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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安危，可以看成是肢体之疾，而基辅罗斯故土的割离，以及圣弗拉基米尔的东正教遗产“分家”，实在是俄罗斯的灵魂创伤。
据《纽约时报》7月底报道：乌克兰总统尤先科新近借纪念斯拉夫民族皈依基督教1020周年之机，正式向前来乌克兰首都基辅参加庆典的东正教名义上的最高精神领袖——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Ecumenical Patriareh)巴尔多禄茂一世(Barthlomew I)提出请求，要求允许乌克兰东正教会脱离俄罗斯东正教会而独立。
这是乌克兰“去俄罗斯化”、“脱俄入欧”的关键性发展，旨在从文化和精神上割断与俄罗斯的千年历史渊源，其重要性绝不亚于乌克兰申请加入北约和欧盟的动作，对未来欧亚地缘政治的冲击更可能过之。
乌克兰传教士襄助帝俄扩张
事情的原委，可以从尤先科总统最新宣言的时机谈起。这是为了庆祝公元988年，基辅罗斯公国大公弗拉基米尔一世接受东正教为国教这一历史事件，世上东正教领袖纷纷莅临，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之外，自然也包括俄罗斯东正教宗主教阿莱克西二世。而基辅罗斯，是俄罗斯文明的摇篮，基辅罗斯接受东正教，是俄罗斯文化的第一个历史里程碑。
公元9世纪创立的基辅罗斯公国，是“俄罗斯”这一地理名词首次出现于历史，基辅因此也成为“俄罗斯城市之母”。在俄罗斯民族三大历史古都之中，俄罗斯人至今还有“尊敬圣彼得堡，畏惧莫斯科，热爱基辅”的说法，基辅在俄罗斯人民心中的地位因此可见。
接受东正教的弗拉基米尔大公，开创了基辅罗斯公国的黄金时代，被东正教尊为“圣弗拉基米尔”，也成为俄罗斯人民心目中的尧、舜式先祖。其他不说，弗拉基米尔从此成为俄国最受喜爱的人名之一，布尔什维克革命领袖列宁，以及刚由总统改任总理的普京的名字都是弗拉基米尔，良有以也。
更重要的是皈依东正教成为俄罗斯文化历史的起点，基辅罗斯东正教会使用的所谓“古教会斯拉夫语”，是斯拉夫民族的最早书面语言。俄罗斯文化和历史的最古老记录，都是以古教会斯拉夫语写成。最早的俄罗斯法典、文学、艺术、建筑等等，无不是在基辅罗斯东正教会的架构之下出现。在具有强烈拜占庭希腊文化因素的东正教会影响刺激下，基辅罗斯的文化教育，一度超过了当时大多数的欧洲国家。
基辅罗斯公国后来分化，而成为今天的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国的共同祖源。但也正是这一共同的民族文化起源，使得它们又在帝俄时代回归同一政治架构，而东正教信仰和体系，成为维系这一共同架构的重要精神和文化纽带。
事实上，东正教信仰是乌克兰重新纳入俄罗斯帝国的一个重要因素。17世纪中叶，信奉天主教的波兰—立陶宛王国控制乌克兰，强迫推行“拉丁化”，压制和迫害东正教会和信徒，引起乌克兰下层民众和哥萨克骑士的强烈不满，后二者发起反抗，并且寻求东正教俄罗斯的支持和保护，终于使得乌克兰主要领土于1654年成为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
正是由于东正教在其中起的作用，当时已经沦为奥斯曼帝国控制下的东正教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将乌克兰东正教会从君士坦丁堡主教区转为莫斯科主教区管辖，乌克兰东正教会自然而然地成为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一部分，延续三个半世纪，直到今天。
这一历史发展不仅保留了乌克兰原有的东正教信仰和文化，而且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乌克兰族教会人士还支配控制了整个俄罗斯东正教教会，莫斯科主教区的上层教士领袖许多是乌克兰人，在东正教随着俄罗斯帝国的迅速扩展而广泛传播的过程中(包括今天名义上属于莫斯科主教区管辖的东正教中国教区)，起了重大影响。从这个意义讲，乌克兰人在帝俄扩张过程中的精神作用，可以与英帝国扩张过程中苏格兰人发挥的经济作用相比——后者是远东最活跃的鸦片贩子(第一次鸦片战争的主要角色义律为其典型)，而前者则帮助传播“精神鸦片”。
总之，除了前苏联时期，同一东正教信仰、文化和组织，是俄罗斯和乌克兰300多年来共同政治命运的一个重要关键。弗拉基米尔大公接受东正教的1000周年即1988年，仍然处在苏联统治时期，当时只能是一个低调事件。今年的1020周年盛典，才真正具有宗教历史意味。尤先科总统冷淡接待乌克兰东正教会名义上的“上级领导”——莫斯科宗主教阿莱克西二世，而向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要求改变二三个半世纪前转移的“组织关系”，不仅从东正教内部历史说顺理成章，也具有极为强烈的现代政治意义。
西方遏俄拟东西“双向挤压”
按照法国《世界报》的说法，乌克兰是“俄罗斯帝国的钥匙(cle de l’empirerusse)”。在华盛顿帮助导演的2004年“橙色革命”之后，这把钥匙眼看就要落到西方手中，引起莫斯科的强烈反应，全面动用从石油武器到“境外俄裔”的各种压力手段，终于迫使北约和欧盟在接纳乌克兰这一议题上至今疑虑重重，裹足不前。
但是尤先科新近公开要求乌克兰东正教会脱离俄罗斯东正教会，表明乌克兰“脱俄入欧”过程，正在从政治向精神文化层次演变，准备以割断与俄罗斯的千年密切宗教关系，来促成最后的“去俄罗斯化”。这比近期推动乌克兰加入北约，具有更深刻的长远效果。
这里可以再观察到华盛顿在国际策略和“颜色革命”上的精明人选。正如格鲁吉亚“玫瑰革命”领袖是在美国受教育、强烈西方化的萨卡什维利，因而彻底弃绝了苏联体制培养的“高加索之狐”谢瓦尔德纳泽与俄罗斯的藕断丝连，“橙色革命”英雄尤先科尽管也出自旧苏联体制，但娶的是美国籍老婆，上台后处心积虑“脱俄入欧”，与娶了俄罗斯太太的乌克兰前任库奇马总统形成鲜明对比。“床头人”的政治作用，古今中外如一。
也不能不注意西方世界的对俄外交战略演变。普京两任总统期间，俄罗斯对内加强中央政府权威，对外借油价高涨，作为能源大国在国际上卷土重来，从高加索、中亚到东欧，处处与美国蚕食俄罗斯势力范围的动作针锋相对，甚至隐隐约约出现冷战复燃的苗头。而俄罗斯和中国加强外交和战略合作，更是令欧美感到不安的趋势。
但是近期来，西方世界对俄罗斯的长远国际立场，出现了一种前瞻性看法，认为目前的俄中合作，只是莫斯科的权宜之计，以应付美国的步步进逼；人口众多而经济迅速发展的中国，才是俄国真正的“长远威胁”。英国《卫报》和德国《明镜》杂志，近来都渲染过俄罗斯暗藏对中国的戒心。
美国务实外交元老基辛格，7月初更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公开说：2500英里长的俄中边界，是对俄罗斯的“人口统计挑战(demographic challenge)”，“贝加尔湖以东，是680万俄罗斯人面对1.2亿中国人”。这明显是挑动莫斯科：来自亚洲的“黄祸”，而不是华盛顿的蚕食围堵，才是俄罗斯真正的心腹大患。
根据英语《亚洲时报》，西方人士的上述看法，并非完全一厢情愿。俄国国内从知识精英到普通民众，担心人口稀少的俄国远东地区未来会被亚洲移民“同化”的，不在少数。对他们而言，中国的经济崛起并非福音。在如此心理之下，俄中合作颇有点“朝热野冷”的架势。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俄罗斯民众的“黄祸情结”，与前述基辅罗斯公国的历史不无关系。基辅罗斯的最后解体，周然有内部矛盾因素，但是来自外部的蒙古征服，是其直接原因。斯拉夫民族在蒙古铁蹄下的痛苦经历，成为俄罗斯人对亚洲“黄祸”恐惧的文化根源。
西方如果一边利用俄罗斯对蒙古征服的历史怨恨来挑起俄中矛盾，另一边又利用蒙古征服造成基辅罗斯故土上的乌克兰脱离“罗斯母亲”的历史，来促成“小俄罗斯”(乌克兰的一种惯称)与俄罗斯的永久政治和文化隔绝，这种双重长远战略，实在是鱼和熊掌兼得的如意算盘。
但是鱼和熊掌本身并不等价——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安危，可以看成是肢体之疾，而基辅罗斯故土的割离，以及圣弗拉基米尔的东正教遗产“分家”，实在是俄罗斯的灵魂创伤。打个不完全恰当的比方，乌克兰加入西方阵营，相当于中国失去自己的文化摇篮黄河流域，陕西河南成为外国的省份；乌克兰东正教会脱离莫斯科主教区，则近似于尧舜孔孟等先哲被奉为别家的精神文化祖宗，连带齐鲁沿海区域也成为别国领土。比较一下端午节“申遗”风波，就可以想象乌克_兰在政治和文化上与俄罗斯彻底“离婚”的精神冲击。
当然，莫斯科对乌克兰当局的这种举措，还是有不少反制筹码。除了能源利器，为了纪念和“酬谢”乌克兰与俄罗斯合并300周年，1954年被乌克兰出生的赫鲁晓夫从俄罗斯转让给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以其俄罗斯人口多数，是莫斯科在关键时刻的重要战略“劫材”。另外，整個东正教在当今世界上的处境颇为不妙，从巴尔干半岛到俄罗斯都处于衰落状态，自身在土耳其回教化浪潮中苟延残喘的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大公宗主教巴尔多禄茂一世，因此对尤先科总统关于乌克兰东正教会独立的请求，只能暂时顾左右而言他。
据《纽约时报》7月底报道：乌克兰总统尤先科新近借纪念斯拉夫民族皈依基督教1020周年之机，正式向前来乌克兰首都基辅参加庆典的东正教名义上的最高精神领袖——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Ecumenical Patriareh)巴尔多禄茂一世(Barthlomew I)提出请求，要求允许乌克兰东正教会脱离俄罗斯东正教会而独立。
这是乌克兰“去俄罗斯化”、“脱俄入欧”的关键性发展，旨在从文化和精神上割断与俄罗斯的千年历史渊源，其重要性绝不亚于乌克兰申请加入北约和欧盟的动作，对未来欧亚地缘政治的冲击更可能过之。
乌克兰传教士襄助帝俄扩张
事情的原委，可以从尤先科总统最新宣言的时机谈起。这是为了庆祝公元988年，基辅罗斯公国大公弗拉基米尔一世接受东正教为国教这一历史事件，世上东正教领袖纷纷莅临，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之外，自然也包括俄罗斯东正教宗主教阿莱克西二世。而基辅罗斯，是俄罗斯文明的摇篮，基辅罗斯接受东正教，是俄罗斯文化的第一个历史里程碑。
公元9世纪创立的基辅罗斯公国，是“俄罗斯”这一地理名词首次出现于历史，基辅因此也成为“俄罗斯城市之母”。在俄罗斯民族三大历史古都之中，俄罗斯人至今还有“尊敬圣彼得堡，畏惧莫斯科，热爱基辅”的说法，基辅在俄罗斯人民心中的地位因此可见。
接受东正教的弗拉基米尔大公，开创了基辅罗斯公国的黄金时代，被东正教尊为“圣弗拉基米尔”，也成为俄罗斯人民心目中的尧、舜式先祖。其他不说，弗拉基米尔从此成为俄国最受喜爱的人名之一，布尔什维克革命领袖列宁，以及刚由总统改任总理的普京的名字都是弗拉基米尔，良有以也。
更重要的是皈依东正教成为俄罗斯文化历史的起点，基辅罗斯东正教会使用的所谓“古教会斯拉夫语”，是斯拉夫民族的最早书面语言。俄罗斯文化和历史的最古老记录，都是以古教会斯拉夫语写成。最早的俄罗斯法典、文学、艺术、建筑等等，无不是在基辅罗斯东正教会的架构之下出现。在具有强烈拜占庭希腊文化因素的东正教会影响刺激下，基辅罗斯的文化教育，一度超过了当时大多数的欧洲国家。
基辅罗斯公国后来分化，而成为今天的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国的共同祖源。但也正是这一共同的民族文化起源，使得它们又在帝俄时代回归同一政治架构，而东正教信仰和体系，成为维系这一共同架构的重要精神和文化纽带。
事实上，东正教信仰是乌克兰重新纳入俄罗斯帝国的一个重要因素。17世纪中叶，信奉天主教的波兰—立陶宛王国控制乌克兰，强迫推行“拉丁化”，压制和迫害东正教会和信徒，引起乌克兰下层民众和哥萨克骑士的强烈不满，后二者发起反抗，并且寻求东正教俄罗斯的支持和保护，终于使得乌克兰主要领土于1654年成为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
正是由于东正教在其中起的作用，当时已经沦为奥斯曼帝国控制下的东正教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将乌克兰东正教会从君士坦丁堡主教区转为莫斯科主教区管辖，乌克兰东正教会自然而然地成为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一部分，延续三个半世纪，直到今天。
这一历史发展不仅保留了乌克兰原有的东正教信仰和文化，而且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乌克兰族教会人士还支配控制了整个俄罗斯东正教教会，莫斯科主教区的上层教士领袖许多是乌克兰人，在东正教随着俄罗斯帝国的迅速扩展而广泛传播的过程中(包括今天名义上属于莫斯科主教区管辖的东正教中国教区)，起了重大影响。从这个意义讲，乌克兰人在帝俄扩张过程中的精神作用，可以与英帝国扩张过程中苏格兰人发挥的经济作用相比——后者是远东最活跃的鸦片贩子(第一次鸦片战争的主要角色义律为其典型)，而前者则帮助传播“精神鸦片”。
总之，除了前苏联时期，同一东正教信仰、文化和组织，是俄罗斯和乌克兰300多年来共同政治命运的一个重要关键。弗拉基米尔大公接受东正教的1000周年即1988年，仍然处在苏联统治时期，当时只能是一个低调事件。今年的1020周年盛典，才真正具有宗教历史意味。尤先科总统冷淡接待乌克兰东正教会名义上的“上级领导”——莫斯科宗主教阿莱克西二世，而向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要求改变二三个半世纪前转移的“组织关系”，不仅从东正教内部历史说顺理成章，也具有极为强烈的现代政治意义。
西方遏俄拟东西“双向挤压”
按照法国《世界报》的说法，乌克兰是“俄罗斯帝国的钥匙(cle de l’empirerusse)”。在华盛顿帮助导演的2004年“橙色革命”之后，这把钥匙眼看就要落到西方手中，引起莫斯科的强烈反应，全面动用从石油武器到“境外俄裔”的各种压力手段，终于迫使北约和欧盟在接纳乌克兰这一议题上至今疑虑重重，裹足不前。
但是尤先科新近公开要求乌克兰东正教会脱离俄罗斯东正教会，表明乌克兰“脱俄入欧”过程，正在从政治向精神文化层次演变，准备以割断与俄罗斯的千年密切宗教关系，来促成最后的“去俄罗斯化”。这比近期推动乌克兰加入北约，具有更深刻的长远效果。
这里可以再观察到华盛顿在国际策略和“颜色革命”上的精明人选。正如格鲁吉亚“玫瑰革命”领袖是在美国受教育、强烈西方化的萨卡什维利，因而彻底弃绝了苏联体制培养的“高加索之狐”谢瓦尔德纳泽与俄罗斯的藕断丝连，“橙色革命”英雄尤先科尽管也出自旧苏联体制，但娶的是美国籍老婆，上台后处心积虑“脱俄入欧”，与娶了俄罗斯太太的乌克兰前任库奇马总统形成鲜明对比。“床头人”的政治作用，古今中外如一。
也不能不注意西方世界的对俄外交战略演变。普京两任总统期间，俄罗斯对内加强中央政府权威，对外借油价高涨，作为能源大国在国际上卷土重来，从高加索、中亚到东欧，处处与美国蚕食俄罗斯势力范围的动作针锋相对，甚至隐隐约约出现冷战复燃的苗头。而俄罗斯和中国加强外交和战略合作，更是令欧美感到不安的趋势。
但是近期来，西方世界对俄罗斯的长远国际立场，出现了一种前瞻性看法，认为目前的俄中合作，只是莫斯科的权宜之计，以应付美国的步步进逼；人口众多而经济迅速发展的中国，才是俄国真正的“长远威胁”。英国《卫报》和德国《明镜》杂志，近来都渲染过俄罗斯暗藏对中国的戒心。
美国务实外交元老基辛格，7月初更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公开说：2500英里长的俄中边界，是对俄罗斯的“人口统计挑战(demographic challenge)”，“贝加尔湖以东，是680万俄罗斯人面对1.2亿中国人”。这明显是挑动莫斯科：来自亚洲的“黄祸”，而不是华盛顿的蚕食围堵，才是俄罗斯真正的心腹大患。
根据英语《亚洲时报》，西方人士的上述看法，并非完全一厢情愿。俄国国内从知识精英到普通民众，担心人口稀少的俄国远东地区未来会被亚洲移民“同化”的，不在少数。对他们而言，中国的经济崛起并非福音。在如此心理之下，俄中合作颇有点“朝热野冷”的架势。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俄罗斯民众的“黄祸情结”，与前述基辅罗斯公国的历史不无关系。基辅罗斯的最后解体，周然有内部矛盾因素，但是来自外部的蒙古征服，是其直接原因。斯拉夫民族在蒙古铁蹄下的痛苦经历，成为俄罗斯人对亚洲“黄祸”恐惧的文化根源。
西方如果一边利用俄罗斯对蒙古征服的历史怨恨来挑起俄中矛盾，另一边又利用蒙古征服造成基辅罗斯故土上的乌克兰脱离“罗斯母亲”的历史，来促成“小俄罗斯”(乌克兰的一种惯称)与俄罗斯的永久政治和文化隔绝，这种双重长远战略，实在是鱼和熊掌兼得的如意算盘。
但是鱼和熊掌本身并不等价——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安危，可以看成是肢体之疾，而基辅罗斯故土的割离，以及圣弗拉基米尔的东正教遗产“分家”，实在是俄罗斯的灵魂创伤。打个不完全恰当的比方，乌克兰加入西方阵营，相当于中国失去自己的文化摇篮黄河流域，陕西河南成为外国的省份；乌克兰东正教会脱离莫斯科主教区，则近似于尧舜孔孟等先哲被奉为别家的精神文化祖宗，连带齐鲁沿海区域也成为别国领土。比较一下端午节“申遗”风波，就可以想象乌克_兰在政治和文化上与俄罗斯彻底“离婚”的精神冲击。
当然，莫斯科对乌克兰当局的这种举措，还是有不少反制筹码。除了能源利器，为了纪念和“酬谢”乌克兰与俄罗斯合并300周年，1954年被乌克兰出生的赫鲁晓夫从俄罗斯转让给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以其俄罗斯人口多数，是莫斯科在关键时刻的重要战略“劫材”。另外，整個东正教在当今世界上的处境颇为不妙，从巴尔干半岛到俄罗斯都处于衰落状态，自身在土耳其回教化浪潮中苟延残喘的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大公宗主教巴尔多禄茂一世，因此对尤先科总统关于乌克兰东正教会独立的请求，只能暂时顾左右而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