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巴里·洛佩兹 (BarryLopez 1945—)是美国当代著名的自然散文作家,其《北极梦》1986年荣获美国全国图书奖非虚构作品奖。他在文学上的主要成就是散文,著有6部散文作品。除《北极梦》之外,他的另一部散文《狼与人的故事》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提名奖和美国自然散文的最高奖项“约翰·巴勒斯奖章”。其他4部散文作品是:《穿越开阔地》《重新发现北美》《生活往事》《辩解文》。他还著有10部虚构作品,其中《冬日故事》《乌鸦与鼬鼠》《野外笔记》《抵制》也屡屡获奖。
一天早上,我们离开宾格克岛的营地;我们知道,暴风雪将从西南袭来,但并不担心。我们计划去海滩与浮冰群边缘之间的开阔水面考察,从20英尺长的敞舱船向下放置水底拖网。这片水域离海岸只有几英里。我们四人像往常一样,穿着厚重的衣服和防护服。
在这种境况中,死亡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我们必须做好准备,然后把死亡抛在脑后。除了我们的所有科考设备,我们携带了紧急援救设备和救生设备——信号弹、救生衣、帐篷;而且,我们每人都带了一个大包,里面装着额外的衣服、睡袋和一周的食物。每天早晨,我们都检查船只,填写安全清单,向远处的大本营发电,汇报我们当日的计划。我们离开宾格克岛时,在棚屋的桌子上留下一张手写纸条,写上我们离开的时间,我们的罗盘方位,以及我们预计什么时候回来。
我的同伴都是科学家,在这方面非常认真,但并不阴郁或沉闷。他们未雨绸缪,对考察中固有的危险加以防备,却不因此缩手缩脚。和这些人一起旅行是一种快乐。在各行各业,我们都不希望接触这样的人:他们刻意夸大危险还觉得理所应当;或者,他们自鸣得意或急不可耐地展示其生存技能。
我们的同志情谊源自我们对相关考察的热忱,对北极景观的陶醉,以及每天共同去面对海鸟、海豹和鱼类。这一切我们彼此间很少用言语表达出来;但在这极其潮湿寒冷的环境中艰苦作业时,我们每一句相互鼓励或谅解的话语,都体现了我们的感情。我们的彼此尊重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体现了出来,这种尊重就像安装在操舵台前方蓝盒子里的应急设备一样,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
我们忙了一个上午,整理水底拖网和垂直拖拉浮游生物网里的生物。中午时分,我们吃午餐时关掉了引擎,让船在阴沉的天空下随意漂浮。波涛开始拍打船体,但几个小时后波浪才会涨到三四英尺高——那才是我们的劲敌;在此之前,我们还可以舒服地在海面上作业。于是,我们决定在返回前到冰崖旁寻找海豹。由于浮冰不知不觉地移动,一小时后,等我们明白过来为时已晚——我们与无冰海面之间的通道全被阻断。在风的吹拂下,浮冰封堵了我们之前经过的静谧冰间水道。我们与无冰水面之间突然出现了200码的障碍,而且,一块巨大的浮冰脱离了西南风的吹拂,转了个弯从西边径直漂来,似乎要把我们的小船封堵得离无冰水面更远。我们已经失去舵效航速——此刻,小船四周的水道都被浮冰堵死了。
刚开始的几个小时,我们沉默无言,仍在不停努力,以摆脱困境。我们都明白面临的危险。即使有人收到我们发出的无线电求救信号,我们也不能准确地告知我们在哪儿,因为我们的小船随浮冰群向东漂移。为期三天的暴风就要来临。浮冰很有可能把小船挤碎,使其沉入海底,或者把船挤出水面,使我们失去以厚冰作为遮挡所形成的狭小避风处。
只要浮冰群中有暂时开口,我们就尽力向无冰水面移动;我们四个人用冰凿拓宽开口,船上两台90马力的引擎同时开动加力时,我们就在船尾和船舷喘息。至此,我们周围已出现一小片水域。上到冰面上步行向前迅速勘察后,我们发现,从这里似乎有可能突出去到达无冰水面。离我们所在小片水域不到30英尺,有一大块特殊的风化挤压冰挡住了通道,我们觉得用冰凿去凿是不明智的。因为那块冰的断裂方向不合适,如果我们去凿,其重心偏离导致翻转,很可能会把我们的船打翻。因此,绕过它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这艘重达3000磅的船完全从水里拉出来。用冰锚、绳索、滑轮临时组合成拖拉设备,怀着强烈渴望脱险的信念,我们开始把船拉上浮冰,拖过冰面,然后再放回水中。
如果这就是无冰水面的话,我们一定会欢呼雀跃。现实却是,我们只能迅速交流一下目光,暂时保持适度乐观。就在我们用临时拖拉设备把船拖过冰层时,我们把船放进去的小片水域又被浮冰堵住了通道。仍有一大块浮冰将我们和无冰水面隔开。在无冰水面一侧,海浪拍击着这块浮冰,但该浮冰块的这一侧较厚,其表面离海面有4英尺高。即使我们能把船拖上这块浮冰,也不能从这么高的顶部把它放入无冰水域。
两人留在船上。我和另一人沿着这一大块浮冰向相反方向走。向东几百码,我找到了一个通道;迅速核实之后,我高举冰凿杆向其他人发出信号。我们不由分说,马上开动小船,就在我们花几分钟使船靠近通道时,通道却闭合了。我们把船头对紧临着无冰水面的浮冰,把两个引擎都开足马力,试图使这块浮冰顶风不动。这块浮冰旁的其他冰块继续向东移动。通道开始出现。引擎在隆隆作响,通道变得有六英尺宽。我们在默契中果断采取行动。掌舵人调转方向,把船侧转过来,冲向通道。我们飞快前进了20英尺,船体倾斜着,转了个120度的弯。我们中有一个人跑到船首,迅速用冰凿大力砍劈靠近的浮冰。我与另外一个人气喘吁吁,跳出船外,又跳进来,清除黏附到船体推进器上的冰块。剩下一个人驾驶小船;他猛加油门,使右边的推进器脱离浮冰。船首的那个人将他的冰凿扔到船上,跳过来帮忙抬高左船舷。我们感到了无冰水面已在近旁。船的右舷先滑离浮冰,进入开阔水域。整个小船又能在无冰海面上昂首前进了。我们再也不需用腿奔波。我們挣扎着翻过船舷,一屁股坐到船上,双腿如灌了铅一样沉重乏力、精疲力尽。我们出来了。
我们终于出来了,海浪已高达6英尺。现在看不到海岸,它离我们有数英里远。我们被困于浮冰群的几个小时里,风力已变得很强,我们不知道随浮冰向东飘了多远。海浪高度达到了我们的船能承受的极限,船无法斜对着浪头行驶,只好迎着浪头行驶。我们匆匆地向浪头后方望了望,什么也没看到。迎着席卷而来的雨夹雪和浪花,我们看不了多远,而且,这一带的北极海岸也太低了。我们只能希望,我们处在数个屏障岛屿最西边的岛屿——宾格克岛的东部,而不是在其西部——驶向哈里森湾,因为那里的风更大,离海岸更远。 我们把船头的水排出去,在狂风的怒吼声和引擎的轰鸣声中大声商量对策,船只的推进器在海水里依稀可见。我们在船首搭起帆布帐篷,以遮挡荡起的海水,并把所有重物从船首挪走。船体终于变得平稳,并向前进发。我们也安全了。如果我们不是侧面迎向风浪,而且是在宾格克岛东部很远的地方,我们会驶到某一处背风海岸,在那儿等待暴风雪过去。
小船破浪前行。我们三人背对着风雪弓身站着。
在持续稳定的境况中,我开始感受到另一种平静感,或解脱感。我的身体和思绪之间的距离慢慢拉长,这段距离内极其静谧,宛如铺着地毯的黑暗走廊。我感觉到了冷,冷得直打哆嗦。我感受到衣服干燥部分带来的温暖,与之相对,我也能感受到一阵阵寒气直袭胸口上方。我如在梦中那样平静地意识到,我整个身体的右上侧全湿透了。我的防护服的肩缝开裂了。
我意识到必须得去找干衣服换上,但我的意识控制不了手脚。衣服放得离我太远。我盯着一个人看,然后机械地动了动;他把我的湿衣服换了下来。我冻得什么也说不出来。我觉得自己好像悬浮在地下的某个竖井里,又觉得自己仿佛独自一人坐在光秃秃的地面上。我感觉自己又像是船底的一个木箱,被晃来晃去,但这种感觉随即就消失了。
穿着干燥的毛料衣服,防水帆布遮挡了海浪,我意识到自己没有大碍,但记不清时间是如何流逝的。眼前的任何东西我都分辨不清。我集中精力感受船的存在,感受自己的肌肉有节奏地紧张和放松。我一直保持着这一状态,这样才知道时间的流逝。又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一声呼叫。我自己试着叫了一声,随即听见了一声回应,这才知道自己又回到时间的边缘,又回到时间王国里。我记得自己坐了起来,勉强支撑着去看波涛汹涌的海面。
同伴兴奋的呼喊是因为看到了海岸。我们看到了宾格克岛。
我们把船停在背风岸,走进小木屋,换了衣服,开始做饭。我们就这次出行中各自的狼狈状态,喋喋不休地开彼此的玩笑。静静地吃完饭,我们开始睡觉,睡得像熊冬眠一样安稳。
暴风狂吼了两天。狂风把小船的锚索吹开了,差点儿把船卷走,费力把锚索重新束紧又让我们衣服变湿,直打哆嗦;但这似乎只不过是我们选择来这儿必须要面对的挑战之一。第二天下午,暴风减弱为阵风,云层较低,但却不厚,阳光几乎就要显露出来,我走出小屋漫步,走了很长时间。
顷刻之间,身强力壮的我就变得不省人事,进入恍惚状态,这让我一直觉得很尴尬。但我不再多想这件事。海浪落下去后,我们还要出海。我们还要进入浮冰区。我们会更加仔细地观察;但其实什么都没有变化。
这一经历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我沿海滩漫步,联想到爱尔兰的“卡尔罗”和挪威的“克纳尔”等弱小、敞舱船只,迎着随东格陵兰洋流源源不断地飘来的浮冰,运载人们横跨大西洋。我的天啊,是什么力量在驱动着他们?我们所知道的,都是从早期历史学家的记录推断出来的。这些历史学家对其古典时期的前辈托勒密、索林诺斯和伊西多尔的承袭,他们自己的民族特性和宗教信仰,他们的虚荣心,他们那个年代的具体理念——这一切都影响了他们记录的内容。他们的这些记录经人翻译,或者他们自己翻译他人的文献,使相关历史记录中出现了更多的增添、改写和明显错误。因而北极探险的早期记录有待澄清。这些经过润饰的历史,比起我们不久前在小船上亲身经历,就不是那么真实,不是那么悲惨。那不过是些经过润色和增删过的记录。
我想沿着宾格克岛沿海一侧的沙滩走到头,心里明白风暴正在消失。我冥思着那些早期移民的命运,他们的名字不为人知,他们乘的船没有文字描述,也没有图画描绘,他们所穿越的浮冰和风暴和我们经历的相似——但他们离海岸更遥远,他们的意图和梦想我只能想象。
最早的北极航行记录在冰岛的家族故事和爱尔兰的冒险故事中。但这些故事并不是航行的亲历者所写,而是几百年后听说这些故事的人记录的。北极探险家和历史学家弗里德约夫·南森写道,挪威人的《诗集》和冰岛家族故事 “是带有些许历史传奇色彩的叙事,基于民间传说和多少有些不确定的口述故事”。这一看法同样适用于爱尔兰的冒险故事和圣·布兰登航海记录,尽管从笔调和所描述的事件来看,这两者与冰岛的家族故事有所不同。
在下文的内容中,通往中国之路的概念——西北航道,开始出现了,最早出现时间早于冰岛的家族故事出现的时间。这条通道是通往财富之道,必须通过充满危险的地区,对这一通道的探寻,是数个时代的梦想。这种探寻是人类最古老的一个渴望的根源,这个渴望是,发现存在于人类争斗区域之外的物质财富,找到所期盼的和平。
我要强调两点。很少有原始文献记录当时参与北极探险的人们的本色性格和本真情感。而且,对于这些探险航行,人们最常用的比喻是,這些航行犹如宇航员的太空航行,但该比喻是不恰当的。宇航员工作时着装得体,受过专业训练,航天过程中受到精心呵护,赢得全民敬重。他们拥有最先进的导航、观测工具。但是,最早来到北极探险的人们,出发前没有北极海岸的照片。他们搭乘简陋船只,使用原始导航工具,所带的地图又不权威。他们的船经常发生海难,但很难找到他们的死亡记录,因为海难和死亡在当时是再寻常不过。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受欢迎,也没有经济资助。他们承受着极大的痛苦和死亡威胁:严酷的天气,致命的坏血病,饥渴难耐,还有因纽特人的敌意。在一些情况下,他们的勇气和决心过于极端,显得怪异、独特,但绝非英雄主义。对成就的憧憬驱动着他们。在最艰难困苦的时候,他们通过相互尊重、坚持不懈、严守航海纪律而团结一致。一批年轻的爱尔兰修士乘坐“卡尔罗”船,开始横跨大西洋的信仰之旅。16世纪,一批世俗水手与约翰·戴维斯一起探险,1819年到1820年,威廉·帕里在梅尔维尔岛舒适营地里度过冬季。在这些人中,在这些地方,都会发现这种机智勇敢的精神,这是人类的优秀品质。
在我读过的关于这些航行的日志和历史记录中,有关人类精神的描述有一种明显倾向让我印象深刻:那就是纯粹的欲望——具体地说,是错综复杂的人类激情和贪求。例如,总会有人资助这些北极航行,而且他们期盼着航行会带来更大的物质回报。增加人类地理知识的目的,很少有像北极航行的目的这样自私的。北极航行的目的是为了探寻未知财富,或探寻通往已知财富的新通道。这些航行对投资来说意味着有形财富,对船长或操舵手来说意味着名誉和社会地位。而对于普通水手来说,这些航行的回报也许仅仅意味着见识异域风情,或有机会获得财富——最起码意味着得知好的故事,很可能是某种惊心动魄的东西。有这些就足够让人们签约接受雇佣。 读着这些材料,我努力去想象人们对那些东西的渴望,想象那些人如何仅仅靠着心中的渴望,驶入这片恐怖的海洋。实现渴望的目标,能够透露出人们内心的道德观,也显示了个人生活的渴求和方向,以及时代的主旋律。从这个角度,我们更容易理解一些人在北极精神崩溃的原因。比如,1728年,白令在楚科奇海精神崩溃的原因是——他只不过是没有彼得大帝拓展俄罗斯东部边疆那样的强烈欲望。我们也更容易理解,在北极探险的人们为何如此看重他们自己取得的成就——他们极不情愿提及因纽特人、不知名的同伴以及不知疲倦的狗所给予的帮助。
在我看来,北极历史给后人留下的遗产是渴望。首先,个人渴望实现其目标。同时,它还是这样一种渴望:超越哗众取宠的豪言壮语,但许多人却心知肚明——探寻一条安全可靠、声誉卓著的世界航道。
沿着海滩走,我不时地停下,在饱受风暴侵袭的坚硬海岸上捡拾一些东西:鲸鱼椎骨的碎片,浸满水的羽毛,无处不在的奇怪塑料片——这些东西丝毫没有浪漫气息。
那天下午,我一直想着历史上的北极探险故事,并不是因为这些故事记录了地理发现成就,也不是因为它们可以用来证实尚存争议的两种观点中的一方——比如,是弗雷德里克·库克,还是罗伯特·皮里最先到达北极点。这些故事让我难以忘怀,是因为它们体现了人类为了梦想竭力而为的精神。英国海军军官文雅、简短的航海日志中,闯劲十足的探险家充满自我意识的散文中,都体现人们的生活勇敢坚强,迷茫困惑,充满梦想。一些航海记录显示,当时人们勇敢航行的许多动机有其合理性。这些记录表明,因为北极探险行为本身有时在有些人看来是极不理智的,这些人竭力在其北极地区的所作所为中找出一些意义。他们努力使自己相信,他们的所作所为很有必要,如果不是为了一己私利的话,也是为了国家,为了全人类。
北极探险文献通常被视为探险者面对充满危险的环境时表现出的坚强意志的记录。我想,最好应摒弃下述观念:这片土地只是人类失败的推手,来往于此的人们在与其做斗争中或成功或失败。最好多想想探险者渴望获得有重要意义的东西的记录,以及渴望摆脱其生活中一些负面因素的影响的记录。这些因素包括愚昧无知、精神空虚、好逸恶劳以及对贫困和默默无闻的恐惧。这片严酷的土地集中体现了探险者渴望远离并克服这些负面因素。这样看来,北极探险叙事中包含着对我们所有人都有益处的梦想。
罗伯特·斯科特的同伴阿普斯利·彻里-加勒德曾说过,探险是心智激情的具体体现。他这一言论的背景是维多利亚时代,当时,皇家学会和政府部门出于责任感、好奇心和正统观念,承担了大部分探险费用。截止那个时代,探险活动更多是受商业、战争和宗教等因素驱动,目的是为了商业利益、民族征服或宗教征服,当然,人们同时也获取了更多的地理知识。尽管如此,彻里-加勒德的言论简明扼要,具有理想主义色彩,因而值得铭记。这一言论突出了辛劳和信仰的关系,暗示了进入未知世界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希望得到精神报偿。乍一看,这似乎不是好幻想的伊丽莎白时代商人的口号,也不能解释爱尔兰修士多次探寻“圣徒应许之地”的航行;“圣徒应许之地”是一个传说中的神佑圣地,来到这个地方,人们就跨越了世俗和神圣之间的黑暗深渊。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彻里-加勒德的概括性言论适用于所有北极旅行,因为心智激情涵盖了人们能想象到、会在北极出现的所有情况。
对物质财富、精神或情感陶醉状态以及名誉地位的向往,这三个方面几乎是所有北极探险的驱动力。然而,从一开始,对经济回报的承诺就无疑是最持久的驱动力。1911年,南森指出,所有北极探险只不过证明了,未知世界对人心有很强的影响力。他写道:“在其他任何地方,我们的进展都不会如此缓慢;在其他任何地方,我们每前进一步都不会这么麻烦,这么困窘,这么痛苦;在任何地方,我们最后获得的物质利益肯定都不会少得如此可怜。”
暂且不论爱尔兰精神游历者和古挪威人,早期的欧洲探险家很快就明白,除了亚北极地区的动物毛皮和北极周边地区的渔业,这片土地根本不会产出其他有形财富。卡迪亚对拉布拉多南部地区的评论,代表着人们对整个北极地区的指责:它就像是“上帝给该隐的土地。”一位早期探险家写道:“我在此只看到了荒凉之地。”然而,在一次次重大海难之后,在一个个资助者破产之后,新的探险者还是抱着最渺茫的希望,怀着最乐观的期待,不断地扬帆启程。品格高尚的人因为他人的貪婪不断地踏上不归路。各类肆无忌惮的赞助机构和好大喜功的个人,继续操弄和利用任何可能的新发现去推动探险活动。
人们对这种热衷探险的举动无法做出合理解释——无论如何,北极探险好像意义不大,这就好像皮萨罗前去寻找理想中的黄金国,或者科罗纳多以离奇的方式在西南部大草原上漫游。对这些西班牙人来说,他们的征服之旅至少还发现了金银——这是些史无前例的高品位矿石。沿着宾格克岛空旷的海滩漫步,我的脑海中涌现出了哈克卢特的“航海全书”,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渊博的航海著述,约翰·戴维斯和威廉·帕里的个人叙事;这些著述总让我感到不安:西方对新大陆每一个角落的探险史,都包含着遥远地方的财富的形象。黄金、动物毛皮、木材、鲸鱼、“极乐世界”以及对通往东方贸易通道的掌控——这些利益必须得到确认,必须被获得、处理、分配,必须被捍卫。这些分布很广的事业一定要有利可图,一定要被宣传得有利可图,或一定要被资助,直到盈利。这一任务有违常理,且异乎寻常。使问题更为复杂的是,在我们到达之前,北美就有人居住;我们的到来,必须使他们失去对原有财富的所有权。
我想,从哲理角度来看,我们入侵新大陆遇到的最麻烦的问题,源自于我们对“财富”的认知——如何获取财富,何种财富可以被真正地拥有和转让。全新的景观会让我们产生敬畏,萌发欲望,出现疑虑。但像北美这样的未开发地区,也会在我们心中激发一种模糊不清的情感,那就是,我在这里可能会使自己的生活变得辉煌,也可能一无所获,而这完全取决于我们的所作所为。当然,我们和当地原初居民的对话并未结束。我们仍在问自己:这里有哪些值得获取的东西?
在下文中,我要表明的,不仅仅包括一些人对不同类型财富的欲求,而且包括这样的想法——北美给予人们的不仅仅是物质财富。该地区给予人们的财富,有的不是可以被个人独占的,比如干净清新的空气,以及30万只雪雁在库克约亚克大平原上安静地觅食这一风光。我们不能改变的历史事实是,波托西市附近大山里的银矿开采已进入第五个世纪,当地人生活在绝望和穷困的城市氛围中,一些地方的空气不再清新,在库克约亚克河沿岸地区觅食的雪雁数量也不再众多;而且,土著居民一直遭受虐待。
我們对这些事情的忧虑是发自内心的,而且让人非常难以理解。我想,我们的困难部分地是由于,我们坚持给新发现的财富有关的术语下全方位的定义。我们不愿在相关概念的界定上让步,而让一些东西恢复其本来面目。如果让我们转而相信,像暴风雪一样从巴芬岛飞起的一群雪雁,对人类来说,比玻利维亚安第斯山脉波托西附近挖出来的银、锡、铜有同样价值,或更有价值,我们似乎会隐约地感到有些不安。这些疑虑不是现代才有;在北美洲,它们可以被追溯到哥伦布和约翰·卡伯特时期。
每一种文化最终必须决定——经过激烈辩论后做出决定:它所有的有形环境和无形环境,哪些可以被利用,从而转化成物质财富;它的文化财富——从在宁静的山坡找到平静心态的传统,到为企业合并而融资的知识,哪些需要努力去维护。
那天,沿着宾格克岛长长的海滩漫步,有关我们与北美的相遇,我还明白了其他一些道理,这些道理我一时不知用哪些言词来表达。它是与宽容有关的道理。我明显地感觉到,在生活中,我们需要宽容不同类型的感知;岛上的不同动物对其生存环境有不同感知,这对我们是个提醒。而且,我们需要宽容地对待未经改造和未被占有的景观。但我也明白,我们需要理解宽容和不同类财富之间的关系,理解对地球上未被改变之物的宽容和真正富足的生活是如何相互联系的。
古希腊地理学家皮西亚斯从马赛起航,穿过赫拉克勒斯通道(直布罗陀海峡),转而向北,去探寻锡和琥珀。他可能不是向北极地区航行的第一人,迦太基人的航行可能比他早。他的航海日志和地图都佚失了。后来,罗马历史学家出于嫉妒,贬低他的成就,但他的航行很可能是一次环不列颠岛航行,而且他很可能发现了奥克尼群岛。他的航行远至挪威北海岸,甚至可能远至冰岛,这两地在他的日志中均被称为“图勒”。皮西亚斯的航行(公元前330—公元前325年)通常被视为北极探险史的开端,但这是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历史观。在同一时期,北欧凯尔特人的祖先和挪威人的祖先,无疑也在皮西亚斯在西北欧经由的水域航行过。
一直到伊丽莎白时期,地中海中心论者对北极的看法包含着两种有些许对立的倾向,那就是,北极既象征着威胁,又象 征着救赎。在传统观念中,即在中世纪大多数有学问的欧洲人心中,入侵和破坏都来自北方的游牧好战民族,诸如,公元前800年前后,鲜为人知的西米里族人就开始南侵,后来,日耳曼各部落与罗马人作战,在随后几个世纪,挪威人、撒克逊人又曾南侵。北方地区遍布凶猛、不可思议的野蛮人,他们就像希腊神话中的阿玛棕人和狗头人身之人。那儿是野蛮的塞西亚人(Sythians)的领地,紧临阴冷凄凉的“北部海洋”。人们会去那里获取锡、琥珀、马匹或毛皮,但是这些“旋转众星之下”的土地,受控于“鲁莽和脾气极坏的种族”,他们有着“熊一般的本性”。他们吃生肉、生脂肪以及“沼泽飞禽”(珩鸟、海鸥和鹅)的蛋,其好奇心和危险性犹如梦魇。
“北部海洋”本身遍布纷乱的大漩涡和回卷流(地中海的水手离开内海才发现潮汐)。六世纪,一位修士写道,北极海洋“只有创造它的上帝真正了解它”。地图上都标着,这一海洋无法通航。它是笼罩在黑暗之中的冰封海洋。然而,在北部海洋彼岸,在各路北风之神居所的另一边,在“暴雪肆虐”的利派昂山脉的另一侧,是一片美丽的乐土,比任何人知道的好地方都更为平和、富饶。那里牧草茂盛,“如果让牛每天多吃一点儿,它就会被撑爆”。流水声宛如一曲美妙的弦乐四重奏那样动听。葡萄藤一年结果12次;土地上直接产出面包。人们的生活一派祥和,“远离暴政和战争”。一群群白云般的天鹅笼罩着他们的祈祷之所。
这片“极北乐土”位于恶毒的野蛮人的领地之外,以数种不同的形式存在着,包括“西部海洋”里各式各样的“神佑岛屿”,古挪威人的“葡萄酒之乡”,后者是西方人想象中最美好的地方之一。“没有战乱纷争”的土地(比如极乐世界、金苹果园、西方乐土岛、黄金国、爱尔兰传说中的巴西岛)所体现的相关理念,也是早期北极探险追求的梦想之一。
爱尔兰人的航海传奇,叙述了修士探寻“神佑岛屿”的航行,这些航行事实上是去寻找“凄凉的海洋”中更适合冥想的荒凉、偏远之地。这些传奇中最广为人知的,是写于九世纪到十世纪的某个时段的《修道院院长圣·布兰登航行记》;这本书描述了修道院院长圣·布兰登与十七名修士,乘坐“卡尔罗”船在海上航行7年的故事。公元489年左右,布兰登出生在克里郡,后来在东戈尔韦的克朗弗特修道院担任修道院院长,在此期间,他开始了他的航行(或一系列航行)。
他们的“卡尔罗”船形状狭长,敞舱,但适于航海,整体框架像个柳条篮,外表覆以深棕色牛皮,接缝处用动物油密封完好。布兰登和修士们带着葡萄酒和冰冷的食物,睡在欧石楠垫子上,靠船桨划动和单桅杆扬帆前进,靠岸探险时在海湾抛下石锚。他们的航程是一部异乎寻常的史诗,遇到了众多使人心醉神迷的景象,也充满了令人震惊的事件。他们遇上异乡人会礼貌地打招呼,也会用医术为他们治病。他们很少提及自己面临的困难。该书的主题是同情、奇妙和尊重(与此截然不同的是,稍晚出现的冰岛家族故事的明显主题是财产、家世、流血和放逐)。
慢慢地阅读,我们不难想象,布兰登一行到过法罗群岛和冰岛,甚至可能看到了扬马延岛东端贝伦火山高耸的山顶。在某一时刻,修士们发现前方有一座冰山,但他们奋力划桨,划了整整三天时间,才到达跟前。美丽的冰山让他们深深震撼;冰山上有个大洞,在夜光下看起来就像“上帝之眼”,布兰登建议他们的船从这个冰洞里穿越过去。
必须承认,布兰登等人没有过错,慷慨大度,心底纯真,乐意助人,不失为优秀旅行者。
五、六世纪,爱尔兰是欧洲高雅文化的中心。其部族修道院是学识思考和精神修炼的净土。然而,罗马教廷欲使这些修士改信正统的基督教,而野蛮的北欧海盗也常来袭扰,出于无奈,这些修士像狂热的艾赛尼派信徒一样,开始迁移到北方的法罗群岛和西北方向的冰岛,在面临西部海洋的海角和平原,建造了修行小屋和修道院。传统上认为,他们先于挪威人到达格陵兰岛,并由此前往拉布拉多半岛、纽芬兰和圣劳伦斯河流域,但这些说法缺乏可靠的历史记录。
一
一天早上,我们离开宾格克岛的营地;我们知道,暴风雪将从西南袭来,但并不担心。我们计划去海滩与浮冰群边缘之间的开阔水面考察,从20英尺长的敞舱船向下放置水底拖网。这片水域离海岸只有几英里。我们四人像往常一样,穿着厚重的衣服和防护服。
在这种境况中,死亡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我们必须做好准备,然后把死亡抛在脑后。除了我们的所有科考设备,我们携带了紧急援救设备和救生设备——信号弹、救生衣、帐篷;而且,我们每人都带了一个大包,里面装着额外的衣服、睡袋和一周的食物。每天早晨,我们都检查船只,填写安全清单,向远处的大本营发电,汇报我们当日的计划。我们离开宾格克岛时,在棚屋的桌子上留下一张手写纸条,写上我们离开的时间,我们的罗盘方位,以及我们预计什么时候回来。
我的同伴都是科学家,在这方面非常认真,但并不阴郁或沉闷。他们未雨绸缪,对考察中固有的危险加以防备,却不因此缩手缩脚。和这些人一起旅行是一种快乐。在各行各业,我们都不希望接触这样的人:他们刻意夸大危险还觉得理所应当;或者,他们自鸣得意或急不可耐地展示其生存技能。
我们的同志情谊源自我们对相关考察的热忱,对北极景观的陶醉,以及每天共同去面对海鸟、海豹和鱼类。这一切我们彼此间很少用言语表达出来;但在这极其潮湿寒冷的环境中艰苦作业时,我们每一句相互鼓励或谅解的话语,都体现了我们的感情。我们的彼此尊重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体现了出来,这种尊重就像安装在操舵台前方蓝盒子里的应急设备一样,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
我们忙了一个上午,整理水底拖网和垂直拖拉浮游生物网里的生物。中午时分,我们吃午餐时关掉了引擎,让船在阴沉的天空下随意漂浮。波涛开始拍打船体,但几个小时后波浪才会涨到三四英尺高——那才是我们的劲敌;在此之前,我们还可以舒服地在海面上作业。于是,我们决定在返回前到冰崖旁寻找海豹。由于浮冰不知不觉地移动,一小时后,等我们明白过来为时已晚——我们与无冰海面之间的通道全被阻断。在风的吹拂下,浮冰封堵了我们之前经过的静谧冰间水道。我们与无冰水面之间突然出现了200码的障碍,而且,一块巨大的浮冰脱离了西南风的吹拂,转了个弯从西边径直漂来,似乎要把我们的小船封堵得离无冰水面更远。我们已经失去舵效航速——此刻,小船四周的水道都被浮冰堵死了。
刚开始的几个小时,我们沉默无言,仍在不停努力,以摆脱困境。我们都明白面临的危险。即使有人收到我们发出的无线电求救信号,我们也不能准确地告知我们在哪儿,因为我们的小船随浮冰群向东漂移。为期三天的暴风就要来临。浮冰很有可能把小船挤碎,使其沉入海底,或者把船挤出水面,使我们失去以厚冰作为遮挡所形成的狭小避风处。
只要浮冰群中有暂时开口,我们就尽力向无冰水面移动;我们四个人用冰凿拓宽开口,船上两台90马力的引擎同时开动加力时,我们就在船尾和船舷喘息。至此,我们周围已出现一小片水域。上到冰面上步行向前迅速勘察后,我们发现,从这里似乎有可能突出去到达无冰水面。离我们所在小片水域不到30英尺,有一大块特殊的风化挤压冰挡住了通道,我们觉得用冰凿去凿是不明智的。因为那块冰的断裂方向不合适,如果我们去凿,其重心偏离导致翻转,很可能会把我们的船打翻。因此,绕过它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这艘重达3000磅的船完全从水里拉出来。用冰锚、绳索、滑轮临时组合成拖拉设备,怀着强烈渴望脱险的信念,我们开始把船拉上浮冰,拖过冰面,然后再放回水中。
如果这就是无冰水面的话,我们一定会欢呼雀跃。现实却是,我们只能迅速交流一下目光,暂时保持适度乐观。就在我们用临时拖拉设备把船拖过冰层时,我们把船放进去的小片水域又被浮冰堵住了通道。仍有一大块浮冰将我们和无冰水面隔开。在无冰水面一侧,海浪拍击着这块浮冰,但该浮冰块的这一侧较厚,其表面离海面有4英尺高。即使我们能把船拖上这块浮冰,也不能从这么高的顶部把它放入无冰水域。
两人留在船上。我和另一人沿着这一大块浮冰向相反方向走。向东几百码,我找到了一个通道;迅速核实之后,我高举冰凿杆向其他人发出信号。我们不由分说,马上开动小船,就在我们花几分钟使船靠近通道时,通道却闭合了。我们把船头对紧临着无冰水面的浮冰,把两个引擎都开足马力,试图使这块浮冰顶风不动。这块浮冰旁的其他冰块继续向东移动。通道开始出现。引擎在隆隆作响,通道变得有六英尺宽。我们在默契中果断采取行动。掌舵人调转方向,把船侧转过来,冲向通道。我们飞快前进了20英尺,船体倾斜着,转了个120度的弯。我们中有一个人跑到船首,迅速用冰凿大力砍劈靠近的浮冰。我与另外一个人气喘吁吁,跳出船外,又跳进来,清除黏附到船体推进器上的冰块。剩下一个人驾驶小船;他猛加油门,使右边的推进器脱离浮冰。船首的那个人将他的冰凿扔到船上,跳过来帮忙抬高左船舷。我们感到了无冰水面已在近旁。船的右舷先滑离浮冰,进入开阔水域。整个小船又能在无冰海面上昂首前进了。我们再也不需用腿奔波。我們挣扎着翻过船舷,一屁股坐到船上,双腿如灌了铅一样沉重乏力、精疲力尽。我们出来了。
我们终于出来了,海浪已高达6英尺。现在看不到海岸,它离我们有数英里远。我们被困于浮冰群的几个小时里,风力已变得很强,我们不知道随浮冰向东飘了多远。海浪高度达到了我们的船能承受的极限,船无法斜对着浪头行驶,只好迎着浪头行驶。我们匆匆地向浪头后方望了望,什么也没看到。迎着席卷而来的雨夹雪和浪花,我们看不了多远,而且,这一带的北极海岸也太低了。我们只能希望,我们处在数个屏障岛屿最西边的岛屿——宾格克岛的东部,而不是在其西部——驶向哈里森湾,因为那里的风更大,离海岸更远。 我们把船头的水排出去,在狂风的怒吼声和引擎的轰鸣声中大声商量对策,船只的推进器在海水里依稀可见。我们在船首搭起帆布帐篷,以遮挡荡起的海水,并把所有重物从船首挪走。船体终于变得平稳,并向前进发。我们也安全了。如果我们不是侧面迎向风浪,而且是在宾格克岛东部很远的地方,我们会驶到某一处背风海岸,在那儿等待暴风雪过去。
小船破浪前行。我们三人背对着风雪弓身站着。
在持续稳定的境况中,我开始感受到另一种平静感,或解脱感。我的身体和思绪之间的距离慢慢拉长,这段距离内极其静谧,宛如铺着地毯的黑暗走廊。我感觉到了冷,冷得直打哆嗦。我感受到衣服干燥部分带来的温暖,与之相对,我也能感受到一阵阵寒气直袭胸口上方。我如在梦中那样平静地意识到,我整个身体的右上侧全湿透了。我的防护服的肩缝开裂了。
我意识到必须得去找干衣服换上,但我的意识控制不了手脚。衣服放得离我太远。我盯着一个人看,然后机械地动了动;他把我的湿衣服换了下来。我冻得什么也说不出来。我觉得自己好像悬浮在地下的某个竖井里,又觉得自己仿佛独自一人坐在光秃秃的地面上。我感觉自己又像是船底的一个木箱,被晃来晃去,但这种感觉随即就消失了。
穿着干燥的毛料衣服,防水帆布遮挡了海浪,我意识到自己没有大碍,但记不清时间是如何流逝的。眼前的任何东西我都分辨不清。我集中精力感受船的存在,感受自己的肌肉有节奏地紧张和放松。我一直保持着这一状态,这样才知道时间的流逝。又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一声呼叫。我自己试着叫了一声,随即听见了一声回应,这才知道自己又回到时间的边缘,又回到时间王国里。我记得自己坐了起来,勉强支撑着去看波涛汹涌的海面。
同伴兴奋的呼喊是因为看到了海岸。我们看到了宾格克岛。
我们把船停在背风岸,走进小木屋,换了衣服,开始做饭。我们就这次出行中各自的狼狈状态,喋喋不休地开彼此的玩笑。静静地吃完饭,我们开始睡觉,睡得像熊冬眠一样安稳。
二
暴风狂吼了两天。狂风把小船的锚索吹开了,差点儿把船卷走,费力把锚索重新束紧又让我们衣服变湿,直打哆嗦;但这似乎只不过是我们选择来这儿必须要面对的挑战之一。第二天下午,暴风减弱为阵风,云层较低,但却不厚,阳光几乎就要显露出来,我走出小屋漫步,走了很长时间。
顷刻之间,身强力壮的我就变得不省人事,进入恍惚状态,这让我一直觉得很尴尬。但我不再多想这件事。海浪落下去后,我们还要出海。我们还要进入浮冰区。我们会更加仔细地观察;但其实什么都没有变化。
这一经历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我沿海滩漫步,联想到爱尔兰的“卡尔罗”和挪威的“克纳尔”等弱小、敞舱船只,迎着随东格陵兰洋流源源不断地飘来的浮冰,运载人们横跨大西洋。我的天啊,是什么力量在驱动着他们?我们所知道的,都是从早期历史学家的记录推断出来的。这些历史学家对其古典时期的前辈托勒密、索林诺斯和伊西多尔的承袭,他们自己的民族特性和宗教信仰,他们的虚荣心,他们那个年代的具体理念——这一切都影响了他们记录的内容。他们的这些记录经人翻译,或者他们自己翻译他人的文献,使相关历史记录中出现了更多的增添、改写和明显错误。因而北极探险的早期记录有待澄清。这些经过润饰的历史,比起我们不久前在小船上亲身经历,就不是那么真实,不是那么悲惨。那不过是些经过润色和增删过的记录。
我想沿着宾格克岛沿海一侧的沙滩走到头,心里明白风暴正在消失。我冥思着那些早期移民的命运,他们的名字不为人知,他们乘的船没有文字描述,也没有图画描绘,他们所穿越的浮冰和风暴和我们经历的相似——但他们离海岸更遥远,他们的意图和梦想我只能想象。
最早的北极航行记录在冰岛的家族故事和爱尔兰的冒险故事中。但这些故事并不是航行的亲历者所写,而是几百年后听说这些故事的人记录的。北极探险家和历史学家弗里德约夫·南森写道,挪威人的《诗集》和冰岛家族故事 “是带有些许历史传奇色彩的叙事,基于民间传说和多少有些不确定的口述故事”。这一看法同样适用于爱尔兰的冒险故事和圣·布兰登航海记录,尽管从笔调和所描述的事件来看,这两者与冰岛的家族故事有所不同。
在下文的内容中,通往中国之路的概念——西北航道,开始出现了,最早出现时间早于冰岛的家族故事出现的时间。这条通道是通往财富之道,必须通过充满危险的地区,对这一通道的探寻,是数个时代的梦想。这种探寻是人类最古老的一个渴望的根源,这个渴望是,发现存在于人类争斗区域之外的物质财富,找到所期盼的和平。
我要强调两点。很少有原始文献记录当时参与北极探险的人们的本色性格和本真情感。而且,对于这些探险航行,人们最常用的比喻是,這些航行犹如宇航员的太空航行,但该比喻是不恰当的。宇航员工作时着装得体,受过专业训练,航天过程中受到精心呵护,赢得全民敬重。他们拥有最先进的导航、观测工具。但是,最早来到北极探险的人们,出发前没有北极海岸的照片。他们搭乘简陋船只,使用原始导航工具,所带的地图又不权威。他们的船经常发生海难,但很难找到他们的死亡记录,因为海难和死亡在当时是再寻常不过。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受欢迎,也没有经济资助。他们承受着极大的痛苦和死亡威胁:严酷的天气,致命的坏血病,饥渴难耐,还有因纽特人的敌意。在一些情况下,他们的勇气和决心过于极端,显得怪异、独特,但绝非英雄主义。对成就的憧憬驱动着他们。在最艰难困苦的时候,他们通过相互尊重、坚持不懈、严守航海纪律而团结一致。一批年轻的爱尔兰修士乘坐“卡尔罗”船,开始横跨大西洋的信仰之旅。16世纪,一批世俗水手与约翰·戴维斯一起探险,1819年到1820年,威廉·帕里在梅尔维尔岛舒适营地里度过冬季。在这些人中,在这些地方,都会发现这种机智勇敢的精神,这是人类的优秀品质。
在我读过的关于这些航行的日志和历史记录中,有关人类精神的描述有一种明显倾向让我印象深刻:那就是纯粹的欲望——具体地说,是错综复杂的人类激情和贪求。例如,总会有人资助这些北极航行,而且他们期盼着航行会带来更大的物质回报。增加人类地理知识的目的,很少有像北极航行的目的这样自私的。北极航行的目的是为了探寻未知财富,或探寻通往已知财富的新通道。这些航行对投资来说意味着有形财富,对船长或操舵手来说意味着名誉和社会地位。而对于普通水手来说,这些航行的回报也许仅仅意味着见识异域风情,或有机会获得财富——最起码意味着得知好的故事,很可能是某种惊心动魄的东西。有这些就足够让人们签约接受雇佣。 读着这些材料,我努力去想象人们对那些东西的渴望,想象那些人如何仅仅靠着心中的渴望,驶入这片恐怖的海洋。实现渴望的目标,能够透露出人们内心的道德观,也显示了个人生活的渴求和方向,以及时代的主旋律。从这个角度,我们更容易理解一些人在北极精神崩溃的原因。比如,1728年,白令在楚科奇海精神崩溃的原因是——他只不过是没有彼得大帝拓展俄罗斯东部边疆那样的强烈欲望。我们也更容易理解,在北极探险的人们为何如此看重他们自己取得的成就——他们极不情愿提及因纽特人、不知名的同伴以及不知疲倦的狗所给予的帮助。
在我看来,北极历史给后人留下的遗产是渴望。首先,个人渴望实现其目标。同时,它还是这样一种渴望:超越哗众取宠的豪言壮语,但许多人却心知肚明——探寻一条安全可靠、声誉卓著的世界航道。
沿着海滩走,我不时地停下,在饱受风暴侵袭的坚硬海岸上捡拾一些东西:鲸鱼椎骨的碎片,浸满水的羽毛,无处不在的奇怪塑料片——这些东西丝毫没有浪漫气息。
那天下午,我一直想着历史上的北极探险故事,并不是因为这些故事记录了地理发现成就,也不是因为它们可以用来证实尚存争议的两种观点中的一方——比如,是弗雷德里克·库克,还是罗伯特·皮里最先到达北极点。这些故事让我难以忘怀,是因为它们体现了人类为了梦想竭力而为的精神。英国海军军官文雅、简短的航海日志中,闯劲十足的探险家充满自我意识的散文中,都体现人们的生活勇敢坚强,迷茫困惑,充满梦想。一些航海记录显示,当时人们勇敢航行的许多动机有其合理性。这些记录表明,因为北极探险行为本身有时在有些人看来是极不理智的,这些人竭力在其北极地区的所作所为中找出一些意义。他们努力使自己相信,他们的所作所为很有必要,如果不是为了一己私利的话,也是为了国家,为了全人类。
北极探险文献通常被视为探险者面对充满危险的环境时表现出的坚强意志的记录。我想,最好应摒弃下述观念:这片土地只是人类失败的推手,来往于此的人们在与其做斗争中或成功或失败。最好多想想探险者渴望获得有重要意义的东西的记录,以及渴望摆脱其生活中一些负面因素的影响的记录。这些因素包括愚昧无知、精神空虚、好逸恶劳以及对贫困和默默无闻的恐惧。这片严酷的土地集中体现了探险者渴望远离并克服这些负面因素。这样看来,北极探险叙事中包含着对我们所有人都有益处的梦想。
罗伯特·斯科特的同伴阿普斯利·彻里-加勒德曾说过,探险是心智激情的具体体现。他这一言论的背景是维多利亚时代,当时,皇家学会和政府部门出于责任感、好奇心和正统观念,承担了大部分探险费用。截止那个时代,探险活动更多是受商业、战争和宗教等因素驱动,目的是为了商业利益、民族征服或宗教征服,当然,人们同时也获取了更多的地理知识。尽管如此,彻里-加勒德的言论简明扼要,具有理想主义色彩,因而值得铭记。这一言论突出了辛劳和信仰的关系,暗示了进入未知世界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希望得到精神报偿。乍一看,这似乎不是好幻想的伊丽莎白时代商人的口号,也不能解释爱尔兰修士多次探寻“圣徒应许之地”的航行;“圣徒应许之地”是一个传说中的神佑圣地,来到这个地方,人们就跨越了世俗和神圣之间的黑暗深渊。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彻里-加勒德的概括性言论适用于所有北极旅行,因为心智激情涵盖了人们能想象到、会在北极出现的所有情况。
对物质财富、精神或情感陶醉状态以及名誉地位的向往,这三个方面几乎是所有北极探险的驱动力。然而,从一开始,对经济回报的承诺就无疑是最持久的驱动力。1911年,南森指出,所有北极探险只不过证明了,未知世界对人心有很强的影响力。他写道:“在其他任何地方,我们的进展都不会如此缓慢;在其他任何地方,我们每前进一步都不会这么麻烦,这么困窘,这么痛苦;在任何地方,我们最后获得的物质利益肯定都不会少得如此可怜。”
暂且不论爱尔兰精神游历者和古挪威人,早期的欧洲探险家很快就明白,除了亚北极地区的动物毛皮和北极周边地区的渔业,这片土地根本不会产出其他有形财富。卡迪亚对拉布拉多南部地区的评论,代表着人们对整个北极地区的指责:它就像是“上帝给该隐的土地。”一位早期探险家写道:“我在此只看到了荒凉之地。”然而,在一次次重大海难之后,在一个个资助者破产之后,新的探险者还是抱着最渺茫的希望,怀着最乐观的期待,不断地扬帆启程。品格高尚的人因为他人的貪婪不断地踏上不归路。各类肆无忌惮的赞助机构和好大喜功的个人,继续操弄和利用任何可能的新发现去推动探险活动。
人们对这种热衷探险的举动无法做出合理解释——无论如何,北极探险好像意义不大,这就好像皮萨罗前去寻找理想中的黄金国,或者科罗纳多以离奇的方式在西南部大草原上漫游。对这些西班牙人来说,他们的征服之旅至少还发现了金银——这是些史无前例的高品位矿石。沿着宾格克岛空旷的海滩漫步,我的脑海中涌现出了哈克卢特的“航海全书”,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渊博的航海著述,约翰·戴维斯和威廉·帕里的个人叙事;这些著述总让我感到不安:西方对新大陆每一个角落的探险史,都包含着遥远地方的财富的形象。黄金、动物毛皮、木材、鲸鱼、“极乐世界”以及对通往东方贸易通道的掌控——这些利益必须得到确认,必须被获得、处理、分配,必须被捍卫。这些分布很广的事业一定要有利可图,一定要被宣传得有利可图,或一定要被资助,直到盈利。这一任务有违常理,且异乎寻常。使问题更为复杂的是,在我们到达之前,北美就有人居住;我们的到来,必须使他们失去对原有财富的所有权。
我想,从哲理角度来看,我们入侵新大陆遇到的最麻烦的问题,源自于我们对“财富”的认知——如何获取财富,何种财富可以被真正地拥有和转让。全新的景观会让我们产生敬畏,萌发欲望,出现疑虑。但像北美这样的未开发地区,也会在我们心中激发一种模糊不清的情感,那就是,我在这里可能会使自己的生活变得辉煌,也可能一无所获,而这完全取决于我们的所作所为。当然,我们和当地原初居民的对话并未结束。我们仍在问自己:这里有哪些值得获取的东西?
三
在下文中,我要表明的,不仅仅包括一些人对不同类型财富的欲求,而且包括这样的想法——北美给予人们的不仅仅是物质财富。该地区给予人们的财富,有的不是可以被个人独占的,比如干净清新的空气,以及30万只雪雁在库克约亚克大平原上安静地觅食这一风光。我们不能改变的历史事实是,波托西市附近大山里的银矿开采已进入第五个世纪,当地人生活在绝望和穷困的城市氛围中,一些地方的空气不再清新,在库克约亚克河沿岸地区觅食的雪雁数量也不再众多;而且,土著居民一直遭受虐待。
我們对这些事情的忧虑是发自内心的,而且让人非常难以理解。我想,我们的困难部分地是由于,我们坚持给新发现的财富有关的术语下全方位的定义。我们不愿在相关概念的界定上让步,而让一些东西恢复其本来面目。如果让我们转而相信,像暴风雪一样从巴芬岛飞起的一群雪雁,对人类来说,比玻利维亚安第斯山脉波托西附近挖出来的银、锡、铜有同样价值,或更有价值,我们似乎会隐约地感到有些不安。这些疑虑不是现代才有;在北美洲,它们可以被追溯到哥伦布和约翰·卡伯特时期。
每一种文化最终必须决定——经过激烈辩论后做出决定:它所有的有形环境和无形环境,哪些可以被利用,从而转化成物质财富;它的文化财富——从在宁静的山坡找到平静心态的传统,到为企业合并而融资的知识,哪些需要努力去维护。
那天,沿着宾格克岛长长的海滩漫步,有关我们与北美的相遇,我还明白了其他一些道理,这些道理我一时不知用哪些言词来表达。它是与宽容有关的道理。我明显地感觉到,在生活中,我们需要宽容不同类型的感知;岛上的不同动物对其生存环境有不同感知,这对我们是个提醒。而且,我们需要宽容地对待未经改造和未被占有的景观。但我也明白,我们需要理解宽容和不同类财富之间的关系,理解对地球上未被改变之物的宽容和真正富足的生活是如何相互联系的。
古希腊地理学家皮西亚斯从马赛起航,穿过赫拉克勒斯通道(直布罗陀海峡),转而向北,去探寻锡和琥珀。他可能不是向北极地区航行的第一人,迦太基人的航行可能比他早。他的航海日志和地图都佚失了。后来,罗马历史学家出于嫉妒,贬低他的成就,但他的航行很可能是一次环不列颠岛航行,而且他很可能发现了奥克尼群岛。他的航行远至挪威北海岸,甚至可能远至冰岛,这两地在他的日志中均被称为“图勒”。皮西亚斯的航行(公元前330—公元前325年)通常被视为北极探险史的开端,但这是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历史观。在同一时期,北欧凯尔特人的祖先和挪威人的祖先,无疑也在皮西亚斯在西北欧经由的水域航行过。
一直到伊丽莎白时期,地中海中心论者对北极的看法包含着两种有些许对立的倾向,那就是,北极既象征着威胁,又象 征着救赎。在传统观念中,即在中世纪大多数有学问的欧洲人心中,入侵和破坏都来自北方的游牧好战民族,诸如,公元前800年前后,鲜为人知的西米里族人就开始南侵,后来,日耳曼各部落与罗马人作战,在随后几个世纪,挪威人、撒克逊人又曾南侵。北方地区遍布凶猛、不可思议的野蛮人,他们就像希腊神话中的阿玛棕人和狗头人身之人。那儿是野蛮的塞西亚人(Sythians)的领地,紧临阴冷凄凉的“北部海洋”。人们会去那里获取锡、琥珀、马匹或毛皮,但是这些“旋转众星之下”的土地,受控于“鲁莽和脾气极坏的种族”,他们有着“熊一般的本性”。他们吃生肉、生脂肪以及“沼泽飞禽”(珩鸟、海鸥和鹅)的蛋,其好奇心和危险性犹如梦魇。
“北部海洋”本身遍布纷乱的大漩涡和回卷流(地中海的水手离开内海才发现潮汐)。六世纪,一位修士写道,北极海洋“只有创造它的上帝真正了解它”。地图上都标着,这一海洋无法通航。它是笼罩在黑暗之中的冰封海洋。然而,在北部海洋彼岸,在各路北风之神居所的另一边,在“暴雪肆虐”的利派昂山脉的另一侧,是一片美丽的乐土,比任何人知道的好地方都更为平和、富饶。那里牧草茂盛,“如果让牛每天多吃一点儿,它就会被撑爆”。流水声宛如一曲美妙的弦乐四重奏那样动听。葡萄藤一年结果12次;土地上直接产出面包。人们的生活一派祥和,“远离暴政和战争”。一群群白云般的天鹅笼罩着他们的祈祷之所。
这片“极北乐土”位于恶毒的野蛮人的领地之外,以数种不同的形式存在着,包括“西部海洋”里各式各样的“神佑岛屿”,古挪威人的“葡萄酒之乡”,后者是西方人想象中最美好的地方之一。“没有战乱纷争”的土地(比如极乐世界、金苹果园、西方乐土岛、黄金国、爱尔兰传说中的巴西岛)所体现的相关理念,也是早期北极探险追求的梦想之一。
爱尔兰人的航海传奇,叙述了修士探寻“神佑岛屿”的航行,这些航行事实上是去寻找“凄凉的海洋”中更适合冥想的荒凉、偏远之地。这些传奇中最广为人知的,是写于九世纪到十世纪的某个时段的《修道院院长圣·布兰登航行记》;这本书描述了修道院院长圣·布兰登与十七名修士,乘坐“卡尔罗”船在海上航行7年的故事。公元489年左右,布兰登出生在克里郡,后来在东戈尔韦的克朗弗特修道院担任修道院院长,在此期间,他开始了他的航行(或一系列航行)。
他们的“卡尔罗”船形状狭长,敞舱,但适于航海,整体框架像个柳条篮,外表覆以深棕色牛皮,接缝处用动物油密封完好。布兰登和修士们带着葡萄酒和冰冷的食物,睡在欧石楠垫子上,靠船桨划动和单桅杆扬帆前进,靠岸探险时在海湾抛下石锚。他们的航程是一部异乎寻常的史诗,遇到了众多使人心醉神迷的景象,也充满了令人震惊的事件。他们遇上异乡人会礼貌地打招呼,也会用医术为他们治病。他们很少提及自己面临的困难。该书的主题是同情、奇妙和尊重(与此截然不同的是,稍晚出现的冰岛家族故事的明显主题是财产、家世、流血和放逐)。
慢慢地阅读,我们不难想象,布兰登一行到过法罗群岛和冰岛,甚至可能看到了扬马延岛东端贝伦火山高耸的山顶。在某一时刻,修士们发现前方有一座冰山,但他们奋力划桨,划了整整三天时间,才到达跟前。美丽的冰山让他们深深震撼;冰山上有个大洞,在夜光下看起来就像“上帝之眼”,布兰登建议他们的船从这个冰洞里穿越过去。
必须承认,布兰登等人没有过错,慷慨大度,心底纯真,乐意助人,不失为优秀旅行者。
五、六世纪,爱尔兰是欧洲高雅文化的中心。其部族修道院是学识思考和精神修炼的净土。然而,罗马教廷欲使这些修士改信正统的基督教,而野蛮的北欧海盗也常来袭扰,出于无奈,这些修士像狂热的艾赛尼派信徒一样,开始迁移到北方的法罗群岛和西北方向的冰岛,在面临西部海洋的海角和平原,建造了修行小屋和修道院。传统上认为,他们先于挪威人到达格陵兰岛,并由此前往拉布拉多半岛、纽芬兰和圣劳伦斯河流域,但这些说法缺乏可靠的历史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