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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田时雄 著 高启安 译
内容摘要：文章介绍了日本京都兴圣寺现存的《大唐西域记》抄本，并与今存的其他各种版本的《大唐西域记》进行了对比研究，认为兴圣寺所藏抄本为存世最早。
关键词：京都；兴圣寺；大唐西域记；抄本
中图分类号：G25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08)02-0047-02
在日本京都堀川的古刹兴圣寺内，笔者看到了该寺保存的《大唐西域记》古抄本。在这之前，就知道兴圣寺收藏有《大唐西域记》古抄本，但却无缘得睹天下之宝物。此次有幸能饱眼福，是因共同研究的落合俊典教授动员、被允许临时参加该寺所藏全部佛经的调查以及照片的拍摄活动。现根据此次参观的片段见闻，就自己所知，草成拙文。
兴圣寺的《大唐西域记》全部12卷，虽然很完整，但不全是同一时代的抄本。各卷大多有纪年题记。现将有年代题记的各卷列举如下：
第1卷：“延厝四年(785)七月害写莲废”；
第2卷：“仁安二年(1167)二月七日害了／求菩萨沙门信西”；
第4卷：“仁安二年(1167)岁次丁亥二月五日，求菩萨沙门宽盛书”；
第6卷：“嘉吉二年(1442)四月七日借筆于白蹈圣人令书藏内之阙者也”。
其中第6卷卷首有“转六”的千字文函序号，卷尾注有字音。因此可知抄自刊本《大藏经》(可能是“思溪版”)。
另外，第12卷还标注有训读音和片假名。这些训读资料，很早就被日本语研究专家进行过研究。即便没有题记的部分，其抄写年代是承和十一年(844)以后，也许是天历年间(947—956)。根据是卷末处的背面写有承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中臣由多气”出借稻米还贷账单的解文(“解文”一般指上达的文书。下同——译者注)，系抄写《大唐西域记》之时，偶因纸张缺乏而为之。这让我们看到了公文书背面再利用的现象。需要说明的是，第1卷和第12卷较早，尤以第1卷为最早的抄本。关于第1卷的题记由于是另外所写，存有疑问，但同行的古写经专家、京都国立博物馆的赤尾荣庆氏认为按照写本外观和字体特征，没有特别可疑的地方，应该是那个年代的写卷。相反，如果否定题记的年代，则更需要具体证据。我想这个年代是可以成立的。第1卷写卷为高约27、宽55cm的用纸16张粘接，天地以及每行都有界栏线，界高24.3cm，每行24—25字不等，原卷由卷轴改为经折装，和其他诸卷相比，第l卷稍长。顺便说一下，写卷背面的解文上下有缺损，大概是在改装时被裁切所致。由此可知，原来书写解文的纸张当更长。这样，让人感觉到第1卷的外观特征比较特别。
日本现存的《大唐西域记》古抄本，据目前所知，其他的还有如下几种：
1．京都国立博物馆所藏康和四年(1102)抄写本(只有卷1，守屋孝藏旧藏本)；
2．法隆寺所藏大治元年(1126)加点本(缺卷2和卷12)；
3．大谷大学所藏大治本(卷2，即上述法隆寺本所缺部分。神田喜一郎旧藏)。
4．石山寺所藏长宽元年(1163)的移点本(指连同原来的加点和注音一起抄写的本子——译者注)(卷1到卷8，卷9以下是刻本影印)；
5．醍醐三宝院所藏建保二年(1214)抄写本(只有卷11、卷12)；
6．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橘寺本(松本文三郎旧藏，12卷完整)；
7．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绀纸金银字的所谓中尊寺经(《大正藏》注为松本初子所藏本)等。这些底本除第1、2种外，不同程度地都被利用来校勘《大唐西域记》底本。尤其根据近年来的调查，可资利用的还有名古屋大须的七寺本、大阪河内的金刚寺本(缺卷1和卷10)。根据落合教授的研究计划，已拍摄成清晰的图像，在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可看到。
近年来，作为忠实保存唐代标准藏经范本的日本奈良平安朝写经的价值被学界高度重视，更不用说这些古抄本也对复原《大唐西域记》本来面貌将起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全面利用日本古抄经范本的时代已经到来，在这个意义上，更古老的兴圣寺本《大唐西域记》的价值应该不会小。
敦煌、吐鲁番写本中也有《大唐西域记》的残卷。敦煌文书S.2659Va(卷首缺，卷1的大部分)、P.3814(卷2的后半部分，约三分之一)、S.958(卷3的卷首，仅十来行)卷为大家所知。其中S.2659Va卷是同光二年(924)三月去印度求法旅行归来的鄜州开元寺僧人智严在旅行中携带的写本。其他两件的书写年代不得而知。但从文字和写本的外形特征看，不会早于9世纪。如此，则兴圣寺的《大唐西域记》第1卷无疑是现存最早的《大唐西域记》抄本。
笔者就《大唐西域记》第1卷，将兴圣寺本和其他日本古抄本、敦煌本稍作比较，就发现，和以“高丽藏本”为最早的《大藏经》诸本对比，有许多不同之处，而且这些不同处在诸抄本间表现出明显的一致。限于篇幅，无法在此详细叙述。毋庸置疑，在确立《大唐西域记》的底本时，兴圣寺本等古抄本当不可或缺。
(责任编辑 盛朝晖)
内容摘要：文章介绍了日本京都兴圣寺现存的《大唐西域记》抄本，并与今存的其他各种版本的《大唐西域记》进行了对比研究，认为兴圣寺所藏抄本为存世最早。
关键词：京都；兴圣寺；大唐西域记；抄本
中图分类号：G25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08)02-0047-02
在日本京都堀川的古刹兴圣寺内，笔者看到了该寺保存的《大唐西域记》古抄本。在这之前，就知道兴圣寺收藏有《大唐西域记》古抄本，但却无缘得睹天下之宝物。此次有幸能饱眼福，是因共同研究的落合俊典教授动员、被允许临时参加该寺所藏全部佛经的调查以及照片的拍摄活动。现根据此次参观的片段见闻，就自己所知，草成拙文。
兴圣寺的《大唐西域记》全部12卷，虽然很完整，但不全是同一时代的抄本。各卷大多有纪年题记。现将有年代题记的各卷列举如下：
第1卷：“延厝四年(785)七月害写莲废”；
第2卷：“仁安二年(1167)二月七日害了／求菩萨沙门信西”；
第4卷：“仁安二年(1167)岁次丁亥二月五日，求菩萨沙门宽盛书”；
第6卷：“嘉吉二年(1442)四月七日借筆于白蹈圣人令书藏内之阙者也”。
其中第6卷卷首有“转六”的千字文函序号，卷尾注有字音。因此可知抄自刊本《大藏经》(可能是“思溪版”)。
另外，第12卷还标注有训读音和片假名。这些训读资料，很早就被日本语研究专家进行过研究。即便没有题记的部分，其抄写年代是承和十一年(844)以后，也许是天历年间(947—956)。根据是卷末处的背面写有承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中臣由多气”出借稻米还贷账单的解文(“解文”一般指上达的文书。下同——译者注)，系抄写《大唐西域记》之时，偶因纸张缺乏而为之。这让我们看到了公文书背面再利用的现象。需要说明的是，第1卷和第12卷较早，尤以第1卷为最早的抄本。关于第1卷的题记由于是另外所写，存有疑问，但同行的古写经专家、京都国立博物馆的赤尾荣庆氏认为按照写本外观和字体特征，没有特别可疑的地方，应该是那个年代的写卷。相反，如果否定题记的年代，则更需要具体证据。我想这个年代是可以成立的。第1卷写卷为高约27、宽55cm的用纸16张粘接，天地以及每行都有界栏线，界高24.3cm，每行24—25字不等，原卷由卷轴改为经折装，和其他诸卷相比，第l卷稍长。顺便说一下，写卷背面的解文上下有缺损，大概是在改装时被裁切所致。由此可知，原来书写解文的纸张当更长。这样，让人感觉到第1卷的外观特征比较特别。
日本现存的《大唐西域记》古抄本，据目前所知，其他的还有如下几种：
1．京都国立博物馆所藏康和四年(1102)抄写本(只有卷1，守屋孝藏旧藏本)；
2．法隆寺所藏大治元年(1126)加点本(缺卷2和卷12)；
3．大谷大学所藏大治本(卷2，即上述法隆寺本所缺部分。神田喜一郎旧藏)。
4．石山寺所藏长宽元年(1163)的移点本(指连同原来的加点和注音一起抄写的本子——译者注)(卷1到卷8，卷9以下是刻本影印)；
5．醍醐三宝院所藏建保二年(1214)抄写本(只有卷11、卷12)；
6．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橘寺本(松本文三郎旧藏，12卷完整)；
7．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绀纸金银字的所谓中尊寺经(《大正藏》注为松本初子所藏本)等。这些底本除第1、2种外，不同程度地都被利用来校勘《大唐西域记》底本。尤其根据近年来的调查，可资利用的还有名古屋大须的七寺本、大阪河内的金刚寺本(缺卷1和卷10)。根据落合教授的研究计划，已拍摄成清晰的图像，在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可看到。
近年来，作为忠实保存唐代标准藏经范本的日本奈良平安朝写经的价值被学界高度重视，更不用说这些古抄本也对复原《大唐西域记》本来面貌将起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全面利用日本古抄经范本的时代已经到来，在这个意义上，更古老的兴圣寺本《大唐西域记》的价值应该不会小。
敦煌、吐鲁番写本中也有《大唐西域记》的残卷。敦煌文书S.2659Va(卷首缺，卷1的大部分)、P.3814(卷2的后半部分，约三分之一)、S.958(卷3的卷首，仅十来行)卷为大家所知。其中S.2659Va卷是同光二年(924)三月去印度求法旅行归来的鄜州开元寺僧人智严在旅行中携带的写本。其他两件的书写年代不得而知。但从文字和写本的外形特征看，不会早于9世纪。如此，则兴圣寺的《大唐西域记》第1卷无疑是现存最早的《大唐西域记》抄本。
笔者就《大唐西域记》第1卷，将兴圣寺本和其他日本古抄本、敦煌本稍作比较，就发现，和以“高丽藏本”为最早的《大藏经》诸本对比，有许多不同之处，而且这些不同处在诸抄本间表现出明显的一致。限于篇幅，无法在此详细叙述。毋庸置疑，在确立《大唐西域记》的底本时，兴圣寺本等古抄本当不可或缺。
(责任编辑 盛朝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