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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年前，我去上海瞻仰党的一大会址，心中对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先驱们充满敬仰之情，而对“催生”中国共产党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除了敬仰和感激，还有一种神秘之感，因为他的经历有着传奇色彩。
据史载，1921年6月初，受列宁委派，马林绕道欧洲来到上海。和他一同抵达的还有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来协助马林的年轻人尼克尔斯基。马林来上海，是肩负着列宁交给的一项重要使命——帮助中国先进分子秘密建立共产党。马林是个雷厉风行的人，抵达上海后很快就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临时负责人李达及李汉俊取得了联系。“二李”代表陈独秀向马林汇报了情况：当时全国仅有57名党员，且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分散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几个城市和旅日学生中。这些人对宣传马列主义很有激情，但对如何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却没有经验，特别是当时处在白色恐怖下，稍有不慎就会被关进监狱甚至掉脑袋。可富有革命斗争经验的马林却信心十足。他认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建立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已经成熟，尽管传播马列主义的主要人物陈独秀、李大钊都不在上海，但马林还是果断地建议立即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尽快建立党的全国统一组织。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是多么富有远见的判断和正确决策啊！中共一大参加者包惠僧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曾深有感慨地说：“如果不是他（马林）来，我们党的‘一大’会议可能要推迟一两年，或许更多一点酝酿时间。”
马林又是个粗中有细的人。在“二李”给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发信邀请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开会时，马林经慎重考虑，从共产国际给他支配的经费中拿出一部分，给每位代表随信寄去100银元。这在当时绝对不是个小数目。李大钊刚就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时，月工资是120元，半年之后才增加到140元。正是有了这笔路费，各地那些没有固定收入的革命先驱者们，才于7月中下旬陆续赶到上海。7月23日晚，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开幕，此地当时是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私宅。出席党的一大的共有15人，13名代表（据新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还有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当时，中国年轻的共产主义者大多对马列主义的建党学说不甚了解，但富有革命斗争经验、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民族殖民地委员会书记的马林，却胸有成竹。他在会上侃侃而谈，一口气讲了三四个小时，从国际形势到共产国际的概况，从制定中共党的纲领到如何建立党的组织，给与会代表留下深刻印象。毛泽东对他的印象是“精力充沛、富有口才”；包惠僧的印象是“声若洪钟，口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我们在他的词锋下开了眼界”；张国焘则回忆说：“说起话来往往表现出他那议员型的雄辩家的天才。”
突发事件发生在7月30日。那天晚上，党的一大代表们正在开会，一名穿灰布长衫的男子突然闯入，环视一周后以“找错了地方”为借口匆匆离开。机警且具有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立即断定此人可能是敌探，建议马上中止会议，让大家迅速撤离转移，会议改期换地点进行。果然不出所料，十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就包围了会场，并进屋搜查盘问，但一无所获。今天回望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实在令人有些后怕。党的一大代表李达曾回忆说：“当时真危险，假如没有马林的机警，我们就会被一网打尽。”果若那样，即将建立的中国共产党也可能会胎死腹中！如此说来，马林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催生婆”，还是挽救党的一大的功臣呢！
马林对中国的第二大贡献，是促进了国共的第一次合作。马林是一位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还是一位富有远见的政治家。中共建立后，怎样迅速发展壮大党的力量，推动革命高潮的到来？马林的脑子里开始酝酿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为此，他亲自去找孙中山会谈，还向共产国际提出了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建议，并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批准。但是，在中共党内，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等大多数领导人都不赞成马林的主张。面对重重困难，马林还是那么信心十足、还是那么坚定和乐观。他建议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举行会议（时间在1922年8月29日—30日），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会上，他苦口婆心地解释和说服：目前中共还是中国政治舞台上一个小党，要进行民主革命，就必须与资产阶级革命派建立联合战线，以壮大反帝反封建阵营和力量。最后终于说服了陈独秀、李大钊等党的少数负责人，以个人身份先行加入国民党，但党内大多数人对这种做法仍存有疑虑。直到1923年6月在广州举行的中共三大，经过激烈争论，最后才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历史证明，当时这样做，既有利于国民党的改造，又有利于共产党走上更广阔的政治舞台，得到锻炼和发展，这也是党的三大的重大历史功绩。
马林参加完党的三大后，于1923年8月（一说1924年初）调回莫斯科，从此与中共断了联系。有人说他是由于与共产国际的意见不一致，以休假的名义辞职回了荷兰；也有的说是由于列宁的逝世，深受列宁赏识和器重的马林受到了冷遇。总之，曾在中国的政治舞台叱咤风云的马林，从此销声匿迹了。那时，中国正值军阀混战，兵荒马乱，信息不通，所以留下的关于马林的资料简直是凤毛麟角。
参观完党的一大旧址，我曾突发奇想：如果有一天，能去马林的家乡，向这位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的“催生婆”进行凭吊，表达一名中共普通党员的敬仰和怀念之情，该有多好啊！然而，那时我还没走出过国门，荷兰距中国远隔千山万水，所以我的夙愿只是个美好的“梦想”。
没想到，这美好的“梦想”，却在8年后实现了。1999年7月9日，中办和中央党校市场经济培训班结束了在德国北部海港城市汉堡的培训。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离开NOV0TEL（诺尔福特）旅馆，驱车赶往下一个培训点波恩。汽车沿着宽阔的高速公路以每小时120公里的速度奔驰。我原以为会从德国境内直奔波恩，没想到穿过不来梅市不久，就长驱直入地进了荷兰。导游小陈告诉我，之所以选择走经荷兰、比利时的高速路，一是这样比走德国境内道路顺畅，二是明天（11日）是周日，联邦政府的部门不上班，还不如让大家在路上放松放松呢。 这倒遂了我走访马林家乡的心愿。荷兰位于欧洲西北部，东面与德国为邻，南接比利时，西和北面濒临北海，地处莱茵河、马斯河和斯凯尔特河三角洲，总面积为41526平方公里。“荷兰”在日耳曼语中叫尼德兰，意为“低地之国”，全国60%的国土海拔不超过一米，最低点为海拔-6.7米。荷兰海岸线很长，多风，大部国土地势平坦，农牧业发达，所以一进入荷兰境内，映入眼帘的是一幅美丽的田园风景画：蔚蓝的天空飘着朵朵白云，旋转的风车整齐地排列在一望无际的田野里，毛色黑白相间的奶牛在绿色的草地里悠闲地吃草和咀嚼，还有掩映在绿树丛中的尖顶农舍和静静流动的潺潺小河，仿佛带你进入了梦幻般的童话世界……古老的风车和木鞋被视为荷兰风光的象征，而围海造田则是荷兰人的骄傲。在欧洲有句广为流传的话：“上帝创造了世界，风车创造了荷兰。”这话道出了荷兰人几百年来与海斗争的历史，荷兰人早在13世纪就筑堤坝拦海水，再用风动水车抽干围堰内的水。如今荷兰国土的18%是人工填海造出来的，镌刻在荷兰国徽上的“坚持不懈”字样，记录着他们围海造田的业绩，也展现了荷兰人的民族性格。
马林本名亨德里克斯·斯内夫利特，曾用过马丁、马灵、马伦、斯列夫利特等10多个化名，马林是其俄文译名的中译名。他1883年5月13日生于荷兰第二大城市鹿特丹一个贫苦工人家庭，自幼丧母，青年时代曾在荷兰铁路工会任职员，从事铁路工人运动。马林1902年参加荷兰社会民主党，曾被派往荷兰的殖民地印尼爪哇岛从事革命活动。1920年7月，他以爪哇共产党团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他的工作才能和在爪哇领导殖民地革命斗争的丰富经历，深受列宁的赏识和器重。我们在马林曾经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寻踪觅迹：驶过堪称世界奇观——简直可与我国的长城相媲美的巍巍拦海大坝，穿过郁金香盛开、具有多姿多彩风貌的首都阿姆斯特丹，漫步在素有“欧洲最美丽的村庄”之誉的国际化大都市海牙的金色海滩，而后来到达曾经是世界第一大港的鹿特丹，一路上虽斑斓多彩、风光无限，但我的心里却是凉凉的。因为，在荷兰寻找不到任何有关马林的纪念物，我请导游帮助询问路人，没有人知晓他的名字和事迹，倒是我国的党史专家李玉贞、杨云若不辞辛苦地赴荷兰查阅历史档案，才了解了马林的后半生及牺牲时的悲壮一幕：
1924年，马林从中国回莫斯科后不久，就因种种原因退出了共产国际的工作。回荷兰后，在斯大林于1926年反对托洛茨基派的斗争中，马林选择了站在托洛茨基一边。这样，他在荷兰共产党内也无法立足，于1927年宣布退出。但这位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并没有放弃理想、放弃斗争。1940年，德国法西斯侵吞荷兰，马林积极投身于反法西斯的斗争。他编辑秘密发行的报纸《斯巴达克》，鼓励荷兰人民奋起反抗侵略者。1942年3月6日，马林不幸被捕，不久被德国法西斯枪杀。在狱中，他留给女儿女婿的遗嘱是：“多年来我始终是一个忠诚的战士，告发我的人和法官们无不承认我死得光明磊落……高举我信仰的旗帜，奋斗到最后一息！”幸存下来的狱友普雷特尔，1945年在荷兰《火炬》周刊上记述了他目击的悲壮一幕：临刑前，马林对与自己一起被执行死刑的反法西斯战友说：“恪守我们的信念，相信国际的事业，未来是属于我们的！”于是7个人一起唱着《国际歌》走向了刑场……
走进马林的故乡，我无限惆怅。因为无法知道马林的墓在哪里，我无法在他的墓前寄托哀思，献上一束他生前喜爱的郁金香！但是，中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这位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中国革命做出过卓越贡献的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我梦想有一天，马林也能像白求恩那样，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在英雄的出生地，也能像加拿大有白求恩纪念馆和纪念广场一样，在荷兰鹿特丹也有展现马林不平凡一生的纪念场地。因为，马林不仅是荷兰人民的骄傲，也是中荷人民真诚友谊的象征！○
责任编辑 张荣辉
据史载，1921年6月初，受列宁委派，马林绕道欧洲来到上海。和他一同抵达的还有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来协助马林的年轻人尼克尔斯基。马林来上海，是肩负着列宁交给的一项重要使命——帮助中国先进分子秘密建立共产党。马林是个雷厉风行的人，抵达上海后很快就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临时负责人李达及李汉俊取得了联系。“二李”代表陈独秀向马林汇报了情况：当时全国仅有57名党员，且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分散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几个城市和旅日学生中。这些人对宣传马列主义很有激情，但对如何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却没有经验，特别是当时处在白色恐怖下，稍有不慎就会被关进监狱甚至掉脑袋。可富有革命斗争经验的马林却信心十足。他认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建立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已经成熟，尽管传播马列主义的主要人物陈独秀、李大钊都不在上海，但马林还是果断地建议立即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尽快建立党的全国统一组织。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是多么富有远见的判断和正确决策啊！中共一大参加者包惠僧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曾深有感慨地说：“如果不是他（马林）来，我们党的‘一大’会议可能要推迟一两年，或许更多一点酝酿时间。”
马林又是个粗中有细的人。在“二李”给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发信邀请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开会时，马林经慎重考虑，从共产国际给他支配的经费中拿出一部分，给每位代表随信寄去100银元。这在当时绝对不是个小数目。李大钊刚就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时，月工资是120元，半年之后才增加到140元。正是有了这笔路费，各地那些没有固定收入的革命先驱者们，才于7月中下旬陆续赶到上海。7月23日晚，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开幕，此地当时是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私宅。出席党的一大的共有15人，13名代表（据新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还有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当时，中国年轻的共产主义者大多对马列主义的建党学说不甚了解，但富有革命斗争经验、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民族殖民地委员会书记的马林，却胸有成竹。他在会上侃侃而谈，一口气讲了三四个小时，从国际形势到共产国际的概况，从制定中共党的纲领到如何建立党的组织，给与会代表留下深刻印象。毛泽东对他的印象是“精力充沛、富有口才”；包惠僧的印象是“声若洪钟，口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我们在他的词锋下开了眼界”；张国焘则回忆说：“说起话来往往表现出他那议员型的雄辩家的天才。”
突发事件发生在7月30日。那天晚上，党的一大代表们正在开会，一名穿灰布长衫的男子突然闯入，环视一周后以“找错了地方”为借口匆匆离开。机警且具有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立即断定此人可能是敌探，建议马上中止会议，让大家迅速撤离转移，会议改期换地点进行。果然不出所料，十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就包围了会场，并进屋搜查盘问，但一无所获。今天回望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实在令人有些后怕。党的一大代表李达曾回忆说：“当时真危险，假如没有马林的机警，我们就会被一网打尽。”果若那样，即将建立的中国共产党也可能会胎死腹中！如此说来，马林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催生婆”，还是挽救党的一大的功臣呢！
马林对中国的第二大贡献，是促进了国共的第一次合作。马林是一位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还是一位富有远见的政治家。中共建立后，怎样迅速发展壮大党的力量，推动革命高潮的到来？马林的脑子里开始酝酿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为此，他亲自去找孙中山会谈，还向共产国际提出了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建议，并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批准。但是，在中共党内，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等大多数领导人都不赞成马林的主张。面对重重困难，马林还是那么信心十足、还是那么坚定和乐观。他建议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举行会议（时间在1922年8月29日—30日），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会上，他苦口婆心地解释和说服：目前中共还是中国政治舞台上一个小党，要进行民主革命，就必须与资产阶级革命派建立联合战线，以壮大反帝反封建阵营和力量。最后终于说服了陈独秀、李大钊等党的少数负责人，以个人身份先行加入国民党，但党内大多数人对这种做法仍存有疑虑。直到1923年6月在广州举行的中共三大，经过激烈争论，最后才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历史证明，当时这样做，既有利于国民党的改造，又有利于共产党走上更广阔的政治舞台，得到锻炼和发展，这也是党的三大的重大历史功绩。
马林参加完党的三大后，于1923年8月（一说1924年初）调回莫斯科，从此与中共断了联系。有人说他是由于与共产国际的意见不一致，以休假的名义辞职回了荷兰；也有的说是由于列宁的逝世，深受列宁赏识和器重的马林受到了冷遇。总之，曾在中国的政治舞台叱咤风云的马林，从此销声匿迹了。那时，中国正值军阀混战，兵荒马乱，信息不通，所以留下的关于马林的资料简直是凤毛麟角。
参观完党的一大旧址，我曾突发奇想：如果有一天，能去马林的家乡，向这位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的“催生婆”进行凭吊，表达一名中共普通党员的敬仰和怀念之情，该有多好啊！然而，那时我还没走出过国门，荷兰距中国远隔千山万水，所以我的夙愿只是个美好的“梦想”。
没想到，这美好的“梦想”，却在8年后实现了。1999年7月9日，中办和中央党校市场经济培训班结束了在德国北部海港城市汉堡的培训。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离开NOV0TEL（诺尔福特）旅馆，驱车赶往下一个培训点波恩。汽车沿着宽阔的高速公路以每小时120公里的速度奔驰。我原以为会从德国境内直奔波恩，没想到穿过不来梅市不久，就长驱直入地进了荷兰。导游小陈告诉我，之所以选择走经荷兰、比利时的高速路，一是这样比走德国境内道路顺畅，二是明天（11日）是周日，联邦政府的部门不上班，还不如让大家在路上放松放松呢。 这倒遂了我走访马林家乡的心愿。荷兰位于欧洲西北部，东面与德国为邻，南接比利时，西和北面濒临北海，地处莱茵河、马斯河和斯凯尔特河三角洲，总面积为41526平方公里。“荷兰”在日耳曼语中叫尼德兰，意为“低地之国”，全国60%的国土海拔不超过一米，最低点为海拔-6.7米。荷兰海岸线很长，多风，大部国土地势平坦，农牧业发达，所以一进入荷兰境内，映入眼帘的是一幅美丽的田园风景画：蔚蓝的天空飘着朵朵白云，旋转的风车整齐地排列在一望无际的田野里，毛色黑白相间的奶牛在绿色的草地里悠闲地吃草和咀嚼，还有掩映在绿树丛中的尖顶农舍和静静流动的潺潺小河，仿佛带你进入了梦幻般的童话世界……古老的风车和木鞋被视为荷兰风光的象征，而围海造田则是荷兰人的骄傲。在欧洲有句广为流传的话：“上帝创造了世界，风车创造了荷兰。”这话道出了荷兰人几百年来与海斗争的历史，荷兰人早在13世纪就筑堤坝拦海水，再用风动水车抽干围堰内的水。如今荷兰国土的18%是人工填海造出来的，镌刻在荷兰国徽上的“坚持不懈”字样，记录着他们围海造田的业绩，也展现了荷兰人的民族性格。
马林本名亨德里克斯·斯内夫利特，曾用过马丁、马灵、马伦、斯列夫利特等10多个化名，马林是其俄文译名的中译名。他1883年5月13日生于荷兰第二大城市鹿特丹一个贫苦工人家庭，自幼丧母，青年时代曾在荷兰铁路工会任职员，从事铁路工人运动。马林1902年参加荷兰社会民主党，曾被派往荷兰的殖民地印尼爪哇岛从事革命活动。1920年7月，他以爪哇共产党团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他的工作才能和在爪哇领导殖民地革命斗争的丰富经历，深受列宁的赏识和器重。我们在马林曾经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寻踪觅迹：驶过堪称世界奇观——简直可与我国的长城相媲美的巍巍拦海大坝，穿过郁金香盛开、具有多姿多彩风貌的首都阿姆斯特丹，漫步在素有“欧洲最美丽的村庄”之誉的国际化大都市海牙的金色海滩，而后来到达曾经是世界第一大港的鹿特丹，一路上虽斑斓多彩、风光无限，但我的心里却是凉凉的。因为，在荷兰寻找不到任何有关马林的纪念物，我请导游帮助询问路人，没有人知晓他的名字和事迹，倒是我国的党史专家李玉贞、杨云若不辞辛苦地赴荷兰查阅历史档案，才了解了马林的后半生及牺牲时的悲壮一幕：
1924年，马林从中国回莫斯科后不久，就因种种原因退出了共产国际的工作。回荷兰后，在斯大林于1926年反对托洛茨基派的斗争中，马林选择了站在托洛茨基一边。这样，他在荷兰共产党内也无法立足，于1927年宣布退出。但这位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并没有放弃理想、放弃斗争。1940年，德国法西斯侵吞荷兰，马林积极投身于反法西斯的斗争。他编辑秘密发行的报纸《斯巴达克》，鼓励荷兰人民奋起反抗侵略者。1942年3月6日，马林不幸被捕，不久被德国法西斯枪杀。在狱中，他留给女儿女婿的遗嘱是：“多年来我始终是一个忠诚的战士，告发我的人和法官们无不承认我死得光明磊落……高举我信仰的旗帜，奋斗到最后一息！”幸存下来的狱友普雷特尔，1945年在荷兰《火炬》周刊上记述了他目击的悲壮一幕：临刑前，马林对与自己一起被执行死刑的反法西斯战友说：“恪守我们的信念，相信国际的事业，未来是属于我们的！”于是7个人一起唱着《国际歌》走向了刑场……
走进马林的故乡，我无限惆怅。因为无法知道马林的墓在哪里，我无法在他的墓前寄托哀思，献上一束他生前喜爱的郁金香！但是，中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这位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中国革命做出过卓越贡献的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我梦想有一天，马林也能像白求恩那样，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在英雄的出生地，也能像加拿大有白求恩纪念馆和纪念广场一样，在荷兰鹿特丹也有展现马林不平凡一生的纪念场地。因为，马林不仅是荷兰人民的骄傲，也是中荷人民真诚友谊的象征！○
责任编辑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