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每个人印象最深的是儿时的记忆，耄耋之年的芮效俭就还清晰地记着二战时期为了躲避日军战祸，举家住在成都的日子。
“二战期间，我在成都住了几年，当时在城里是铺好的马路，可一出城，就变成了泥泞的小路。在很多小河上也没有桥，我们住在华西大学附近，要去锦江饭店就要过一条没有桥的河。”芮效俭回忆说，“当时那个地方已经是城市的边缘，是在护城河外，可现在从那里开车出成都市区就需要四五十分钟时间。”
对于中国的变化，芮效俭感慨良多。
中国社会比城市的变化更大
芮效俭在中国长大，这段经历让他对中国有着不一般的情感。
小时候在中国的生活经历让芮效俭认识到，普通的中国人和一般的美国人没什么区别。
“很多美国学生第一次接触中国文化时会感到震惊，我却感觉不到什么差异，只是生活在不同地理位置，有不同文化传统的人而已。两边的人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有着相同情感，比如都爱他们的孩子。”
对于职业外交官来说，这种感受当然有利于沟通，也有利于结交新老朋友。“我一直在使用最初的中文名，因此当我回到中国后，人们都知道我是谁。”芮效俭说。
1991年到1995年，芮效俭出任驻华大使，这是他第二段在中国的工作经历，此前则是1978年到1981年。
“在我的第一个任期里，日常用到的大部分东西都要从美国带来，因为在中国商店里买不到。而1991年再到中国时，这里就什么都有了。中国的标准也和世界的标准逐渐接轨了。”
芮效俭卸任驻华大使后至今已20多年。期间他多次来中国，目睹了北京和上海等城市的变化。在他看来，中国人内心的变迁比街道更为显著。
“中国社会的变化比街道变化要更大。我第一次来华工作的时候，带着女儿出去在北京的湖上滑冰，几十个人来围观。现在外国人到处都是，没人会过多注意。这些年来，中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越来越多，与外部的交流更加顺畅。”他说。
中美关系重在消除误解
芮效俭40多年的职业外交官生涯中，曾在新加坡、印尼和中国等国出任过大使。其中，在北京当大使被认为是最有挑战性的岗位。
“在中国当大使始终是个棘手的工作，在华盛顿的中国大使也是如此。”芮效俭说。因为，中美双方对彼此的了解和信任程度，要低于理论上的程度。
前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在一次美国和东南亚国家的高级官员对话会上发言。
“对美国人来说，很难理解中方一些行为的动机。美国知道中国要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但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崛起是要改变一些已有的对边境的法律判决。”芮效俭说。
在他看来，这种误解是相互的，这种误解给中美双方的沟通带来了困难。
芮效俭坚信，外交的意义就在于减少误解，促进沟通。“我始终坚信，与中国交恶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因此我当时就一直致力于挖掘中美关系中的积极因素。我认为中国驻华盛顿的大使也抱着相同的理念。高层都明白，双边关系不好既不符合美国利益，也不符合中国利益。但很多普通人对此并不了解，如果得不到民众的支持，外交政策就会失去基础，因此在这方面双方都需要做得更好。”
然而知易行难，中美关系在执行层面经常会面临沟通问题。“美国既然想和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那为什么又总是批评中国呢？这就意味着政策缺乏连贯性。反过来，如果中国民众得到的都是对美国的负面评价，那他们怎么会支持改善对美关系的政策呢？”芮效俭说。
南海问题其实没那么重要
南海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热点问题，也是中美间缺乏相互了解与信任的一个案例。
南海问题非常复杂，即使是美国一些资深的政府官员也没有充分全面了解南海问题。“美国对南海的看法是基于国际法的，但有多少人读过国际海洋法公约呢？”海洋法晦涩冗长，很难读下去。比如有些段落讲船只航行不受影响，而在一些文章中，就被逐渐演绎成“被干扰”或者“不被干扰”。相关沿岸国家在渔船通行等方面也有很多细致的规定，但人们往往对此并不了解。“这就造成了在讨论南海问题时，很难有全面的共识。”芮效俭说。
芮效俭认为，南海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有多个国家对这一海域的岛屿提出声明，中国、越南、菲律宾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都参与其中，涉及到双边和多边等大量问题。“中国希望通过双边协商谈判来解决这些问题，美国应该认识到中方的立场，予以支持。”芮效俭说。
当然，南海问题的解决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是一个很好的国际问题样本，充分展示了问题的复杂性。中方如对自身南海立场的陈述更加到位，将有助于消除误解。“在处理这一类型问题时，我的经验是，首先不要将其做为特别重要的议题，因为，如果提升其重要性，会更难对其中问题进行处理。南海问题被复杂化了，南海其实并没那么重要。”芮效俭说。
总统候选人的外交言论不等于外交政策
今年是美国大选年，中美关系议题也在辩论中反复出现。从候选人的言论看，他们基本都持强硬态度，这让不少人担心他们中一旦有人成为美国总统，会对中美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芮效俭解释称，目前这些候选人言论对外交政策不会构成任何影响。“看看共和党的十多名候选人，他们有多少访问过中国呢？当他们在公开辩论中谈及控制中国时，其实对中国都没什么了解。”
现在总统候选人里唯一有外交经验积累的只有希拉里·克林顿，共和党方面没人有类似的背景。已经退出选举提名的杰布·布什由于其家庭背景是来过中国，但他从来没有参与到高层对华政策的辩论中。而特朗普、克鲁兹、卢比奥这些人就更与对华外交不沾边了。
在美国的政治传统中，候选人们唯一关心的是如何赢得提名，只有在那之后，才会开始考虑制定什么样的政策。因此，总统候选人在竞选过程中说的话，在他们成为总统后并不一定需要兑现。
“等他们成为总统后，会发现中美关系的政策并非由个人主导，要随着国家利益进行调整。当中美双边关系失控会损害国家利益，总统会做出相应的调整。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的40多年里，不管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当总统，总会想方设法保持良好的两国关系。”芮效俭认为，这一点在这次大选后也不会有任何变化。
总的趋势是，随着双边联系的增多，中美关系的调整期会越来越短。芮效俭强调：“我做驻华大使时，中美高级别官员间的直接对话并不多，而现在有好几条双边高层对话的机制和通道，包括两国最高领导人每年的见面、政治对话以及军事会谈等，这些都是双边关系中的积极因素。因此，对于中美关系无须悲观，我们能够对这一关系进行恰当的掌控。”
“二战期间，我在成都住了几年，当时在城里是铺好的马路，可一出城，就变成了泥泞的小路。在很多小河上也没有桥，我们住在华西大学附近，要去锦江饭店就要过一条没有桥的河。”芮效俭回忆说，“当时那个地方已经是城市的边缘，是在护城河外，可现在从那里开车出成都市区就需要四五十分钟时间。”
对于中国的变化，芮效俭感慨良多。
中国社会比城市的变化更大
芮效俭在中国长大，这段经历让他对中国有着不一般的情感。
小时候在中国的生活经历让芮效俭认识到，普通的中国人和一般的美国人没什么区别。
“很多美国学生第一次接触中国文化时会感到震惊，我却感觉不到什么差异，只是生活在不同地理位置，有不同文化传统的人而已。两边的人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有着相同情感，比如都爱他们的孩子。”
对于职业外交官来说，这种感受当然有利于沟通，也有利于结交新老朋友。“我一直在使用最初的中文名，因此当我回到中国后，人们都知道我是谁。”芮效俭说。
1991年到1995年，芮效俭出任驻华大使，这是他第二段在中国的工作经历，此前则是1978年到1981年。
“在我的第一个任期里，日常用到的大部分东西都要从美国带来，因为在中国商店里买不到。而1991年再到中国时，这里就什么都有了。中国的标准也和世界的标准逐渐接轨了。”
芮效俭卸任驻华大使后至今已20多年。期间他多次来中国，目睹了北京和上海等城市的变化。在他看来，中国人内心的变迁比街道更为显著。
“中国社会的变化比街道变化要更大。我第一次来华工作的时候，带着女儿出去在北京的湖上滑冰，几十个人来围观。现在外国人到处都是，没人会过多注意。这些年来，中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越来越多，与外部的交流更加顺畅。”他说。
中美关系重在消除误解
芮效俭40多年的职业外交官生涯中，曾在新加坡、印尼和中国等国出任过大使。其中，在北京当大使被认为是最有挑战性的岗位。
“在中国当大使始终是个棘手的工作，在华盛顿的中国大使也是如此。”芮效俭说。因为，中美双方对彼此的了解和信任程度，要低于理论上的程度。
“对美国人来说，很难理解中方一些行为的动机。美国知道中国要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但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崛起是要改变一些已有的对边境的法律判决。”芮效俭说。
在他看来，这种误解是相互的，这种误解给中美双方的沟通带来了困难。
芮效俭坚信，外交的意义就在于减少误解，促进沟通。“我始终坚信，与中国交恶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因此我当时就一直致力于挖掘中美关系中的积极因素。我认为中国驻华盛顿的大使也抱着相同的理念。高层都明白，双边关系不好既不符合美国利益，也不符合中国利益。但很多普通人对此并不了解，如果得不到民众的支持，外交政策就会失去基础，因此在这方面双方都需要做得更好。”
然而知易行难，中美关系在执行层面经常会面临沟通问题。“美国既然想和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那为什么又总是批评中国呢？这就意味着政策缺乏连贯性。反过来，如果中国民众得到的都是对美国的负面评价，那他们怎么会支持改善对美关系的政策呢？”芮效俭说。
南海问题其实没那么重要
南海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热点问题，也是中美间缺乏相互了解与信任的一个案例。
南海问题非常复杂，即使是美国一些资深的政府官员也没有充分全面了解南海问题。“美国对南海的看法是基于国际法的，但有多少人读过国际海洋法公约呢？”海洋法晦涩冗长，很难读下去。比如有些段落讲船只航行不受影响，而在一些文章中，就被逐渐演绎成“被干扰”或者“不被干扰”。相关沿岸国家在渔船通行等方面也有很多细致的规定，但人们往往对此并不了解。“这就造成了在讨论南海问题时，很难有全面的共识。”芮效俭说。
芮效俭认为，南海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有多个国家对这一海域的岛屿提出声明，中国、越南、菲律宾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都参与其中，涉及到双边和多边等大量问题。“中国希望通过双边协商谈判来解决这些问题，美国应该认识到中方的立场，予以支持。”芮效俭说。
当然，南海问题的解决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是一个很好的国际问题样本，充分展示了问题的复杂性。中方如对自身南海立场的陈述更加到位，将有助于消除误解。“在处理这一类型问题时，我的经验是，首先不要将其做为特别重要的议题，因为，如果提升其重要性，会更难对其中问题进行处理。南海问题被复杂化了，南海其实并没那么重要。”芮效俭说。
总统候选人的外交言论不等于外交政策
今年是美国大选年，中美关系议题也在辩论中反复出现。从候选人的言论看，他们基本都持强硬态度，这让不少人担心他们中一旦有人成为美国总统，会对中美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芮效俭解释称，目前这些候选人言论对外交政策不会构成任何影响。“看看共和党的十多名候选人，他们有多少访问过中国呢？当他们在公开辩论中谈及控制中国时，其实对中国都没什么了解。”
现在总统候选人里唯一有外交经验积累的只有希拉里·克林顿，共和党方面没人有类似的背景。已经退出选举提名的杰布·布什由于其家庭背景是来过中国，但他从来没有参与到高层对华政策的辩论中。而特朗普、克鲁兹、卢比奥这些人就更与对华外交不沾边了。
在美国的政治传统中，候选人们唯一关心的是如何赢得提名，只有在那之后，才会开始考虑制定什么样的政策。因此，总统候选人在竞选过程中说的话，在他们成为总统后并不一定需要兑现。
“等他们成为总统后，会发现中美关系的政策并非由个人主导，要随着国家利益进行调整。当中美双边关系失控会损害国家利益，总统会做出相应的调整。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的40多年里，不管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当总统，总会想方设法保持良好的两国关系。”芮效俭认为，这一点在这次大选后也不会有任何变化。
总的趋势是，随着双边联系的增多，中美关系的调整期会越来越短。芮效俭强调：“我做驻华大使时，中美高级别官员间的直接对话并不多，而现在有好几条双边高层对话的机制和通道，包括两国最高领导人每年的见面、政治对话以及军事会谈等，这些都是双边关系中的积极因素。因此，对于中美关系无须悲观，我们能够对这一关系进行恰当的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