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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25日，我和儿时一起玩耍过的柳青子女刘正风、刘竹风相约，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祭拜柳青先生。
一见面，他们亲切地喊我的小名“满魁”，许多往事一下子在眼前浮现，我仿佛又回到了皇甫村。
一
1953年4月26日，我的伯父郭治荣驾着马车，把柳青一家老小接到了皇甫村，在滈河北岸半崖上的一座废弃的寺院——中宫寺里安了家。
柳青，这位年仅36岁的国家九级干部、著名作家，真是个“奇怪”的人。早在1952年9月，擔任《中国青年报》文艺部主任的他，本来住在团中央大院的小洋楼里，享受着舒适优雅的生活，但这位性格倔犟的陕北汉子，为了完成他的使命，却毅然决然地告别了首都北京，来到大西北长安县担任县委副书记。不久，他又辞去县委副书记一职，落户到偏远贫困的皇甫村。这次，他刚刚从苏联回国，想践行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亲历社会主义农村如何在新中国伟大进程中逐渐强盛，谋划写出一部反映农民走集体所有制互助合作化道路的长篇小说来。
村里人发现这个人不但很“怪”，而且“傻”得出奇。不到一个月，老先生竟脱下了中山装，换上了当地农夫的对襟衫;脱下了西式背带裤，换上了农民的大裆裤;脱掉了牛皮鞋，换上了粗布鞋;剃掉了大分头，留成了大光头，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陕西老汉。
我家离中宫寺仅有三四百米。从记事起，我就常常看见头戴瓜皮帽、身穿对襟衫，又瘦又矮的柳青。他像一个铆足了劲的陀螺，总是步履匆匆，奔忙在皇甫村的塬上塬下、田间地头。他总是带着几颗水果糖给我，坐在我家的土炕上和我爷爷一聊就是半夜。我爷爷这个老学究告诉我，柳青可不是一个平地卧的虎。他为了救治全县遭受疾病危难的牲畜，写好《耕畜饲养管理三字经》，在饲养室的土炕上和我伯父住了六个晚上。我伯父郭治荣，因精心饲养队里的牲口，在柳青的极力推荐下，当上了西安市劳模。
我们皇甫村这一带塬下大部分是水地，人称“十里蛤蟆滩”，这里历来有一种怪病叫“克丁病”，农民称“瓜瓜娃病”。我们皇甫村一、二队，每队八十多户人家就有二十多个人患了这种病。得这种怪病的人，呆傻得什么活儿都干不了，只能坐在自家的门墩上，一会儿看着天傻笑，一会儿看着人乱叫。看到这个情况后的柳青，请来了陕西省地方病研究所的专家到村调研。专家认为，这是浅井水缺碘导致的，需要改吃含碘的深井水。于是，柳青便和村主任王家斌、董炳汉商量，由他掏钱，为群众打一眼大口深井。
在打井的日子里，柳青总是叫上我爷爷和他一块儿去看打井的进度。一天夜里，水泵出了故障，井壁随时都有塌方的危险，柳青拄着手杖，黑灯瞎火地连夜请来技术员处理，避免了重大事故的发生。在柳青的精心关照下，董炳汉带领群众终于在村北打成了一眼14米深的大口井。出水时，柳青双手捧起一掬水，喝到嘴里，长长出了一口气说：“好水，好甜的水啊！”这好甜的水，可不是一般的水，它不但解决了皇甫村一、二队二百九十多亩旱地的浇水问题，还从根本上挖去了皇甫村人多年来的病根。乡亲们再也不怕生个瓜瓜娃咧，小伙子再也不愁找不到媳妇咧，老人再也不怕断子绝孙了！
1956年的一天，柳青提着一盒从北京买回来的烤鸭来到我家。一边推门，一边兴冲冲地对我爷爷说道：“老叔，我在北京见到周总理了。”
“高兴你的啥呢？这回你把事给惹大咧！”
“啥，我惹啥麻达事了？”柳青惊愕地反问我爷爷。
“你外出办事买回的日本稻种，可能上了日本鬼子的当了，秧苗长得枝叶细黄、萎缩的样子，好像没吃饭的娃，饿得东倒西歪的。有的秧苗还长出了稻穗，庄稼人常说，稻子出穗早，杆子长不高，收成好不了。”
接着，我爷爷郑重其事地对柳青说道：“不知哪个货给你编的这段顺口溜儿，听了，真把人能气死！”
“啥，顺口溜儿？”
我爷爷顺口说着：“日本粳稻，把人失倒，产量不高，还没稻草。”
“这是谁编的？”
“你先嫑问我谁编的，你再看看我这刚从办公室外墙上揭下来的这段顺口溜儿。”我爷爷说着，递给柳青一张写着顺口溜儿的纸：
柳书记，心虽好，
自掏腰包买回日本稻，
个子矮，吐穗早，
真格把人能整倒。
柳青看着这冷言冷语充满讽刺的顺口溜儿，脸上烧得火辣辣的。不管资料上如何介绍这种日本稻种有多好，但在现实中，确实谁也没有见过它生长的优势。恐慌不安的柳青，心里像倒了五味瓶似的难受、担忧。虽然他批评过村干部改换品种需先试验，少种些，不要一下子都种上，可生米已做成熟饭，干部们心劲高，一心想多打粮食也不是什么坏事，他也就没再多说什么，但如果试种真的失败了，自己的名誉损失倒是个小事，一千多名社员吃饭可是大事呀！他越想越觉得后怕，拿顺口溜儿的手不停地颤抖着，越想压力越沉重。这顺口溜儿不是等于在自己脸上狠狠地打了一个响亮的耳光吗？
我爷爷看着心悬到半空的柳青，说道：“柳书记，你甭急，以后的事咱现在不说，咱现在先考虑，娃得了病咱怎样治。”
“老叔，咱们一块儿到县上去找技术员。”柳青上前拉着我爷爷的手，急匆匆地直奔县城。
柳青从县上请来了农技员王德林、曹彦信。晚上，大家从资料上、理论上，都认为日本稻种没有问题，但谁也没有亲自种植过，毕竟是引进来的新品种嘛。柳青想起第一次王家斌从眉县引进的云阳红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心里一亮，就对大家风趣地说：“可能是咱从远方请来的客人闹情绪，嫌咱们没有好好招待它。这样吧，咱给它弄点好吃的。”于是，柳青和县供销社联系，买回一车尿素，让技术员指导农民分别撒在各个田块里。
他安排技术员分队包干，进行严格的科学管理。经过增施水肥后，加上锄草、梳苗，秧苗很快变得绿油油的了。待到开花结穗时，本来就对花粉过敏、每年都要到外地去躲病的柳青，那一年他不敢离开皇甫村半步，他每天都要和妻子马葳叫上我爷爷，在皇甫村的稻田来回跑上十多里路，他常常手里拿着治气喘的喷雾器，一边给嘴里喷着，一边下到稻田里，察看水稻的长势，或者和农民交谈。虽然日本水稻个子不高，甚至比云阳红籼稻还矮半尺多，但柳青从资料上查到，这是这个品种高产的特点。看着繁茂的稻穗丰收在望的情景，柳青那颗高悬的心才踏实了点。 秋收时，日本水稻亩产超过了当地水稻四五百斤，有十多亩亩产超过千斤，最多的一亩打了一千三百多斤。曾编顺口溜儿挖苦讽刺过柳青的小伙儿，编了一段新的顺口溜儿：
柳书记，就是好，
出钱买回日本稻。
产量高，质量好，
人人肚子能吃饱。
他是干部好榜样，
皇甫人民忘不了。
二
一天，王曲區委书记孟维刚到柳青家汇报工作说，王家斌的互助合作组因庄稼长势好，丰收在望，有人就喊着要退组。柳青听后心里十分着急，恨不得立即飞奔到蛤蟆滩。当时正逢滈河涨水，身患肺结核的柳青，哮喘病又犯得厉害，上气不接下气，不停地咳嗽。孟维刚再三劝阻，柳青就是不听。他说：“这是关乎互助组存亡的大事，我咋能安心在家里待着？”最后，孟维刚拗不过柳青，只好把他背过河去。柳青苦口婆心地用新旧社会作对比，使董炳汉迷途知返，作了深刻检查。社员高怀荣心悦诚服地说：“柳书记真像个算卦的，一下子说到咱骨头里去了，谁还想退组！”
正是这一件事，激发了柳青的创作热情。
从1953年4月起，柳青倾尽8年心血，创作了长篇小说巨著《创业史》第一部。通过这部小说，柳青要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发生的”。小说一方面通过在渭河平原蛤蟆滩这一典型环境中曲折展开的合作化运动，来描绘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的历史风貌;另一方面，通过梁生宝、梁三老汉等一批个性鲜明的典型人物，来表现这一时期农民思想情感的转变。
1960年5月，《创业史》第一部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出版后，柳青找到王曲区委书记孟维刚说：“我想为集体办一件创业的大事情。”孟维刚问他：“什么事？”柳青说出了他长久埋在心里的话：“农业机械化是农村发展的根本出路，我准备用《创业史》的稿费给咱王曲办一个农业机械厂，帮助群众集体创业。”
天地可鉴赤子情啊！
柳青捐出稿费后，皇甫公社党委书记冯继贤来柳青家汇报工作。看见柳青一家生活困窘的样子，对他说：“你这人叫我咋说你咧，你给陕北老家修桥捐了一万元，却让我和别人帮你借粮票！听人说，为皇甫村拉电，你还向中国青年出版社预借了一部分稿费！你自掏腰包三千元，给社员买日本稻种。你生活这么紧张，为啥叫娃们和女人要受着这吃不饱、穿不暖的洋罪呢？为啥你自己硬要打肿脸装胖子，还要把一万六千多元的稿费捐给王曲办机械厂？”
柳青认真地回答：“社员去地里劳动，把地里打下的粮食交给了公社，我在家里劳动，也应该把所收获的交给公社，如今，我也是皇甫村的社员，也应该向其他社员看齐才对。”
不过后来，柳青还是听到了个别人对他捐献稿费的闲言碎语。他在给友人的信里，作了表白：“我把这本书的第一次全部基本稿酬和印数稿酬，捐献给集体办机械厂，这是帮集体创社会主义大业，绝不是刮共产风。如果有人这样看，以为我自己的错误招致了自己的困难，那才真是见鬼！我捐钞与共产风绝对无关。在合作化以前，我已决定这样做了。如果今后条件允许，我仍将像现在这样帮助周围的生产队和公社办些公益事业。奢侈生活，必然断送作家，败坏作家的感情和情绪，使作家成为言行不符的家伙，写出矫揉造作的虚伪作品，只有技巧而无真情。对我来说，无论前一个时期以高额稿酬将文学作品商品化也罢，近两三年说作家靠自己的稿费生活和教育子女是‘自留地思想’也罢，我决不从阵地上后退。”
这一年的深秋，《创业史》一书的责任编辑王维玲来皇甫村看望柳青。
得知王编辑来了，柳青和爱人马葳意外的高兴，老远就迎出来，将这位身高一米八的客人引进正房，招呼他洗脸、喝水。王维玲看见，柳青穿了一件中式对襟小褂、布鞋，而马葳，则穿着一身灰布制服，极其朴素。
天黑了，马葳同志端上了饭菜，王维玲见只有两双筷子，便要马葳和孩子们也一起过来吃饭。马葳笑着说：“你们先吃吧。”吃完饭，王维玲到院中散步，无意中走进厨房，正赶上马葳和孩子们吃饭，他们团团围在一个大锅旁，满满一锅菜粥，没有干粮，也没有炒菜，每人捧个碗，就这么吃着……王维玲立刻傻眼了。这就是著名作家柳青的妻子、儿女吃的饭菜！他知道柳青的生活并不宽裕，甚至有些困窘，但万万没有想到柳青过的是这样的清贫的生活！王维玲是一个从事文学编辑的人，到过多少作家的家里，他熟悉、了解他们的生活水平。此刻，他敢说，就自己接触过的作家之中，还真没有见过一户过这样贫苦的生活！回到屋里，王维玲再也克制不住自己，气愤着问柳青：“你生活这样困窘，为什么还要将《创业史》的全部稿费，都捐给公社呢？一万六千多元，你留下一部分不好吗？你做得太过分了！”
柳青望着王编辑，深沉而严肃地说：“我这一生再不想有什么变动，只想在皇甫村生活下去。我在这里，只想做好三件事：一是同基层干部群众搞好关系;二是写好《创业史》;三是教育好子女。你想想，我身在农村，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谁都知道我在写书，宣传和私有制、私有观念彻底决裂。今天我出书了，拿了巨额稿费，全部揣进自己的腰包，改善个人的生活，农民会怎么看呢？他们会说，这老汉住在这里写我们，原来也是为了他个人发家呀！如果这样，我还怎么在皇甫村住下去！《创业史》还能写下去吗？”
王维玲激动了，说：“你说得对！但是生活在农村，除了供应粮外，吃菜和用具都在自由市场买，费用高于过去好几倍。你也要考虑一下目前你们生活在农村的实际状况呀！”
柳青说：“我是从实际出发的，面对这样的现实，我和我的家庭，只能吃苦、节俭，不能向生活在大城市的作家看齐。如果顾虑多端，只图眼前利益，为自己打算，势必会影响我今后的生活和写作，将来后果一明显，懊悔不及。我以为，凡是从实际出发的事情，即使做的时候，不那么令人愉快，也不得不做;相反的，不从实际出发的后果，可能更不愉快！” 王维玲呆了，像上了一堂难忘的课，精神境界一下子被提高了许多。望着柳青，他在想：“这就是我还不十分了解的、令人崇敬的柳青！”
1963年，日本作家木顺下其来西安想见柳青，省委领导让柳青到机场去迎接，因为没有像样的外衣，他没去，反倒是木顺下其自己坐车到了皇甫村。后来，一个印尼作家代表团来陕，也要见柳青，却同样是因为没有像样的衣裳，他依旧没有去迎接。妻子马葳埋怨他说：“你看人家谁和你一样？穿着补丁衣裳，哪像个当干部的架势！”他说：“咱不学人家的样子，咱在农村，穿得太好咋在路上走呢？群众会躲着你。”
柳青不仅在穿着上不讲究，在日常生活中，也同样不搞任何特殊化。家具坏了，他亲自修理;他甚至会锔碗，修理开裂的碗盆;用了多年的手杖裂了，他拿一根铁丝绑上，继续拄着;头上的瓜皮帽戴了十多年，帽顶和帽边儿都磨破了也没有换新的;他喝茶用的小茶碗儿，是解放初买的，破了个豁口，他还用着;屋子里的小闹钟，是1951年出国时带回来的。朋友们多次劝他买块手表，用起来方便，他却指着小闹钟诙谐地说：“它还没有尽完义务呢。”他使用的哮喘喷雾器是20世纪50年代的产品，别人劝他买一个新的，他为了省钱，一直用到病逝。
多么朴素的人民作家啊！
在皇甫群众当中，还流传着柳青不肯资助兄长的怪事。
1960年春天，柳青的二哥因生活所迫从陕北来找他，想寻些接济，但遭到了柳青的拒绝。临回前，柳青让妻子马葳烙了两个锅盔，让二哥带在路上吃，只掏路费，没多给一分钱。马葳觉得这太不近情理咧，就悄悄地从大队医疗室借了80元钱，追赶到神禾原畔。二哥看到马葳后，满含泪水地对弟媳说：“弟妹呀，你可知道，俺弟走南闯北，俺可从来沒有给他添过半点麻烦，爹妈过世也没有问他要过半分钱。当年他投身革命没盘缠，是我向刘绍礼借了20个银元，让你二嫂把银元缝在两层布条里，他像裤带一样勒在腰上，骑上我多年养的马奔赴抗日前线。这次要不是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俺也不会来找他。咱老家的人说，千里当官，为的吃穿，他打小人灵，书念得好，俺盼着就是他日后能当个大官，给俺有个靠头。可他现在把官当大了，为啥大把大把地把钱朝八竿子都打不着的地方乱扔？为啥偏偏就不给俺呢？你叫俺咋想这事？你叫俺回去咋对你二嫂子和娃说呢？你叫俺回去咋给乡党们说呢？”
听着二哥痛哭流涕的诉说，马葳也流下了泪水，把刚借来的钱递给二哥。可和柳青一样秉性倔犟的二哥，说什么也不接，哭着说：“算了，俺受不起他那瞧不起俺的气。”马葳说：“都是自家的兄弟。你还不了解你弟弟那瞎瞎脾气，他嘴上硬得很，其实心里软着呢，你千万不要和他计较。”二哥说：“好弟妹咧，你给哥撂个实话，得是人一当官，心就变硬了，都变成这个瞎瞎样子咧？”马葳忙说：“其实，你兄弟就是脑子里装的事儿多，一时也没转过弯儿，他咋能不念你这哥弟情分呢？这钱还是你走后，他才想起来，这不是他让我给你送来了。”他最终没有接马葳手里的钱。
柳青真的忘了二哥对他的好处？没有。小时候，他和二哥在崖畔放羊时，自己掉到半崖酸枣刺窝里，是二哥忍着刺痛把他高高地架在肩膀上救了出来。他真的忘了在绥德师范上学时，因闹革命学校被国民党查封，是二哥跑了一百多里路，冒着被杀头的危险，趁着天黑偷偷地钻进被官兵包围得水泄不通的学校？是二哥将他那本视若性命的《共产党宣言》捆在被子里，背在自己身上;是二哥让他踩在自己的肩膀上爬过学校院墙;是二哥不顾自己的死活，把他搂在怀里顺着土坎儿滚了下去，领着他偷偷地跑出了绥德城……“你二哥为了咱们上学，省吃俭用，费尽了心血。咱家二十多口人，如果不是他在家里料理，咱俩谁也甭想出来。今后我们谁要是成了事，再难也要报答他的恩情啊！”他，绝对没有忘记大哥的话呀！
高高的原上，柳青遥望二哥离去的背影，心里也十分难受。
这时，王家斌正好上门来了，他认为柳青做得太过分了。柳青反而批评王家斌是用小农的温情代替无产阶级的感情。柳青说：“我咋能不想多给他点儿？但是不能，这次我没给，我是想让他自力更生呀！二哥身强力壮，能生产度荒。你给他一回，他想要二回、三回 ，他觉得这样省力，就不再爱劳动了。我能给老家建桥、修路，能帮助老家扩建小学，能资助二哥的儿子在西安上学，但绝不能怂恿他走这条歪路。”
三
三年困难时期，柳青的家庭生活非常困难，粮食常常不够吃。王曲区委副书记董廷芝听了群众的意见，在给社员供应返销粮的计划以外，由王曲粮站拨给柳青家200斤返销粮。董廷芝把批条送给柳青说：“大家见你家里吃饭人多，粮食不够吃，由粮站给你家批了些返销粮。”柳青一听，瞪了董廷芝一眼，说：“这咋能行？返销粮是给缺粮少吃的困难户的，我家是商品粮户口，咋能占用呢？你我都是国家干部，咋能给群众做这瞎瞎榜样？就是饿死也不能侵占群众利益，你把这见不得人的批条赶快拿走！”董廷芝说：“这是组织决定的，又不是我给你的。”柳青坚定地说：“组织决定的也不要，坚决不要，坚决不能要！你不能让我犯错误，你也不许有这种瞎瞎思想，你如果有这种思想，我对你也绝不客气！”
1958年农历二月的一天，皇甫村新修的鱼塘首次捞鱼了。当天下午，村支部书记王家斌兴冲冲地给柳青送来10斤鲜鱼。柳青从来不沾集体的一点点光，这次直夸鱼好，并破例收下。家斌心里乐滋滋的，可当他走时，柳青却在门口把他挡住了，让马葳把钱拿来给他。王家斌急了，说：“钱我不收。修鱼塘是你出的主意，鱼苗是你联系人从外地买回来的。送你这鱼是开干部会决定的，让你家尝尝鲜。”柳青说：“尝鲜是可以的，可咱们是共产党的干部，白吃集体的鱼，对吗？以后，不仅我不能这样做，你们村干部任何人也不能沾集体的光。一沾，群众就会冷眼看咱，一坏名声，二会脱离群众。”王家斌拗不过他，只得如数收了钱。柳青又对王家斌说：“我最近发现，干部中有一种赖毛病，就是酗酒。听说你也有这个酗酒的嗜好。你到我家来，我给你吃家常饭，不给你酒喝，顶多只让你喝两盅。我不给你酒喝，意思让你少喝酒或不喝酒。当干部喝酒喝馋了，张家请，李家叫，成天喝得脸红脖子粗，哪像个共产党干部的样子？日子久了，就要变质，会被人拉下水，你千万要改掉酗酒的赖毛病。”王家斌听了柳青的话后，改掉了酗酒的不良嗜好。 1959年，柳青五弟的妻子因难产而丧命，无奈把六岁的儿子托给二嫂照看，自己跑到四哥柳青这个“县太爷”处找工作。柳青说：“还是回老家寺沟当农民，看好儿子，不要加重二嫂的负担。”五弟觍着脸说：“找个工作嘛。”柳青说：“难办。”五弟说：“对你来说并不难，你现在是县上领导嘛。”柳青说：“我这个领导不是给咱家当的，是给长安老百姓当的。”五弟赖皮地说：“我也是个老百姓呀？你就给兄弟寻个一般干部当当。”柳青说：“那好，你替我当书记嘛。”五弟说：“那怎么行呢！”柳青笑着说：“这儿不缺书记、县长。你又不识字，当什么干部呢。”
后来，王曲区委副书记董廷芝知道了，给县劳动局打了个报告，跑到柳青家，通知他五弟去粮站当职工。柳青知道后，跑到董廷芝的辦公室，指着董廷芝的脑门儿质问道：“如果我是皇甫村一个普通的农民，遇到这事，你会给办吗？告诉你，不把他的工作辞退掉，我就让县委撤你的职！”
王家斌的妻子凤英患病了。为了滋补妻子凤英的身体，急着想买一只产奶量大的奶羊。怎么办？
唯有柳青家的那只奶羊最为中意。不过，柳书记是否肯卖，王家斌心里没有把握。于是，他就直截了当地对柳青说想买他的羊。“买我的？能成，成。” “那你要多少钱？”“要多少钱？这有啥说的，我15块钱买的，你就给15块吧。”家斌从上衣兜里掏出钱交给柳青，便拉着奶羊往回走，谁料刚走出门不远，柳青就由院子里匆匆地赶到门外，将他吆喝住：“家斌，家斌，你停一会儿，我还忘了卸羊缰绳和笼头呢！”他边说边动手，摘卸奶羊的缰绳和笼头。家斌一看，哭笑不得：“哎呀，柳书记，你咋能这样办事呢？市场上卖牲畜，哪个不是连缰绳和笼头一起卖的，难道能让人家抓着牲畜的耳朵往回走？”但柳青十分严肃认真地说：“我承认我把羊15块钱卖给了你，但我没说连缰绳和笼头一起卖呀。我卖的是羊，不是缰绳和笼头嘛。”
不久，柳青的一位朋友提到此事，柳青认真地说：“我那是找个由头来教育他。人的坏毛病，都是在平时日积月累惯出来的。今天沾我的光，明天沾他的光，将来天长日久肯定会出事。手长眼小的人，根本就当不了个好干部。”
四
1957年6月26日，下了7天连阴雨，神禾原皇甫村10队中段，原崖突然滑坡，我的两个姐姐和乡邻共48人遇难。悲痛欲绝的母亲哭得死去活来。就在我爷爷和家人商量如何安葬我姐姐的时候，柳青和他的妻子马葳来到我家。马葳拉着我母亲的手，柳青手里捧着两身衣服，安慰我母亲说：“二嫂子，娃不幸遇难了，我和你们一样难受，请你多保重身体，想开一点。这是马葳给娃买的两身衣服，给娃穿好。”柳青把衣服轻轻放在我母亲的手上，满眼含泪地又说：“这次是我大意了，没有事前组织好干部做好安全排险工作，造成了这天理难容的大事故。二嫂子，我对不起你一家人，对不起皇甫村的父老乡亲们啊！”柳青合拢着双拳连连向我母亲赔礼道歉。
“唉！好我的柳书记呀，这咋能怪你呢，这是天灾呀！你在西安开会，咋能知道要发生这倒霉的事呢？你平时给咱皇甫人操的心、办的事还少吗？听乡党们说，出事后这三天里，你黑明连夜地跑前跑后，光泥水里就摔倒了几次，腿现在还一瘸一拐的。你这样做，让我这个七十多岁的老汉和俺一家人咋样还你的情啊！”泪流满面的爷爷使劲地跺着脚，感激地说。
柳青安慰我爷爷说：“老叔，你这话说到哪去了。我这样做是在认我们干部的过错，赎我们干部的罪呀！是我们对不起你，对不起你们一家人，对不起皇甫村的父老乡亲们啊！”
爷爷去世前，曾拉着我的手说：“孙子呀，作为一个男人，活在这个世上，就要像柳青那样，做人要大气，敢于担当，才能成大事。”
在长安县，柳青拯救张家谋的故事，也感动了不少人。
1958年，张家谋调到长安报社担任主编。“大跃进”开始了，县委第一书记在全县团训班上发表讲话称：“长安70万亩小麦秋播，地要深翻一丈二、一丈四、一丈六，每亩种子要下一百二、一百四、一百六，每亩产量要打一万二、一万四、 一万六……”他要求张家谋把他的讲话在《长安日报》头版刊登，并且让张家谋写个社论造势。张家谋把稿子一看就急了：“胡吹冒撂啥呢，这咋能办得到？”压着稿子未发。
不长时间，县委就开会揭发张家谋目无组织、反对党领导的“罪行”。张家谋说：“最后的结果是，给予我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当天晚上，我一夜都没睡，也不知道流了多少泪，万念俱灰，我想了结自己的生命。第二天，我骑自行车到斗门镇看了正在采访的妻子玉润，紧接着回老家子午镇看了老人和孩子。这些事情办完后，我就回到房子准备喝药自尽。当我打开药瓶时，突然电话铃响了。是柳青爱人马葳的电话。她对我说，柳青同志让你到皇甫村来一下。我心想，我受到这么大的处分，实在没脸见到柳青。于是说，柳青书记正忙着写《创业史》，我就不去打扰了。马葳对我说，柳青说了，你要是不来，他就要到你那里去。我感到不去不行了，急忙骑着车子到皇甫村去。到了以后，柳青拉着我的手一直不放。对我的遭遇和处分，柳青完全知道，但在我们的谈话中他却只字不提，只是请我吃了顿饭，领我在滈河滩上转着，走着说着。一路上，柳青给我讲了历史上很多忠良贤臣抵触帝王权贵的故事，使我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彻底打消了自尽的念头。这件事以后，我和柳青的感情就更深了一步，他对我，不光是在写作上、工作上给予帮助，我们的灵魂好像也都融合在一起了。”
1964年12月底，柳青去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翌年正月上旬的一天，他回到了积雪未消的皇甫村。
刚一进村，站在皇甫村郭家什字街上的老汉和老婆们，一拥而上，把柳青围住，对他倾诉工作组批斗村干部的情况。他们一个个满脸愁容，无奈地对柳青说，工作组在皇甫小学的操场上召开了批斗王家斌的大会，一下就揪出了王家斌三四十名“亲信”，光陪斗的干部就站了三四排，许多干部都挨了打，其中一个极不地道的女人还在批斗会上打了王家斌两个耳光。他们还说，一连几天，“社教”工作组对一些所谓有问题的干部，不准他们回家吃饭，不准睡觉，硬逼着他们交代问题，承认贪污。从办互助组以来一直当干部的董炳汉也被轮番批斗。董炳汉为人正直，廉洁奉公，工作组硬要他承认贪污。起初，董炳汉承认贪污100元，后来又说成200元，工作组不答应，最后添到300元还不行。无奈的董炳汉放声大哭地说：“我再搭100元。毛爷把我解放了，我盖了这两间草棚，能值400元，我再把这还给你们……” 柳青听了乡亲们好一阵子诉苦，气愤极了。他从村东头的邮政所取了当天的报纸，边往家走，边骂：“什么玩意儿，谁都成了坏人咧！”
愤愤不平的柳青，回到家里坐卧不宁，当天就到长安县委找“社教”工作总团团长，义正词严地指出：“批斗王家斌这样的好干部是错误的！”并且要求立即面见王家斌。
总团团长严肃地对柳青说：“你知道不？长安在‘社教’！”说着便拿出一张有关“社教”工作的纪律和注意事项，念给柳青听。
窝着一肚子火的柳青，听不得他半点多余的废话，怒不可遏地说道：“我能认得字！”说完，柳青就要求见王家斌，总团团长起初不同意，柳青明确表示：“因见面引起的后果，我負责！”无奈之下，当天晚上，他们只好陪柳青去看王家斌。
柳青见了王家斌问道：“委屈不委屈？”和柳青一样倔犟的王家斌回答道：“委屈！我不服！”停了片刻，王家斌又说：“贫下中农斗争我，我没意见;为啥叫我给富农、伪保长低头？这个头我低不下去，为啥那些过去因不遵守政策、法规被我批评过的人，左右耳光地打我？这口气我咽不下去！”
柳青说：“有一就一，有二就二，有啥说啥，一丝一毫也不要隐瞒，以实为实，按共产党员的条件办事。你拿了人家啥就说啥，有了就交代，没有了也不要胡编。”说罢，柳青扭身就走。
由于柳青态度坚决，亲自出面，多方交涉，工作组才不得不对王家斌重新调查。不几天，王家斌就被宣布“解放”了，也保住了皇甫村一大批干部。
一天， 柳青从中宫寺来到罗家湾大队。
看见有些人在搬东西，他问：“这是干什么？”一个青年回答：“工作组说，党支部书记罗昌怀是漏划地主、‘四不清’干部，搬他家的东西去展览。”柳青听后就去找罗家湾大队的工作组，劈头盖脸地问：“你们调查了没有？你们把土地改革法好好看一看，我看罗昌怀家就不够地主成分。”就这样，在柳青的出面干预下，罗昌怀家的东西又被送了回去。最后，罗昌怀家不但没被定成地主成分，而且罗昌怀也不是“四不清”干部，他还光荣地当选为西安市优秀共产党员。
“柳青，不好了！”妻子马葳惊慌失措地跑进屋。
“啥？咋咧？”正在写作的柳青惊诧地抬头问道。
“王茂盛死了！”说完，马葳“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柳青“唰”地站起来，“啪”的一声，一拳狠狠地砸在桌子上，满腔愤慨地怒吼道：“批斗王茂盛这样天底下少有的好干部，简直是胡闹！”
柳青看着悲伤痛哭的马葳，说道：“马葳，别哭了，跟我走，咱找他‘社教’工作团长论理去。”说着上前一把拉着妻子的手冲出门去。
在柳青的出面干预下，真相终于大白，当了十一年队长的王茂盛，从来没有在生产队报销过一分钱的费用，更别说他贪污。在柳青的建议下，皇甫公社召开了王茂盛追悼大会。
追悼大会上，柳青请大家和他一同再次向王茂盛遗像鞠了三个躬，柳青讲：“我为什么在今天的追悼会上，要请大家再次向王茂盛鞠三个躬呢？这是因为王茂盛自从办互助组以来，就带头吃苦，勤勤恳恳，从来不占集体一分一厘的便宜。‘社教’工作组进村后，有的人捕风捉影，诬告王茂盛有经济问题，听信谗言的‘社教’工作组，硬是要让王茂盛承认贪污了集体1000元，王茂盛死不承认，他们竟将他关在阴暗潮湿的破房子里，致使王茂盛身患疾病而死。
柳青愤慨地大声吼道：“批斗王茂盛这样的好干部，这简直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的胡闹！刚才公社党委书记麻永怀已讲清了，经查，王茂盛根本就没有贪污半分钱，反而生产队还欠他460元钱。像这样的好干部，真是少有！我和‘社教’工作团交涉过了，他们让我代表他们向王茂盛的家属谢罪。
“一个年仅33岁的年轻后生王茂盛，能把一个生产队引领得全队人和睦相处，每个劳动日价值竟达到1.68元，这在我们当今的陕西省恐怕也找不到第二个，在全国也实属罕见。
“身为一个共产党员的我，没有及时尽到自己的责任，没有很好地保护好王茂盛这样的好干部，我失职！我有错！我有罪啊！”
深感负疚的柳青潸然泪下，强捺住心头的愤懑，招手把台下的妻子马葳喊上台。他忏悔地吼道：“今天，我要和我的妻子马葳向王茂盛赔罪！我们没有保护好王茂盛这天底下少有的好干部，是我们的过错，是我们干部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啊！”
话音刚落，只听“扑通”一声，柳青和妻子马葳跪在了王茂盛的遗像前。
台上台下，罕见地响起一片啼哭声。
五
1958年，农村大办公共食堂，不准各家起灶，只能集体用餐。可是，“食堂化”带来的浪费粮食、对老弱幼病残人员生活不便和举办食堂的诸多困难等因素，引起了社员的普遍不满。柳青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总结了食堂的十二个弊端、四条办不成。他顶着压力，亲自将总结材料交给了省委书记张德生。
马葳知道后，恐慌不安，几天吃不下饭。她埋怨柳青道：“你咋这样不识时务呢？净做些跟上面对着干的事。人家‘大跃进’放卫星虚报产量，每亩地能打20万斤粮食，争着插红旗。你倒支持王家斌实打实地报产量，每亩产量最多1200斤。人家给家斌发了黑旗，你倒好，竟让家斌明目张胆地把黑旗挂在办公室。这不是对着干，叫啥呢？现在全国都搞食堂化，你却写了十二个弊端、四个办不成。这是全国的大势所趋，咱心里不悦，就放到心里，甭写出来惹是生非。”
柳青耐心地开导妻子：“马葳，咱和社会的最底层的人生活在一起，最了解老百姓的疾苦，咋能昧着良心，装睁眼瞎子呢？你我都是共产党员，咱怎能不把实际情况向上级反映呢？”
忧心忡忡的马葳反驳道：“柳青，就算你能，你能把天戳个窟窿，但你也不能不为咱们的娃娃考虑，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我和娃们可咋活呀？”说着说着马葳不由自主地号啕痛哭起来。
柳青听着妻子马葳的絮叨，看着妻子伤心地痛哭，愧对妻子儿女的深情，像一股难以压抑的潮水涌入心头。面对党的事业，面对老百姓的疾苦，面对妻子儿女的亲情，柳青陷入了极度的沉思。 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满含深情郑重地对妻子马葳解释道：“马葳，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你说的也不是不在情理之中。可是，我不但是个男人，更何况我还是个共产党员，我不能丧失做人的良心，我不能不尽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和责任，如果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知情不报，我咋能对得起毛主席两次接见我对我的嘱咐呢？咋能对得起天下的老百姓啊！”泪流满面的柳青，深情地叹了一口气，语重心长地对马葳说道：“如果我们每个干部党员都得过且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双眼齐闭，或睁着眼睛说瞎话，或装聋卖傻，做睁眼瞎子，那么，老百姓今后的日子还怎样过啊！共产党还要我们这些党员干部干啥用啊！”
在柳青与马葳争辩后不久，老天爷果真睁了眼，“食堂化”彻底解散了。
1972年，陕北的乡亲找到柳青，告诉他有些地方竟然到吃树皮、吃草根的地步，即使如此，仍然要拼命“农业学大寨，修梯田”时，这个倔犟的决不轻易掉眼泪的陕北硬汉子竟落下了泪水。
他痛苦地说：“前段时间，周恩来总理陪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延安，看到陕北荒凉贫穷、人民困苦的生活现状时，周总理泪流满面地哽咽着说：‘我对不起革命老区的人民啊！’”柳青说：“陕北如果真的这样不结合实际发展，真要这样傻乎乎地蛮干下去，不但劳民伤财，群众的生活也会越来越苦。那么，我们共产党打天下是为了啥呀！”
襟怀沧桑的柳青又重新提起十多年前写的一个建议——《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他认为，陕北地区的自然环境是不宜于着重发展农业生产的。一是这一地区十年九旱;二是水利条件受到水源的限制;三是地形零碎，机械化使用受到限制。他说：“既然陕北不适合重点发展农业，那就要从实际出发，考察它的地形、地貌、气候等特点，发展苹果种植业，辅以畜牧业和农业，重点开发地下资源。”“陕北土地经营方针的改变，必将导致现代工业城市的发展。”
这些建议，柳青早在1955年就跟陕西省委提出过。著名地质学家、西北大学教授张伯声后来回忆说，他和柳青等几个“臭老九”在被打成“牛鬼蛇神”的那段日子里，柳青曾私下多次找他们探讨改变陕北面貌的方案。1972年，柳青通过胡耀邦写信给周恩来总理，阐明自己改变陕北落后面貌的观点和设想。周总理将柳青的信亲手交给了在北京开会的陕西省委书记。王震副总理曾很关心陕北的建设，他派他的秘书和柳青交谈过这事。
今天，柳青的愿望终于得到实现——陕北绿树成荫，苹果、大枣远销国内外;地下资源，尤其是石油、煤、天然气和盐成为陕北乃至陕西的一个重大经济支柱，大大改善了陕北人民的生活水平。
六
柳青的大哥叫刘绍华，1928年，任米脂县地下党县委书记。在大哥的熏陶下，他12岁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4岁连字也认不全就啃读《共产党宣言》，20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抵达延安的当晚，毛泽东邀请柳青和范长江一起，设家宴款待。柳青当面接受了毛泽东的教诲，从此，他开始了为信仰而淬火加钢、为理想而不懈奋斗终生的革命生涯。
1960年5月，长篇小说《创业史》的横空出世，不仅震惊了文学界，而且，对于当时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进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柳青讲：“《创业史》是写人们和私有制、私有观念彻底决裂，是用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美德，用共产主义思想创社会主义大业的。我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引领党员、干部群众做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身体遭到严重摧残和折磨、精神遭到极端陷害和污蔑的柳青，镇静地面对拔地而起的狂风，好像一切都已在他的预料之中，他决不盲从，也不隨波逐流。
他说：“我考虑了，坚决不跟他们一伙走。只要我的《创业史》不朽，我也不朽。我柳青是个历史人物，我不能在运动中为了眼前好过，就毁了我一生。我要对党负责，对历史负责，我不能折腰，我要仰起头，挺起胸，硬骨铮铮地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关。”
不久，柳青被揪到了西安，囚禁在“牛棚”。由于柳青倔犟的脾气，惹火了造反派，格外吃了不少苦头，每天不但挨骂，还要挨打，承受常人难以想象的羞辱和折磨。皇甫村的干部和群众听到这些消息后，都感到非常震怒，但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们也束手无策，只能背地里议论：“柳书记本来身体就不好，若再这样硬碰硬地下去，非贴上老本不可。”
一次，孟维刚和我伯父、皇甫公社党委书记麻永怀几人相约，到西安看望柳青。当他们忧心忡忡地推开了关柳青“牛棚”的门时，一眼就看到“牛棚”里柳青，大家都愣住了，一个骨瘦如柴、头发花白的老头儿出现在他们面前，这哪像平日里生龙活虎的柳青啊！仅仅一个多月的工夫，就被折磨成这个样子，他们痛楚、心酸地望着柳青，只见他随着咳嗽声身子一蜷一缩地剧烈颤抖着，挣扎着想爬起来，我的伯父看到这场景，他的心像钢刀割了似的难受，他猛地扑到柳青床前，双手紧紧抱住柳青，满腔气愤地问道：“柳书记！你咋叫这帮龟孙子把你打成这个样子咧啊？！”孟维刚弯曲着一条腿，半跪在柳青床边，轻轻地抚摸着柳青的双腿，他哽咽着，半天说不出话来。他心如刀绞，泪如泉涌。这泪水里裹挟着皇甫人多少个疑问和不解，这泪水里饱含着皇甫村乡亲对柳青多少难以言表的深情厚谊啊！孟维刚缓了一会儿才说：“柳书记，他们咋把你折磨成这个样子？”柳青伸起脖子，喘了口气说：“人家让我每天喊黑作家柳青报到。我说，我是受审查的柳青报到。他们就不依，打我，折磨我，把我的耳朵都撕烂了，用膝盖把我压倒在地上，把我的脊梁骨都打折了。他们让我说《创业史》是毒草，我说可能是有缺点的作品，他们就不依，一天都不放过我，让我光脚站在狂风怒吼、一尺多厚的雪地里……”
不忍心再看着柳青受摧残和折磨的孟维刚，善意地劝说道：“柳书记，那你就稀里糊涂地给他们承认了吧。承认了他们又能把你咋样？”
对党、对人民忠诚的柳青听后，把脖子一扭，双眸突然闪现出冷峻的目光，正气凛然地说：“维刚，你说啥？你说啥？！你也算是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咋能这样胡说八道？”柳青义正词严地说道：“我是受审查的革命干部，怎么能成个黑作家！就是死我也不承认！不要说是个共产党员，就是个男子汉也不能那样，那样就太没有骨气了！”看到柳青这种宁折不弯的大无畏气概，对柳青肃然起敬的孟维刚，心里非常难过，为这位憨直认死理的陕北倔犟汉子今后的命运担忧，他用委婉的口吻试探地规劝道：“柳书记，你也没想一想，你这样做到底是何苦来着？到底想图个啥？何苦要受这么大的罪？只要活着，就有跟那伙人斗争的机会。不然……”孟维刚的话还没说完，柳青两颗依然炯炯有神的眼睛，就像两团熊熊燃烧的火，他显然生气了，他挣扎着直起腰，十分不满且慷慨激昂地说道：“我要承认《创业史》是个毒草，那人们会把我笑死咧？我还有脸活在这个人世上？！我咋还有脸见皇甫村的人。我咋能对得起死去的父母？咋能对得起儿女？咋能对得起抗日战争时期，为掩护我牺牲的两名机枪手？咋能对得起党的多年教育培养呢？！”他越发地激动了，两眼直视着大家，用他那干枯的手，指着身边围着的大伙剖白自诉地说：“对你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一个人活在世上，不能看到更远的将来，算啥呢？我不能随着形势的变化，改变自己的意志、思想和党性原则……一切都是暂时的，只有人民是永恒的！所以，我没有伤感。我相信，在共产党领导下我们的这个社会制度好着呢，一切邪恶都是暂时的。人活着就得有信仰，与邪恶斗争。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应尽的义务。拿我柳青来说，我是毛主席亲口作过嘱咐的人。我是一个革命者，在邪恶势力面前，我不应该低头屈服，应该不屈不挠地斗争。”他那固执倔犟的样子，惹得在场的人都无可奈何地苦笑了起来。 柳青却诧异地瞪起双眼，一本正经地说道：“是这样嘛，他们说我是特务，是黑作家，他们还说我是彭、高、习的残渣余孽，我说不是，我说我是受审查的革命干部、共产党员，我的作品是有缺点的，他们就打……他们最终只能毁了我的身体，却毁不了我的思想、我的精神、我的信念！我对我所从事的事业，从来没有怀疑过，动摇过。”
过了一段时间，孟维刚又一次和我伯父郭治荣、皇甫村党支部书记杨海民去看望柳青。这时，柳青的哮喘病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呼吸急促，浑身抽搐，连说话都很艰难。他们几个围坐在柳青床旁边。躺在病床上的柳青，双手吃力地拉着王曲区委书记孟维刚的手说：“维刚呀，我一辈子没求过谁，这回求你了。如果我死了，你一定要想办法，把我拉回皇甫，如果有条件的话，给我买个枋，没办法的话，就用这条被子把我卷了，埋葬在神禾原上。我生是皇甫村的人，死是皇甫村的鬼。我要在神禾原上看着皇甫村翻天覆地的变化。等50年后再给我做结论吧！”
这是什么？这是党的嘱托，是做人的情怀，更是一个共产党员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福祉，而坚守信仰、奋斗终生的告白。
就在这时，柳青突然遇到了一个天大的“好事”。一个造反派头头看到有一位中央领导在报纸上发表了对柳青善意的讲话，认为柳青在文艺界的地位是不容否定的，便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柳青写文章赞扬他，说柳青如果照他说的做了，他们就当“保柳派”，保证柳青以后不会受到批判。面对这个头头的要求，态度坚定的柳青说：“上造反派的船，为造反派唱赞歌，天大的笑话！我不会拿我30年的党龄开玩笑！我做得对，你要打也打不倒。我做得不对，你要保也保不住。我不要谁来保护我，我自己保护自己。”
当时，不仅是所谓的“保柳派”认为他打不倒，造反派也逐渐觉得要打倒他不那么容易。
1967年9月30日，柳青获得了所谓的“解放”。“解放”了，少了些人身侮辱，可又多了些精神折磨。造反派头头开始和他接触，说话和气，对他的妻子马葳不时夸上几句：“你看你多么朴素、多么贤惠、多么善良、多么通情达理，长得貌美。而不像她们那样，她们是资产阶级太太，你不是。”在一次批斗会上，造反派头头还有意在讲话的最后附加上了一句：“柳青是孤立的现象，他没有那种个人的东西。”其目的还是要柳青说造反派的好话，尤其是说他的好话，并多次表示，如果按他的要求办，他就让柳青作为革命干部进“三结合”领导班子当头头。这在当时是多么大的诱惑，多么幸运荣耀的事情啊。试想，当时柳青如果进了“三结合”班子，后来他就不会遭那么大的罪，他的爱人马葳也不会被逼上人生的绝路。但是，柳青面对喜从天降的“大好事”嗤之以鼻。他说： “人生最得意受宠的儿女是正义感和良心，最受尊敬的父母则是人格和道德。我不能出卖灵魂，不能进他们那个‘三结合’的领导班子，绝不能！我宁愿当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打死我也不进他们那个烂球‘三结合’的瞎瞎班子。”
柳青曾对孟维刚意味深长地讲李贺的诗“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少年心事當拏云，谁念幽寒坐呜呃”，他说：“维刚，你领会到了吗？李贺在这首诗里寄寓了自己在困厄时的苦闷心情和他不甘在伤感中消沉的决心。他是多么渴望着鸡鸣天亮啊！我也一样，尽管关在‘牛棚’中，我从没有悲戚和伤感过。我要坚守信仰，我要坚持实事求是，有时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不动摇，甚至牺牲生命。‘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在我看来，不符合实事求是，是带有市侩哲学气息的。凡是实事求是、凡是不惜一切坚持真理的人，就不能有投机心理。投机心理有大有小，是由个人主义产生的一种精神状态。宋代贤臣范仲淹不畏权贵，被贬外逐时，还念念不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两千年前的诗人屈原，是封建社会的，他敢于坚持一种信念。鲁迅在当时的上海文艺界中，他的坚持真理，他是完全为人民和革命的。我也是一个文艺工作者，我觉得，像在泥泞道路上走着一样，要一步一个脚印，要经得起一切考验。”
由于柳青不向权贵折腰，不愿和造反派同流合污的强硬态度，惹恼了造反派头头。在一次谈话中，造反派头头气愤地左右打了柳青几个耳光，又狠狠地一脚把柳青踢倒在地。看着满脸是血的柳青，这个丧尽天良的坏种恼羞成怒地骂道：“柳青，你真是个不知好歹、不识时务的傻■，今天老子不但要把你打翻在地，还要踩上几脚，看你还嘴硬不嘴硬。”当即宣布“打倒柳青”，再一次将柳青定为“顽固不化，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关进了“牛棚”。
七
1973年春节后的一天，踏着未融的积雪，冒着未消的寒气，我和长安县文化馆馆长郝贵忠去柳青在西安的家中拜访。
一进门，在简陋窄小的房子里，地上摆着几根大葱和二十几个土豆。看着柳青妻子马葳被迫自杀后家里凄凉的情景，一股难以抑制的泪水直涌我的眼帘。柳青坐在一张破旧沙发上，腿上放着写字板，默默地写着什么。当他看到我们到来时，高兴地和我们聊起来。他不厌其烦地问我爷爷的身体状况，还问我伯父经管的饲养室今年下了几头骡驹、马驹……当谈到他的身体状况时，他微微一笑。
当我和他谈到当年他和马葳对我家的关照时，他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泪水，黯然神伤地说：“你知道皇甫村人都说马葳是个好人，贤惠、厚道、善良、通情达理。我写的《创业史》第一部有她的一半功劳啊！”柳青极度悲愤地说：“我被第二次打倒，关进‘牛棚’后，马葳最怕参加批斗我的会，但每次批斗我的会她又都参加，她是不放心我呀！她坐在会场的一角，手足无措，紫棠色的脸变得蜡黄。平日总是闪着亲切、质朴、黑幽幽的大眼睛，那时变得目光呆滞，惶恐不安。眼看着亲人备受折磨，她忍受不了这种疯狂野蛮的批斗、残酷殴打的场面，可她又不知道应该怎么办。马葳精神上承受着来自各方面她所不能承受的压力，她受到比我更大的痛苦和折磨，她在丈夫、儿女们的生命全无保障，衣食住行全无着落，一家人到了走投无路的状况下，痛苦达到了极限…… ”
1949年，马葳，一个远离他乡、年仅23岁的华北大学毕业生，被分配到西北局图书馆工作。1952年，经西北军政委员会书记习仲勋牵线，与临时参加整党工作的柳青相识，后经西北局党校校长李文海做媒，结为伉俪。为了支持丈夫写《创业史》，她舍弃了西北局优越舒适的工作环境，和柳青到贫穷落后的皇甫村安家落了户，协助柳青完成了巨著《创业史》第一部。 然而，1969年6月，一个傍晚，对被第二次打倒的柳青的迫害进一步升级。马葳也遭到了诬陷和攻击，但她不愿和那些邪恶势力同流合污，更不堪目睹丈夫受到残酷折磨，为了挽救身体孱弱的丈夫、保护年迈的母亲和五个未成年的子女，她怀着满腔的悲愤，步行30里路，恋恋不舍地望了皇甫村最后一眼，含恨跳进了神禾原畔的大口井。
马葳是想用自己的死，来挽救丈夫柳青的生命，好让丈夫写完他那撼世杰作《创业史》啊！
第三天上午，大口井里漂起了马葳的尸体，人们无比愤慨。
在安葬马葳的日子里，恬不知耻的造反派们，利令智昏地派人到皇甫村取证马葳死前都干了些什么事，好给马葳的头上再捏一顶畏罪自杀的帽子，好彻底逼死身陷囹圄的柳青。造反派的外调人员首先找到了《创业史》中梁生宝的生活原型王家斌问：“马葳为啥偏偏要跑三十多里的路，跳井死在皇甫村的神禾原畔？”
王家斌气愤地说：“你们胡闹啥呢？连鬼都不放过，要问，问鬼去！”
他们从王家斌身上捞不到想要的马葳的“罪状”，转而又问：“那么，你知道柳青都说过哪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
王家斌说：“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人家从来就没在我面前说过，我咋能知道呢！”
“你甭害怕，他是黑作家，已经被打倒了。”
王家斌说：“要是这么说，我就没啥说了。”
“你的靠山倒了，你为啥还要保他？！”
“人家把一万多块钱给咱王曲公社创办农业机械厂，也是坏事？”
“那……那他才最坏呢，他耍的阴谋诡计，拉拢群众，是个两面派！”
“把自己的钱给大家使用，也是坏事？”
“钱是国家的，他给了公社，回去还向国家要。”
“钱能随便向国家要？要是这么胡说，咱们也就没啥好说的了。”
来人还不甘心，又说：“他比群众住得高！”
“那庙原来就建得高。”
“他比群众生活好！”
“你胡说！我看他屋里没个啥，连一床好被子也没有，娃们穿的是补丁摞补丁的衣裳。倒是有个钉鞋的盒子，鞋破了，还是自己钉。”
他们没有从皇甫村群众的口里得到半句他们想要的马葳和柳青的坏话，就把提前捏造好的诬陷马葳和柳青的材料拿到皇甫公社，要盖章时，皇甫公社文书翟青云看过伪造民意的材料后，怒斥道：“请你们再打听打听，再问一问皇甫村的所有人，谁不说马葳是个少有的贤惠、厚道、通情达理的好人？谁不称赞柳青是个天底下少有的难得的大好人？这儿是皇甫公社，由不得你们胡乱编造，栽赃陷害。如果你们再不长眼睛的话，看我不叫皇甫村的人打你们这伙狗日的才怪呢！”这伙人赖着不走，非要翟青云盖章。不料，周围的群众知道这件事后，纷纷围住造反派的外调人员要动手打。在公社干部的拦挡下，造反派外调人员见势不妙，才惊慌而逃。谁料，造反派外调人员在离开公社办公室不远的神禾原畔遇到了皇甫村一伙愣头青年，他们含着满腔的怒火，愤慨地将造反派开的汽车掀翻到水渠里。事后，造反派只好宣告柳青无罪。
当谈到他的创作时，“解放”后的柳青，像他讲的那样：“成功人的字典里，没有‘惧怕’二字，只有浩然气概的勇敢。”柳青没有半点消沉和晦气，仿佛像一个即将奔赴战场的勇士，激情昂扬地把手一挥，指向墙上挂着一幅竹篾条幅，上面是柳青端端正正写的一首诗。我和郝贵忠馆长不约而同地读了起来：
落户皇甫志如铁，谋事在人成在天。
灾祸累累无望时，草藁还我有生机。
堆中三载显气节，棚里满年试真金。
儿女侍翁登楼栖，晚秋精耕创业田。
柳青要把被“文化大革命”耽误的宝贵时间抢回来！身患严重哮喘病的柳青，他要在医院的病床上昼夜奋笔。他一边喘息着，一边往嘴里喷着气雾剂，吞着药丸，把输氧的皮管用胶布固定在鼻孔里，费力地描绘着蛤蟆滩的美好前景，刻画出皇甫村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一个又一个“梁生宝”式的人物来……
一次，医生通知病人家属，柳青已经死亡，要送太平间。这时，只见一个护理柳青的护士扑倒在地上，使出吃奶的劲儿，双手紧紧地拉住车子不放，她撕心裂肺地哭喊着：“求求叔叔阿姨，求求叔叔阿姨们，等一等，再等一等，再给他治疗治疗，再给他治疗治疗吧，说不定他还能活过来呀！他可是一个大好人呀！他为了写完他那个《创业史》，伏在窗前那个破圆桌上，晚上一写就熬到三点多钟啊！求求叔叔阿姨们，再给他治疗治疗吧，说不定他真的还能活过来呀！”小姑娘的举动，惊呆了在场的所有人。
谁也没有料到，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抢救，柳青竟然奇迹般的活了过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柳青的病像这样大的发作，病危通知书就下过11次，而他一次次都起死回生，一次次都从死神那里又回到了人间。柳青不能死，柳青更不想死。他想的是自己吗？不是。他想的是党的为人民谋福祉的事业。
他这样安慰经常为他牵肠挂肚的孩子们，“你们放心好了，我的事還没做完，《创业史》还没有写完，马克思还不准我报到的。”他还说，“我柳青算啥？只不过是沧海之一粟！我也想过，就个人来说，如果有那么一次闭上眼睛再也醒不过来，也就结束了这场悲剧和烦人的痛苦了。可是，我无权这样做，党给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创业史》还没有写完。这几年我想得很多，经过‘牛棚’一段考验，我观察了，分析了，我们党的老干部，绝大多数是不错的，这是我们党的财富。你想想，有这么一大批有威望、有影响、有号召力的老干部，能对眼前这样的现实袖手旁观吗？能不挺身而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千百万共产党人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变的！只要这个不被破坏，就有希望。”
柳青不止一次地说过：“司马迁受了那么大的耻辱而不辞世，是为了完成他的《史记》创作。我活着也是为了写作这个事。个人倒了算什么？人民是永恒的！人民期望着看书！周总理让人捎话来说，让我养好身体，让我想办法把《创业史》写完啊。” 短短的几年时间，柳青修改了长篇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和《创业史》第一部和第二部下卷。
1977年9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创业史》第二部上卷。
一个上午，医生把大女儿刘可风叫到办公室，说柳青拍的胸片上，怀疑有一个血管瘤。天哪！真是雪上加霜，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残酷的事情吗？可风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心里憋得慌。回到病房，父亲看到她神情诧异的样子，就追问：“医生叫你有什么事情？”可风故作无事。柳青说：“你说吧！和地狱打过多少次交道的人还有什么经受不住？”于是，可风告诉他医生的话。柳青缓了口气说：“每一个人都要选择一种结束方式，心脏病、肺病、癌症，随便哪一种，效果都一样，何必为这种选择发愁。”他轻松地开导可风：“人已老，不思腾达，只求死前留一定稿，足矣。从炉口看，火已灭，但炉内燃烧正旺。眼看着夕阳西下，赶路心急，可惜诸事不宜。虽如此，心志不灰。”
第二天，查房的时候，柳青的双手紧紧地拉着朱大夫的手，深沉而又恭敬地说：“朱大夫，你可知道，我可不是个贪生怕死的人？！”“知道，知道。”“你不知道，我这条命是我妻子马葳用死换来的！”“知道，我也知道。”“你肯定不知道我写《创业史》的动力和来源！”“不知道，真的不知道，那么，请你给我讲一讲。”柳青缓缓地出了一口气，深情地说道：“那是1950年，我在《中国青年报》副刊当主编，周恩来总理派车把我接到中南海毛主席住处的接待室。毛主席从他的书架上抽出一本我写的《种谷记》，对我说：‘你在小说界率先发表的肯定米脂县农村农民变工互助抢墒种完谷子的事，宣传了合作起来力量大。我想让全国农民走互助合作化的道路，土地国有化，由单干到集体，缩小生活差别，要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这是关系到国家体制变革的大问题。你说呢？’我说：‘我们文艺工作者一定要为人民写好书，写好农民该走哪条路，宣传好走集体所有制互助合作化道路的优越性。’毛主席对我的话表示肯定，笑着说：‘好！走集体所有制的合作化的道路是我们的基本国策。你一定要为人民写好它。’毛主席的话成为我写好《创业史》的动力。”
听了柳青的诉说，朱大夫一下子惊讶地呆愣在那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柳青缓了口气，说：“你还知道，周恩来总理让我把身体养好，把《创业史》写完！”“知道，大家都知道。”“那么，就算是老哥求你了，”说着柳青突然弓起身，双腿跪在床上，双手使劲拉住朱大夫的手，“求你了，求你了，求求你这个主任大夫！求求你和大夫们想想办法，让我再多活几年，好让我把《创业史》写完，好让我对得起周总理对我的关怀，好让我嫑辜负毛主席对我的期望！如果我真的死了，完不成《创业史》，那么我就愧对人民，愧对毛主席对我的嘱托啊！”
柳青双手抱拳，向朱大夫连作三拜。
朱大夫泪如泉涌，他双手紧紧地拉住柳青的双手说：“老哥，我当大夫几十年，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憨的人，把写作看得比生命还金贵。面对死亡，一般人都想多活几年，多享几天清福，多看看五彩缤纷的世界。而你考虑能再多活几年，是为了完成你那《创业史》。”神情凝重的朱大夫，深沉而感慨地长长叹了口气，说道：“唉，我没见过，我没见过，真的，老哥，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人！”朱大夫哽咽着痛哭流涕，颤抖的双手使劲地握住柳青的手！说：“老哥，我们一定会千方百计治你的病呀……”
刘可风听着父亲和朱大夫的对话，酸楚的泪水像决堤的河水奔涌而下。
望着病房窗外的雪松，柳青缓缓而又深情地对女儿说：“每个意念都是一场祈祷。你不要难过，肉体对我就这么一点意义，给人们留下一些研究上个时代的真实资料是我最大的心愿。”
柳青低下头，轻轻敲击着墙壁，慢慢吟诵着两年前送给女儿可风的一首诗：
襟怀纳百川，志越万仞山。
目极千年事，心地一平原。
这首诗，是柳青作为父亲对孩子爱抚的一个侧面。的确，孩子们大可享受同样条件的同龄者的欢乐，然而，耿直秉正的柳青却把他们从富裕的阶层拉下来，植根于陕西皇甫村的黄土地，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过早地成熟，随着父母的事业而苦而乐。他们柔嫩的肩膀，过早地留下了生活重担的印痕。
尤其是1969年，妻子馬葳含冤自杀以后，撇下一群孩子和柳青相依为命。柳青爱孩子，不愿离开他们去外地：“像个老母鸡一样。我走了，这一群鸡娃就没人管了。”孩子们更爱爸爸，围绕爸爸的工作，早早把生活安排妥。大女儿刘可风毕业于北京大学，参加工作后，几乎每星期都从永寿县农业局赶回来，照顾柳青，干一些家务，支持他把《创业史》写下去。
一部《创业史》，浸透了全家人的心血啊！
在常人看来，一个享受国家九级干部待遇的柳青，身后肯定会给儿女们留下一笔丰厚的资产。然而，在柳青的字典里压根就没有“存钱”这个词。
有一年过春节，柳青和儿女们十分难得地团聚到了一起。柳青对他们说：“娃呀，我一天不如一天，你们自己给自己想出路，不要靠我，谁也靠不上我，我的《铜墙铁壁》等作品早期稿酬和积蓄都捐给了抗美援朝事业。《创业史》稿酬和积蓄全部给了王曲人民公社，建了机械厂，给皇甫村的社员户户拉了电灯，给皇甫村的人买了日本稻种，给皇甫村修了一座桥，给咱老家也修了一座桥，剩余的全部交了党费。你们的爸爸在银行从来不存钱，存下钱有什么好处，你们娃们之间闹不好，既影响团结，又限制自己进步。不存钱，你们自己靠自己，漫长的生活道路是靠自己闯下的嘛。在学习上、在前途上、在事业上，谁也不要服谁，互相竞赛嘛！”
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柳青的七个子女都是靠自己的奋斗，成为了国家有用之才。
成年后的刘可风要结婚离开这个家了，做父亲的以何示女儿呢？柳青自蕴于胸，撇开合情而又不俗气儿女情长式的寄语，以一个政治家的超前意识找出了他在苏联访问时从马马耶夫岗索要的一块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碎弹片送给刘可风，并说：“没有千锤百炼，你就是一块废铁！没有钢铁般的意志你会一事无成。”赠勉了刘可风这样一首哲理诗。这首诗与其说是柳青给女儿的赠勉，毋宁说是他自己在政治风云搏击中的人生观的总结与转嫁，希望助他的女儿襟怀宽广，志越万重山，闯荡社会，及早地成熟。 诗中“襟怀纳百川”“目极千年事”，正是柳青半生坎坷、半生识见、光明磊落、肝胆照人的写照。
身患重病的柳青并没有被病魔吓倒，他的脑海里，还一直思考我国行政区域的划分问题。他认为我国的省份應按照经济发展的需要重新划分，分析了现在区域划分对我国经济建设的不利影响。在病床上，他不止一次地向前来看望他的友人，谈论着这一问题。临去世前，国家副主席李先念同志派秘书李成瑞、孙岳来看望柳青，他仍不忘阐述自己的观点：“几十年来，有个比较普遍的现象，上面领导容易‘一刀切’，下边行事容易‘一窝蜂’。如果能按照相似的经济条件划分省份，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这种现象或许有可能减少。”他告知李成瑞和孙岳说，“过半个月，我的病稍好后，我希望你们能再来一次，我谈一下我对党内监察工作和我国经济省份划分的设想……”
然而，就在李成瑞和孙岳走后的第13天，柳青突然不幸病逝。
柳青的这一建议，再也没有机会向国家高层反映了。他在世时，曾多次想把这建议撰写成文，但因病重体弱，终未如愿。就在他离世前三天，身体已极度虚弱，自知来日不多了，还再三地对女儿刘可风说起这件事：“我已经是油尽灯残的人了，是看不见新的长征了。党内监察工作是党的存亡大事，重新划分省份对以后的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希望将来在条件合适的时候，国家领导和有关部门能把这两件事办好。”即使到了这样的地步，他明知自己患了不治之症，仍倔犟地对女儿刘可风说：“我不能死，特别是在这个时候，我不该死……”
他辞世的那天，1978年6月13日，刚62岁，壮心不已，他死不瞑目啊！
八
1978年6月22日和28日，人们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在北京八宝山、在皇甫村神禾原上，分别举行了柳青的追悼大会。
神禾原上，数千人的追悼大会，柳青子女和皇甫村人呼天喊地的哭声，震撼了人们的心。一个体重不足百斤，皇甫村有名的“啬皮”“鸡颡”，不修边幅的“闲事队长”，有名的标准关中“不识时务”的陕西倔头老汉柳青，竟然有胡耀邦、王震等中央领导人参加了他的追悼会，时任国家副主席李先念同志送了花圈。《创业史》中梁生宝的生活原型王家斌、村支书罗昌怀，当场哭得昏了过去……
中国文坛，从此失去了一位优秀的人民作家！
1990年6月13日，柳青逝世12周年。
这天上午，我和伯父郭治荣去王家斌家，只见董炳汉、刘远峰、邢桂芳、皇甫村党支部书记杨海民他们已坐在院子里，因王家斌的身体健康状况，我们按他的吩咐，准备11时一块去神禾原祭拜柳青。坐在王家斌的院子里，大伙回忆着当年柳青在皇甫的日子。王家斌说：“我爸在办互助组时特别反感柳青，嫌他把我弄得成天不在家。我爸一见柳青来就骂：‘你个丧门星，你把我娃勾引得成天胡乱跑，不为家里做个啥……’柳青听见不在乎，一进门又说又笑，我爸脸一吊，给他个脊背，他还一样喊：‘老叔……’和我爸打招呼，让老人开心。1957年，我爸病重把我叫到床前说：‘娃呀，早先我骂柳书记，啥话也都说了，他不和我计较，还帮咱。现在我死了也就放心了，那老汉不吃咱的，不喝咱的，愣拼命干，他图个啥？一心为咱的日子好过，我死了你就听他的话。’我爸咽气前，柳青赶来，我爸拉着他的手，泪流满面地说，你……是个……好人！天底下……少有的……大好人啊！”
当王家斌讲到1969年8月的一天，他到西安“牛棚”看望柳青时，心情特别的激动。他说：“那天，我从关押柳书记的‘牛棚’的窗子跳进去，看到被折磨得骨瘦如柴，躺在病榻上不断咳嗽的柳书记时，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淌。当我问到他最近情况时，柳书记突然昏死过去。我也不知道当时我哪来的那股二杆子劲，用石头将门锁砸开，一口气把柳书记背进医院，医生说再晚来半个小时，柳书记就没命了。柳书记醒来后，我感激地对大夫说，我代表皇甫村的乡亲们感谢你们了！你们可让柳书记活过来了！柳书记啊，你真的不能死呀！你是天底下一个大好人啊！我们皇甫村的人需要你啊！”由于心情过于激动，王家斌说到这里时，口里念叨着“柳书记、柳书记”，因心脏病突发而亡。
1978年6月13日，1990年6月13日，一个令人无法解释的巧合，人民作家柳青和他的《创业史》中梁生宝的生活原型王家斌，在同一月、同一天，几乎又是同一个时辰逝世！几乎同一时段，老天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
天意啊！天意！
就在柳青逝世14年后的1992年10月，一天，中共中央组织部两位在陕西蓝田县蹲点的干部，他们是柳青当年的同事，这一次专程来柳青墓拜谒。当他们看到凄荒的柳青墓地时，他们跪在柳青墓碑前，长跪不起，号啕痛哭……他们挥泪向有关部门写信，呼吁修建柳青墓园。
著名作家陈忠实先生（曾任中国作协副主席、陕西省作协主席）背负着人们的重托，肩负着人民的期盼，奔走相求，求助宣传部门和民政部门，他们说柳青不是烈士，求助文物部门，文物部门说，柳青不是明清以前的历史人物，不在保护之列。就在陈忠实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的时候，他把老脸一抹，去找他当年的文友，办企业的董颖夫。董颖夫当即拍板：“陈主席，你说咋办，咱就咋办。为了一个伟大的共产党员、人民作家，我掏钱，你安排，咱们一定要把柳青墓园修建好。”董颖夫这位具有赤子之心的陕西愣娃，不但在陈主席的指导下修建好了柳青墓园，而且还成立了陕西省柳青文学研究会，担任执行会长，设立了柳青文学奖，又编写了现代秦腔剧——《柳青》。
大学毕业后，我用了三年多的节假日，走访了柳青生前的乡党、挚友、朝夕相处工作多年的基层干部、农民，还有他的子女、侄子，拜访了全国和柳青有过接触的相关人员，录制了几十盘磁带，拜读了柳青所有作品，阅读了有关回忆柳青的文章及对柳青作品的评论，我的心灵一次次感受到震撼。几十年来，柳青的崇高形象在我心目中形成的这座不朽的精神灯塔越来越具体，越来越高大，越来越明亮了。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柳青“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的文学道路给予了充分肯定，特别提到了他的代表作《创业史》，称赞他是一位“人民作家”。习总书记说：“1982年，我到河北正定县去工作前夕，一些熟人来为我送行，其中就有八一厂的作家、编剧王愿坚。他对我说，你到农村去，要像柳青那样，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柳青对陕西关中农民生活有深入了解，所以笔下的人物才那样栩栩如生。柳青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中央出台一项涉及农村农民的政策，他脑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农民群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2018年6月26日，还有2019年7月13日，我有幸在北京两次参加了“全国弘扬柳青精神座谈会”。会上，各界人士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学柳青”的讲话精神。大家回忆了柳青那一桩桩、一件件激动人心的感人事迹，柳青撼天动地的人格风骨，总结出了柳青融入百姓、关心群众疾苦、一心为民的公仆精神，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甘于奉献的创业精神，牢记宗旨、廉洁躬行、绝不拿原则做交易的自律精神，审时度势、公正理性、善于作为的担当精神，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为民请命的大无畏精神，坚守信仰、不惧辱陷、宁死树党性的脊梁精神，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为人民谋福祉的献身精神！这精神，必将成为我们中华民族最伟大的不动遗产——柳青精神。
啊，柳青，一座不朽的精神灯塔！
作者简介：基石，作家，原名郭文麟，1953年10月27日出生，陕西省长安县（今西安市长安区）人。陕西省柳青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柳青研究基地主任。
责任编辑：蒋建伟
一见面，他们亲切地喊我的小名“满魁”，许多往事一下子在眼前浮现，我仿佛又回到了皇甫村。
一
1953年4月26日，我的伯父郭治荣驾着马车，把柳青一家老小接到了皇甫村，在滈河北岸半崖上的一座废弃的寺院——中宫寺里安了家。
柳青，这位年仅36岁的国家九级干部、著名作家，真是个“奇怪”的人。早在1952年9月，擔任《中国青年报》文艺部主任的他，本来住在团中央大院的小洋楼里，享受着舒适优雅的生活，但这位性格倔犟的陕北汉子，为了完成他的使命，却毅然决然地告别了首都北京，来到大西北长安县担任县委副书记。不久，他又辞去县委副书记一职，落户到偏远贫困的皇甫村。这次，他刚刚从苏联回国，想践行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亲历社会主义农村如何在新中国伟大进程中逐渐强盛，谋划写出一部反映农民走集体所有制互助合作化道路的长篇小说来。
村里人发现这个人不但很“怪”，而且“傻”得出奇。不到一个月，老先生竟脱下了中山装，换上了当地农夫的对襟衫;脱下了西式背带裤，换上了农民的大裆裤;脱掉了牛皮鞋，换上了粗布鞋;剃掉了大分头，留成了大光头，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陕西老汉。
我家离中宫寺仅有三四百米。从记事起，我就常常看见头戴瓜皮帽、身穿对襟衫，又瘦又矮的柳青。他像一个铆足了劲的陀螺，总是步履匆匆，奔忙在皇甫村的塬上塬下、田间地头。他总是带着几颗水果糖给我，坐在我家的土炕上和我爷爷一聊就是半夜。我爷爷这个老学究告诉我，柳青可不是一个平地卧的虎。他为了救治全县遭受疾病危难的牲畜，写好《耕畜饲养管理三字经》，在饲养室的土炕上和我伯父住了六个晚上。我伯父郭治荣，因精心饲养队里的牲口，在柳青的极力推荐下，当上了西安市劳模。
我们皇甫村这一带塬下大部分是水地，人称“十里蛤蟆滩”，这里历来有一种怪病叫“克丁病”，农民称“瓜瓜娃病”。我们皇甫村一、二队，每队八十多户人家就有二十多个人患了这种病。得这种怪病的人，呆傻得什么活儿都干不了，只能坐在自家的门墩上，一会儿看着天傻笑，一会儿看着人乱叫。看到这个情况后的柳青，请来了陕西省地方病研究所的专家到村调研。专家认为，这是浅井水缺碘导致的，需要改吃含碘的深井水。于是，柳青便和村主任王家斌、董炳汉商量，由他掏钱，为群众打一眼大口深井。
在打井的日子里，柳青总是叫上我爷爷和他一块儿去看打井的进度。一天夜里，水泵出了故障，井壁随时都有塌方的危险，柳青拄着手杖，黑灯瞎火地连夜请来技术员处理，避免了重大事故的发生。在柳青的精心关照下，董炳汉带领群众终于在村北打成了一眼14米深的大口井。出水时，柳青双手捧起一掬水，喝到嘴里，长长出了一口气说：“好水，好甜的水啊！”这好甜的水，可不是一般的水，它不但解决了皇甫村一、二队二百九十多亩旱地的浇水问题，还从根本上挖去了皇甫村人多年来的病根。乡亲们再也不怕生个瓜瓜娃咧，小伙子再也不愁找不到媳妇咧，老人再也不怕断子绝孙了！
1956年的一天，柳青提着一盒从北京买回来的烤鸭来到我家。一边推门，一边兴冲冲地对我爷爷说道：“老叔，我在北京见到周总理了。”
“高兴你的啥呢？这回你把事给惹大咧！”
“啥，我惹啥麻达事了？”柳青惊愕地反问我爷爷。
“你外出办事买回的日本稻种，可能上了日本鬼子的当了，秧苗长得枝叶细黄、萎缩的样子，好像没吃饭的娃，饿得东倒西歪的。有的秧苗还长出了稻穗，庄稼人常说，稻子出穗早，杆子长不高，收成好不了。”
接着，我爷爷郑重其事地对柳青说道：“不知哪个货给你编的这段顺口溜儿，听了，真把人能气死！”
“啥，顺口溜儿？”
我爷爷顺口说着：“日本粳稻，把人失倒，产量不高，还没稻草。”
“这是谁编的？”
“你先嫑问我谁编的，你再看看我这刚从办公室外墙上揭下来的这段顺口溜儿。”我爷爷说着，递给柳青一张写着顺口溜儿的纸：
柳书记，心虽好，
自掏腰包买回日本稻，
个子矮，吐穗早，
真格把人能整倒。
柳青看着这冷言冷语充满讽刺的顺口溜儿，脸上烧得火辣辣的。不管资料上如何介绍这种日本稻种有多好，但在现实中，确实谁也没有见过它生长的优势。恐慌不安的柳青，心里像倒了五味瓶似的难受、担忧。虽然他批评过村干部改换品种需先试验，少种些，不要一下子都种上，可生米已做成熟饭，干部们心劲高，一心想多打粮食也不是什么坏事，他也就没再多说什么，但如果试种真的失败了，自己的名誉损失倒是个小事，一千多名社员吃饭可是大事呀！他越想越觉得后怕，拿顺口溜儿的手不停地颤抖着，越想压力越沉重。这顺口溜儿不是等于在自己脸上狠狠地打了一个响亮的耳光吗？
我爷爷看着心悬到半空的柳青，说道：“柳书记，你甭急，以后的事咱现在不说，咱现在先考虑，娃得了病咱怎样治。”
“老叔，咱们一块儿到县上去找技术员。”柳青上前拉着我爷爷的手，急匆匆地直奔县城。
柳青从县上请来了农技员王德林、曹彦信。晚上，大家从资料上、理论上，都认为日本稻种没有问题，但谁也没有亲自种植过，毕竟是引进来的新品种嘛。柳青想起第一次王家斌从眉县引进的云阳红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心里一亮，就对大家风趣地说：“可能是咱从远方请来的客人闹情绪，嫌咱们没有好好招待它。这样吧，咱给它弄点好吃的。”于是，柳青和县供销社联系，买回一车尿素，让技术员指导农民分别撒在各个田块里。
他安排技术员分队包干，进行严格的科学管理。经过增施水肥后，加上锄草、梳苗，秧苗很快变得绿油油的了。待到开花结穗时，本来就对花粉过敏、每年都要到外地去躲病的柳青，那一年他不敢离开皇甫村半步，他每天都要和妻子马葳叫上我爷爷，在皇甫村的稻田来回跑上十多里路，他常常手里拿着治气喘的喷雾器，一边给嘴里喷着，一边下到稻田里，察看水稻的长势，或者和农民交谈。虽然日本水稻个子不高，甚至比云阳红籼稻还矮半尺多，但柳青从资料上查到，这是这个品种高产的特点。看着繁茂的稻穗丰收在望的情景，柳青那颗高悬的心才踏实了点。 秋收时，日本水稻亩产超过了当地水稻四五百斤，有十多亩亩产超过千斤，最多的一亩打了一千三百多斤。曾编顺口溜儿挖苦讽刺过柳青的小伙儿，编了一段新的顺口溜儿：
柳书记，就是好，
出钱买回日本稻。
产量高，质量好，
人人肚子能吃饱。
他是干部好榜样，
皇甫人民忘不了。
二
一天，王曲區委书记孟维刚到柳青家汇报工作说，王家斌的互助合作组因庄稼长势好，丰收在望，有人就喊着要退组。柳青听后心里十分着急，恨不得立即飞奔到蛤蟆滩。当时正逢滈河涨水，身患肺结核的柳青，哮喘病又犯得厉害，上气不接下气，不停地咳嗽。孟维刚再三劝阻，柳青就是不听。他说：“这是关乎互助组存亡的大事，我咋能安心在家里待着？”最后，孟维刚拗不过柳青，只好把他背过河去。柳青苦口婆心地用新旧社会作对比，使董炳汉迷途知返，作了深刻检查。社员高怀荣心悦诚服地说：“柳书记真像个算卦的，一下子说到咱骨头里去了，谁还想退组！”
正是这一件事，激发了柳青的创作热情。
从1953年4月起，柳青倾尽8年心血，创作了长篇小说巨著《创业史》第一部。通过这部小说，柳青要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发生的”。小说一方面通过在渭河平原蛤蟆滩这一典型环境中曲折展开的合作化运动，来描绘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的历史风貌;另一方面，通过梁生宝、梁三老汉等一批个性鲜明的典型人物，来表现这一时期农民思想情感的转变。
1960年5月，《创业史》第一部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出版后，柳青找到王曲区委书记孟维刚说：“我想为集体办一件创业的大事情。”孟维刚问他：“什么事？”柳青说出了他长久埋在心里的话：“农业机械化是农村发展的根本出路，我准备用《创业史》的稿费给咱王曲办一个农业机械厂，帮助群众集体创业。”
天地可鉴赤子情啊！
柳青捐出稿费后，皇甫公社党委书记冯继贤来柳青家汇报工作。看见柳青一家生活困窘的样子，对他说：“你这人叫我咋说你咧，你给陕北老家修桥捐了一万元，却让我和别人帮你借粮票！听人说，为皇甫村拉电，你还向中国青年出版社预借了一部分稿费！你自掏腰包三千元，给社员买日本稻种。你生活这么紧张，为啥叫娃们和女人要受着这吃不饱、穿不暖的洋罪呢？为啥你自己硬要打肿脸装胖子，还要把一万六千多元的稿费捐给王曲办机械厂？”
柳青认真地回答：“社员去地里劳动，把地里打下的粮食交给了公社，我在家里劳动，也应该把所收获的交给公社，如今，我也是皇甫村的社员，也应该向其他社员看齐才对。”
不过后来，柳青还是听到了个别人对他捐献稿费的闲言碎语。他在给友人的信里，作了表白：“我把这本书的第一次全部基本稿酬和印数稿酬，捐献给集体办机械厂，这是帮集体创社会主义大业，绝不是刮共产风。如果有人这样看，以为我自己的错误招致了自己的困难，那才真是见鬼！我捐钞与共产风绝对无关。在合作化以前，我已决定这样做了。如果今后条件允许，我仍将像现在这样帮助周围的生产队和公社办些公益事业。奢侈生活，必然断送作家，败坏作家的感情和情绪，使作家成为言行不符的家伙，写出矫揉造作的虚伪作品，只有技巧而无真情。对我来说，无论前一个时期以高额稿酬将文学作品商品化也罢，近两三年说作家靠自己的稿费生活和教育子女是‘自留地思想’也罢，我决不从阵地上后退。”
这一年的深秋，《创业史》一书的责任编辑王维玲来皇甫村看望柳青。
得知王编辑来了，柳青和爱人马葳意外的高兴，老远就迎出来，将这位身高一米八的客人引进正房，招呼他洗脸、喝水。王维玲看见，柳青穿了一件中式对襟小褂、布鞋，而马葳，则穿着一身灰布制服，极其朴素。
天黑了，马葳同志端上了饭菜，王维玲见只有两双筷子，便要马葳和孩子们也一起过来吃饭。马葳笑着说：“你们先吃吧。”吃完饭，王维玲到院中散步，无意中走进厨房，正赶上马葳和孩子们吃饭，他们团团围在一个大锅旁，满满一锅菜粥，没有干粮，也没有炒菜，每人捧个碗，就这么吃着……王维玲立刻傻眼了。这就是著名作家柳青的妻子、儿女吃的饭菜！他知道柳青的生活并不宽裕，甚至有些困窘，但万万没有想到柳青过的是这样的清贫的生活！王维玲是一个从事文学编辑的人，到过多少作家的家里，他熟悉、了解他们的生活水平。此刻，他敢说，就自己接触过的作家之中，还真没有见过一户过这样贫苦的生活！回到屋里，王维玲再也克制不住自己，气愤着问柳青：“你生活这样困窘，为什么还要将《创业史》的全部稿费，都捐给公社呢？一万六千多元，你留下一部分不好吗？你做得太过分了！”
柳青望着王编辑，深沉而严肃地说：“我这一生再不想有什么变动，只想在皇甫村生活下去。我在这里，只想做好三件事：一是同基层干部群众搞好关系;二是写好《创业史》;三是教育好子女。你想想，我身在农村，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谁都知道我在写书，宣传和私有制、私有观念彻底决裂。今天我出书了，拿了巨额稿费，全部揣进自己的腰包，改善个人的生活，农民会怎么看呢？他们会说，这老汉住在这里写我们，原来也是为了他个人发家呀！如果这样，我还怎么在皇甫村住下去！《创业史》还能写下去吗？”
王维玲激动了，说：“你说得对！但是生活在农村，除了供应粮外，吃菜和用具都在自由市场买，费用高于过去好几倍。你也要考虑一下目前你们生活在农村的实际状况呀！”
柳青说：“我是从实际出发的，面对这样的现实，我和我的家庭，只能吃苦、节俭，不能向生活在大城市的作家看齐。如果顾虑多端，只图眼前利益，为自己打算，势必会影响我今后的生活和写作，将来后果一明显，懊悔不及。我以为，凡是从实际出发的事情，即使做的时候，不那么令人愉快，也不得不做;相反的，不从实际出发的后果，可能更不愉快！” 王维玲呆了，像上了一堂难忘的课，精神境界一下子被提高了许多。望着柳青，他在想：“这就是我还不十分了解的、令人崇敬的柳青！”
1963年，日本作家木顺下其来西安想见柳青，省委领导让柳青到机场去迎接，因为没有像样的外衣，他没去，反倒是木顺下其自己坐车到了皇甫村。后来，一个印尼作家代表团来陕，也要见柳青，却同样是因为没有像样的衣裳，他依旧没有去迎接。妻子马葳埋怨他说：“你看人家谁和你一样？穿着补丁衣裳，哪像个当干部的架势！”他说：“咱不学人家的样子，咱在农村，穿得太好咋在路上走呢？群众会躲着你。”
柳青不仅在穿着上不讲究，在日常生活中，也同样不搞任何特殊化。家具坏了，他亲自修理;他甚至会锔碗，修理开裂的碗盆;用了多年的手杖裂了，他拿一根铁丝绑上，继续拄着;头上的瓜皮帽戴了十多年，帽顶和帽边儿都磨破了也没有换新的;他喝茶用的小茶碗儿，是解放初买的，破了个豁口，他还用着;屋子里的小闹钟，是1951年出国时带回来的。朋友们多次劝他买块手表，用起来方便，他却指着小闹钟诙谐地说：“它还没有尽完义务呢。”他使用的哮喘喷雾器是20世纪50年代的产品，别人劝他买一个新的，他为了省钱，一直用到病逝。
多么朴素的人民作家啊！
在皇甫群众当中，还流传着柳青不肯资助兄长的怪事。
1960年春天，柳青的二哥因生活所迫从陕北来找他，想寻些接济，但遭到了柳青的拒绝。临回前，柳青让妻子马葳烙了两个锅盔，让二哥带在路上吃，只掏路费，没多给一分钱。马葳觉得这太不近情理咧，就悄悄地从大队医疗室借了80元钱，追赶到神禾原畔。二哥看到马葳后，满含泪水地对弟媳说：“弟妹呀，你可知道，俺弟走南闯北，俺可从来沒有给他添过半点麻烦，爹妈过世也没有问他要过半分钱。当年他投身革命没盘缠，是我向刘绍礼借了20个银元，让你二嫂把银元缝在两层布条里，他像裤带一样勒在腰上，骑上我多年养的马奔赴抗日前线。这次要不是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俺也不会来找他。咱老家的人说，千里当官，为的吃穿，他打小人灵，书念得好，俺盼着就是他日后能当个大官，给俺有个靠头。可他现在把官当大了，为啥大把大把地把钱朝八竿子都打不着的地方乱扔？为啥偏偏就不给俺呢？你叫俺咋想这事？你叫俺回去咋对你二嫂子和娃说呢？你叫俺回去咋给乡党们说呢？”
听着二哥痛哭流涕的诉说，马葳也流下了泪水，把刚借来的钱递给二哥。可和柳青一样秉性倔犟的二哥，说什么也不接，哭着说：“算了，俺受不起他那瞧不起俺的气。”马葳说：“都是自家的兄弟。你还不了解你弟弟那瞎瞎脾气，他嘴上硬得很，其实心里软着呢，你千万不要和他计较。”二哥说：“好弟妹咧，你给哥撂个实话，得是人一当官，心就变硬了，都变成这个瞎瞎样子咧？”马葳忙说：“其实，你兄弟就是脑子里装的事儿多，一时也没转过弯儿，他咋能不念你这哥弟情分呢？这钱还是你走后，他才想起来，这不是他让我给你送来了。”他最终没有接马葳手里的钱。
柳青真的忘了二哥对他的好处？没有。小时候，他和二哥在崖畔放羊时，自己掉到半崖酸枣刺窝里，是二哥忍着刺痛把他高高地架在肩膀上救了出来。他真的忘了在绥德师范上学时，因闹革命学校被国民党查封，是二哥跑了一百多里路，冒着被杀头的危险，趁着天黑偷偷地钻进被官兵包围得水泄不通的学校？是二哥将他那本视若性命的《共产党宣言》捆在被子里，背在自己身上;是二哥让他踩在自己的肩膀上爬过学校院墙;是二哥不顾自己的死活，把他搂在怀里顺着土坎儿滚了下去，领着他偷偷地跑出了绥德城……“你二哥为了咱们上学，省吃俭用，费尽了心血。咱家二十多口人，如果不是他在家里料理，咱俩谁也甭想出来。今后我们谁要是成了事，再难也要报答他的恩情啊！”他，绝对没有忘记大哥的话呀！
高高的原上，柳青遥望二哥离去的背影，心里也十分难受。
这时，王家斌正好上门来了，他认为柳青做得太过分了。柳青反而批评王家斌是用小农的温情代替无产阶级的感情。柳青说：“我咋能不想多给他点儿？但是不能，这次我没给，我是想让他自力更生呀！二哥身强力壮，能生产度荒。你给他一回，他想要二回、三回 ，他觉得这样省力，就不再爱劳动了。我能给老家建桥、修路，能帮助老家扩建小学，能资助二哥的儿子在西安上学，但绝不能怂恿他走这条歪路。”
三
三年困难时期，柳青的家庭生活非常困难，粮食常常不够吃。王曲区委副书记董廷芝听了群众的意见，在给社员供应返销粮的计划以外，由王曲粮站拨给柳青家200斤返销粮。董廷芝把批条送给柳青说：“大家见你家里吃饭人多，粮食不够吃，由粮站给你家批了些返销粮。”柳青一听，瞪了董廷芝一眼，说：“这咋能行？返销粮是给缺粮少吃的困难户的，我家是商品粮户口，咋能占用呢？你我都是国家干部，咋能给群众做这瞎瞎榜样？就是饿死也不能侵占群众利益，你把这见不得人的批条赶快拿走！”董廷芝说：“这是组织决定的，又不是我给你的。”柳青坚定地说：“组织决定的也不要，坚决不要，坚决不能要！你不能让我犯错误，你也不许有这种瞎瞎思想，你如果有这种思想，我对你也绝不客气！”
1958年农历二月的一天，皇甫村新修的鱼塘首次捞鱼了。当天下午，村支部书记王家斌兴冲冲地给柳青送来10斤鲜鱼。柳青从来不沾集体的一点点光，这次直夸鱼好，并破例收下。家斌心里乐滋滋的，可当他走时，柳青却在门口把他挡住了，让马葳把钱拿来给他。王家斌急了，说：“钱我不收。修鱼塘是你出的主意，鱼苗是你联系人从外地买回来的。送你这鱼是开干部会决定的，让你家尝尝鲜。”柳青说：“尝鲜是可以的，可咱们是共产党的干部，白吃集体的鱼，对吗？以后，不仅我不能这样做，你们村干部任何人也不能沾集体的光。一沾，群众就会冷眼看咱，一坏名声，二会脱离群众。”王家斌拗不过他，只得如数收了钱。柳青又对王家斌说：“我最近发现，干部中有一种赖毛病，就是酗酒。听说你也有这个酗酒的嗜好。你到我家来，我给你吃家常饭，不给你酒喝，顶多只让你喝两盅。我不给你酒喝，意思让你少喝酒或不喝酒。当干部喝酒喝馋了，张家请，李家叫，成天喝得脸红脖子粗，哪像个共产党干部的样子？日子久了，就要变质，会被人拉下水，你千万要改掉酗酒的赖毛病。”王家斌听了柳青的话后，改掉了酗酒的不良嗜好。 1959年，柳青五弟的妻子因难产而丧命，无奈把六岁的儿子托给二嫂照看，自己跑到四哥柳青这个“县太爷”处找工作。柳青说：“还是回老家寺沟当农民，看好儿子，不要加重二嫂的负担。”五弟觍着脸说：“找个工作嘛。”柳青说：“难办。”五弟说：“对你来说并不难，你现在是县上领导嘛。”柳青说：“我这个领导不是给咱家当的，是给长安老百姓当的。”五弟赖皮地说：“我也是个老百姓呀？你就给兄弟寻个一般干部当当。”柳青说：“那好，你替我当书记嘛。”五弟说：“那怎么行呢！”柳青笑着说：“这儿不缺书记、县长。你又不识字，当什么干部呢。”
后来，王曲区委副书记董廷芝知道了，给县劳动局打了个报告，跑到柳青家，通知他五弟去粮站当职工。柳青知道后，跑到董廷芝的辦公室，指着董廷芝的脑门儿质问道：“如果我是皇甫村一个普通的农民，遇到这事，你会给办吗？告诉你，不把他的工作辞退掉，我就让县委撤你的职！”
王家斌的妻子凤英患病了。为了滋补妻子凤英的身体，急着想买一只产奶量大的奶羊。怎么办？
唯有柳青家的那只奶羊最为中意。不过，柳书记是否肯卖，王家斌心里没有把握。于是，他就直截了当地对柳青说想买他的羊。“买我的？能成，成。” “那你要多少钱？”“要多少钱？这有啥说的，我15块钱买的，你就给15块吧。”家斌从上衣兜里掏出钱交给柳青，便拉着奶羊往回走，谁料刚走出门不远，柳青就由院子里匆匆地赶到门外，将他吆喝住：“家斌，家斌，你停一会儿，我还忘了卸羊缰绳和笼头呢！”他边说边动手，摘卸奶羊的缰绳和笼头。家斌一看，哭笑不得：“哎呀，柳书记，你咋能这样办事呢？市场上卖牲畜，哪个不是连缰绳和笼头一起卖的，难道能让人家抓着牲畜的耳朵往回走？”但柳青十分严肃认真地说：“我承认我把羊15块钱卖给了你，但我没说连缰绳和笼头一起卖呀。我卖的是羊，不是缰绳和笼头嘛。”
不久，柳青的一位朋友提到此事，柳青认真地说：“我那是找个由头来教育他。人的坏毛病，都是在平时日积月累惯出来的。今天沾我的光，明天沾他的光，将来天长日久肯定会出事。手长眼小的人，根本就当不了个好干部。”
四
1957年6月26日，下了7天连阴雨，神禾原皇甫村10队中段，原崖突然滑坡，我的两个姐姐和乡邻共48人遇难。悲痛欲绝的母亲哭得死去活来。就在我爷爷和家人商量如何安葬我姐姐的时候，柳青和他的妻子马葳来到我家。马葳拉着我母亲的手，柳青手里捧着两身衣服，安慰我母亲说：“二嫂子，娃不幸遇难了，我和你们一样难受，请你多保重身体，想开一点。这是马葳给娃买的两身衣服，给娃穿好。”柳青把衣服轻轻放在我母亲的手上，满眼含泪地又说：“这次是我大意了，没有事前组织好干部做好安全排险工作，造成了这天理难容的大事故。二嫂子，我对不起你一家人，对不起皇甫村的父老乡亲们啊！”柳青合拢着双拳连连向我母亲赔礼道歉。
“唉！好我的柳书记呀，这咋能怪你呢，这是天灾呀！你在西安开会，咋能知道要发生这倒霉的事呢？你平时给咱皇甫人操的心、办的事还少吗？听乡党们说，出事后这三天里，你黑明连夜地跑前跑后，光泥水里就摔倒了几次，腿现在还一瘸一拐的。你这样做，让我这个七十多岁的老汉和俺一家人咋样还你的情啊！”泪流满面的爷爷使劲地跺着脚，感激地说。
柳青安慰我爷爷说：“老叔，你这话说到哪去了。我这样做是在认我们干部的过错，赎我们干部的罪呀！是我们对不起你，对不起你们一家人，对不起皇甫村的父老乡亲们啊！”
爷爷去世前，曾拉着我的手说：“孙子呀，作为一个男人，活在这个世上，就要像柳青那样，做人要大气，敢于担当，才能成大事。”
在长安县，柳青拯救张家谋的故事，也感动了不少人。
1958年，张家谋调到长安报社担任主编。“大跃进”开始了，县委第一书记在全县团训班上发表讲话称：“长安70万亩小麦秋播，地要深翻一丈二、一丈四、一丈六，每亩种子要下一百二、一百四、一百六，每亩产量要打一万二、一万四、 一万六……”他要求张家谋把他的讲话在《长安日报》头版刊登，并且让张家谋写个社论造势。张家谋把稿子一看就急了：“胡吹冒撂啥呢，这咋能办得到？”压着稿子未发。
不长时间，县委就开会揭发张家谋目无组织、反对党领导的“罪行”。张家谋说：“最后的结果是，给予我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当天晚上，我一夜都没睡，也不知道流了多少泪，万念俱灰，我想了结自己的生命。第二天，我骑自行车到斗门镇看了正在采访的妻子玉润，紧接着回老家子午镇看了老人和孩子。这些事情办完后，我就回到房子准备喝药自尽。当我打开药瓶时，突然电话铃响了。是柳青爱人马葳的电话。她对我说，柳青同志让你到皇甫村来一下。我心想，我受到这么大的处分，实在没脸见到柳青。于是说，柳青书记正忙着写《创业史》，我就不去打扰了。马葳对我说，柳青说了，你要是不来，他就要到你那里去。我感到不去不行了，急忙骑着车子到皇甫村去。到了以后，柳青拉着我的手一直不放。对我的遭遇和处分，柳青完全知道，但在我们的谈话中他却只字不提，只是请我吃了顿饭，领我在滈河滩上转着，走着说着。一路上，柳青给我讲了历史上很多忠良贤臣抵触帝王权贵的故事，使我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彻底打消了自尽的念头。这件事以后，我和柳青的感情就更深了一步，他对我，不光是在写作上、工作上给予帮助，我们的灵魂好像也都融合在一起了。”
1964年12月底，柳青去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翌年正月上旬的一天，他回到了积雪未消的皇甫村。
刚一进村，站在皇甫村郭家什字街上的老汉和老婆们，一拥而上，把柳青围住，对他倾诉工作组批斗村干部的情况。他们一个个满脸愁容，无奈地对柳青说，工作组在皇甫小学的操场上召开了批斗王家斌的大会，一下就揪出了王家斌三四十名“亲信”，光陪斗的干部就站了三四排，许多干部都挨了打，其中一个极不地道的女人还在批斗会上打了王家斌两个耳光。他们还说，一连几天，“社教”工作组对一些所谓有问题的干部，不准他们回家吃饭，不准睡觉，硬逼着他们交代问题，承认贪污。从办互助组以来一直当干部的董炳汉也被轮番批斗。董炳汉为人正直，廉洁奉公，工作组硬要他承认贪污。起初，董炳汉承认贪污100元，后来又说成200元，工作组不答应，最后添到300元还不行。无奈的董炳汉放声大哭地说：“我再搭100元。毛爷把我解放了，我盖了这两间草棚，能值400元，我再把这还给你们……” 柳青听了乡亲们好一阵子诉苦，气愤极了。他从村东头的邮政所取了当天的报纸，边往家走，边骂：“什么玩意儿，谁都成了坏人咧！”
愤愤不平的柳青，回到家里坐卧不宁，当天就到长安县委找“社教”工作总团团长，义正词严地指出：“批斗王家斌这样的好干部是错误的！”并且要求立即面见王家斌。
总团团长严肃地对柳青说：“你知道不？长安在‘社教’！”说着便拿出一张有关“社教”工作的纪律和注意事项，念给柳青听。
窝着一肚子火的柳青，听不得他半点多余的废话，怒不可遏地说道：“我能认得字！”说完，柳青就要求见王家斌，总团团长起初不同意，柳青明确表示：“因见面引起的后果，我負责！”无奈之下，当天晚上，他们只好陪柳青去看王家斌。
柳青见了王家斌问道：“委屈不委屈？”和柳青一样倔犟的王家斌回答道：“委屈！我不服！”停了片刻，王家斌又说：“贫下中农斗争我，我没意见;为啥叫我给富农、伪保长低头？这个头我低不下去，为啥那些过去因不遵守政策、法规被我批评过的人，左右耳光地打我？这口气我咽不下去！”
柳青说：“有一就一，有二就二，有啥说啥，一丝一毫也不要隐瞒，以实为实，按共产党员的条件办事。你拿了人家啥就说啥，有了就交代，没有了也不要胡编。”说罢，柳青扭身就走。
由于柳青态度坚决，亲自出面，多方交涉，工作组才不得不对王家斌重新调查。不几天，王家斌就被宣布“解放”了，也保住了皇甫村一大批干部。
一天， 柳青从中宫寺来到罗家湾大队。
看见有些人在搬东西，他问：“这是干什么？”一个青年回答：“工作组说，党支部书记罗昌怀是漏划地主、‘四不清’干部，搬他家的东西去展览。”柳青听后就去找罗家湾大队的工作组，劈头盖脸地问：“你们调查了没有？你们把土地改革法好好看一看，我看罗昌怀家就不够地主成分。”就这样，在柳青的出面干预下，罗昌怀家的东西又被送了回去。最后，罗昌怀家不但没被定成地主成分，而且罗昌怀也不是“四不清”干部，他还光荣地当选为西安市优秀共产党员。
“柳青，不好了！”妻子马葳惊慌失措地跑进屋。
“啥？咋咧？”正在写作的柳青惊诧地抬头问道。
“王茂盛死了！”说完，马葳“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柳青“唰”地站起来，“啪”的一声，一拳狠狠地砸在桌子上，满腔愤慨地怒吼道：“批斗王茂盛这样天底下少有的好干部，简直是胡闹！”
柳青看着悲伤痛哭的马葳，说道：“马葳，别哭了，跟我走，咱找他‘社教’工作团长论理去。”说着上前一把拉着妻子的手冲出门去。
在柳青的出面干预下，真相终于大白，当了十一年队长的王茂盛，从来没有在生产队报销过一分钱的费用，更别说他贪污。在柳青的建议下，皇甫公社召开了王茂盛追悼大会。
追悼大会上，柳青请大家和他一同再次向王茂盛遗像鞠了三个躬，柳青讲：“我为什么在今天的追悼会上，要请大家再次向王茂盛鞠三个躬呢？这是因为王茂盛自从办互助组以来，就带头吃苦，勤勤恳恳，从来不占集体一分一厘的便宜。‘社教’工作组进村后，有的人捕风捉影，诬告王茂盛有经济问题，听信谗言的‘社教’工作组，硬是要让王茂盛承认贪污了集体1000元，王茂盛死不承认，他们竟将他关在阴暗潮湿的破房子里，致使王茂盛身患疾病而死。
柳青愤慨地大声吼道：“批斗王茂盛这样的好干部，这简直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的胡闹！刚才公社党委书记麻永怀已讲清了，经查，王茂盛根本就没有贪污半分钱，反而生产队还欠他460元钱。像这样的好干部，真是少有！我和‘社教’工作团交涉过了，他们让我代表他们向王茂盛的家属谢罪。
“一个年仅33岁的年轻后生王茂盛，能把一个生产队引领得全队人和睦相处，每个劳动日价值竟达到1.68元，这在我们当今的陕西省恐怕也找不到第二个，在全国也实属罕见。
“身为一个共产党员的我，没有及时尽到自己的责任，没有很好地保护好王茂盛这样的好干部，我失职！我有错！我有罪啊！”
深感负疚的柳青潸然泪下，强捺住心头的愤懑，招手把台下的妻子马葳喊上台。他忏悔地吼道：“今天，我要和我的妻子马葳向王茂盛赔罪！我们没有保护好王茂盛这天底下少有的好干部，是我们的过错，是我们干部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啊！”
话音刚落，只听“扑通”一声，柳青和妻子马葳跪在了王茂盛的遗像前。
台上台下，罕见地响起一片啼哭声。
五
1958年，农村大办公共食堂，不准各家起灶，只能集体用餐。可是，“食堂化”带来的浪费粮食、对老弱幼病残人员生活不便和举办食堂的诸多困难等因素，引起了社员的普遍不满。柳青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总结了食堂的十二个弊端、四条办不成。他顶着压力，亲自将总结材料交给了省委书记张德生。
马葳知道后，恐慌不安，几天吃不下饭。她埋怨柳青道：“你咋这样不识时务呢？净做些跟上面对着干的事。人家‘大跃进’放卫星虚报产量，每亩地能打20万斤粮食，争着插红旗。你倒支持王家斌实打实地报产量，每亩产量最多1200斤。人家给家斌发了黑旗，你倒好，竟让家斌明目张胆地把黑旗挂在办公室。这不是对着干，叫啥呢？现在全国都搞食堂化，你却写了十二个弊端、四个办不成。这是全国的大势所趋，咱心里不悦，就放到心里，甭写出来惹是生非。”
柳青耐心地开导妻子：“马葳，咱和社会的最底层的人生活在一起，最了解老百姓的疾苦，咋能昧着良心，装睁眼瞎子呢？你我都是共产党员，咱怎能不把实际情况向上级反映呢？”
忧心忡忡的马葳反驳道：“柳青，就算你能，你能把天戳个窟窿，但你也不能不为咱们的娃娃考虑，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我和娃们可咋活呀？”说着说着马葳不由自主地号啕痛哭起来。
柳青听着妻子马葳的絮叨，看着妻子伤心地痛哭，愧对妻子儿女的深情，像一股难以压抑的潮水涌入心头。面对党的事业，面对老百姓的疾苦，面对妻子儿女的亲情，柳青陷入了极度的沉思。 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满含深情郑重地对妻子马葳解释道：“马葳，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你说的也不是不在情理之中。可是，我不但是个男人，更何况我还是个共产党员，我不能丧失做人的良心，我不能不尽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和责任，如果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知情不报，我咋能对得起毛主席两次接见我对我的嘱咐呢？咋能对得起天下的老百姓啊！”泪流满面的柳青，深情地叹了一口气，语重心长地对马葳说道：“如果我们每个干部党员都得过且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双眼齐闭，或睁着眼睛说瞎话，或装聋卖傻，做睁眼瞎子，那么，老百姓今后的日子还怎样过啊！共产党还要我们这些党员干部干啥用啊！”
在柳青与马葳争辩后不久，老天爷果真睁了眼，“食堂化”彻底解散了。
1972年，陕北的乡亲找到柳青，告诉他有些地方竟然到吃树皮、吃草根的地步，即使如此，仍然要拼命“农业学大寨，修梯田”时，这个倔犟的决不轻易掉眼泪的陕北硬汉子竟落下了泪水。
他痛苦地说：“前段时间，周恩来总理陪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延安，看到陕北荒凉贫穷、人民困苦的生活现状时，周总理泪流满面地哽咽着说：‘我对不起革命老区的人民啊！’”柳青说：“陕北如果真的这样不结合实际发展，真要这样傻乎乎地蛮干下去，不但劳民伤财，群众的生活也会越来越苦。那么，我们共产党打天下是为了啥呀！”
襟怀沧桑的柳青又重新提起十多年前写的一个建议——《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他认为，陕北地区的自然环境是不宜于着重发展农业生产的。一是这一地区十年九旱;二是水利条件受到水源的限制;三是地形零碎，机械化使用受到限制。他说：“既然陕北不适合重点发展农业，那就要从实际出发，考察它的地形、地貌、气候等特点，发展苹果种植业，辅以畜牧业和农业，重点开发地下资源。”“陕北土地经营方针的改变，必将导致现代工业城市的发展。”
这些建议，柳青早在1955年就跟陕西省委提出过。著名地质学家、西北大学教授张伯声后来回忆说，他和柳青等几个“臭老九”在被打成“牛鬼蛇神”的那段日子里，柳青曾私下多次找他们探讨改变陕北面貌的方案。1972年，柳青通过胡耀邦写信给周恩来总理，阐明自己改变陕北落后面貌的观点和设想。周总理将柳青的信亲手交给了在北京开会的陕西省委书记。王震副总理曾很关心陕北的建设，他派他的秘书和柳青交谈过这事。
今天，柳青的愿望终于得到实现——陕北绿树成荫，苹果、大枣远销国内外;地下资源，尤其是石油、煤、天然气和盐成为陕北乃至陕西的一个重大经济支柱，大大改善了陕北人民的生活水平。
六
柳青的大哥叫刘绍华，1928年，任米脂县地下党县委书记。在大哥的熏陶下，他12岁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4岁连字也认不全就啃读《共产党宣言》，20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抵达延安的当晚，毛泽东邀请柳青和范长江一起，设家宴款待。柳青当面接受了毛泽东的教诲，从此，他开始了为信仰而淬火加钢、为理想而不懈奋斗终生的革命生涯。
1960年5月，长篇小说《创业史》的横空出世，不仅震惊了文学界，而且，对于当时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进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柳青讲：“《创业史》是写人们和私有制、私有观念彻底决裂，是用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美德，用共产主义思想创社会主义大业的。我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引领党员、干部群众做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身体遭到严重摧残和折磨、精神遭到极端陷害和污蔑的柳青，镇静地面对拔地而起的狂风，好像一切都已在他的预料之中，他决不盲从，也不隨波逐流。
他说：“我考虑了，坚决不跟他们一伙走。只要我的《创业史》不朽，我也不朽。我柳青是个历史人物，我不能在运动中为了眼前好过，就毁了我一生。我要对党负责，对历史负责，我不能折腰，我要仰起头，挺起胸，硬骨铮铮地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关。”
不久，柳青被揪到了西安，囚禁在“牛棚”。由于柳青倔犟的脾气，惹火了造反派，格外吃了不少苦头，每天不但挨骂，还要挨打，承受常人难以想象的羞辱和折磨。皇甫村的干部和群众听到这些消息后，都感到非常震怒，但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们也束手无策，只能背地里议论：“柳书记本来身体就不好，若再这样硬碰硬地下去，非贴上老本不可。”
一次，孟维刚和我伯父、皇甫公社党委书记麻永怀几人相约，到西安看望柳青。当他们忧心忡忡地推开了关柳青“牛棚”的门时，一眼就看到“牛棚”里柳青，大家都愣住了，一个骨瘦如柴、头发花白的老头儿出现在他们面前，这哪像平日里生龙活虎的柳青啊！仅仅一个多月的工夫，就被折磨成这个样子，他们痛楚、心酸地望着柳青，只见他随着咳嗽声身子一蜷一缩地剧烈颤抖着，挣扎着想爬起来，我的伯父看到这场景，他的心像钢刀割了似的难受，他猛地扑到柳青床前，双手紧紧抱住柳青，满腔气愤地问道：“柳书记！你咋叫这帮龟孙子把你打成这个样子咧啊？！”孟维刚弯曲着一条腿，半跪在柳青床边，轻轻地抚摸着柳青的双腿，他哽咽着，半天说不出话来。他心如刀绞，泪如泉涌。这泪水里裹挟着皇甫人多少个疑问和不解，这泪水里饱含着皇甫村乡亲对柳青多少难以言表的深情厚谊啊！孟维刚缓了一会儿才说：“柳书记，他们咋把你折磨成这个样子？”柳青伸起脖子，喘了口气说：“人家让我每天喊黑作家柳青报到。我说，我是受审查的柳青报到。他们就不依，打我，折磨我，把我的耳朵都撕烂了，用膝盖把我压倒在地上，把我的脊梁骨都打折了。他们让我说《创业史》是毒草，我说可能是有缺点的作品，他们就不依，一天都不放过我，让我光脚站在狂风怒吼、一尺多厚的雪地里……”
不忍心再看着柳青受摧残和折磨的孟维刚，善意地劝说道：“柳书记，那你就稀里糊涂地给他们承认了吧。承认了他们又能把你咋样？”
对党、对人民忠诚的柳青听后，把脖子一扭，双眸突然闪现出冷峻的目光，正气凛然地说：“维刚，你说啥？你说啥？！你也算是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咋能这样胡说八道？”柳青义正词严地说道：“我是受审查的革命干部，怎么能成个黑作家！就是死我也不承认！不要说是个共产党员，就是个男子汉也不能那样，那样就太没有骨气了！”看到柳青这种宁折不弯的大无畏气概，对柳青肃然起敬的孟维刚，心里非常难过，为这位憨直认死理的陕北倔犟汉子今后的命运担忧，他用委婉的口吻试探地规劝道：“柳书记，你也没想一想，你这样做到底是何苦来着？到底想图个啥？何苦要受这么大的罪？只要活着，就有跟那伙人斗争的机会。不然……”孟维刚的话还没说完，柳青两颗依然炯炯有神的眼睛，就像两团熊熊燃烧的火，他显然生气了，他挣扎着直起腰，十分不满且慷慨激昂地说道：“我要承认《创业史》是个毒草，那人们会把我笑死咧？我还有脸活在这个人世上？！我咋还有脸见皇甫村的人。我咋能对得起死去的父母？咋能对得起儿女？咋能对得起抗日战争时期，为掩护我牺牲的两名机枪手？咋能对得起党的多年教育培养呢？！”他越发地激动了，两眼直视着大家，用他那干枯的手，指着身边围着的大伙剖白自诉地说：“对你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一个人活在世上，不能看到更远的将来，算啥呢？我不能随着形势的变化，改变自己的意志、思想和党性原则……一切都是暂时的，只有人民是永恒的！所以，我没有伤感。我相信，在共产党领导下我们的这个社会制度好着呢，一切邪恶都是暂时的。人活着就得有信仰，与邪恶斗争。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应尽的义务。拿我柳青来说，我是毛主席亲口作过嘱咐的人。我是一个革命者，在邪恶势力面前，我不应该低头屈服，应该不屈不挠地斗争。”他那固执倔犟的样子，惹得在场的人都无可奈何地苦笑了起来。 柳青却诧异地瞪起双眼，一本正经地说道：“是这样嘛，他们说我是特务，是黑作家，他们还说我是彭、高、习的残渣余孽，我说不是，我说我是受审查的革命干部、共产党员，我的作品是有缺点的，他们就打……他们最终只能毁了我的身体，却毁不了我的思想、我的精神、我的信念！我对我所从事的事业，从来没有怀疑过，动摇过。”
过了一段时间，孟维刚又一次和我伯父郭治荣、皇甫村党支部书记杨海民去看望柳青。这时，柳青的哮喘病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呼吸急促，浑身抽搐，连说话都很艰难。他们几个围坐在柳青床旁边。躺在病床上的柳青，双手吃力地拉着王曲区委书记孟维刚的手说：“维刚呀，我一辈子没求过谁，这回求你了。如果我死了，你一定要想办法，把我拉回皇甫，如果有条件的话，给我买个枋，没办法的话，就用这条被子把我卷了，埋葬在神禾原上。我生是皇甫村的人，死是皇甫村的鬼。我要在神禾原上看着皇甫村翻天覆地的变化。等50年后再给我做结论吧！”
这是什么？这是党的嘱托，是做人的情怀，更是一个共产党员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福祉，而坚守信仰、奋斗终生的告白。
就在这时，柳青突然遇到了一个天大的“好事”。一个造反派头头看到有一位中央领导在报纸上发表了对柳青善意的讲话，认为柳青在文艺界的地位是不容否定的，便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柳青写文章赞扬他，说柳青如果照他说的做了，他们就当“保柳派”，保证柳青以后不会受到批判。面对这个头头的要求，态度坚定的柳青说：“上造反派的船，为造反派唱赞歌，天大的笑话！我不会拿我30年的党龄开玩笑！我做得对，你要打也打不倒。我做得不对，你要保也保不住。我不要谁来保护我，我自己保护自己。”
当时，不仅是所谓的“保柳派”认为他打不倒，造反派也逐渐觉得要打倒他不那么容易。
1967年9月30日，柳青获得了所谓的“解放”。“解放”了，少了些人身侮辱，可又多了些精神折磨。造反派头头开始和他接触，说话和气，对他的妻子马葳不时夸上几句：“你看你多么朴素、多么贤惠、多么善良、多么通情达理，长得貌美。而不像她们那样，她们是资产阶级太太，你不是。”在一次批斗会上，造反派头头还有意在讲话的最后附加上了一句：“柳青是孤立的现象，他没有那种个人的东西。”其目的还是要柳青说造反派的好话，尤其是说他的好话，并多次表示，如果按他的要求办，他就让柳青作为革命干部进“三结合”领导班子当头头。这在当时是多么大的诱惑，多么幸运荣耀的事情啊。试想，当时柳青如果进了“三结合”班子，后来他就不会遭那么大的罪，他的爱人马葳也不会被逼上人生的绝路。但是，柳青面对喜从天降的“大好事”嗤之以鼻。他说： “人生最得意受宠的儿女是正义感和良心，最受尊敬的父母则是人格和道德。我不能出卖灵魂，不能进他们那个‘三结合’的领导班子，绝不能！我宁愿当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打死我也不进他们那个烂球‘三结合’的瞎瞎班子。”
柳青曾对孟维刚意味深长地讲李贺的诗“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少年心事當拏云，谁念幽寒坐呜呃”，他说：“维刚，你领会到了吗？李贺在这首诗里寄寓了自己在困厄时的苦闷心情和他不甘在伤感中消沉的决心。他是多么渴望着鸡鸣天亮啊！我也一样，尽管关在‘牛棚’中，我从没有悲戚和伤感过。我要坚守信仰，我要坚持实事求是，有时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不动摇，甚至牺牲生命。‘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在我看来，不符合实事求是，是带有市侩哲学气息的。凡是实事求是、凡是不惜一切坚持真理的人，就不能有投机心理。投机心理有大有小，是由个人主义产生的一种精神状态。宋代贤臣范仲淹不畏权贵，被贬外逐时，还念念不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两千年前的诗人屈原，是封建社会的，他敢于坚持一种信念。鲁迅在当时的上海文艺界中，他的坚持真理，他是完全为人民和革命的。我也是一个文艺工作者，我觉得，像在泥泞道路上走着一样，要一步一个脚印，要经得起一切考验。”
由于柳青不向权贵折腰，不愿和造反派同流合污的强硬态度，惹恼了造反派头头。在一次谈话中，造反派头头气愤地左右打了柳青几个耳光，又狠狠地一脚把柳青踢倒在地。看着满脸是血的柳青，这个丧尽天良的坏种恼羞成怒地骂道：“柳青，你真是个不知好歹、不识时务的傻■，今天老子不但要把你打翻在地，还要踩上几脚，看你还嘴硬不嘴硬。”当即宣布“打倒柳青”，再一次将柳青定为“顽固不化，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关进了“牛棚”。
七
1973年春节后的一天，踏着未融的积雪，冒着未消的寒气，我和长安县文化馆馆长郝贵忠去柳青在西安的家中拜访。
一进门，在简陋窄小的房子里，地上摆着几根大葱和二十几个土豆。看着柳青妻子马葳被迫自杀后家里凄凉的情景，一股难以抑制的泪水直涌我的眼帘。柳青坐在一张破旧沙发上，腿上放着写字板，默默地写着什么。当他看到我们到来时，高兴地和我们聊起来。他不厌其烦地问我爷爷的身体状况，还问我伯父经管的饲养室今年下了几头骡驹、马驹……当谈到他的身体状况时，他微微一笑。
当我和他谈到当年他和马葳对我家的关照时，他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泪水，黯然神伤地说：“你知道皇甫村人都说马葳是个好人，贤惠、厚道、善良、通情达理。我写的《创业史》第一部有她的一半功劳啊！”柳青极度悲愤地说：“我被第二次打倒，关进‘牛棚’后，马葳最怕参加批斗我的会，但每次批斗我的会她又都参加，她是不放心我呀！她坐在会场的一角，手足无措，紫棠色的脸变得蜡黄。平日总是闪着亲切、质朴、黑幽幽的大眼睛，那时变得目光呆滞，惶恐不安。眼看着亲人备受折磨，她忍受不了这种疯狂野蛮的批斗、残酷殴打的场面，可她又不知道应该怎么办。马葳精神上承受着来自各方面她所不能承受的压力，她受到比我更大的痛苦和折磨，她在丈夫、儿女们的生命全无保障，衣食住行全无着落，一家人到了走投无路的状况下，痛苦达到了极限…… ”
1949年，马葳，一个远离他乡、年仅23岁的华北大学毕业生，被分配到西北局图书馆工作。1952年，经西北军政委员会书记习仲勋牵线，与临时参加整党工作的柳青相识，后经西北局党校校长李文海做媒，结为伉俪。为了支持丈夫写《创业史》，她舍弃了西北局优越舒适的工作环境，和柳青到贫穷落后的皇甫村安家落了户，协助柳青完成了巨著《创业史》第一部。 然而，1969年6月，一个傍晚，对被第二次打倒的柳青的迫害进一步升级。马葳也遭到了诬陷和攻击，但她不愿和那些邪恶势力同流合污，更不堪目睹丈夫受到残酷折磨，为了挽救身体孱弱的丈夫、保护年迈的母亲和五个未成年的子女，她怀着满腔的悲愤，步行30里路，恋恋不舍地望了皇甫村最后一眼，含恨跳进了神禾原畔的大口井。
马葳是想用自己的死，来挽救丈夫柳青的生命，好让丈夫写完他那撼世杰作《创业史》啊！
第三天上午，大口井里漂起了马葳的尸体，人们无比愤慨。
在安葬马葳的日子里，恬不知耻的造反派们，利令智昏地派人到皇甫村取证马葳死前都干了些什么事，好给马葳的头上再捏一顶畏罪自杀的帽子，好彻底逼死身陷囹圄的柳青。造反派的外调人员首先找到了《创业史》中梁生宝的生活原型王家斌问：“马葳为啥偏偏要跑三十多里的路，跳井死在皇甫村的神禾原畔？”
王家斌气愤地说：“你们胡闹啥呢？连鬼都不放过，要问，问鬼去！”
他们从王家斌身上捞不到想要的马葳的“罪状”，转而又问：“那么，你知道柳青都说过哪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
王家斌说：“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人家从来就没在我面前说过，我咋能知道呢！”
“你甭害怕，他是黑作家，已经被打倒了。”
王家斌说：“要是这么说，我就没啥说了。”
“你的靠山倒了，你为啥还要保他？！”
“人家把一万多块钱给咱王曲公社创办农业机械厂，也是坏事？”
“那……那他才最坏呢，他耍的阴谋诡计，拉拢群众，是个两面派！”
“把自己的钱给大家使用，也是坏事？”
“钱是国家的，他给了公社，回去还向国家要。”
“钱能随便向国家要？要是这么胡说，咱们也就没啥好说的了。”
来人还不甘心，又说：“他比群众住得高！”
“那庙原来就建得高。”
“他比群众生活好！”
“你胡说！我看他屋里没个啥，连一床好被子也没有，娃们穿的是补丁摞补丁的衣裳。倒是有个钉鞋的盒子，鞋破了，还是自己钉。”
他们没有从皇甫村群众的口里得到半句他们想要的马葳和柳青的坏话，就把提前捏造好的诬陷马葳和柳青的材料拿到皇甫公社，要盖章时，皇甫公社文书翟青云看过伪造民意的材料后，怒斥道：“请你们再打听打听，再问一问皇甫村的所有人，谁不说马葳是个少有的贤惠、厚道、通情达理的好人？谁不称赞柳青是个天底下少有的难得的大好人？这儿是皇甫公社，由不得你们胡乱编造，栽赃陷害。如果你们再不长眼睛的话，看我不叫皇甫村的人打你们这伙狗日的才怪呢！”这伙人赖着不走，非要翟青云盖章。不料，周围的群众知道这件事后，纷纷围住造反派的外调人员要动手打。在公社干部的拦挡下，造反派外调人员见势不妙，才惊慌而逃。谁料，造反派外调人员在离开公社办公室不远的神禾原畔遇到了皇甫村一伙愣头青年，他们含着满腔的怒火，愤慨地将造反派开的汽车掀翻到水渠里。事后，造反派只好宣告柳青无罪。
当谈到他的创作时，“解放”后的柳青，像他讲的那样：“成功人的字典里，没有‘惧怕’二字，只有浩然气概的勇敢。”柳青没有半点消沉和晦气，仿佛像一个即将奔赴战场的勇士，激情昂扬地把手一挥，指向墙上挂着一幅竹篾条幅，上面是柳青端端正正写的一首诗。我和郝贵忠馆长不约而同地读了起来：
落户皇甫志如铁，谋事在人成在天。
灾祸累累无望时，草藁还我有生机。
堆中三载显气节，棚里满年试真金。
儿女侍翁登楼栖，晚秋精耕创业田。
柳青要把被“文化大革命”耽误的宝贵时间抢回来！身患严重哮喘病的柳青，他要在医院的病床上昼夜奋笔。他一边喘息着，一边往嘴里喷着气雾剂，吞着药丸，把输氧的皮管用胶布固定在鼻孔里，费力地描绘着蛤蟆滩的美好前景，刻画出皇甫村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一个又一个“梁生宝”式的人物来……
一次，医生通知病人家属，柳青已经死亡，要送太平间。这时，只见一个护理柳青的护士扑倒在地上，使出吃奶的劲儿，双手紧紧地拉住车子不放，她撕心裂肺地哭喊着：“求求叔叔阿姨，求求叔叔阿姨们，等一等，再等一等，再给他治疗治疗，再给他治疗治疗吧，说不定他还能活过来呀！他可是一个大好人呀！他为了写完他那个《创业史》，伏在窗前那个破圆桌上，晚上一写就熬到三点多钟啊！求求叔叔阿姨们，再给他治疗治疗吧，说不定他真的还能活过来呀！”小姑娘的举动，惊呆了在场的所有人。
谁也没有料到，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抢救，柳青竟然奇迹般的活了过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柳青的病像这样大的发作，病危通知书就下过11次，而他一次次都起死回生，一次次都从死神那里又回到了人间。柳青不能死，柳青更不想死。他想的是自己吗？不是。他想的是党的为人民谋福祉的事业。
他这样安慰经常为他牵肠挂肚的孩子们，“你们放心好了，我的事還没做完，《创业史》还没有写完，马克思还不准我报到的。”他还说，“我柳青算啥？只不过是沧海之一粟！我也想过，就个人来说，如果有那么一次闭上眼睛再也醒不过来，也就结束了这场悲剧和烦人的痛苦了。可是，我无权这样做，党给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创业史》还没有写完。这几年我想得很多，经过‘牛棚’一段考验，我观察了，分析了，我们党的老干部，绝大多数是不错的，这是我们党的财富。你想想，有这么一大批有威望、有影响、有号召力的老干部，能对眼前这样的现实袖手旁观吗？能不挺身而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千百万共产党人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变的！只要这个不被破坏，就有希望。”
柳青不止一次地说过：“司马迁受了那么大的耻辱而不辞世，是为了完成他的《史记》创作。我活着也是为了写作这个事。个人倒了算什么？人民是永恒的！人民期望着看书！周总理让人捎话来说，让我养好身体，让我想办法把《创业史》写完啊。” 短短的几年时间，柳青修改了长篇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和《创业史》第一部和第二部下卷。
1977年9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创业史》第二部上卷。
一个上午，医生把大女儿刘可风叫到办公室，说柳青拍的胸片上，怀疑有一个血管瘤。天哪！真是雪上加霜，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残酷的事情吗？可风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心里憋得慌。回到病房，父亲看到她神情诧异的样子，就追问：“医生叫你有什么事情？”可风故作无事。柳青说：“你说吧！和地狱打过多少次交道的人还有什么经受不住？”于是，可风告诉他医生的话。柳青缓了口气说：“每一个人都要选择一种结束方式，心脏病、肺病、癌症，随便哪一种，效果都一样，何必为这种选择发愁。”他轻松地开导可风：“人已老，不思腾达，只求死前留一定稿，足矣。从炉口看，火已灭，但炉内燃烧正旺。眼看着夕阳西下，赶路心急，可惜诸事不宜。虽如此，心志不灰。”
第二天，查房的时候，柳青的双手紧紧地拉着朱大夫的手，深沉而又恭敬地说：“朱大夫，你可知道，我可不是个贪生怕死的人？！”“知道，知道。”“你不知道，我这条命是我妻子马葳用死换来的！”“知道，我也知道。”“你肯定不知道我写《创业史》的动力和来源！”“不知道，真的不知道，那么，请你给我讲一讲。”柳青缓缓地出了一口气，深情地说道：“那是1950年，我在《中国青年报》副刊当主编，周恩来总理派车把我接到中南海毛主席住处的接待室。毛主席从他的书架上抽出一本我写的《种谷记》，对我说：‘你在小说界率先发表的肯定米脂县农村农民变工互助抢墒种完谷子的事，宣传了合作起来力量大。我想让全国农民走互助合作化的道路，土地国有化，由单干到集体，缩小生活差别，要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这是关系到国家体制变革的大问题。你说呢？’我说：‘我们文艺工作者一定要为人民写好书，写好农民该走哪条路，宣传好走集体所有制互助合作化道路的优越性。’毛主席对我的话表示肯定，笑着说：‘好！走集体所有制的合作化的道路是我们的基本国策。你一定要为人民写好它。’毛主席的话成为我写好《创业史》的动力。”
听了柳青的诉说，朱大夫一下子惊讶地呆愣在那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柳青缓了口气，说：“你还知道，周恩来总理让我把身体养好，把《创业史》写完！”“知道，大家都知道。”“那么，就算是老哥求你了，”说着柳青突然弓起身，双腿跪在床上，双手使劲拉住朱大夫的手，“求你了，求你了，求求你这个主任大夫！求求你和大夫们想想办法，让我再多活几年，好让我把《创业史》写完，好让我对得起周总理对我的关怀，好让我嫑辜负毛主席对我的期望！如果我真的死了，完不成《创业史》，那么我就愧对人民，愧对毛主席对我的嘱托啊！”
柳青双手抱拳，向朱大夫连作三拜。
朱大夫泪如泉涌，他双手紧紧地拉住柳青的双手说：“老哥，我当大夫几十年，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憨的人，把写作看得比生命还金贵。面对死亡，一般人都想多活几年，多享几天清福，多看看五彩缤纷的世界。而你考虑能再多活几年，是为了完成你那《创业史》。”神情凝重的朱大夫，深沉而感慨地长长叹了口气，说道：“唉，我没见过，我没见过，真的，老哥，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人！”朱大夫哽咽着痛哭流涕，颤抖的双手使劲地握住柳青的手！说：“老哥，我们一定会千方百计治你的病呀……”
刘可风听着父亲和朱大夫的对话，酸楚的泪水像决堤的河水奔涌而下。
望着病房窗外的雪松，柳青缓缓而又深情地对女儿说：“每个意念都是一场祈祷。你不要难过，肉体对我就这么一点意义，给人们留下一些研究上个时代的真实资料是我最大的心愿。”
柳青低下头，轻轻敲击着墙壁，慢慢吟诵着两年前送给女儿可风的一首诗：
襟怀纳百川，志越万仞山。
目极千年事，心地一平原。
这首诗，是柳青作为父亲对孩子爱抚的一个侧面。的确，孩子们大可享受同样条件的同龄者的欢乐，然而，耿直秉正的柳青却把他们从富裕的阶层拉下来，植根于陕西皇甫村的黄土地，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过早地成熟，随着父母的事业而苦而乐。他们柔嫩的肩膀，过早地留下了生活重担的印痕。
尤其是1969年，妻子馬葳含冤自杀以后，撇下一群孩子和柳青相依为命。柳青爱孩子，不愿离开他们去外地：“像个老母鸡一样。我走了，这一群鸡娃就没人管了。”孩子们更爱爸爸，围绕爸爸的工作，早早把生活安排妥。大女儿刘可风毕业于北京大学，参加工作后，几乎每星期都从永寿县农业局赶回来，照顾柳青，干一些家务，支持他把《创业史》写下去。
一部《创业史》，浸透了全家人的心血啊！
在常人看来，一个享受国家九级干部待遇的柳青，身后肯定会给儿女们留下一笔丰厚的资产。然而，在柳青的字典里压根就没有“存钱”这个词。
有一年过春节，柳青和儿女们十分难得地团聚到了一起。柳青对他们说：“娃呀，我一天不如一天，你们自己给自己想出路，不要靠我，谁也靠不上我，我的《铜墙铁壁》等作品早期稿酬和积蓄都捐给了抗美援朝事业。《创业史》稿酬和积蓄全部给了王曲人民公社，建了机械厂，给皇甫村的社员户户拉了电灯，给皇甫村的人买了日本稻种，给皇甫村修了一座桥，给咱老家也修了一座桥，剩余的全部交了党费。你们的爸爸在银行从来不存钱，存下钱有什么好处，你们娃们之间闹不好，既影响团结，又限制自己进步。不存钱，你们自己靠自己，漫长的生活道路是靠自己闯下的嘛。在学习上、在前途上、在事业上，谁也不要服谁，互相竞赛嘛！”
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柳青的七个子女都是靠自己的奋斗，成为了国家有用之才。
成年后的刘可风要结婚离开这个家了，做父亲的以何示女儿呢？柳青自蕴于胸，撇开合情而又不俗气儿女情长式的寄语，以一个政治家的超前意识找出了他在苏联访问时从马马耶夫岗索要的一块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碎弹片送给刘可风，并说：“没有千锤百炼，你就是一块废铁！没有钢铁般的意志你会一事无成。”赠勉了刘可风这样一首哲理诗。这首诗与其说是柳青给女儿的赠勉，毋宁说是他自己在政治风云搏击中的人生观的总结与转嫁，希望助他的女儿襟怀宽广，志越万重山，闯荡社会，及早地成熟。 诗中“襟怀纳百川”“目极千年事”，正是柳青半生坎坷、半生识见、光明磊落、肝胆照人的写照。
身患重病的柳青并没有被病魔吓倒，他的脑海里，还一直思考我国行政区域的划分问题。他认为我国的省份應按照经济发展的需要重新划分，分析了现在区域划分对我国经济建设的不利影响。在病床上，他不止一次地向前来看望他的友人，谈论着这一问题。临去世前，国家副主席李先念同志派秘书李成瑞、孙岳来看望柳青，他仍不忘阐述自己的观点：“几十年来，有个比较普遍的现象，上面领导容易‘一刀切’，下边行事容易‘一窝蜂’。如果能按照相似的经济条件划分省份，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这种现象或许有可能减少。”他告知李成瑞和孙岳说，“过半个月，我的病稍好后，我希望你们能再来一次，我谈一下我对党内监察工作和我国经济省份划分的设想……”
然而，就在李成瑞和孙岳走后的第13天，柳青突然不幸病逝。
柳青的这一建议，再也没有机会向国家高层反映了。他在世时，曾多次想把这建议撰写成文，但因病重体弱，终未如愿。就在他离世前三天，身体已极度虚弱，自知来日不多了，还再三地对女儿刘可风说起这件事：“我已经是油尽灯残的人了，是看不见新的长征了。党内监察工作是党的存亡大事，重新划分省份对以后的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希望将来在条件合适的时候，国家领导和有关部门能把这两件事办好。”即使到了这样的地步，他明知自己患了不治之症，仍倔犟地对女儿刘可风说：“我不能死，特别是在这个时候，我不该死……”
他辞世的那天，1978年6月13日，刚62岁，壮心不已，他死不瞑目啊！
八
1978年6月22日和28日，人们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在北京八宝山、在皇甫村神禾原上，分别举行了柳青的追悼大会。
神禾原上，数千人的追悼大会，柳青子女和皇甫村人呼天喊地的哭声，震撼了人们的心。一个体重不足百斤，皇甫村有名的“啬皮”“鸡颡”，不修边幅的“闲事队长”，有名的标准关中“不识时务”的陕西倔头老汉柳青，竟然有胡耀邦、王震等中央领导人参加了他的追悼会，时任国家副主席李先念同志送了花圈。《创业史》中梁生宝的生活原型王家斌、村支书罗昌怀，当场哭得昏了过去……
中国文坛，从此失去了一位优秀的人民作家！
1990年6月13日，柳青逝世12周年。
这天上午，我和伯父郭治荣去王家斌家，只见董炳汉、刘远峰、邢桂芳、皇甫村党支部书记杨海民他们已坐在院子里，因王家斌的身体健康状况，我们按他的吩咐，准备11时一块去神禾原祭拜柳青。坐在王家斌的院子里，大伙回忆着当年柳青在皇甫的日子。王家斌说：“我爸在办互助组时特别反感柳青，嫌他把我弄得成天不在家。我爸一见柳青来就骂：‘你个丧门星，你把我娃勾引得成天胡乱跑，不为家里做个啥……’柳青听见不在乎，一进门又说又笑，我爸脸一吊，给他个脊背，他还一样喊：‘老叔……’和我爸打招呼，让老人开心。1957年，我爸病重把我叫到床前说：‘娃呀，早先我骂柳书记，啥话也都说了，他不和我计较，还帮咱。现在我死了也就放心了，那老汉不吃咱的，不喝咱的，愣拼命干，他图个啥？一心为咱的日子好过，我死了你就听他的话。’我爸咽气前，柳青赶来，我爸拉着他的手，泪流满面地说，你……是个……好人！天底下……少有的……大好人啊！”
当王家斌讲到1969年8月的一天，他到西安“牛棚”看望柳青时，心情特别的激动。他说：“那天，我从关押柳书记的‘牛棚’的窗子跳进去，看到被折磨得骨瘦如柴，躺在病榻上不断咳嗽的柳书记时，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淌。当我问到他最近情况时，柳书记突然昏死过去。我也不知道当时我哪来的那股二杆子劲，用石头将门锁砸开，一口气把柳书记背进医院，医生说再晚来半个小时，柳书记就没命了。柳书记醒来后，我感激地对大夫说，我代表皇甫村的乡亲们感谢你们了！你们可让柳书记活过来了！柳书记啊，你真的不能死呀！你是天底下一个大好人啊！我们皇甫村的人需要你啊！”由于心情过于激动，王家斌说到这里时，口里念叨着“柳书记、柳书记”，因心脏病突发而亡。
1978年6月13日，1990年6月13日，一个令人无法解释的巧合，人民作家柳青和他的《创业史》中梁生宝的生活原型王家斌，在同一月、同一天，几乎又是同一个时辰逝世！几乎同一时段，老天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
天意啊！天意！
就在柳青逝世14年后的1992年10月，一天，中共中央组织部两位在陕西蓝田县蹲点的干部，他们是柳青当年的同事，这一次专程来柳青墓拜谒。当他们看到凄荒的柳青墓地时，他们跪在柳青墓碑前，长跪不起，号啕痛哭……他们挥泪向有关部门写信，呼吁修建柳青墓园。
著名作家陈忠实先生（曾任中国作协副主席、陕西省作协主席）背负着人们的重托，肩负着人民的期盼，奔走相求，求助宣传部门和民政部门，他们说柳青不是烈士，求助文物部门，文物部门说，柳青不是明清以前的历史人物，不在保护之列。就在陈忠实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的时候，他把老脸一抹，去找他当年的文友，办企业的董颖夫。董颖夫当即拍板：“陈主席，你说咋办，咱就咋办。为了一个伟大的共产党员、人民作家，我掏钱，你安排，咱们一定要把柳青墓园修建好。”董颖夫这位具有赤子之心的陕西愣娃，不但在陈主席的指导下修建好了柳青墓园，而且还成立了陕西省柳青文学研究会，担任执行会长，设立了柳青文学奖，又编写了现代秦腔剧——《柳青》。
大学毕业后，我用了三年多的节假日，走访了柳青生前的乡党、挚友、朝夕相处工作多年的基层干部、农民，还有他的子女、侄子，拜访了全国和柳青有过接触的相关人员，录制了几十盘磁带，拜读了柳青所有作品，阅读了有关回忆柳青的文章及对柳青作品的评论，我的心灵一次次感受到震撼。几十年来，柳青的崇高形象在我心目中形成的这座不朽的精神灯塔越来越具体，越来越高大，越来越明亮了。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柳青“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的文学道路给予了充分肯定，特别提到了他的代表作《创业史》，称赞他是一位“人民作家”。习总书记说：“1982年，我到河北正定县去工作前夕，一些熟人来为我送行，其中就有八一厂的作家、编剧王愿坚。他对我说，你到农村去，要像柳青那样，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柳青对陕西关中农民生活有深入了解，所以笔下的人物才那样栩栩如生。柳青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中央出台一项涉及农村农民的政策，他脑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农民群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2018年6月26日，还有2019年7月13日，我有幸在北京两次参加了“全国弘扬柳青精神座谈会”。会上，各界人士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学柳青”的讲话精神。大家回忆了柳青那一桩桩、一件件激动人心的感人事迹，柳青撼天动地的人格风骨，总结出了柳青融入百姓、关心群众疾苦、一心为民的公仆精神，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甘于奉献的创业精神，牢记宗旨、廉洁躬行、绝不拿原则做交易的自律精神，审时度势、公正理性、善于作为的担当精神，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为民请命的大无畏精神，坚守信仰、不惧辱陷、宁死树党性的脊梁精神，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为人民谋福祉的献身精神！这精神，必将成为我们中华民族最伟大的不动遗产——柳青精神。
啊，柳青，一座不朽的精神灯塔！
作者简介：基石，作家，原名郭文麟，1953年10月27日出生，陕西省长安县（今西安市长安区）人。陕西省柳青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柳青研究基地主任。
责任编辑：蒋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