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煮过香香甜甜的腊八粥，一年的工作也进入总结期，马上就将迎来全家团圆的日子—一春节。大年三十晚上，素有“点灯放炮”的习俗，小孩子们提着灯去外面放炮，点炮的香就用灯火引燃，而这一习俗中的“灯”，就是彩灯。
　　提起北京的彩灯，“小灯张”可是一个响当当的牌子，从清末民初时期，张双志的父亲就跟随宫廷中的手艺人，学了一手制灯技艺。每当进入腊月二十三，张父就把灯整整齐齐地码到将近一人高的纸箱子里，每天挑着两箱子灯，到东四牌楼、地安门一带卖灯。由于他制作的灯笼美观大方又精细实用，在当时很是有名，彩灯也十分抢手，所以有人送他一个称号“小灯张”。
　　张双志是“小灯张”的第二代传人，名气大，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等多家媒体都采访过他。北京市批准了20位联合国民间工艺美术家的称号，其中就有张双志。 “为什么我这个彩灯工艺是非遗项目，因为它都是传统的东西。”他在家里给自己辟出了一块地方，当作制灯的工作室。走进张家，家里挂满琳琅的彩灯，在这个寒冬时节，透出掩不住的年味来。
　　在家庭的熏陶下开始做灯
　　说起和灯结缘，父亲的影响当然是最主要的原因。1953年左右，张双志的父亲有了正式工作，在国营工厂上班，做泥瓦匠。但每年过了立秋后，泥瓦匠的活就不多了，为了养家，父亲就继续做灯，过年前后拿去卖。 “我是在家庭的熏陶下开始做灯的，那时候做灯是全家动手，一年卖灯一年做风车，所以风车我也做过。”张双志把立在灯旁边的风车指给我看。小时候的张双志在画画上很有天赋，小孩子爱拍的洋画，小人书上的插画，他都能照着画出来，因此在制灯方面学习得也非常快。“因为家里五个孩子，生计艰难，大哥又参军未归，父亲无力抚育全家，我就先辍学去做学徒工，后来也和大哥一样去参军。”
　　张双志曾经当过七年兵，专门负责气象，为飞机起飞降落提供天气预测。他总是在二层小楼上，每过一小时观测一次天气和温度湿度等，编成密码发到总站。那段日子也很艰苦，每次吃完饭，碗底都能积累起一层沙土。
　　跟风筝传人关宝祥学艺
　　1968年，张双志回到原来的工厂，在水电部做模型，这个时候的他，只把做灯当成个普通的手艺。当时正逢民间重视起非遗项目，他开始跟着金马派风筝传人关宝祥学艺。那时许多老手艺人离世，也带走了那些技艺。关宝祥当时入了北京民间艺术家协会和北京民间玩具研究会，这两个组织像救火队一样，开始抢救非遗项目。关宝祥知道了张双志父亲的事，就建议他和父亲沟通一下，请老爷子出山做彩灯。 “我一开始不以为然，觉得一个普通的灯笼而已，说什么出山不出山的，但还是回家和父亲沟通了，父亲是一个实在的手艺人，并不同意。不是说手艺不行，他说我现在有正式工作，虽然休病假，但是国家一分钱都不少给，怎么能一边拿着工资一边出去做别的工作。”张双志回忆说，当时还没有改革开放，父亲在七机部三院的五四七工厂，他觉得业余时间当顾问，就像第二职业一样。张双志向关宝祥传达了父亲的态度，关宝祥说，“那你来参加协会吧，把彩灯发扬光大。”
　　改良灯“有美的共鸣”
　　北京的彩灯，严格来说不止“小灯张”一家，当时有一位黄松清先生，做彩灯也是做蒺藜灯的，还会做各种动物灯。他以前是裱糊匠，也做婚庆丧葬用品，比如纸人纸牛纸马等等，都是等不得的急活，所以老先生一直認为自己虽然效率快，但并不如张父的灯做得精细。有一年，张双志在大观园展出，做了一个大猪灯，黄先生就在他隔壁，做的是一个像提线木偶一样会动的猴灯。
　　举行开幕式的时候，黄先生和张双志正好站在一起，“我夸奖黄先生的猴灯做得好，黄先生得知我是张长顺的儿子，马上转过身，向我竖起大拇指，说，‘您父亲可是这个！我们都是大糙活儿，您父亲做的可是细活儿”。
　　黄先生的称赞第一次让张双志领会到父亲不是一位普通的手艺人，他开始正视父亲在彩灯制艺中的成就。以前市面上曾卖过—种折叠纸灯，可以将一个扁扁的圆片拉开，成为一个长冬瓜形的灯笼，但这样的灯笼太轻太薄，如果在里面点上蜡烛，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而张双志给我看了一种他家自制的灯，外面是一个上宽下窄的罩子，底座是黄土泥或胶泥捏好晾干的泥托，有风刮过的时候，泥托很沉，不会随着刮风摆动，里面的蜡烛就灭不了。这是张父根据以前宫廷中的“气死风”灯改良的。 “以前宫廷中的灯，形状多是圆灯或冬瓜形的长灯，而我父亲研究的这个灯在造型上更加美观漂亮。虽然现在用的都是电灯，这种设计也有些无所谓，但它的美感是始终如一的，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有美的共鸣’。”
　　现在的张双志除了做灯，还注重民俗文化的普及，平时他会去参加展览，到少年之家或其他学校教小朋友做彩灯，年底去参加各种不同的活动。“最重要的是维持现状，不能让彩灯的现景更差了。”
　　冰野据《海淀·故事》海萱萱/文 图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