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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娘和中国研修生一样，是在日华人里人数最多的两类人。这些年，远嫁日本的中国新娘占到了这个国家国际婚姻的三分之一强。来自日本厚生省的统计，最近几年，中国新娘进入日本的势头更为迅猛，从2001年起，每年都有超过1万人的中国新娘嫁到日本。
许多人对于中国媳妇的印象，一直停留在看过的某部纪录片。纪录片讲述了这些媳妇为了生活，背井离乡，一句日语不会，却嫁进深山的农家为妻。为了自己的下一代可以成功加入日籍，她们背负着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爱情，对于她们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中国媳妇有着各自的艰辛，但为了下半生的衣食无忧，为下一代奔出一个前程，她们普遍地含辛茹苦，努力奋斗着。
刘淑华和钟桂清这两位中国媳妇的命运，本也应如此，但命运的捉弄，让她们憧憬的幸福生活由此戛然而止。
分离和重聚
来自吉林的刘淑华2006年嫁到福岛县南相马市，这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普通日本乡村。从福岛市核心地区到南相马市，需要驾车走2个小时的山路。整个城市只有一条主干道，人口维持在7万左右。如果不是2011年3月11日那场核事故的发生，福岛应该会一直排在日本最不著名地区的前几位。
刘淑华的家住在南相马市的中太田神社旁边，离家不远就是大片大片的千年古松。房子是自建的二层小楼，和公婆住在一起。院子里有8个塑料大棚，每年随便种种菜一家人生活就不愁了。老公在汽修厂工作，靠本事吃饭。刘淑华和19岁的女儿每天在超市打零工挣钱，生活过得怡然自得。
日本大地震后，刘淑华的生活被推向了从未有过的核阴影中。她从没想到，自己的家距离第一核电站仅20.5公里，就差0.5公里的距离，她就同20公里警戒圈里的灾民一样，将面临背井离乡20年的生活。
因为距离过近，刘淑华在家就听到了核电站的爆炸声，爆炸后的浑浊空气呛得她呼吸困难。即使不清楚核电站到底出了什么事情，这个女人也下意识地预感到，必须得把女儿送走了。
之后不久，日本政府随即下达紧急避难命令。刘淑华带着女儿被中国大使馆的车子接走了，而他的日本丈夫却不得不留下来。当时，丈夫患脑癌刚刚做完手术，双目几近失明，只能带着年事已高的父母听从政府安排到邻县避难。
一场大灾难，让这个家庭面临着分别。
来自桂林的钟桂清是2002年嫁到宫城县南三陆町的，老公比她大10岁，是个普通工人。家里虽不殷实，但也衣食无忧。钟桂清说，她嫁过来的时候，家里刚盖了新房，建筑面积有400平方米，院子大得可以停15辆车。家附近还有大片的农田，农田租出去种，光租金就很可观。钟桂清嫁过来后，连续生了两个女儿，当了母亲后她开始做家庭主妇。
地震发生时，钟桂清带着两个女儿正在国内探亲，就这么躲过了百年一遇的大海啸。不幸的是她的家却毁于一旦，刚买的大型翻土机也没能幸免。
一夜之间，钟桂清变得一贫如洗。地震头3天，她天天在网上的死亡名单里寻找丈夫的名字，她不敢想象如果丈夫也失去了，她带着两个不到5岁的孩子之后该怎么过。
在这场巨大的灾难面前，中国媳妇需要做出艰难的选择，是走还是留。国内的亲戚都在劝她们不要回去：“家已经没了，还回去做什么？”“家就在警戒区边上，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就连日本的亲戚，也都在劝中国媳妇，“不要回来和我们一起受苦了，留在中国过正常日子吧。”
然而，中国媳妇们决定回来。
刘淑华担心刚做完脑部手术的日本丈夫，她更放不下女儿即将得到的日本身份。钟桂清终于找到了幸存的丈夫，她想着两个孩子应该有个完整的家庭。
事实证明，大部分嫁到灾区的中国媳妇在经历短暂的避难后，最终又回到了这片土地。
残酷的现实
刘淑华在国内避难了两个月后才回到南相马市，这个熟悉的城市已经变得让她认不出来。
政府一度将南相马市定为屋内避难，即屋外核辐射过高，请尽量待在屋内。《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曾于2011年3月下旬前往南相马采访。那时，整个南相马市的人都走空了，驾车行驶在这个城市的主干道上，感觉几乎是座死城。整个城市，只有市政府、医院和一家超市开着，维持着剩下1.5万人的生活。
许多运送物资的卡车司机不肯进来，导致城市基本生活物品供应几度瘫痪。市政府的工作人员每天要在市政府门口给老百姓发饭团充饥。这样的情况直到南相马市市长樱井胜延在著名视频网站Youtube上的求助，引起全球关注，该市的噩梦才逐渐结束。樱井市长由此成为灾区最著名的市长，他后来当选美国《时代》周刊2011年度全球最具影响力100人之一。
南相马市的空城状态持续了有半年之久，因为核辐射数值一直偏高，市内的幼儿园和学校都关闭了。与刘淑华同样嫁到南相马市的吉林老乡，家里有上小学的孩子，就让孩子转学到福岛市，全家在福岛市租了公寓，将就着生活。而留下来不走的，都是家里有老人和病人的家庭。
刘淑华选择留下。丈夫丢了饭碗，只能待在家里靠失业保险过活。刘淑华打工的便利店也因核危机而关门了。公婆家的大棚蔬菜，因为辐射，也被政府勒令不能再种了。拿着东京电力公司赔偿的每人30万日元（约合2.3万人民币）的避难生活费，将就度日。
返回日本的钟桂清，全家的团聚并没能缓解她对新生活的焦虑。由于无家可归，她全家住进了避难所。两个女儿有着先天性哮喘病，在空气污浊的避难所里，女儿半夜的咳嗽声总吵醒睡在旁边的灾民，每每都被痛骂一顿。久而久之，她们全家总在避难所里遭白眼，女儿甚至患了避难所恐惧症。
钟桂清数次向丈夫提出，希望全家可以离开灾区去大城市生活，“在城市里打工生活，总好过这个什么都没有的山里。”可丈夫是极其传统的日本人，他不愿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不仅如此，他还决心要在原地重建家园。
为此，钟桂清和丈夫爆发了无数次争吵。3500万日元建造的家，地震后保险赔偿了900万日元，这几乎成为他们唯一所剩的财产。如果盖新房子，900万显然不够，还要背上一身债。钟桂清不敢想象，已经年过50岁的丈夫，在未来10年内一旦失业，两个女儿尚幼，她一个人将如何面对。
每每想到这里，她就控制不住地大哭。在返回日本的两个月内，她消瘦了10公斤。
将就地活着
地震半年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再去南相马市寻访刘淑华。这时的南相马市已经基本恢复正常，伴随着核辐射数值的下降，许多人逐渐返回了家乡。政府颁布了新政策，南相马市被分成了4个区域，从靠近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方向向外逐渐分为警戒区、紧急避难区、计划避难区和正常区域。
南相马市政府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4个区域4种政策，把人都搞糊涂了。但是这里的人在各种流言中，已经逐渐变得麻木和无所谓。
依然失业在家的刘淑华托亲戚从国内带了一个核辐射测试仪器，她每天这里测测，那里测测，似乎也没测出什么问题来。一开始，出门她还戴着口罩，时间久了也早就丢在了一边。家里的大棚虽然不让种，但婆婆依然种着一些菜，自给自足，全家都失业了，日子必须算计着过。
刘淑华听人说核辐射对人的影响会在30年后体现出来，年届40的她已经无所谓了，她最担心的是自己19岁的女儿。女儿两年前从吉林来到日本，还没进日本的学校，就发生了大地震。加入日本籍的事情还没着落，文凭也没拿到，就这么回国，她和女儿都有些不甘心。
她只能继续在家将就地生活。唯一不能妥协的是，每当家里照旧吃着自己种的蔬菜，她坚决不让女儿沾一口。“女儿还没嫁人，我不能给她留隐患。”刘淑华说。
刘淑华的女儿希望离开福岛农村，去东京这样的大城市开始新生活，她感觉待在南相马市出路渺茫。可是东京人生地不熟，她又缺乏勇气。刘淑华想陪女儿一起走，可是丈夫虚弱的身影，让她又狠不下心来离开。
地震半年后，钟桂清拿到简易板房的钥匙，全家人立即就从避难所逃离了出来。钟桂清住的简易板房位置偏远，地处山区，最近的超市和医院都在20公里以外。但是，这个100户人家的简易社区还是马上就住满了，许多人还在避难所里继续排队，板房的建设速度远远赶不上入住的需求。
钟桂清是简易社区里唯一的中国人。她因为有两个孩子分到了一个两居室的板房。板房内空间虽小，但好在家电一应俱全，大部分来自日本红十字会的捐助。每周会有志愿者来分发救济物品和食品，她们家里的东西大部分都是捐来的。
钟桂清夫妇俩分别找到了新工作。丈夫每天要到仙台去上班，往返4个小时，早上5点半就要出门。钟桂清则要4点半就起来给丈夫做便当。七点半把两个女儿送到幼儿园，自己再去海带工厂上班。上班时只能站着，一站就是8个小时。晚上6点下班后，接了女儿还要给全家做饭。第二天又是如此。
即使这样辛苦，夫妇俩赚的钱也只够勉强糊口。
两个孩子经常生病，孩子一犯哮喘，钟桂清就只能请假带孩子去20公里以外的医院看病。有时孩子住院了，她为了上班方便，只能连续几天睡在车里。
钟桂清说，自己怎么辛苦都受得了，只要孩子能有一个完整的家，能够健康平安地成长。有一次，两个女儿去到仙台的亲戚家玩，回来以后就一直哭，说“可恶的海啸把我家都卷走了，我的家没了”。
两个孩子，一个4岁一个2岁，钟桂清从没和孩子说过海啸的事情，但孩子却异常明白。
重拾恩爱和“复兴蛋糕”
地震发生一年之后，南相马市已经基本恢复到地震前的情况，只是仍有三分之一的市民选择在外避难。关于南相马市各处核辐射超标的消息仍层出不穷，但并不影响这个城市的人正常的生活。
“亲戚都不愿意来看我，除了很少出门，不吃本地食物和水，这个城市也没有什么不同。”一位老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市政府的高桥一善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这一年里，仅市政府就有八分之一的人离职了。很多人担心长期生活在辐射区对健康有影响，而更多人觉得这个距离警戒区最近的城市，或将难以拥有美好的未来。
而南相马市的市长樱井胜延，一年中有一半时间在全国各地奔走，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南相马人的处境而四处呼吁。
再次见到刘淑华，她的生活似乎比以前更糟了。刘淑华的丈夫由于地震颠沛流离，导致脑癌再度复发。去年下半年，又连续做了两次脑部手术。手术后，视力和记忆力都大幅下降，整个人丧失了劳动能力。
丈夫的失业保险就快领到头了，刘淑华不得不每天打两份工来维持生计。上午在超市干活，晚上在寿司店打工，一天要干满10个小时。回到家里，还要照顾丈夫。丈夫因为脑部的病，常常犯瞌睡，走路都不稳。
但地震却让刘淑华夫妇最终收获了些许恩爱。刘淑华卧室的墙上挂满他们身穿唐装的结婚照，和一封丈夫写给她的信——请原谅我生病，一切都将好起来，我爱你。
每天，丈夫都要在外面锻炼半小时，他一边运动一边嘴里念叨着给妻子的信。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日本的文化里，只要反复念叨着好消息，好消息就会出现。
虽然医生对他的病很不乐观，但他对自己的身体充满信心。4次手术后，丈夫的记忆力日益衰退，最让刘淑华难过的是，丈夫对于夫妻之间许多事情都逐渐淡忘。很多时候她都是默默垂泪，因为说出来，丈夫会因责备自己而更加难受。
刘淑华的女儿终于下定决心前往东京打工。丈夫身体的日益衰弱，让刘淑华难以离开。纵使万般不放心，她也只能看着女儿离开。遇到不开心的时候她总用东北话劝自己：“那咋办啊，只能乐观点了，要不总愁！”
见到钟桂清这一天，宫城县南三陆町下起了大雪，进到钟桂清家的板房里，犹如进入了冰窖。钟桂清自嘲地说，“这算什么，每天早上房门都会被冻上，我都要用热水浇，才打得开门。”
钟桂清的丈夫依然每天早出晚归。而钟桂清则进了一家当地的蛋糕店上班。蛋糕店是当地品牌，地震后很快复工，因此被媒体冠以“复兴蛋糕”的称号。随着媒体的曝光，钟桂清工作的蛋糕店越来越出名，来自全国的订单也如雪花般飞来。在店里打工的，大多是受灾的女人，在彼此的鼓励中，钟桂清的心态逐渐平静下来。
南三陆町政府已经开始着手让城市集体搬迁的事宜。南三陆町政府官员菅原义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南三陆町以后将不再允许市民居住在地势低洼的地区。因为南三陆町历史上有过多次海啸，以后势必还要来海啸。低洼地势的市民必须集体迁移到高处居住。钟桂清一家就属于此类情况。
钟桂清说，政府已经在和老百姓谈，可以考虑低价购买政府盖的公营住宅，而且承诺，公营住宅将引进太阳能发电，要建设一个符合新时代流行趋势的绿色住宅。菅原义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南三陆町将用10年时间重建，因为海啸几乎将南三陆町毁灭，使得南三陆町也赢得了发展的新机会，其中很大一块将体现在基础设施上。
但钟桂清还有些担心，仅宫城县就有21万户居民在海啸中丧失了自己的房子，政府真能一一都解决吗？不过，钟桂清说：“那么多日本人都受灾了，日子也照样过，他们可以我也可以。”
许多人对于中国媳妇的印象，一直停留在看过的某部纪录片。纪录片讲述了这些媳妇为了生活，背井离乡，一句日语不会，却嫁进深山的农家为妻。为了自己的下一代可以成功加入日籍，她们背负着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爱情，对于她们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中国媳妇有着各自的艰辛，但为了下半生的衣食无忧，为下一代奔出一个前程，她们普遍地含辛茹苦，努力奋斗着。
刘淑华和钟桂清这两位中国媳妇的命运，本也应如此，但命运的捉弄，让她们憧憬的幸福生活由此戛然而止。
分离和重聚
来自吉林的刘淑华2006年嫁到福岛县南相马市，这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普通日本乡村。从福岛市核心地区到南相马市，需要驾车走2个小时的山路。整个城市只有一条主干道，人口维持在7万左右。如果不是2011年3月11日那场核事故的发生，福岛应该会一直排在日本最不著名地区的前几位。
刘淑华的家住在南相马市的中太田神社旁边，离家不远就是大片大片的千年古松。房子是自建的二层小楼，和公婆住在一起。院子里有8个塑料大棚，每年随便种种菜一家人生活就不愁了。老公在汽修厂工作，靠本事吃饭。刘淑华和19岁的女儿每天在超市打零工挣钱，生活过得怡然自得。
日本大地震后，刘淑华的生活被推向了从未有过的核阴影中。她从没想到，自己的家距离第一核电站仅20.5公里，就差0.5公里的距离，她就同20公里警戒圈里的灾民一样，将面临背井离乡20年的生活。
因为距离过近，刘淑华在家就听到了核电站的爆炸声，爆炸后的浑浊空气呛得她呼吸困难。即使不清楚核电站到底出了什么事情，这个女人也下意识地预感到，必须得把女儿送走了。
之后不久，日本政府随即下达紧急避难命令。刘淑华带着女儿被中国大使馆的车子接走了，而他的日本丈夫却不得不留下来。当时，丈夫患脑癌刚刚做完手术，双目几近失明，只能带着年事已高的父母听从政府安排到邻县避难。
一场大灾难，让这个家庭面临着分别。
来自桂林的钟桂清是2002年嫁到宫城县南三陆町的，老公比她大10岁，是个普通工人。家里虽不殷实，但也衣食无忧。钟桂清说，她嫁过来的时候，家里刚盖了新房，建筑面积有400平方米，院子大得可以停15辆车。家附近还有大片的农田，农田租出去种，光租金就很可观。钟桂清嫁过来后，连续生了两个女儿，当了母亲后她开始做家庭主妇。
地震发生时，钟桂清带着两个女儿正在国内探亲，就这么躲过了百年一遇的大海啸。不幸的是她的家却毁于一旦，刚买的大型翻土机也没能幸免。
一夜之间，钟桂清变得一贫如洗。地震头3天，她天天在网上的死亡名单里寻找丈夫的名字，她不敢想象如果丈夫也失去了，她带着两个不到5岁的孩子之后该怎么过。
在这场巨大的灾难面前，中国媳妇需要做出艰难的选择，是走还是留。国内的亲戚都在劝她们不要回去：“家已经没了，还回去做什么？”“家就在警戒区边上，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就连日本的亲戚，也都在劝中国媳妇，“不要回来和我们一起受苦了，留在中国过正常日子吧。”
然而，中国媳妇们决定回来。
刘淑华担心刚做完脑部手术的日本丈夫，她更放不下女儿即将得到的日本身份。钟桂清终于找到了幸存的丈夫，她想着两个孩子应该有个完整的家庭。
事实证明，大部分嫁到灾区的中国媳妇在经历短暂的避难后，最终又回到了这片土地。
残酷的现实
刘淑华在国内避难了两个月后才回到南相马市，这个熟悉的城市已经变得让她认不出来。
政府一度将南相马市定为屋内避难，即屋外核辐射过高，请尽量待在屋内。《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曾于2011年3月下旬前往南相马采访。那时，整个南相马市的人都走空了，驾车行驶在这个城市的主干道上，感觉几乎是座死城。整个城市，只有市政府、医院和一家超市开着，维持着剩下1.5万人的生活。
许多运送物资的卡车司机不肯进来，导致城市基本生活物品供应几度瘫痪。市政府的工作人员每天要在市政府门口给老百姓发饭团充饥。这样的情况直到南相马市市长樱井胜延在著名视频网站Youtube上的求助，引起全球关注，该市的噩梦才逐渐结束。樱井市长由此成为灾区最著名的市长，他后来当选美国《时代》周刊2011年度全球最具影响力100人之一。
南相马市的空城状态持续了有半年之久，因为核辐射数值一直偏高，市内的幼儿园和学校都关闭了。与刘淑华同样嫁到南相马市的吉林老乡，家里有上小学的孩子，就让孩子转学到福岛市，全家在福岛市租了公寓，将就着生活。而留下来不走的，都是家里有老人和病人的家庭。
刘淑华选择留下。丈夫丢了饭碗，只能待在家里靠失业保险过活。刘淑华打工的便利店也因核危机而关门了。公婆家的大棚蔬菜，因为辐射，也被政府勒令不能再种了。拿着东京电力公司赔偿的每人30万日元（约合2.3万人民币）的避难生活费，将就度日。
返回日本的钟桂清，全家的团聚并没能缓解她对新生活的焦虑。由于无家可归，她全家住进了避难所。两个女儿有着先天性哮喘病，在空气污浊的避难所里，女儿半夜的咳嗽声总吵醒睡在旁边的灾民，每每都被痛骂一顿。久而久之，她们全家总在避难所里遭白眼，女儿甚至患了避难所恐惧症。
钟桂清数次向丈夫提出，希望全家可以离开灾区去大城市生活，“在城市里打工生活，总好过这个什么都没有的山里。”可丈夫是极其传统的日本人，他不愿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不仅如此，他还决心要在原地重建家园。
为此，钟桂清和丈夫爆发了无数次争吵。3500万日元建造的家，地震后保险赔偿了900万日元，这几乎成为他们唯一所剩的财产。如果盖新房子，900万显然不够，还要背上一身债。钟桂清不敢想象，已经年过50岁的丈夫，在未来10年内一旦失业，两个女儿尚幼，她一个人将如何面对。
每每想到这里，她就控制不住地大哭。在返回日本的两个月内，她消瘦了10公斤。
将就地活着
地震半年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再去南相马市寻访刘淑华。这时的南相马市已经基本恢复正常，伴随着核辐射数值的下降，许多人逐渐返回了家乡。政府颁布了新政策，南相马市被分成了4个区域，从靠近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方向向外逐渐分为警戒区、紧急避难区、计划避难区和正常区域。
南相马市政府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4个区域4种政策，把人都搞糊涂了。但是这里的人在各种流言中，已经逐渐变得麻木和无所谓。
依然失业在家的刘淑华托亲戚从国内带了一个核辐射测试仪器，她每天这里测测，那里测测，似乎也没测出什么问题来。一开始，出门她还戴着口罩，时间久了也早就丢在了一边。家里的大棚虽然不让种，但婆婆依然种着一些菜，自给自足，全家都失业了，日子必须算计着过。
刘淑华听人说核辐射对人的影响会在30年后体现出来，年届40的她已经无所谓了，她最担心的是自己19岁的女儿。女儿两年前从吉林来到日本，还没进日本的学校，就发生了大地震。加入日本籍的事情还没着落，文凭也没拿到，就这么回国，她和女儿都有些不甘心。
她只能继续在家将就地生活。唯一不能妥协的是，每当家里照旧吃着自己种的蔬菜，她坚决不让女儿沾一口。“女儿还没嫁人，我不能给她留隐患。”刘淑华说。
刘淑华的女儿希望离开福岛农村，去东京这样的大城市开始新生活，她感觉待在南相马市出路渺茫。可是东京人生地不熟，她又缺乏勇气。刘淑华想陪女儿一起走，可是丈夫虚弱的身影，让她又狠不下心来离开。
地震半年后，钟桂清拿到简易板房的钥匙，全家人立即就从避难所逃离了出来。钟桂清住的简易板房位置偏远，地处山区，最近的超市和医院都在20公里以外。但是，这个100户人家的简易社区还是马上就住满了，许多人还在避难所里继续排队，板房的建设速度远远赶不上入住的需求。
钟桂清是简易社区里唯一的中国人。她因为有两个孩子分到了一个两居室的板房。板房内空间虽小，但好在家电一应俱全，大部分来自日本红十字会的捐助。每周会有志愿者来分发救济物品和食品，她们家里的东西大部分都是捐来的。
钟桂清夫妇俩分别找到了新工作。丈夫每天要到仙台去上班，往返4个小时，早上5点半就要出门。钟桂清则要4点半就起来给丈夫做便当。七点半把两个女儿送到幼儿园，自己再去海带工厂上班。上班时只能站着，一站就是8个小时。晚上6点下班后，接了女儿还要给全家做饭。第二天又是如此。
即使这样辛苦，夫妇俩赚的钱也只够勉强糊口。
两个孩子经常生病，孩子一犯哮喘，钟桂清就只能请假带孩子去20公里以外的医院看病。有时孩子住院了，她为了上班方便，只能连续几天睡在车里。
钟桂清说，自己怎么辛苦都受得了，只要孩子能有一个完整的家，能够健康平安地成长。有一次，两个女儿去到仙台的亲戚家玩，回来以后就一直哭，说“可恶的海啸把我家都卷走了，我的家没了”。
两个孩子，一个4岁一个2岁，钟桂清从没和孩子说过海啸的事情，但孩子却异常明白。
重拾恩爱和“复兴蛋糕”
地震发生一年之后，南相马市已经基本恢复到地震前的情况，只是仍有三分之一的市民选择在外避难。关于南相马市各处核辐射超标的消息仍层出不穷，但并不影响这个城市的人正常的生活。
“亲戚都不愿意来看我，除了很少出门，不吃本地食物和水，这个城市也没有什么不同。”一位老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市政府的高桥一善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这一年里，仅市政府就有八分之一的人离职了。很多人担心长期生活在辐射区对健康有影响，而更多人觉得这个距离警戒区最近的城市，或将难以拥有美好的未来。
而南相马市的市长樱井胜延，一年中有一半时间在全国各地奔走，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南相马人的处境而四处呼吁。
再次见到刘淑华，她的生活似乎比以前更糟了。刘淑华的丈夫由于地震颠沛流离，导致脑癌再度复发。去年下半年，又连续做了两次脑部手术。手术后，视力和记忆力都大幅下降，整个人丧失了劳动能力。
丈夫的失业保险就快领到头了，刘淑华不得不每天打两份工来维持生计。上午在超市干活，晚上在寿司店打工，一天要干满10个小时。回到家里，还要照顾丈夫。丈夫因为脑部的病，常常犯瞌睡，走路都不稳。
但地震却让刘淑华夫妇最终收获了些许恩爱。刘淑华卧室的墙上挂满他们身穿唐装的结婚照，和一封丈夫写给她的信——请原谅我生病，一切都将好起来，我爱你。
每天，丈夫都要在外面锻炼半小时，他一边运动一边嘴里念叨着给妻子的信。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日本的文化里，只要反复念叨着好消息，好消息就会出现。
虽然医生对他的病很不乐观，但他对自己的身体充满信心。4次手术后，丈夫的记忆力日益衰退，最让刘淑华难过的是，丈夫对于夫妻之间许多事情都逐渐淡忘。很多时候她都是默默垂泪，因为说出来，丈夫会因责备自己而更加难受。
刘淑华的女儿终于下定决心前往东京打工。丈夫身体的日益衰弱，让刘淑华难以离开。纵使万般不放心，她也只能看着女儿离开。遇到不开心的时候她总用东北话劝自己：“那咋办啊，只能乐观点了，要不总愁！”
见到钟桂清这一天，宫城县南三陆町下起了大雪，进到钟桂清家的板房里，犹如进入了冰窖。钟桂清自嘲地说，“这算什么，每天早上房门都会被冻上，我都要用热水浇，才打得开门。”
钟桂清的丈夫依然每天早出晚归。而钟桂清则进了一家当地的蛋糕店上班。蛋糕店是当地品牌，地震后很快复工，因此被媒体冠以“复兴蛋糕”的称号。随着媒体的曝光，钟桂清工作的蛋糕店越来越出名，来自全国的订单也如雪花般飞来。在店里打工的，大多是受灾的女人，在彼此的鼓励中，钟桂清的心态逐渐平静下来。
南三陆町政府已经开始着手让城市集体搬迁的事宜。南三陆町政府官员菅原义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南三陆町以后将不再允许市民居住在地势低洼的地区。因为南三陆町历史上有过多次海啸，以后势必还要来海啸。低洼地势的市民必须集体迁移到高处居住。钟桂清一家就属于此类情况。
钟桂清说，政府已经在和老百姓谈，可以考虑低价购买政府盖的公营住宅，而且承诺，公营住宅将引进太阳能发电，要建设一个符合新时代流行趋势的绿色住宅。菅原义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南三陆町将用10年时间重建，因为海啸几乎将南三陆町毁灭，使得南三陆町也赢得了发展的新机会，其中很大一块将体现在基础设施上。
但钟桂清还有些担心，仅宫城县就有21万户居民在海啸中丧失了自己的房子，政府真能一一都解决吗？不过，钟桂清说：“那么多日本人都受灾了，日子也照样过，他们可以我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