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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3月27日，我在当天的《参考消息》上读到两天前“美著名历史学家、民权运动家约翰·霍普·富兰克林辞世”终年九十四岁的报道，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作为美国史研究工作者，我对富兰克林教授对美国历史研究和民权运动所作巨大贡献印象深刻，至为钦佩；作为同行和朋友，在我们的交往中，他的坦诚、热情和慷慨，也令我历久难忘。
富兰克林的家世与求学历程
1915年1月2日，约翰·霍普·富兰克林(John Hope Franklin)出生于俄克拉荷马州全体居民都是黑人的小镇伦蒂斯维尔。他的祖父曾是印第安人奴隶，后来变成一位牛仔、牧场主。他的父亲巴克·科尔伯特·富兰克林(Buck ColbertFranklin)自学法律，成为律师。由于原居路易斯安那州禁止他执律师业，他才迁到这个小镇的。上世纪二十年代，他家又迁到塔尔萨。十一岁时，他听过著名民权运动领袖杜波伊斯(W.E.B.Du Bois)演说，后来两人成为朋友。青少年时，他多次遭到种族歧视。他曾被迫离开白人乘坐的列车，曾被安排坐在塔尔萨歌剧院的隔离区，曾目睹包括他父亲及其律师事务所在内的塔尔萨街道在1921年种族骚乱中被烧毁，曾被俄克拉荷马大学拒绝入学。后来，他上了纳什维尔的历史上只收黑人学生的菲斯克大学，1935年获学士学位。他在此遇见了后来成为他妻子(有时是他的编辑)、两人相濡以沫近六十年的奥里莉亚·E·惠廷顿(AmeliaE.Whittington)。
在菲斯克读书时，他曾打算步其父后尘，学习法律，将来执律师业，但被一位白人教授西奥多-柯里尔(Theodore Currier)说服，专攻历史学。据说，柯里尔教授很欣赏这位黑人学生，曾资助他五百美元，让他到哈佛大学去读史学研究生。他没有辜负恩师希望，1936年，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41年获得博士学位。不过，他后来回忆，由于哈佛校园内黑人学生寥寥无几，他感到很孤独。
诲人不倦、成就卓著的教学工作
富兰克林教授热爱教学工作。尽管后来他日益声誉卓著，仍诲人不倦。1936年，他开始执教于菲斯克大学。后来二十年，他辗转于北卡罗来纳州罗利市的圣奥古斯丁学院、达勒姆市的北卡罗来纳学院和华盛顿的霍华德大学。当他的头几本著作受到全国学术界、特别是历史学界青睐后，他就离开了历史上属于黑人的高等学校，去到布鲁克林学院，从1956至1964年，他是这个学院曾经是全白人系的系主任。美国参议员、曾是富兰克林学生的芭芭拉·博克瑟(Barbara Boxer)说：“上世纪六十年代布鲁克林学院有约翰·霍普·富兰克林在，就像我们中间有一颗真正的明星”，“凡是有幸进入他课堂的学生，无不从早到晚地夸奖他”。从1965到1982年，他在芝加哥大学执教。1982年回到北卡罗来纳州，执教于杜克大学和杜克法学院。1992年起，他成为杜克大学的詹姆斯·B·杜克名誉教授，为向他表示敬意，杜克大学还建立了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研究中心。
此外，富兰克林还以富布赖特教授的名义，到澳大利亚、中国和津巴布韦讲学，并在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夏威夷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及英国剑桥大学等学术机构执教，成为一个蜚声国际的大学教授。
对历史学研究和民权运动的巨大贡献
1943年，富兰克林发表了他的第一本著作《卡罗来纳的自由黑人，1790－1860》，这本书探索了内战前南部奴隶主对二十五万自由黑人的仇恨与恐惧。此后，他陆续撰写和编著了约二十本书。在1956年出版的《好战的南部，1800－1861》中，他描述了使内战前南部以暴力闻名的南部白人的“好斗精神”和“战斗意志”；他还指出，由于实行奴隶制，南部各州的公民从婴儿时期起，就成为一种家庭独裁者。在1961年发表的《内战后的重建》中，他认为重建改革的结果，使南部更依附于形成其历史的价值观和理念；在战后的年代，合众国并未将战争的成就作为基础，促进美国政治、社会、经济生活的健全发展。
除深刻认识南部的种族主义历史外，他也时常迁怒于北部的种族主义。在1993年出版的《肤色界线：二十一世纪的遗产》中，他论证道：肤色界线仍然是横亘在这个国家面前的“一个最可悲也最顽固的问题”，就是到了二十一世纪，它仍将是美国的重大问题。的确，他对美国黑人命运的关注是无时或已的。大约不到肤色界线完全湮灭，他对美国黑人所受不公平待遇和苦难的心结就解不开。熟悉他的人说，直到逝世前，奥巴马当选总统让他几乎喜极而泣，但卡特里娜飓风席卷下的那些仓皇潦倒、穷途末路的黑人同胞却始终徘徊在他的脑海里。
为节省篇幅，不再列举他的其他著作了。这里，我们将重点介绍1947年出版的、他的伟大著作《从奴役到自由：美国黑人史》。据本书中译本《美国黑人史》(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的“出版说明”介绍，“本书全面叙述了黑人从十五六世纪起被贩卖至欧美为奴直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仍在持续不断进行斗争的历史。正如作者所说，本书‘主要是千百万默默无闻的大众为了努力适应一个新的、往往对他们怀着敌意的世界而奋斗的历史’。……本书把黑人的发展过程放在整个美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主流背景中来考察，并分析了对美国黑人的发展起作用的各种因素。……作为一位黑人历史学家，作者力求比较客观而不偏颇的态度。书中既揭露和谴责了白人对黑人的种族歧视，但也肯定了那些同情并帮助黑人争取解放以及取得平等地位的白人所起的作用”；“本书是作者在搜集了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材料丰富，条理清晰，论述简单明了”。作为一本经典性著作，到今年为止，它已售出三百多万册，并被译成日文、德文、法文、中文及其他各种文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W.Fogel)教授称之为“解释美国文明的里程碑式著作”。富兰克林在菲斯克大学的同学，现为纽约大学历史学家的戴维·莱弗林。刘易斯(David Levering Lewis)说：“像其他极少数史学家一样，使他的史学特别优异的，是他写了一本改变我们理解一种重大社会现象的方法的书”；“当你思考《从奴役到自由》这本书时，你会看到它出版前后写作范例的一种基本变化。在他以前，曾经是一种薄弱的、边缘的研究领域，其中充满了对有色人种影响非常粗暴的蔑视。而他则将之推进美国历史叙述的主流。应该说这本书创建了整整一个新研究领域。”刘易斯博士还和其他学者一起论证道：富兰克林博士的著作，不仅创建了非裔美国人的研究，还成就了一整列新的史学，比如妇女史、同性恋者史、西班牙人史、亚细亚人史等等，这些都已经成为主流学术的组成部分。
富兰克林教授有别于一般历史学家的另一方面是：他不仅是个历史学家，也是个伦理学家；他 不满足于“坐而言”，还要“起而行”；他不仅著书立说以反对种族歧视与隔离，争取黑人与白人平等，还积极参加民权运动。我这里仅举两件重大事件为例。1953年，美国最高法院新任首席法官厄尔·沃伦(Ead Warren)为人比较开明，他上任后，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以著名黑人瑟古德·马歇尔(Thurgood Marshall)为首的一批律师的推动下，重新审理有关公立学校种族隔离制的案件。在有代表性的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一案的审理过程中，富兰克林以其丰富的有关知识，帮助马歇尔进行了有力的辩护。1954年5月17日，沃伦代表最高法院作出判决：公立学校种族隔离制违反宪法，从而推翻了1896年普莱希诉弗格森一案判决所确认的“隔离但是平等”的原则。这一判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黑人法院斗争的里程碑。此后十年，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民权运动日益升级，先由法院斗争提升为“非暴力群众直接行动”，再激化为“城市暴力斗争”。富兰克林在民权运动中的形象也更鲜明了。1965年3月，他参加了小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牧师领导的、旨在保证塞尔马市黑人选举权的向塞尔马进军的活动。作为一个声名显赫的历史学家，他的参加，成为这次进军的历史见证。
所获尊敬和荣誉
除对历史研究和民权运动作出巨大贡献外，他的为人处世之道，容易被种族主义者以外的人们所接受，甚至赞扬。他农履整洁，彬彬有礼，慷慨大度，宽以待人，而且富有风趣，像一个老派的南部绅士。由于以上这些原因，他受到广泛尊敬，获得的荣誉、奖项，参加的专业和公民组织如此之多，以致他的履历要写满好几页；他还获得名誉学位一百多个。举其显著者而言，他是美国最大、最有权威的历史协会——美国历史协会的第一位黑人主席(注：1979年他访问武汉时曾对我说：“该会当初拒绝我入会，后来不得不选我为主席。”)；白人为主的布鲁克林学院的全白人系的第一位黑人系主任；在杜克大学获得捐赠基金讲座的第一位黑人教授；向实行种族隔离的南方历史协会提交论文的第一位黑人学者，这个协会是后来选他为主席的许多学术团体之一；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的第一位黑人系主任；1995年克林顿总统授予的、作为美国公民最高荣誉的自由勋章的获得者；2006年，他在国会图书馆接受了被誉为诺贝尔人文科学奖的约翰·w·克卢格奖。
他在接受此重要奖项时的致词很有意义，特择译如下。他说他曾长期致力于“理解何以我们能为来自欧洲的人民寻求一块自由的土地，而与此同时，又建立一种奴役碰巧不是来自欧洲的人民的社会与经济体制。我曾致力于理解何以我们能为独立而战斗，而与此同时，又运用此新获得的独立来奴役许多曾经参加独立战争的人。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曾试图历史地加以解释，但是这种解释并不能总是使我满意。这就让我别无选择，只能用我的历史知识，和我所有的其他知识和技能，把问题提出来，以寻求应变应革之道，达到让所有民族获取其向往的平等目标的明确目的”。
我们的交往和友谊
中美建立全面外交关系的1979年11月，富兰克林教授是应邀访华的第一个美国历史学家。我当时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筹备会的主要负责人，因此有机会和他相识。他在北京讲学后即来到武汉市讲学。从11月12日至18日，他在武汉市活动的一个星期，我是全程陪同。我当时日记太简略，据我现在回忆，他在武汉市除作学术报告外，进行了三次座谈，内容主要是美国历史研究最近动态，他的美国历史观和他的美国黑人史研究。另外还游览了武汉市重点风景区，看了一次画展，品尝了武汉市特产食品老通城的豆皮。此外，由于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将于11月29日成立，我们请他商得美国历史协会同意，代表该会写一书面致词，亦即贺函，在美国史研究会成立会上宣读。他欣然命笔，并在致词中代表该会表示愿意帮助我们获得研究资料，邀请我国美国史研究人员参加该会年会。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现用的英文名称American History Research Association of China，就是他书面致词中所用名称。一般说，他对武汉市之行是满意的。其间虽有过短时间颇不高兴，因为我国(或我省)外事部门规定，外宾伙食标准远高于陪同人员的，所以除正式宴会以外，平时我们不能和他同席共餐。他因在美国受够种族歧视之苦很敏感，以为我们不和他同席是对他歧视，愠忿之情形于颜色。经我一再解释之后，他已理解。到我送他上飞机时，我们似乎已有了初步友谊，因为他回国后不久即寄来热情洋溢的感谢信，我日记中记着1980年1月11日我回他的无疑也是热情的信。
更能证明我们友谊的，是1984年11－12月我应美国“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邀请，赴美讲学、交友、研究期间，访问他所在的杜克大学时，他对我的殷勤接待。我是12月2日下午6时飞到杜克大学所在城市达勒姆的，他亲自开车到飞机场来接我。在他为我所定旅馆安顿好行李后，就回家带了夫人和我一起到当地上海餐厅晚宴，并请了当地几位有声望的历史学家作陪。第二天，他又为我设午宴，并请美国著名“新左派”史学家杰诺韦塞(E.Genovese)夫妇、中国访问学者赵景伦(张治中女婿)、美国人文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惜忘其名)等人作陪。下午，土耳其裔美籍德利克(A.Dirlik)副教授受他委托，开车带我参观杜克大学校园。晚上又请我到他家晚餐，并请黑人副教授作陪。4日上午十一时半，他开车来接我去美国人文科学研究中心参加例行午餐，并听取杰诺韦塞夫人学术报告。下午，他邀请了几位感兴趣的历史学工作者到杜克大学历史系来听我讲“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晚上又到他家晚餐，一位黑人史学教授在座，三人谈兴颇浓，时有争论，但大家在批评里根总统的保守政策时，意见是一致的。5日上午，经他牵线，北卡罗来纳大学非常著名的美国现代史、特别是“新政”史的权威教授威廉·洛克腾堡(WilliamE.Leuchtenburg)亲自开车来接我去他们学校参观，并和他讨论罗斯福“新政”问题，获益良多。他还赠我一册所著《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阴影下》。后来，我和洛克腾堡也成为好友，并由我高中、大学同学朱鸿恩和我一起将他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与“新政”，1932－1940》译成中文本，1993年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同日十二时，富兰克林教授开车送我到机场，依依惜别，互道珍重。12月末，美国历史协会在芝加哥市举行年会，我在芝加哥大学访问。29日，我前往举行年会的地点参观各出版社举办的书展，巧遇富兰克林。他让我在与他有往来的哈伦·戴维森出版公司出版的“美国通史丛书”中选择了十八本关键性书籍，请该公司赠给我，并免费寄到武汉大学。我回国后，他还让他的秘书将我在达勒姆的活动日程，打印成一份备忘录寄给我备查。美国著名大学名教授花这么多时间和精力来接待一位来宾，实在是不多见的，令我十分感激。这以后，我们还时不时通信。现在我手里还保存有他1986年6月30日来信，节译如下：“非常感谢由你的学生寄给我的你的信，我特别欣赏和喜欢你赠给我的茶叶和著作。它们引起我对你访问达勒姆市时的愉快回忆。我还收到斯坦利·柯特勒教授带给我的你的问候。他一再表示他在中国、特别是武汉市度过一段极美好的时光。我希望你一切顺利，并在最近的将来我们能再见。”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很少通信，只是新年时互寄贺卡。现在他走了。我感到悲伤的只是失去一位伟大的同行和好朋友，但却为他一生对美国社会作出的巨大贡献感到高兴，并希望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美国各种族的一体化终有一天得以实现。
富兰克林的家世与求学历程
1915年1月2日，约翰·霍普·富兰克林(John Hope Franklin)出生于俄克拉荷马州全体居民都是黑人的小镇伦蒂斯维尔。他的祖父曾是印第安人奴隶，后来变成一位牛仔、牧场主。他的父亲巴克·科尔伯特·富兰克林(Buck ColbertFranklin)自学法律，成为律师。由于原居路易斯安那州禁止他执律师业，他才迁到这个小镇的。上世纪二十年代，他家又迁到塔尔萨。十一岁时，他听过著名民权运动领袖杜波伊斯(W.E.B.Du Bois)演说，后来两人成为朋友。青少年时，他多次遭到种族歧视。他曾被迫离开白人乘坐的列车，曾被安排坐在塔尔萨歌剧院的隔离区，曾目睹包括他父亲及其律师事务所在内的塔尔萨街道在1921年种族骚乱中被烧毁，曾被俄克拉荷马大学拒绝入学。后来，他上了纳什维尔的历史上只收黑人学生的菲斯克大学，1935年获学士学位。他在此遇见了后来成为他妻子(有时是他的编辑)、两人相濡以沫近六十年的奥里莉亚·E·惠廷顿(AmeliaE.Whittington)。
在菲斯克读书时，他曾打算步其父后尘，学习法律，将来执律师业，但被一位白人教授西奥多-柯里尔(Theodore Currier)说服，专攻历史学。据说，柯里尔教授很欣赏这位黑人学生，曾资助他五百美元，让他到哈佛大学去读史学研究生。他没有辜负恩师希望，1936年，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41年获得博士学位。不过，他后来回忆，由于哈佛校园内黑人学生寥寥无几，他感到很孤独。
诲人不倦、成就卓著的教学工作
富兰克林教授热爱教学工作。尽管后来他日益声誉卓著，仍诲人不倦。1936年，他开始执教于菲斯克大学。后来二十年，他辗转于北卡罗来纳州罗利市的圣奥古斯丁学院、达勒姆市的北卡罗来纳学院和华盛顿的霍华德大学。当他的头几本著作受到全国学术界、特别是历史学界青睐后，他就离开了历史上属于黑人的高等学校，去到布鲁克林学院，从1956至1964年，他是这个学院曾经是全白人系的系主任。美国参议员、曾是富兰克林学生的芭芭拉·博克瑟(Barbara Boxer)说：“上世纪六十年代布鲁克林学院有约翰·霍普·富兰克林在，就像我们中间有一颗真正的明星”，“凡是有幸进入他课堂的学生，无不从早到晚地夸奖他”。从1965到1982年，他在芝加哥大学执教。1982年回到北卡罗来纳州，执教于杜克大学和杜克法学院。1992年起，他成为杜克大学的詹姆斯·B·杜克名誉教授，为向他表示敬意，杜克大学还建立了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研究中心。
此外，富兰克林还以富布赖特教授的名义，到澳大利亚、中国和津巴布韦讲学，并在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夏威夷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及英国剑桥大学等学术机构执教，成为一个蜚声国际的大学教授。
对历史学研究和民权运动的巨大贡献
1943年，富兰克林发表了他的第一本著作《卡罗来纳的自由黑人，1790－1860》，这本书探索了内战前南部奴隶主对二十五万自由黑人的仇恨与恐惧。此后，他陆续撰写和编著了约二十本书。在1956年出版的《好战的南部，1800－1861》中，他描述了使内战前南部以暴力闻名的南部白人的“好斗精神”和“战斗意志”；他还指出，由于实行奴隶制，南部各州的公民从婴儿时期起，就成为一种家庭独裁者。在1961年发表的《内战后的重建》中，他认为重建改革的结果，使南部更依附于形成其历史的价值观和理念；在战后的年代，合众国并未将战争的成就作为基础，促进美国政治、社会、经济生活的健全发展。
除深刻认识南部的种族主义历史外，他也时常迁怒于北部的种族主义。在1993年出版的《肤色界线：二十一世纪的遗产》中，他论证道：肤色界线仍然是横亘在这个国家面前的“一个最可悲也最顽固的问题”，就是到了二十一世纪，它仍将是美国的重大问题。的确，他对美国黑人命运的关注是无时或已的。大约不到肤色界线完全湮灭，他对美国黑人所受不公平待遇和苦难的心结就解不开。熟悉他的人说，直到逝世前，奥巴马当选总统让他几乎喜极而泣，但卡特里娜飓风席卷下的那些仓皇潦倒、穷途末路的黑人同胞却始终徘徊在他的脑海里。
为节省篇幅，不再列举他的其他著作了。这里，我们将重点介绍1947年出版的、他的伟大著作《从奴役到自由：美国黑人史》。据本书中译本《美国黑人史》(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的“出版说明”介绍，“本书全面叙述了黑人从十五六世纪起被贩卖至欧美为奴直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仍在持续不断进行斗争的历史。正如作者所说，本书‘主要是千百万默默无闻的大众为了努力适应一个新的、往往对他们怀着敌意的世界而奋斗的历史’。……本书把黑人的发展过程放在整个美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主流背景中来考察，并分析了对美国黑人的发展起作用的各种因素。……作为一位黑人历史学家，作者力求比较客观而不偏颇的态度。书中既揭露和谴责了白人对黑人的种族歧视，但也肯定了那些同情并帮助黑人争取解放以及取得平等地位的白人所起的作用”；“本书是作者在搜集了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材料丰富，条理清晰，论述简单明了”。作为一本经典性著作，到今年为止，它已售出三百多万册，并被译成日文、德文、法文、中文及其他各种文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W.Fogel)教授称之为“解释美国文明的里程碑式著作”。富兰克林在菲斯克大学的同学，现为纽约大学历史学家的戴维·莱弗林。刘易斯(David Levering Lewis)说：“像其他极少数史学家一样，使他的史学特别优异的，是他写了一本改变我们理解一种重大社会现象的方法的书”；“当你思考《从奴役到自由》这本书时，你会看到它出版前后写作范例的一种基本变化。在他以前，曾经是一种薄弱的、边缘的研究领域，其中充满了对有色人种影响非常粗暴的蔑视。而他则将之推进美国历史叙述的主流。应该说这本书创建了整整一个新研究领域。”刘易斯博士还和其他学者一起论证道：富兰克林博士的著作，不仅创建了非裔美国人的研究，还成就了一整列新的史学，比如妇女史、同性恋者史、西班牙人史、亚细亚人史等等，这些都已经成为主流学术的组成部分。
富兰克林教授有别于一般历史学家的另一方面是：他不仅是个历史学家，也是个伦理学家；他 不满足于“坐而言”，还要“起而行”；他不仅著书立说以反对种族歧视与隔离，争取黑人与白人平等，还积极参加民权运动。我这里仅举两件重大事件为例。1953年，美国最高法院新任首席法官厄尔·沃伦(Ead Warren)为人比较开明，他上任后，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以著名黑人瑟古德·马歇尔(Thurgood Marshall)为首的一批律师的推动下，重新审理有关公立学校种族隔离制的案件。在有代表性的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一案的审理过程中，富兰克林以其丰富的有关知识，帮助马歇尔进行了有力的辩护。1954年5月17日，沃伦代表最高法院作出判决：公立学校种族隔离制违反宪法，从而推翻了1896年普莱希诉弗格森一案判决所确认的“隔离但是平等”的原则。这一判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黑人法院斗争的里程碑。此后十年，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民权运动日益升级，先由法院斗争提升为“非暴力群众直接行动”，再激化为“城市暴力斗争”。富兰克林在民权运动中的形象也更鲜明了。1965年3月，他参加了小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牧师领导的、旨在保证塞尔马市黑人选举权的向塞尔马进军的活动。作为一个声名显赫的历史学家，他的参加，成为这次进军的历史见证。
所获尊敬和荣誉
除对历史研究和民权运动作出巨大贡献外，他的为人处世之道，容易被种族主义者以外的人们所接受，甚至赞扬。他农履整洁，彬彬有礼，慷慨大度，宽以待人，而且富有风趣，像一个老派的南部绅士。由于以上这些原因，他受到广泛尊敬，获得的荣誉、奖项，参加的专业和公民组织如此之多，以致他的履历要写满好几页；他还获得名誉学位一百多个。举其显著者而言，他是美国最大、最有权威的历史协会——美国历史协会的第一位黑人主席(注：1979年他访问武汉时曾对我说：“该会当初拒绝我入会，后来不得不选我为主席。”)；白人为主的布鲁克林学院的全白人系的第一位黑人系主任；在杜克大学获得捐赠基金讲座的第一位黑人教授；向实行种族隔离的南方历史协会提交论文的第一位黑人学者，这个协会是后来选他为主席的许多学术团体之一；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的第一位黑人系主任；1995年克林顿总统授予的、作为美国公民最高荣誉的自由勋章的获得者；2006年，他在国会图书馆接受了被誉为诺贝尔人文科学奖的约翰·w·克卢格奖。
他在接受此重要奖项时的致词很有意义，特择译如下。他说他曾长期致力于“理解何以我们能为来自欧洲的人民寻求一块自由的土地，而与此同时，又建立一种奴役碰巧不是来自欧洲的人民的社会与经济体制。我曾致力于理解何以我们能为独立而战斗，而与此同时，又运用此新获得的独立来奴役许多曾经参加独立战争的人。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曾试图历史地加以解释，但是这种解释并不能总是使我满意。这就让我别无选择，只能用我的历史知识，和我所有的其他知识和技能，把问题提出来，以寻求应变应革之道，达到让所有民族获取其向往的平等目标的明确目的”。
我们的交往和友谊
中美建立全面外交关系的1979年11月，富兰克林教授是应邀访华的第一个美国历史学家。我当时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筹备会的主要负责人，因此有机会和他相识。他在北京讲学后即来到武汉市讲学。从11月12日至18日，他在武汉市活动的一个星期，我是全程陪同。我当时日记太简略，据我现在回忆，他在武汉市除作学术报告外，进行了三次座谈，内容主要是美国历史研究最近动态，他的美国历史观和他的美国黑人史研究。另外还游览了武汉市重点风景区，看了一次画展，品尝了武汉市特产食品老通城的豆皮。此外，由于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将于11月29日成立，我们请他商得美国历史协会同意，代表该会写一书面致词，亦即贺函，在美国史研究会成立会上宣读。他欣然命笔，并在致词中代表该会表示愿意帮助我们获得研究资料，邀请我国美国史研究人员参加该会年会。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现用的英文名称American History Research Association of China，就是他书面致词中所用名称。一般说，他对武汉市之行是满意的。其间虽有过短时间颇不高兴，因为我国(或我省)外事部门规定，外宾伙食标准远高于陪同人员的，所以除正式宴会以外，平时我们不能和他同席共餐。他因在美国受够种族歧视之苦很敏感，以为我们不和他同席是对他歧视，愠忿之情形于颜色。经我一再解释之后，他已理解。到我送他上飞机时，我们似乎已有了初步友谊，因为他回国后不久即寄来热情洋溢的感谢信，我日记中记着1980年1月11日我回他的无疑也是热情的信。
更能证明我们友谊的，是1984年11－12月我应美国“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邀请，赴美讲学、交友、研究期间，访问他所在的杜克大学时，他对我的殷勤接待。我是12月2日下午6时飞到杜克大学所在城市达勒姆的，他亲自开车到飞机场来接我。在他为我所定旅馆安顿好行李后，就回家带了夫人和我一起到当地上海餐厅晚宴，并请了当地几位有声望的历史学家作陪。第二天，他又为我设午宴，并请美国著名“新左派”史学家杰诺韦塞(E.Genovese)夫妇、中国访问学者赵景伦(张治中女婿)、美国人文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惜忘其名)等人作陪。下午，土耳其裔美籍德利克(A.Dirlik)副教授受他委托，开车带我参观杜克大学校园。晚上又请我到他家晚餐，并请黑人副教授作陪。4日上午十一时半，他开车来接我去美国人文科学研究中心参加例行午餐，并听取杰诺韦塞夫人学术报告。下午，他邀请了几位感兴趣的历史学工作者到杜克大学历史系来听我讲“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晚上又到他家晚餐，一位黑人史学教授在座，三人谈兴颇浓，时有争论，但大家在批评里根总统的保守政策时，意见是一致的。5日上午，经他牵线，北卡罗来纳大学非常著名的美国现代史、特别是“新政”史的权威教授威廉·洛克腾堡(WilliamE.Leuchtenburg)亲自开车来接我去他们学校参观，并和他讨论罗斯福“新政”问题，获益良多。他还赠我一册所著《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阴影下》。后来，我和洛克腾堡也成为好友，并由我高中、大学同学朱鸿恩和我一起将他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与“新政”，1932－1940》译成中文本，1993年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同日十二时，富兰克林教授开车送我到机场，依依惜别，互道珍重。12月末，美国历史协会在芝加哥市举行年会，我在芝加哥大学访问。29日，我前往举行年会的地点参观各出版社举办的书展，巧遇富兰克林。他让我在与他有往来的哈伦·戴维森出版公司出版的“美国通史丛书”中选择了十八本关键性书籍，请该公司赠给我，并免费寄到武汉大学。我回国后，他还让他的秘书将我在达勒姆的活动日程，打印成一份备忘录寄给我备查。美国著名大学名教授花这么多时间和精力来接待一位来宾，实在是不多见的，令我十分感激。这以后，我们还时不时通信。现在我手里还保存有他1986年6月30日来信，节译如下：“非常感谢由你的学生寄给我的你的信，我特别欣赏和喜欢你赠给我的茶叶和著作。它们引起我对你访问达勒姆市时的愉快回忆。我还收到斯坦利·柯特勒教授带给我的你的问候。他一再表示他在中国、特别是武汉市度过一段极美好的时光。我希望你一切顺利，并在最近的将来我们能再见。”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很少通信，只是新年时互寄贺卡。现在他走了。我感到悲伤的只是失去一位伟大的同行和好朋友，但却为他一生对美国社会作出的巨大贡献感到高兴，并希望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美国各种族的一体化终有一天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