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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恐怖袭击事件以来，美国高举“反恐”和“民主”两面大旗，以“先发制人”、“单边主义”、“政权变革”为手段，在全球尤其是中东和中亚大力散布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美国价值观。稍稍检视美国近期的外交行动：从阿富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从朝核危机到伊朗核危机，从格鲁吉亚政变到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政权的更替等一系列所谓的“颜色革命”，再至“5·13”乌兹别克斯坦爆发的“骚乱”，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窥见美国外交政策理念发生了新的重大转向。那就是小布什政府中以副总统切尼和前副国防部长沃尔福威茨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思想对布什外交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2004年以来，美国在中亚及前苏联诸国推行的一系列以“颜色革命”为特征的外交政策中，把强调“意识形态”因素摆到了冷战结束后的新的高度。因此，探析美国外交政策理念的新保守化及其影响，对于维护和发展中美关系有重要的意义。
新保守主义的思想基础及其发展
正如有的美国新保守主义者自我吹嘘的那样：布什外交政策被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所“挟持”了。美国外交理念这种最新转向并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是有其深刻的思想及其哲学基础的。新保守主义思想源于施特劳斯的“自然正当”和“道德复兴”思想。
列奥·施特劳斯的“自然正当”学说认为：人们为了追求自然的正当，可不顾或蔑视所有现存的道德和法律。自然权利一旦进入信仰领域，其最大的功能就是它可以超越法律，包括国际法和国内法。新保守主义对这种哲学的解读是，人类文明共享的一些基本价值，如人道观念，对生命的尊重等抽象、普世的价值观不具有任何意义，他们看重的是“我们和他们的区别”，是“正义与邪恶的区分”。“我们”掌握了自然权利，从而是自由、民主国家，而“他们”是独裁国家。因此，“我们”有责任把“他们”从奴役、野蛮中解脱出来，恢复自然的正义，并使得“他们”过上有道德的生活。为此，“我们”对“他们”的一切行为都是神圣的、人道的，因而都是自然合法的。
新保守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崛起的“新保守派”思想的政治标签。新保守派在理论的形成过程中既是对自由主义的反弹，又不同程度的糅合了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甚至社会主义的各种观念，逐渐发展出一套独特的思想体系。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三种形式的新保守主义：一是以哈耶克为代表的经济保守主义，二是以克里斯托尔为代表的政治保守主义，三是以贝尔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20世纪70年代，保守派支持美国的冷战政策，此后在80年代受到里根的器重。冷战的终结也使得保守派发生分裂，产生了新保守派。2001年布什入主白宫，他借助民众对反恐的强烈支持，重用了一些新保守主义者并自称是“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这样新保守主义迎来了新的春天，几乎主宰了美国外交。
新保守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新保守主义者来源于三股力量：一是伯克式的传统保守主义者；二是20世纪70年代初从共和党保守派分离出来的所谓“新保守派”；三是从民主党阵营分离出来的保守派。无论出身何处，新保守主义者的外交政策主张都有三个方面:第一, 信奉美国特殊论；第二,特别强调意识形态在外交政策中的重要的性和主导作用,认为输出意识形态从长远看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因为这样做可以在国际竞争中抢占“道德高地”,取得舆论优势；第三,它强调实力因素在对外关系中的作用, 推崇实力外交。新保守派的外交政策影响在80年代前期达到了第一个高潮,当时一批新保守派骨干纷纷脱离民主党转投共和党,在里根政府内担任外交要职。在冷战结束经历短暂沉寂期之后，90年代中后期大有重新上升之势。小布什上台后，新保守主义的绝大多数外交主张被采纳，直至美国先后发动阿富汗、伊拉克战争以及在中亚发动的“颜色革命”。这样，新保守派的外交政策影响在新世纪之初达到了第二个高潮。
首先，新保守主义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理论基础。新保守主义对政治哲学的解读是，人类文明共享的一些基本价值，如人道观念，对生命的尊重等抽象、普世的价值观不具有任何意义，他们看重的是“我们和他们的区别”，是“正义与邪恶的区分”。布什在第一任期的外交政策，如以副总统切尼和前副国防部长沃尔福威茨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所推崇的“单边主义”外交战略以及“先发制人”军事战略成为布什外交政策的理论基础，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保守主义者在反恐问题上，简单的把世界分为正义的国家（追随美国）和邪恶的国家（不追随美国），并随意给朝鲜、伊朗和伊拉克扣上“邪恶轴心”国家的帽子。继而，布什大肆鼓吹美国自由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和普世性，积极支持中亚诸国所谓的“民主派”发动“颜色革命”，甚至推翻时任政府。
其次，新保守主义为布什总统的外交政策营造舆论环境。新保守主义的主要思想库的主要主张几乎全部为布什所采纳，如“先发制人”战略、“邪恶轴心”说等。除此之外，媒体是新保守派影响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又一途径。新保守派深知媒体在塑造公众舆论上的重要性，他们不仅通过广播、电视、报纸、出版等媒体手段大力宣扬自己的思想观点和政策主张，而且还自办不少期刊杂志，借以扩大政策影响。新保守派控制的主要媒体有：《旗帜周刊》、《评论》、《国际利益》、《公共利益》、《世界事务》、《新共和》和《舆论》。另外他们还控制了一些非常著名的刊物，如《外交事务》、《外交政策》和《华盛顿季刊》等。其中《旗帜周刊》的先锋作用不容低估。该刊自1994年创刊后,很快就吸引了大批新保守派政论家。他们在其上连篇累牍地评论时事,发表政见，该刊由此成为新保守主义影响政府外交政策的重要舆论平台。
最后，新保守主义为布什的外交政策提供解释，以争取选民支持。新保守派还采取各种行动竭力影响布什政府外交政策。每当布什政府处于决策的关键时刻，威廉·克里斯托尔和新保守派另一干将理查德·珀尔等人就联合其他保守人士采取集体行动，公开向布什政府施加压力。如“9·11”之后，珀尔就积极组织伊拉克反对派人士到美国国会和他担任主席的国防部国防政策委员会作证，以此敦促布什政府把推翻萨达姆政权纳入美国外交政策议程。又如2002年4月，克里斯托尔和珀尔等近30名新保守派人士联名上书布什总统，呼吁他进一步加强对以色列的支持，停止给予巴勒斯坦的财政援助，加快推翻萨达姆政权的步伐。另外，当布什因攻打伊拉克在国内面临压力时，新保守派纷纷撰文或发表演讲，为布什的政策进行辩解。
美国新保守主义推动下的美国外交政策所表现出的“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战略，显然是一种典型的霸权主义行径，既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也不符合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更是逆当今国际关系民主化和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历史潮流，因而于法不容。另外，美国以“自然正当”为道德的大旗去推行美式民主，改变别国政权，非但没有给当事国人民带来和平、幸福的生活，反而造成这些国家政局动荡，极大地阻碍了经济发展，使得人民生活困顿，甚至沦为难民，因而于道德不容。当前，新保守主义者秉持的“自然正当”学说在美国入侵伊拉克及美国发动数场“颜色革命”之后，在国内受到民众乃至民主党的强烈质疑，在国外受到其盟国及俄罗斯等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对，美国外交的合法性正不断受到质疑。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
（本文责任编辑：卜卫东）
新保守主义的思想基础及其发展
正如有的美国新保守主义者自我吹嘘的那样：布什外交政策被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所“挟持”了。美国外交理念这种最新转向并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是有其深刻的思想及其哲学基础的。新保守主义思想源于施特劳斯的“自然正当”和“道德复兴”思想。
列奥·施特劳斯的“自然正当”学说认为：人们为了追求自然的正当，可不顾或蔑视所有现存的道德和法律。自然权利一旦进入信仰领域，其最大的功能就是它可以超越法律，包括国际法和国内法。新保守主义对这种哲学的解读是，人类文明共享的一些基本价值，如人道观念，对生命的尊重等抽象、普世的价值观不具有任何意义，他们看重的是“我们和他们的区别”，是“正义与邪恶的区分”。“我们”掌握了自然权利，从而是自由、民主国家，而“他们”是独裁国家。因此，“我们”有责任把“他们”从奴役、野蛮中解脱出来，恢复自然的正义，并使得“他们”过上有道德的生活。为此，“我们”对“他们”的一切行为都是神圣的、人道的，因而都是自然合法的。
新保守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崛起的“新保守派”思想的政治标签。新保守派在理论的形成过程中既是对自由主义的反弹，又不同程度的糅合了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甚至社会主义的各种观念，逐渐发展出一套独特的思想体系。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三种形式的新保守主义：一是以哈耶克为代表的经济保守主义，二是以克里斯托尔为代表的政治保守主义，三是以贝尔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20世纪70年代，保守派支持美国的冷战政策，此后在80年代受到里根的器重。冷战的终结也使得保守派发生分裂，产生了新保守派。2001年布什入主白宫，他借助民众对反恐的强烈支持，重用了一些新保守主义者并自称是“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这样新保守主义迎来了新的春天，几乎主宰了美国外交。
新保守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新保守主义者来源于三股力量：一是伯克式的传统保守主义者；二是20世纪70年代初从共和党保守派分离出来的所谓“新保守派”；三是从民主党阵营分离出来的保守派。无论出身何处，新保守主义者的外交政策主张都有三个方面:第一, 信奉美国特殊论；第二,特别强调意识形态在外交政策中的重要的性和主导作用,认为输出意识形态从长远看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因为这样做可以在国际竞争中抢占“道德高地”,取得舆论优势；第三,它强调实力因素在对外关系中的作用, 推崇实力外交。新保守派的外交政策影响在80年代前期达到了第一个高潮,当时一批新保守派骨干纷纷脱离民主党转投共和党,在里根政府内担任外交要职。在冷战结束经历短暂沉寂期之后，90年代中后期大有重新上升之势。小布什上台后，新保守主义的绝大多数外交主张被采纳，直至美国先后发动阿富汗、伊拉克战争以及在中亚发动的“颜色革命”。这样，新保守派的外交政策影响在新世纪之初达到了第二个高潮。
首先，新保守主义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理论基础。新保守主义对政治哲学的解读是，人类文明共享的一些基本价值，如人道观念，对生命的尊重等抽象、普世的价值观不具有任何意义，他们看重的是“我们和他们的区别”，是“正义与邪恶的区分”。布什在第一任期的外交政策，如以副总统切尼和前副国防部长沃尔福威茨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所推崇的“单边主义”外交战略以及“先发制人”军事战略成为布什外交政策的理论基础，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保守主义者在反恐问题上，简单的把世界分为正义的国家（追随美国）和邪恶的国家（不追随美国），并随意给朝鲜、伊朗和伊拉克扣上“邪恶轴心”国家的帽子。继而，布什大肆鼓吹美国自由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和普世性，积极支持中亚诸国所谓的“民主派”发动“颜色革命”，甚至推翻时任政府。
其次，新保守主义为布什总统的外交政策营造舆论环境。新保守主义的主要思想库的主要主张几乎全部为布什所采纳，如“先发制人”战略、“邪恶轴心”说等。除此之外，媒体是新保守派影响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又一途径。新保守派深知媒体在塑造公众舆论上的重要性，他们不仅通过广播、电视、报纸、出版等媒体手段大力宣扬自己的思想观点和政策主张，而且还自办不少期刊杂志，借以扩大政策影响。新保守派控制的主要媒体有：《旗帜周刊》、《评论》、《国际利益》、《公共利益》、《世界事务》、《新共和》和《舆论》。另外他们还控制了一些非常著名的刊物，如《外交事务》、《外交政策》和《华盛顿季刊》等。其中《旗帜周刊》的先锋作用不容低估。该刊自1994年创刊后,很快就吸引了大批新保守派政论家。他们在其上连篇累牍地评论时事,发表政见，该刊由此成为新保守主义影响政府外交政策的重要舆论平台。
最后，新保守主义为布什的外交政策提供解释，以争取选民支持。新保守派还采取各种行动竭力影响布什政府外交政策。每当布什政府处于决策的关键时刻，威廉·克里斯托尔和新保守派另一干将理查德·珀尔等人就联合其他保守人士采取集体行动，公开向布什政府施加压力。如“9·11”之后，珀尔就积极组织伊拉克反对派人士到美国国会和他担任主席的国防部国防政策委员会作证，以此敦促布什政府把推翻萨达姆政权纳入美国外交政策议程。又如2002年4月，克里斯托尔和珀尔等近30名新保守派人士联名上书布什总统，呼吁他进一步加强对以色列的支持，停止给予巴勒斯坦的财政援助，加快推翻萨达姆政权的步伐。另外，当布什因攻打伊拉克在国内面临压力时，新保守派纷纷撰文或发表演讲，为布什的政策进行辩解。
美国新保守主义推动下的美国外交政策所表现出的“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战略，显然是一种典型的霸权主义行径，既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也不符合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更是逆当今国际关系民主化和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历史潮流，因而于法不容。另外，美国以“自然正当”为道德的大旗去推行美式民主，改变别国政权，非但没有给当事国人民带来和平、幸福的生活，反而造成这些国家政局动荡，极大地阻碍了经济发展，使得人民生活困顿，甚至沦为难民，因而于道德不容。当前，新保守主义者秉持的“自然正当”学说在美国入侵伊拉克及美国发动数场“颜色革命”之后，在国内受到民众乃至民主党的强烈质疑，在国外受到其盟国及俄罗斯等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对，美国外交的合法性正不断受到质疑。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
（本文责任编辑：卜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