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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幸运，赶上了好时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我没有被“计划”——那时的我已经长成一个小少年。为此我庆幸、感恩、敬佩父母的英明神武。假如父母不是急于传承家族香火，那么赵家就没有我，更没有我的弟弟，只有我的姐。
我是幸福的。上有姐，下有弟，居中的我从小体弱多病，在家似乎更得“宠”。糖果、饼干、麻花等这些二十世纪计划经济年代的稀有食品，我常独享或多享。当然，天上不会掉馅饼。我每次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必须吞下难咽的苦药。这个时候，母亲总会抱起流口水的弟弟，一边安抚说乖，一边轻声叹息。
我出生于公元1968年末，比中国改革开放早了十年。就因为早了十年，我尝到了挨饿的滋味。我曾想，假如改革开放再早点，我的身体便不会这么瘦小，最起码脑袋会大点，身材比例更匀称些。我甚至相信，改革开放真要是提前那么几年，我的智商肯定会比现在的我高许多，我就不会像如今这样，一深入思考，脑力就跟不上趟。
我的老家在湖北沔阳沙湖一带，地处江汉平原，位于长江、汉水交汇的冲积三角洲上。改革开放之前，沔阳沙湖一带水患严重，百姓生活贫穷。有谚语曰：“沙湖沔阳洲，十年九不收，若得一年收，狗子不吃糯米粥。”据母亲说，我出生那年适逢涝灾，收成极不好。母亲怀我也填不饱肚子，我出生时“喵咪”一样瘦小。我只吃了一个多月的奶，母亲就没有奶水供应了，自此我靠吃“米糊糊”活下来。“米糊糊”就是将大米磨成粉，用水搅拌后放锅里煮成浆糊状即可，其主要成分是碳水化合物，没有多少营养。当然，要比若干年前假冒伪劣的“毒奶粉”强许多。我没有长成大头娃娃，便可为证。
因为我的先天不足，母亲格外疼爱。而在哪个缺衣短粮的计划经济年代，母亲疼爱孩子的方式无非两种：一是想方设法弄到填饱肚皮的东西，少让孩子受饿；二是千方百计地搞到棉花布料，避免孩子挨冻。这两点如今看来很简单，但那个年代老百姓日子都过得紧巴，解决温饱问题很是不易。
儿时的记忆里，冬季最难熬。饭每天只吃两顿，主食是红薯粥、南瓜粥或者面疙瘩，且定量，总感觉饿。吃不饱饭，伴随的便是寒冷。我身子骨单薄，抗不住饿，更抵挡不过冷，经常感冒发烧。母亲说，在我三岁前好多次因感冒高烧出现抽搐，而几乎性命不保。母亲便请来村里的算命先生张瞎子，来给我面相，看我能否养活。
张瞎子懂阴阳八卦五行之类的玄学，算命很准，人称半仙。有老辈人说，张瞎子年轻时眼睛可明亮着呢，只因泄露了太多天机才瞎眼的。张瞎子要了我的生辰八字，细摸了我的手和头，尔后低头掐指，片刻，面露喜色，嘴里念念有词：“放下竹筷端金碗，脱下草鞋穿皮鞋。”母亲大喜过望，兴奋地煮了三个荷包蛋招待张瞎子。
吃人嘴短的张瞎子临行前又面授机宜，叮嘱母亲务必注意给小孩保暖，避免寒邪入侵，十岁后一切皆平安！母亲对此深信不疑，事后专门为我缝制了一条大红色的花被窝，既保暖，又辟邪。据母亲描述，那是一条大红底色的花被窝，被面印有凤凰和太阳图案，寓意“丹凤朝阳”。那条花被窝是母亲用满满两篮子鸡蛋换回来的棉花和布料，在煤油灯下一针一线缝制出来的。遗憾的是，那时我还不记事，无法忆起母亲在寒冬腊月为我缝制人生第一条花被窝的情景。
冥冥中人生似乎自有定数，又或许正应验了张瞎子的“真言”。我十岁那年（1978年），中国全面改革开放，举国上下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自此老百姓的日子也如芝麻开花节节高，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我印象最深的是不再挨饿了，好吃的东西多了起来，如桃酥、棉花糖、爆米花、麦乳精等；逢年过节，还少不了一道“红烧肉”，那袅袅的肉香，一直在我记忆里飘荡。生活好了，我也茁壮成长起来。
十六岁那年，我考上了武汉铁路司机学校，当时在村子里算是一件大事，意味著我跳出“农门”，即将“脱下草鞋穿皮鞋”。为此，母亲十分感念张瞎子的“吉言”，以致张瞎子仙逝多年后，她还常念叨：“真是活神仙啊！”
村里人得知我考上了铁路学校，纷纷前来道贺，说了许多羡慕和恭维话，不外乎“祖上积德，烧了高香”之类。母亲有点迷信，但她从不烧香拜佛，只崇尚多做善事，善有善报。
儿行千里母担忧。我离家求学前夕，母亲很是忙乎了一阵子，衣服、毛巾、脸盆、洗漱物品等塞了满满一个大帆布包。临行当天，母亲从里屋抱出一条崭新的被窝，铺展开来，喜气扑面，红彤彤的被面光芒闪现，上印有数朵大花，数只色彩斑斓的鸟儿或盘旋或飞落于枝头状。“喜鹊登枝，前程似锦。”母亲将厚实的花被窝递上我的双肩，倏忽间我感到沉甸甸，我深知母亲的期盼。
入学安置妥当后，同宿舍的同学都挤在我的床前围观，惊诧我的花被窝“豪华”：“只怕这被窝有十斤吧，太牛啦！”在同学们“啧啧”声中，我呆愣愣站在门口，一时不知所措。
就读铁路司机学校的学生，绝大部分是铁路子弟，我能以高分考上，也实属幸运。那个时期，国企还处于子承父业“接班制”的尾期，且当时铁路有“铁老大”“铁饭碗”之称，是很吃香的行业。铁路员工的生活待遇普遍较高，那些有铁路子弟身份的同学条件比我优越许多。他们的被窝大多绸缎或蚕丝被面，随手掀起甚是轻盈。不像我的被子，纯棉布和棉花缝制的，十分厚重。他们被窝的花色普遍淡雅清丽，而我的被窝厚得像发了酵的大面包，大被窝上的图案是大红花、大喜鹊，配上雪白的棉絮，真是“白里透红，与众不同”。
因为我的花被窝“与众不同”，我也成了老师重点“帮扶”的对象，几乎每个学期快结束时，班主任都会亲自将一笔30元或50元不等的“困补金”交到我手中。当时，我以为这是铁路学校特有的待遇，每一名同学都有。于是便懵懂地收下钱，又懵懂地按照班主任的指点填表。毕业后，我才知道只有少数来自农村或家庭比较困难的同学才有“困补金”。
唉！没想到母亲缝制的一条花被窝，让我在铁路学校这个“大家庭”，又格外享受了三年的“特殊津贴”。多年后，我问母亲，为何给我缝制那么大的花被窝。母亲笑着说暖和、吉祥！
从武汉铁路司机学校毕业后，我没有成为一名驰骋千里铁道线上的火车司机，而被分配到铁路沿线一个名叫金家墩的小工区，当了一名养路工。自此，我便整天与师傅们一起挥大锤、挖洋镐、换枕木、挖翻浆……繁重的体力劳动，令“先天不足”的我一度吃不消，而真正让人难以忍受的是：精神寂寞。工区地处偏远城郊外，远离集市，交通不便，购物、买书、看电影要步行三四公里。工区职工文化程度不高，大多只上过小学或初中，业余生活十分单调，到了晚上就是喝酒、吹牛、睡觉。 当时，金家墩工区的工长姓赵，与我是“家门”，对我关照有加。他得知我喜欢写作，便鼓励我多写，“小伙子，你要‘有板眼’的话，就写出名堂来，也为工区争光！”赵工长一席话犹如给我“打鸡血”。此后，我白天“挖洋镐”，晚上挑灯学习写作，一方面排遣生活的孤寂，同时也梦想成为一名大作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铁路沿线养路工区的生产生活条件相对比较艰苦，住的是红砖平瓦房。我刚分配金家墩工区时，工长安排给我一间单身宿舍，屋里的木制窗户上两块玻璃呈“半月”状。工长找了两张塑料纸，用铆钉蒙了“破口”，拍拍手说，小伙子先将就一下吧！
这一“将就”就是近半年。记得我刚到工区时还是盛夏，天很热。而转眼间就进入了深冬，郊外荒野空旷，昼夜温差大，白天还暖洋洋的，到了夜里便寒冷刺骨。加上宿舍是透风的瓦房，塑料纸遮蔽的窗户在寒风里“呼啦”作响。这样的夜晚，不免让人倍感凄凉。而如此境况下，我俨然是个例外。在我上班之前，母亲为我缝制的那条宽大、厚实的花被窝，在那个寒冷的冬季成了温暖的源泉。那是一条绸缎面的花被窝，被面依旧是大红底色，上面印有一条金丝龙和云朵图案，寓意“巨龙腾飞”。我深知母亲的心思，期盼我在铁路上干出名堂。
多少个寒夜，我就是披着母亲的花被窝在孤灯下读书、写作。付出就有回报。短短一年多的时间，我就在路内外报刊发表诗歌、散文二十余篇。一次，上级一名专职宣传干部来工区检查，看到了我写在黑板报上的诗歌，又聽了赵工长的介绍，十分意外。不久，我就被借调到党委办公室，协助对外宣传报道。我的业余爱好有了用武之地，我的人生自此也有了新转折，入党、提干，一路顺风顺水！
我一直觉得，母亲是最疼爱我的。我二十六岁结婚时，母亲又专门为我缝制了八床大花被窝，那些被窝的被面依旧是“清一色”的大红底色，图案有龙凤、牡丹、喜鹊等吉祥物，洋溢着无限喜庆。按照中国传统风俗，被窝是新娘的陪嫁品。母亲多此一举，令我和爱人不解。为此，我询问姐姐，方知母亲的一片“苦心”：“我的爱人是城市姑娘，我是农村娃，母亲担心我成家后受老婆欺负，便特地为我准备了八床花被窝，说是万一吵架了，我不会没有被窝睡觉，也不怕冻着了！”
时光荏苒，岁月匆匆。如今，年逾古稀的母亲，已无力亲手为儿子缝制花被窝，亦无需亲手缝制——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人民的生活全面步入小康。只是，远行的游子沐浴在幸福的时光里，依旧能够感受到来自故乡、来自母亲温暖如斯的爱！
——选自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公司文联《飞驰》2018年第二期
我是幸福的。上有姐，下有弟，居中的我从小体弱多病，在家似乎更得“宠”。糖果、饼干、麻花等这些二十世纪计划经济年代的稀有食品，我常独享或多享。当然，天上不会掉馅饼。我每次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必须吞下难咽的苦药。这个时候，母亲总会抱起流口水的弟弟，一边安抚说乖，一边轻声叹息。
我出生于公元1968年末，比中国改革开放早了十年。就因为早了十年，我尝到了挨饿的滋味。我曾想，假如改革开放再早点，我的身体便不会这么瘦小，最起码脑袋会大点，身材比例更匀称些。我甚至相信，改革开放真要是提前那么几年，我的智商肯定会比现在的我高许多，我就不会像如今这样，一深入思考，脑力就跟不上趟。
我的老家在湖北沔阳沙湖一带，地处江汉平原，位于长江、汉水交汇的冲积三角洲上。改革开放之前，沔阳沙湖一带水患严重，百姓生活贫穷。有谚语曰：“沙湖沔阳洲，十年九不收，若得一年收，狗子不吃糯米粥。”据母亲说，我出生那年适逢涝灾，收成极不好。母亲怀我也填不饱肚子，我出生时“喵咪”一样瘦小。我只吃了一个多月的奶，母亲就没有奶水供应了，自此我靠吃“米糊糊”活下来。“米糊糊”就是将大米磨成粉，用水搅拌后放锅里煮成浆糊状即可，其主要成分是碳水化合物，没有多少营养。当然，要比若干年前假冒伪劣的“毒奶粉”强许多。我没有长成大头娃娃，便可为证。
因为我的先天不足，母亲格外疼爱。而在哪个缺衣短粮的计划经济年代，母亲疼爱孩子的方式无非两种：一是想方设法弄到填饱肚皮的东西，少让孩子受饿；二是千方百计地搞到棉花布料，避免孩子挨冻。这两点如今看来很简单，但那个年代老百姓日子都过得紧巴，解决温饱问题很是不易。
儿时的记忆里，冬季最难熬。饭每天只吃两顿，主食是红薯粥、南瓜粥或者面疙瘩，且定量，总感觉饿。吃不饱饭，伴随的便是寒冷。我身子骨单薄，抗不住饿，更抵挡不过冷，经常感冒发烧。母亲说，在我三岁前好多次因感冒高烧出现抽搐，而几乎性命不保。母亲便请来村里的算命先生张瞎子，来给我面相，看我能否养活。
张瞎子懂阴阳八卦五行之类的玄学，算命很准，人称半仙。有老辈人说，张瞎子年轻时眼睛可明亮着呢，只因泄露了太多天机才瞎眼的。张瞎子要了我的生辰八字，细摸了我的手和头，尔后低头掐指，片刻，面露喜色，嘴里念念有词：“放下竹筷端金碗，脱下草鞋穿皮鞋。”母亲大喜过望，兴奋地煮了三个荷包蛋招待张瞎子。
吃人嘴短的张瞎子临行前又面授机宜，叮嘱母亲务必注意给小孩保暖，避免寒邪入侵，十岁后一切皆平安！母亲对此深信不疑，事后专门为我缝制了一条大红色的花被窝，既保暖，又辟邪。据母亲描述，那是一条大红底色的花被窝，被面印有凤凰和太阳图案，寓意“丹凤朝阳”。那条花被窝是母亲用满满两篮子鸡蛋换回来的棉花和布料，在煤油灯下一针一线缝制出来的。遗憾的是，那时我还不记事，无法忆起母亲在寒冬腊月为我缝制人生第一条花被窝的情景。
冥冥中人生似乎自有定数，又或许正应验了张瞎子的“真言”。我十岁那年（1978年），中国全面改革开放，举国上下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自此老百姓的日子也如芝麻开花节节高，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我印象最深的是不再挨饿了，好吃的东西多了起来，如桃酥、棉花糖、爆米花、麦乳精等；逢年过节，还少不了一道“红烧肉”，那袅袅的肉香，一直在我记忆里飘荡。生活好了，我也茁壮成长起来。
十六岁那年，我考上了武汉铁路司机学校，当时在村子里算是一件大事，意味著我跳出“农门”，即将“脱下草鞋穿皮鞋”。为此，母亲十分感念张瞎子的“吉言”，以致张瞎子仙逝多年后，她还常念叨：“真是活神仙啊！”
村里人得知我考上了铁路学校，纷纷前来道贺，说了许多羡慕和恭维话，不外乎“祖上积德，烧了高香”之类。母亲有点迷信，但她从不烧香拜佛，只崇尚多做善事，善有善报。
儿行千里母担忧。我离家求学前夕，母亲很是忙乎了一阵子，衣服、毛巾、脸盆、洗漱物品等塞了满满一个大帆布包。临行当天，母亲从里屋抱出一条崭新的被窝，铺展开来，喜气扑面，红彤彤的被面光芒闪现，上印有数朵大花，数只色彩斑斓的鸟儿或盘旋或飞落于枝头状。“喜鹊登枝，前程似锦。”母亲将厚实的花被窝递上我的双肩，倏忽间我感到沉甸甸，我深知母亲的期盼。
入学安置妥当后，同宿舍的同学都挤在我的床前围观，惊诧我的花被窝“豪华”：“只怕这被窝有十斤吧，太牛啦！”在同学们“啧啧”声中，我呆愣愣站在门口，一时不知所措。
就读铁路司机学校的学生，绝大部分是铁路子弟，我能以高分考上，也实属幸运。那个时期，国企还处于子承父业“接班制”的尾期，且当时铁路有“铁老大”“铁饭碗”之称，是很吃香的行业。铁路员工的生活待遇普遍较高，那些有铁路子弟身份的同学条件比我优越许多。他们的被窝大多绸缎或蚕丝被面，随手掀起甚是轻盈。不像我的被子，纯棉布和棉花缝制的，十分厚重。他们被窝的花色普遍淡雅清丽，而我的被窝厚得像发了酵的大面包，大被窝上的图案是大红花、大喜鹊，配上雪白的棉絮，真是“白里透红，与众不同”。
因为我的花被窝“与众不同”，我也成了老师重点“帮扶”的对象，几乎每个学期快结束时，班主任都会亲自将一笔30元或50元不等的“困补金”交到我手中。当时，我以为这是铁路学校特有的待遇，每一名同学都有。于是便懵懂地收下钱，又懵懂地按照班主任的指点填表。毕业后，我才知道只有少数来自农村或家庭比较困难的同学才有“困补金”。
唉！没想到母亲缝制的一条花被窝，让我在铁路学校这个“大家庭”，又格外享受了三年的“特殊津贴”。多年后，我问母亲，为何给我缝制那么大的花被窝。母亲笑着说暖和、吉祥！
从武汉铁路司机学校毕业后，我没有成为一名驰骋千里铁道线上的火车司机，而被分配到铁路沿线一个名叫金家墩的小工区，当了一名养路工。自此，我便整天与师傅们一起挥大锤、挖洋镐、换枕木、挖翻浆……繁重的体力劳动，令“先天不足”的我一度吃不消，而真正让人难以忍受的是：精神寂寞。工区地处偏远城郊外，远离集市，交通不便，购物、买书、看电影要步行三四公里。工区职工文化程度不高，大多只上过小学或初中，业余生活十分单调，到了晚上就是喝酒、吹牛、睡觉。 当时，金家墩工区的工长姓赵，与我是“家门”，对我关照有加。他得知我喜欢写作，便鼓励我多写，“小伙子，你要‘有板眼’的话，就写出名堂来，也为工区争光！”赵工长一席话犹如给我“打鸡血”。此后，我白天“挖洋镐”，晚上挑灯学习写作，一方面排遣生活的孤寂，同时也梦想成为一名大作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铁路沿线养路工区的生产生活条件相对比较艰苦，住的是红砖平瓦房。我刚分配金家墩工区时，工长安排给我一间单身宿舍，屋里的木制窗户上两块玻璃呈“半月”状。工长找了两张塑料纸，用铆钉蒙了“破口”，拍拍手说，小伙子先将就一下吧！
这一“将就”就是近半年。记得我刚到工区时还是盛夏，天很热。而转眼间就进入了深冬，郊外荒野空旷，昼夜温差大，白天还暖洋洋的，到了夜里便寒冷刺骨。加上宿舍是透风的瓦房，塑料纸遮蔽的窗户在寒风里“呼啦”作响。这样的夜晚，不免让人倍感凄凉。而如此境况下，我俨然是个例外。在我上班之前，母亲为我缝制的那条宽大、厚实的花被窝，在那个寒冷的冬季成了温暖的源泉。那是一条绸缎面的花被窝，被面依旧是大红底色，上面印有一条金丝龙和云朵图案，寓意“巨龙腾飞”。我深知母亲的心思，期盼我在铁路上干出名堂。
多少个寒夜，我就是披着母亲的花被窝在孤灯下读书、写作。付出就有回报。短短一年多的时间，我就在路内外报刊发表诗歌、散文二十余篇。一次，上级一名专职宣传干部来工区检查，看到了我写在黑板报上的诗歌，又聽了赵工长的介绍，十分意外。不久，我就被借调到党委办公室，协助对外宣传报道。我的业余爱好有了用武之地，我的人生自此也有了新转折，入党、提干，一路顺风顺水！
我一直觉得，母亲是最疼爱我的。我二十六岁结婚时，母亲又专门为我缝制了八床大花被窝，那些被窝的被面依旧是“清一色”的大红底色，图案有龙凤、牡丹、喜鹊等吉祥物，洋溢着无限喜庆。按照中国传统风俗，被窝是新娘的陪嫁品。母亲多此一举，令我和爱人不解。为此，我询问姐姐，方知母亲的一片“苦心”：“我的爱人是城市姑娘，我是农村娃，母亲担心我成家后受老婆欺负，便特地为我准备了八床花被窝，说是万一吵架了，我不会没有被窝睡觉，也不怕冻着了！”
时光荏苒，岁月匆匆。如今，年逾古稀的母亲，已无力亲手为儿子缝制花被窝，亦无需亲手缝制——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人民的生活全面步入小康。只是，远行的游子沐浴在幸福的时光里，依旧能够感受到来自故乡、来自母亲温暖如斯的爱！
——选自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公司文联《飞驰》2018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