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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共产党领导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既是不断探索和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创新历程，也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历程。党在不断实现理论创新的进程中，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基础上，既鲜明而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不断地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一般理论原则不断地丰富深化为具体真理的辩证逻辑进程，也鲜明而深刻地体现了把坚持和发展真理同追求和实现价值统一起来、把对目的的追求同实现目的的手段统一起来等重要方法论原则，为我们党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开辟了更为宽广的思想道路。研究总结方法论在党实现理论创新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对于加深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和把握，从而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坚定性，对于深入总结党实现理论创新的经验和规律，推进党不断实现理论创新的进程，具有重要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
关键词：“三大基本问题”；理论创新；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D2；B0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７１６８（２００8）０4－００05－05
引 言
中国共产党领导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既是不断探索和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创新历程，也是不断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实现伟大理论创新的历程。在这一伟大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历程中，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三大基本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胜利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理论创新作为实践基础上一种富于创造性的认识活动过程，既体现为新的思想内容的创造和发展，也体现为与这种创造和发展相统一的思想方法论的选择与运用。包括理论创新过程在内的任何一种理论体系或思想学说的形成与发展，其内容与方法总是内在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因此，总结党实现理论创新的经验，探索党实现理论创新的规律，推进党不断实现理论创新的进程，应该而且必须更加自觉深入地研究党的理论创新过程所体现的认识逻辑和方法论原则。
党的思想路线是党不断推进和实现理论创新的最根本最重要的科学方法论，是贯穿于党的理论创新全过程的最基本逻辑。在此基础上，党的理论创新活动作为认识的深化和发展过程，其本身也贯彻和体现了其他一些应予重视的重要方法论原则。我们党不断探索和回答新时期三大基本问题的理论创新过程，既鲜明而深刻地展开为认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逻辑进程，也鲜明而深刻地体现了把坚持和发展真理同追求和实现价值统一起来，把对目的的追求同实现目的的现实手段统一起来等重要方法论原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不断实现理论创新的深刻理论蕴含和宽阔思想视野。
研究总结方法论在党实现理论创新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一方面，认真研究和总结党实现理论创新的方法论问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拓展和开阔对于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认识，从而在更为宽广的视野上全面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内容；另一方面，对于党的理论创新方法论原则的自觉领会和把握，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领会和把握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精神实质和深刻内涵，从而进一步增强在实践中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再一方面，对党的理论创新方法论原则加以认真的研究和总结，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和提升关于党的理论创新途径与规律问题的认识，从而进一步增强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道路
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既有现实的实践基础，也有认识的逻辑起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实现理论创新的伟大进程，是在新的社会历史方位和实践基础上，以对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严肃理论追问与深刻反思为逻辑起点的。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通过相继提出和不断探索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在新的逻辑起点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实现党的理论的伟大创新。
从理论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意义上讲，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党的理论创新的过程，鲜明地体现为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不断地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体现为马克思主义一般理论原则不断地丰富深化为具体真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使认识不断实现对于对象的现实丰富性和矛盾性的具体把握，从而达到对于具体真理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历来强调真理的具体性。在马克思看来，认识必须在自己的行程中达到关于对象的“许多规定的综合”、把握其“多样性的统一”[1］(p.18)，才能使自己上升到具体真理。列宁更指出：“我们不否认一般的原则，但是我们要求对具体运用这些一般原则的条件进行具体的分析。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总是具体的。”[2］(p.273)这表明，认识每从抽象原则向具体真理迈进一步，其内容就更丰富一步，其对于对象的把握就更深化一步，从而思想的发展和理论上的创新就更前进一步。
事情正是这样。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理论创新过程，正是沿着辩证思维的固有逻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理论原则的同时，着眼于从本国国情出发，深刻分析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则的具体条件，不断使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使马克思主义一般理论原则发展为具体真理。这一过程表明，当邓小平同志指出，长期以来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的时候，当江泽民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向已走过八十年历程、执政半个世纪的中国共产党郑重提出，在新的历史方位上我们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样的基本问题的时候，当胡锦涛同志在新世纪新阶段深刻分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的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向全党提出我们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时候，我们以往对于社会主义、对于党的建设和对于发展问题的认识上的某些抽象性，就显露出来了。
这一过程还表明，社会现实和理论发展的客观逻辑，要求我们的认识必须进一步综合新的时代特征、新的历史方位、新的执政环境、新的历史任务、新的发展要求等等提出的更加丰富的规定性，必须对在新的实践中具体推进社会主义、党的建设和发展的具体条件进行具体的分析，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做出新的科学探索和创造性回答。而当我们确实这样做了的时候，思维的抽象便逐步实现向思维具体的新的攀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过程便由此进入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新阶段，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理论体系。
这个攀升过程也就是真理的不断具体化过程。具体化过程的实质，也就是认识的不断深化和丰富过程，也就是思想理论的创新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我们在关于社会主义、党的建设和发展这三大基本问题上的理论思维，不断把特殊历史环境、特殊矛盾性质、特殊事物本质的规定性以及它们之间的具体联系综合进来，从而更充分地达到了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具体的统一，使党的理论更加具体、更加深刻和更加丰富起来。因此，这一过程更表明，“……认识是从内容向内容前进。这个前进首先是这样规定自己的，即它从简单的规定性开始，继之而来的规定性就愈益丰富、愈益具体。……在继续规定的每一个阶段上，普遍的东西都在提高它以前的全部内容，它不仅没有因为自己的辩证的前进而丧失什么，也没有丢下什么，而且还带上一切收获，使自身不断丰富和充实起来。”[3］(pp.199-200)
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认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与具体真理的统一，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党的建设和发展等重大问题的认识的发展的逻辑，是我们党不断实现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思想方法论。
二、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的有机统一
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包含了两大基本关系，一是实践主体和客体之间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一是实践主体和客体之间需要和满足需要的关系。实践主体正确地反映和解释世界，形成真理性的认识；实践客体满足主体生存发展的需要，形成现实的价值关系。追求真理，实现价值，坚持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的统一，是实践活动包含的两大基本关系的客观要求，也是统一于人们实践活动的两个基本原则。
马克思在分析劳动这一重要社会实践形式时，曾经深刻地提出劳动实践活动的“两个尺度”的思想。一个是外在尺度，就是由实践的“对象的性质”所决定的尺度，一个是内在尺度，就是由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性质”所决定的尺度。马克思指出，人在劳动活动中，不但“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就是说，人们在社会劳动生产实践中，一方面既要正确认识和区别不同对象，达到对客观事物不同本质和规律的真理性认识，并根据它们各自不同的客观性质和规定来展开自己的活动，使主体尊重和服从客体，另一方面也必然要根据自身的需要和目的来“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把自己的意图实现到对象上，使劳动成为自己本质的对象化的活动，把对象性的现实变成“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从而达到使客体服务和满足主体需要的目的[4］(p.97,125)。可见，外在尺度要求实践活动必须尊重实际，服从规律，坚持真理原则；内在尺度要求实践活动必须尊重人的自身需要，促进人的发展，坚持价值原则。
马克思关于两个尺度统一于社会劳动生产实践的思想，对于我们全面理解党所实现的伟大理论创新，理解党的创新理论所体现的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具有深刻的思想启示和重要指导意义。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共同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理论体系，深刻揭示和体现了真理原则。这个科学理论体系历来强调，在中国搞改革开放，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老祖宗不能丢；同时又必须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正确把握时代和世界发展趋势，科学分析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作出新概括，在发展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坚持真理和发展真理。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共同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理论体系，深刻揭示和体现了价值原则。这个科学理论体系突出强调“三个有利于”的价值评价标准，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改革开放和各项工作成败得失的判断标准；这个科学理论体系高度关注社会主体的价值取向，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这个科学理论体系旗帜鲜明地申明，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根本价值追求；这个科学理论体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突出强调发展价值，强调经济社会从“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的建设与发展，并最终统领于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这个科学理论体系极为深刻地提出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把关注民生，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的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自己的终极价值关切。
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始终努力站在时代发展的前列，不断地在新的实践基础上适时而正确地提出问题，在理论上自觉和不懈地探索与回答问题，从而不断地实现理论上的重大创新。坚持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的统一，既是我们党对讲了多年探索了多年却仍然“没有完全搞清楚”的问题重新反思的结果，也是对新时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新探索新思考的结果。坚持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的统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我们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深刻历史使命感，对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高度政治责任感，对自身所领导和从事的伟大事业的科学性与目的性的高度理性自觉。坚持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的统一，是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进程，为实现自己的根本宗旨而不懈奋斗所达到的一种思想新高度、新境界。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始终自觉坚持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的统一，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和优越性必将得到最充分的发挥。
三、目的与手段的辩证法
目的与手段是人们社会实践活动中相互联系的两个基本要素。实践活动的方向、性质、自觉性程度和实际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目的的确定及其实现手段的创造与运用，取决于对于二者的关系的认识和把握。借助于一定的手段实现一定的目的，是人们自觉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
目的是人的需要的反映，它不仅引发人们的活动，而且还通过政策、计划、方案等形式对活动起指导、控制、调节作用，从而使活动更为自觉有效地实现目的、满足需要。目的虽然是实践主体在观念上事先建立的活动的未来结果，但它仍是以客观对象为基础和前提的。人们只能根据由一定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客观条件和主体需要提出目的，并使自己的有目的的活动符合客观事物本身的规律和发展趋势。背离客观事物自身规律和发展趋势的目的是必然要失败的。人们为实现目的，必须借助于一定的手段。创造和使用手段，是人的自觉的对象性活动的特点。手段的创造和使用也不是随心所欲的，从根本上说，创造手段和使用手段不过是对客观事物的属性和规律的利用。在这个意义上说，手段既是人类实践能力和认识能力的实现形式，也是人类实践能力和认识能力发展程度的标志。马克思主义历来强调目的和手段历史的、具体的统一，和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一定阶段或一定范围内，人们可以把某种手段的创造和实现作为目的，而当此目的已经实现后，则又可以成为实现另一个目的的手段。正因如此，我们常常把目的区分为战略的和策略的、整体的和局部的、长远的和当前的，强调既要从战略的、整体的、长远的目的着眼，又要重视策略的、局部的、当前的目的，并通过后者实现前者。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党既有最高奋斗目标，又有阶段性奋斗目标，历来是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论者，并强调最高纲领必须通过不同历史阶段现实纲领的实现来逐步达到。党在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坚持从基本国情出发，坚持最高纲领与现实纲领的统一，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实纲领和与此相适应的实现手段的统一，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局面，不断迈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改革开放以来，党在新时期相继提出的三大基本课题，在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鲜明地体现了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党的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与手段问题的严肃理论追问与深刻反思。什么是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这样的理论追问与反思，直指社会主义、党的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问题；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党、怎样发展——这样的理论追问和反思，直指社会主义、党的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现手段或途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所取得的一系列伟大理论创新成果，在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正是通过在理论上进一步科学确定社会主义、党的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在实践上正确提出实现这些目的的现实途径和有效手段这样一条逻辑道路实现的。
目的问题至关重要。因为目的事关全局，事关方向，事关根本。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这样一个党、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究竟是为了什么，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实现怎样的目的，这个问题貌似简单，似乎清楚，其实不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在建国后一段较长时期内，是有深刻经验教训的。目的问题决定着我们社会主义事业、党的事业和中国社会发展的性质、方向、动力与归宿。正因如此，我们党在新时期才如此郑重地提出三大基本问题，也正因如此，三大基本问题才贯穿于整个改革开放的历程，才成为我们党始终抓住不放和不断努力探索回答的重大问题。
目的的正确确定，来自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正确认识与把握。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其间所实现的一系列重要理论创新，一个重要思想维度，正是在于对社会主义、党的建设、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问题的科学审视和深刻思考，在于从以往的某些目的性指向上的认识偏差或局限中实现的思想解放，在于对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为什么要加强党的建设、为什么要促进发展的目的问题的正确解答和科学概括。当邓小平同志指出并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我们的各项工作都要以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为衡量标准，以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的时候；当江泽民同志指出并强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毫不放松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保证我们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时候；当胡锦涛同志指出并强调，必须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认清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的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统筹兼顾，努力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时候——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前进方向与奋斗目标就愈加清晰起来，我们为此而付出的全部努力和实践行动亦更加自觉主动起来。
目的必须借助于相应的手段来实现。在目的与手段之间，目的决定着手段，手段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目的。离开手段，目的固然无从实现，但如果手段背离了目的，同样会妨碍甚至葬送目的。所以手段必须围绕目的来确定，围绕目的来展开，围绕目的来实施。不能离开手段空谈目的，也不能离开目的枉谈手段，更不能北辙而南辕，使手段妨害目的，形成手段与目的的脱节、游离甚至对立。目的正确而明晰，实践才会主动和自觉。明确了目的的至上性和手段的服从性、服务性，才能旗帜鲜明、实事求是地从实际出发，公然申明我们统一于最高目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切近的现实目的，才能为实现这种现实目的而放开手脚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才能更加自觉充分地利用适合于实现现实目的的一切科学有效手段，为实现党的奋斗目标开辟更为广阔的途径。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所以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明确目的，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实现目的的方法、手段问题。我们党在不断的理论创新过程中，不但能够在一系列重大领域重大问题上与时俱进地正确提出任务和确定目标，而且也同时在如何完成任务实现目标方面与时俱进地提出正确的实践方式和途径，科学地回答了一系列“怎样做”的方针政策问题。
理论和实践的逻辑正是这样。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为了实现“三步走”战略，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了不断开创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我们冲破姓“社”姓“资”的束缚，把市场经济作为手段，搞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我们打破姓“公”姓“私”的束缚，大胆利用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和股份制经济，积极探索和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建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我们努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更加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统筹城乡发展、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努力实现科学发展，如此等等，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我们正是这样目的明确、手段有效地一路走来。而每当我们如此向前探索一步，迈进一步，我们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也就相应地前进一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进程也就更向新阶段、新境界推进一步。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列宁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3］列宁.哲学笔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责任编辑：段志超］
关键词：“三大基本问题”；理论创新；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D2；B0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７１６８（２００8）０4－００05－05
引 言
中国共产党领导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既是不断探索和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创新历程，也是不断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实现伟大理论创新的历程。在这一伟大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历程中，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三大基本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胜利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理论创新作为实践基础上一种富于创造性的认识活动过程，既体现为新的思想内容的创造和发展，也体现为与这种创造和发展相统一的思想方法论的选择与运用。包括理论创新过程在内的任何一种理论体系或思想学说的形成与发展，其内容与方法总是内在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因此，总结党实现理论创新的经验，探索党实现理论创新的规律，推进党不断实现理论创新的进程，应该而且必须更加自觉深入地研究党的理论创新过程所体现的认识逻辑和方法论原则。
党的思想路线是党不断推进和实现理论创新的最根本最重要的科学方法论，是贯穿于党的理论创新全过程的最基本逻辑。在此基础上，党的理论创新活动作为认识的深化和发展过程，其本身也贯彻和体现了其他一些应予重视的重要方法论原则。我们党不断探索和回答新时期三大基本问题的理论创新过程，既鲜明而深刻地展开为认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逻辑进程，也鲜明而深刻地体现了把坚持和发展真理同追求和实现价值统一起来，把对目的的追求同实现目的的现实手段统一起来等重要方法论原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不断实现理论创新的深刻理论蕴含和宽阔思想视野。
研究总结方法论在党实现理论创新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一方面，认真研究和总结党实现理论创新的方法论问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拓展和开阔对于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认识，从而在更为宽广的视野上全面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内容；另一方面，对于党的理论创新方法论原则的自觉领会和把握，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领会和把握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精神实质和深刻内涵，从而进一步增强在实践中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再一方面，对党的理论创新方法论原则加以认真的研究和总结，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和提升关于党的理论创新途径与规律问题的认识，从而进一步增强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道路
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既有现实的实践基础，也有认识的逻辑起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实现理论创新的伟大进程，是在新的社会历史方位和实践基础上，以对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严肃理论追问与深刻反思为逻辑起点的。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通过相继提出和不断探索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在新的逻辑起点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实现党的理论的伟大创新。
从理论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意义上讲，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党的理论创新的过程，鲜明地体现为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不断地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体现为马克思主义一般理论原则不断地丰富深化为具体真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使认识不断实现对于对象的现实丰富性和矛盾性的具体把握，从而达到对于具体真理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历来强调真理的具体性。在马克思看来，认识必须在自己的行程中达到关于对象的“许多规定的综合”、把握其“多样性的统一”[1］(p.18)，才能使自己上升到具体真理。列宁更指出：“我们不否认一般的原则，但是我们要求对具体运用这些一般原则的条件进行具体的分析。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总是具体的。”[2］(p.273)这表明，认识每从抽象原则向具体真理迈进一步，其内容就更丰富一步，其对于对象的把握就更深化一步，从而思想的发展和理论上的创新就更前进一步。
事情正是这样。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理论创新过程，正是沿着辩证思维的固有逻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理论原则的同时，着眼于从本国国情出发，深刻分析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则的具体条件，不断使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使马克思主义一般理论原则发展为具体真理。这一过程表明，当邓小平同志指出，长期以来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的时候，当江泽民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向已走过八十年历程、执政半个世纪的中国共产党郑重提出，在新的历史方位上我们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样的基本问题的时候，当胡锦涛同志在新世纪新阶段深刻分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的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向全党提出我们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时候，我们以往对于社会主义、对于党的建设和对于发展问题的认识上的某些抽象性，就显露出来了。
这一过程还表明，社会现实和理论发展的客观逻辑，要求我们的认识必须进一步综合新的时代特征、新的历史方位、新的执政环境、新的历史任务、新的发展要求等等提出的更加丰富的规定性，必须对在新的实践中具体推进社会主义、党的建设和发展的具体条件进行具体的分析，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做出新的科学探索和创造性回答。而当我们确实这样做了的时候，思维的抽象便逐步实现向思维具体的新的攀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过程便由此进入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新阶段，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理论体系。
这个攀升过程也就是真理的不断具体化过程。具体化过程的实质，也就是认识的不断深化和丰富过程，也就是思想理论的创新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我们在关于社会主义、党的建设和发展这三大基本问题上的理论思维，不断把特殊历史环境、特殊矛盾性质、特殊事物本质的规定性以及它们之间的具体联系综合进来，从而更充分地达到了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具体的统一，使党的理论更加具体、更加深刻和更加丰富起来。因此，这一过程更表明，“……认识是从内容向内容前进。这个前进首先是这样规定自己的，即它从简单的规定性开始，继之而来的规定性就愈益丰富、愈益具体。……在继续规定的每一个阶段上，普遍的东西都在提高它以前的全部内容，它不仅没有因为自己的辩证的前进而丧失什么，也没有丢下什么，而且还带上一切收获，使自身不断丰富和充实起来。”[3］(pp.199-200)
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认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与具体真理的统一，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党的建设和发展等重大问题的认识的发展的逻辑，是我们党不断实现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思想方法论。
二、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的有机统一
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包含了两大基本关系，一是实践主体和客体之间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一是实践主体和客体之间需要和满足需要的关系。实践主体正确地反映和解释世界，形成真理性的认识；实践客体满足主体生存发展的需要，形成现实的价值关系。追求真理，实现价值，坚持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的统一，是实践活动包含的两大基本关系的客观要求，也是统一于人们实践活动的两个基本原则。
马克思在分析劳动这一重要社会实践形式时，曾经深刻地提出劳动实践活动的“两个尺度”的思想。一个是外在尺度，就是由实践的“对象的性质”所决定的尺度，一个是内在尺度，就是由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性质”所决定的尺度。马克思指出，人在劳动活动中，不但“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就是说，人们在社会劳动生产实践中，一方面既要正确认识和区别不同对象，达到对客观事物不同本质和规律的真理性认识，并根据它们各自不同的客观性质和规定来展开自己的活动，使主体尊重和服从客体，另一方面也必然要根据自身的需要和目的来“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把自己的意图实现到对象上，使劳动成为自己本质的对象化的活动，把对象性的现实变成“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从而达到使客体服务和满足主体需要的目的[4］(p.97,125)。可见，外在尺度要求实践活动必须尊重实际，服从规律，坚持真理原则；内在尺度要求实践活动必须尊重人的自身需要，促进人的发展，坚持价值原则。
马克思关于两个尺度统一于社会劳动生产实践的思想，对于我们全面理解党所实现的伟大理论创新，理解党的创新理论所体现的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具有深刻的思想启示和重要指导意义。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共同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理论体系，深刻揭示和体现了真理原则。这个科学理论体系历来强调，在中国搞改革开放，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老祖宗不能丢；同时又必须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正确把握时代和世界发展趋势，科学分析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作出新概括，在发展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坚持真理和发展真理。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共同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理论体系，深刻揭示和体现了价值原则。这个科学理论体系突出强调“三个有利于”的价值评价标准，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改革开放和各项工作成败得失的判断标准；这个科学理论体系高度关注社会主体的价值取向，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这个科学理论体系旗帜鲜明地申明，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根本价值追求；这个科学理论体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突出强调发展价值，强调经济社会从“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的建设与发展，并最终统领于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这个科学理论体系极为深刻地提出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把关注民生，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的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自己的终极价值关切。
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始终努力站在时代发展的前列，不断地在新的实践基础上适时而正确地提出问题，在理论上自觉和不懈地探索与回答问题，从而不断地实现理论上的重大创新。坚持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的统一，既是我们党对讲了多年探索了多年却仍然“没有完全搞清楚”的问题重新反思的结果，也是对新时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新探索新思考的结果。坚持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的统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我们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深刻历史使命感，对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高度政治责任感，对自身所领导和从事的伟大事业的科学性与目的性的高度理性自觉。坚持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的统一，是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进程，为实现自己的根本宗旨而不懈奋斗所达到的一种思想新高度、新境界。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始终自觉坚持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的统一，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和优越性必将得到最充分的发挥。
三、目的与手段的辩证法
目的与手段是人们社会实践活动中相互联系的两个基本要素。实践活动的方向、性质、自觉性程度和实际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目的的确定及其实现手段的创造与运用，取决于对于二者的关系的认识和把握。借助于一定的手段实现一定的目的，是人们自觉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
目的是人的需要的反映，它不仅引发人们的活动，而且还通过政策、计划、方案等形式对活动起指导、控制、调节作用，从而使活动更为自觉有效地实现目的、满足需要。目的虽然是实践主体在观念上事先建立的活动的未来结果，但它仍是以客观对象为基础和前提的。人们只能根据由一定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客观条件和主体需要提出目的，并使自己的有目的的活动符合客观事物本身的规律和发展趋势。背离客观事物自身规律和发展趋势的目的是必然要失败的。人们为实现目的，必须借助于一定的手段。创造和使用手段，是人的自觉的对象性活动的特点。手段的创造和使用也不是随心所欲的，从根本上说，创造手段和使用手段不过是对客观事物的属性和规律的利用。在这个意义上说，手段既是人类实践能力和认识能力的实现形式，也是人类实践能力和认识能力发展程度的标志。马克思主义历来强调目的和手段历史的、具体的统一，和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一定阶段或一定范围内，人们可以把某种手段的创造和实现作为目的，而当此目的已经实现后，则又可以成为实现另一个目的的手段。正因如此，我们常常把目的区分为战略的和策略的、整体的和局部的、长远的和当前的，强调既要从战略的、整体的、长远的目的着眼，又要重视策略的、局部的、当前的目的，并通过后者实现前者。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党既有最高奋斗目标，又有阶段性奋斗目标，历来是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论者，并强调最高纲领必须通过不同历史阶段现实纲领的实现来逐步达到。党在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坚持从基本国情出发，坚持最高纲领与现实纲领的统一，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实纲领和与此相适应的实现手段的统一，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局面，不断迈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改革开放以来，党在新时期相继提出的三大基本课题，在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鲜明地体现了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党的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与手段问题的严肃理论追问与深刻反思。什么是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这样的理论追问与反思，直指社会主义、党的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问题；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党、怎样发展——这样的理论追问和反思，直指社会主义、党的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现手段或途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所取得的一系列伟大理论创新成果，在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正是通过在理论上进一步科学确定社会主义、党的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在实践上正确提出实现这些目的的现实途径和有效手段这样一条逻辑道路实现的。
目的问题至关重要。因为目的事关全局，事关方向，事关根本。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这样一个党、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究竟是为了什么，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实现怎样的目的，这个问题貌似简单，似乎清楚，其实不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在建国后一段较长时期内，是有深刻经验教训的。目的问题决定着我们社会主义事业、党的事业和中国社会发展的性质、方向、动力与归宿。正因如此，我们党在新时期才如此郑重地提出三大基本问题，也正因如此，三大基本问题才贯穿于整个改革开放的历程，才成为我们党始终抓住不放和不断努力探索回答的重大问题。
目的的正确确定，来自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正确认识与把握。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其间所实现的一系列重要理论创新，一个重要思想维度，正是在于对社会主义、党的建设、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问题的科学审视和深刻思考，在于从以往的某些目的性指向上的认识偏差或局限中实现的思想解放，在于对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为什么要加强党的建设、为什么要促进发展的目的问题的正确解答和科学概括。当邓小平同志指出并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我们的各项工作都要以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为衡量标准，以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的时候；当江泽民同志指出并强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毫不放松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保证我们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时候；当胡锦涛同志指出并强调，必须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认清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的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统筹兼顾，努力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时候——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前进方向与奋斗目标就愈加清晰起来，我们为此而付出的全部努力和实践行动亦更加自觉主动起来。
目的必须借助于相应的手段来实现。在目的与手段之间，目的决定着手段，手段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目的。离开手段，目的固然无从实现，但如果手段背离了目的，同样会妨碍甚至葬送目的。所以手段必须围绕目的来确定，围绕目的来展开，围绕目的来实施。不能离开手段空谈目的，也不能离开目的枉谈手段，更不能北辙而南辕，使手段妨害目的，形成手段与目的的脱节、游离甚至对立。目的正确而明晰，实践才会主动和自觉。明确了目的的至上性和手段的服从性、服务性，才能旗帜鲜明、实事求是地从实际出发，公然申明我们统一于最高目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切近的现实目的，才能为实现这种现实目的而放开手脚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才能更加自觉充分地利用适合于实现现实目的的一切科学有效手段，为实现党的奋斗目标开辟更为广阔的途径。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所以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明确目的，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实现目的的方法、手段问题。我们党在不断的理论创新过程中，不但能够在一系列重大领域重大问题上与时俱进地正确提出任务和确定目标，而且也同时在如何完成任务实现目标方面与时俱进地提出正确的实践方式和途径，科学地回答了一系列“怎样做”的方针政策问题。
理论和实践的逻辑正是这样。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为了实现“三步走”战略，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了不断开创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我们冲破姓“社”姓“资”的束缚，把市场经济作为手段，搞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我们打破姓“公”姓“私”的束缚，大胆利用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和股份制经济，积极探索和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建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我们努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更加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统筹城乡发展、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努力实现科学发展，如此等等，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我们正是这样目的明确、手段有效地一路走来。而每当我们如此向前探索一步，迈进一步，我们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也就相应地前进一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进程也就更向新阶段、新境界推进一步。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列宁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3］列宁.哲学笔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责任编辑：段志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