聊天。说孙郁儒雅，那就说对了。他花白头发，气宇轩昂。说起话来，字正腔圆，特洪亮，一笑还两个酒窝，是真正的美男子。我同他开玩笑，我说，他给学生上课，女同学肯定特喜欢听。孙先生端端君子，他不苟言笑。对我说的这番话，他不置一言，似没听到。
　　 我去时他正有客人来访，我便坐在他书桌前翻他的书。他桌上摆了许多的书，都是刚从图书馆借来的。有一册非卖品，是闫连科的《四书》，我翻了翻，觉得结构很是奇特。还有一本《章太炎在苏州国学讲习所的讲稿》，杨佩昌先生整理，我翻了翻，语言雅致，极好。
　　 我边翻书边听外间孙先生与客人的交谈。来人仿佛是他在鲁迅博物馆工作时的工友，好像是为小孩子找工作的事，看能不能请孙先生帮忙。言谈中，孙先生对过去单位的工友，十分尊重，所说之话，十分妥帖适当，让人敬重。
　　 送走客人，孙先生回来同我聊天。所谈无非是文学上的人与事。他说，当代作家，数过来数过去，好的也就没几个，他说，孙犁、汪曾祺、张中行，再加一个黄裳吧。他告诉我，他写的汪曾祺的书，已完稿，交给三联去出了。书名还没最后定，我们走去吃饭的路上，他说，叫《汪曾祺闲录》怎么样？我想了一下，行！这个可以。他说，也想叫《汪曾祺杂议》。我说，“杂”不好，还是叫“闲”，是边读边录。不是“论”，而是随笔。一个“闲”字，也符合汪曾祺的性情和气质。
　　 他出了一本新书《走不出的门》，是他在《收获》上的专栏的合集。他给我在这本新书上签了个题赠。这真是一本温暖的书。所写从鲁迅始，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废名、俞平伯，直至汪曾祺、张中行、王小波。后记尤好，是心沉到底的文字。
　　 孙郁的文字是在吟唱，随便翻到哪一页，读下去，马上节奏感就出来了。他更多的文字，亦仿佛是自说自话。他多数时候仿佛是在自语。这样好的文字，在厕中，在床上，或者树下，都可以读，读着读着你就会忘记了时间，把自己沉浸下去，和孙郁在一起——你也自言自语了。
　　 这就是孙郁的力量。一种看不见，却真实存在的神秘的力量。在孙郁这一代人中，出了孙郁这样的文字，是我们读书人的幸运。
　　 书的封面上印着一句话：从上世纪初到本世纪初，呐喊之后的徘徊与挣扎。这也是孙郁自己的心态。
　　凸凹
　　 凸凹先生从房山赶过来看我。我们在一家四川的小馆子喝了点小酒。吃得十分简单，主要是聊天說话。
　　 凸凹的文字是极好的。但凸凹的影响力远远落后于他的成就。他和我喜欢的作家多有相似，有其共同的兴趣。我欣赏他，或他欣赏我，都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意味。
　　 他送了我一本小书《心比天大》，是随笔集，真是极好。我每天晚上上床后读两页。他的各类文字都很妙。书话、序跋、访谈和游痕，甚至日记。这些文字，看后心中就非常温暖。不能叫感动的，而是温暖。非常温暖。仿佛如玉在胸，仿佛将一枚卵石含在嘴里，之后又丢在你的手心里，那种温润和自在，使你无法拒绝。
　　 凸凹在书中引用了宁肯的一句话：阅读就是写作者的故乡，一个没有故乡的人是走不远的。我同意这句话。我的阅读，也是为了找回故乡。
　　 我也不能免俗，对文坛的一些不正常的现象颇有忿恚。凸凹对我说——他在分手时拉着我的手：不要在乎身外的东西。树大自直。你已经自成风景，只要有游客，就会被你迷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