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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的1978年，那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大讨论，犹如一声春雷，在沉闷而僵化的思想领域掀起一场摧枯拉朽的轩然大波。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都刻骨铭心。揭开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序幕的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的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一篇文章。同时，也将一位普通的理论工作者胡福明推上了历史舞台。
30年后的2008年4月12日，这位已73岁的老人利用亲临浙江人文大讲堂探讨新命题的间隙，应约与笔者在西子湖畔的西湖国宾馆，进行了一次穿越30年时空的对话，思想解放的话题历久弥新……
一
20世纪70年代，注定在中国当代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四人帮”横行肆为。最终落入历史垃圾之中，被斥为“政治小丑”：“文化大革命”曾以狂风暴雨之势席卷整个中国。但是在人民的意志面前还是落荒而去。由此。时任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的胡福明强烈地感到，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人民一旦觉醒了，没有一种力量能使他们屈服。
同中国千千万万普通人一样，在1976年金秋十月。胡福明也以饮酒吃蟹来庆贺“四人帮”的倒台。他积极投身于批判“四人帮”的斗争。在南京大学和江苏省召开的揭批“四人帮”大会上，胡福明都是第一个登台发言者。作为一个哲学教师、一名中共党员。他敏感地觉察“中国已经到了历史的转折关头”，中国要“改弦更辙”。“所谓‘改弦’，就是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根弦去掉；所谓‘更辙’。就是要另辟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
当时胡福明主管哲学系的教学。还有授课任务。他挑灯走笔。写下了许多批判“四人帮”在思想上拨乱反正的理论文章。胡福明口诛笔伐，满怀激情地投入了揭发和批判“四人帮”的斗争。他的第一篇揭批文章是《评张春桥的全面专政》，揭露了张春桥的荒谬论点和反革命目的。文章在1976年南京大学第4期学报发表后，立刻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接着，他一鼓作气，连出重拳，接连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谁批判唯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论》等文章。广大读者无不拍手称快。
从1976年年底起，胡福明开始苦苦思考一个问题：“四人帮”虽然粉碎了，但是中国社会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政治局势：党内个人迷信、个人崇拜依旧盛行。大量的历史冤假错案尚未得到清理和平反，1976年广大人民群众自发聚集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行动依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如何从根本上批判“四人帮”。以推动拨乱反正呢?
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主要思想实质是维护“文革”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两个凡是”。此后，批判“四人帮”突然降温，拨乱反正寸步难行。中国的未来命运一下子又被推到了生死攸关的抉择关头。
胡福明陷入苦思，夜不能寐：判断理论、认识、观点、决策是否正确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判断是非的标准究竟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在历史上也经常按实践来修改自己的观点，怎么能说句句是真理?怎么能搞“两个凡是”?这完全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是宣传个人崇拜，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
在参加一个教育战线讨论教育问题的座谈会时，胡福明发言表示教育质量下降了，科研无法搞了，教学被破坏了。后来有一位领导人对他说，教育战线是“文革”的重点，不能否定“文革”。虽然这位领导人是出于好心的“善语”，但这又促使胡福明不得不思考：拨乱反正的阻力在哪里?
3月，南京正是春寒料峭时节。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胡福明终于意识到冲破“两个凡是”才是关键。发现这个问题，胡福明非常高兴，谋划着写作一篇战斗檄文。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长期从事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他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充满深厚的感情，背负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另外，他相信能收拾“文革”残局的除了邓小平没有其他人。所以，即使风险很大，他也无所畏惧，勇往直前。
为了有力地批判“两个凡是”，胡福明经过一段时间的分析研究、反复比较后，从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中找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论点，作为基本观点。他认为，提出真理的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能切中要害。而且，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科学观点，又可以帮助干部群众运用这个科学观点去分析研究“文化大革命”，推动平反冤假错案、拨乱反正。
7月上旬，文章的主题、观点、布局已基本形成，胡福明开始动手收集研究材料、拟定提纲。这时，家里偏偏又出事了——妻子张丽华检查出肿瘤，在江苏省人民医院住院接受开刀治疗。把一双儿女交给岳母照管，胡福明白天在学校的讲台上授课，晚上到医院的病床边陪伴妻子。病中的妻子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但那时市场上供应的副食品相当匮乏，他只得利用课余时间不厌其烦地穿行在南京城中，采购西瓜、鱼虾等难得的时鲜食品。一位当时的医护人员至今还记忆犹新。当时张丽华想吃西瓜，可那时的市场上根本没有西瓜卖，胡福明只能找了他的一名学生“开后门”，买了两只碗口大的西瓜以安慰病中的妻子。
夏天的南京，素有火炉之称。空气燥热，更兼牵挂着要写的文章，使在医院陪伴妻子的胡福明难以入睡。每当夜深人静时，他搬来椅子，摇着蒲扇，借着走廊的灯光看书，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有关实践真理标准的内容一边阅读，一边做摘录，一边进行认真研究。瞌睡了。就把3张椅子拼起来躺一会，醒了再看、再写、再改。7天后，妻子出院时，文章的提纲已写好，此时正逢暑假。胡福明用了一周时间写成文章初稿。这年9月，经历3次修改后，完成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惊世骇俗之作。
二
文章写完了，寄给谁呢?想了半天，胡福明想到了这年5月认识的《光明日报》哲学编辑组组长王强华。当时，江苏省委党校召开一个理论讨论会。胡福明作了个《唯生产力论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的发言，在会场引起轩然大波，立即有两三个人站出来反驳、甚至批判他的观点。双方争论不下。会议也难以继续。大会主持人只得宣布暂时休会。这时。王强华找到胡福明，约他为《光明日报》写稿。
于是，胡福明将稿件寄给了王强华。不料文稿寄出后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他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更不会知道将会在中国社会引发一场怎样的地震。原来是王强华去上海出差3个月，当他回到北京读了稿子后，立即排出了小样，于1978年1月19日寄给了胡福明并在附信中致歉，他写道：“……这篇文章提的问题比较尖锐。分寸上请仔细掌握一下，不要使人有马列主义‘过时’论之感的副作用。文章请尽快处理寄来，争取早日刊用。”胡福明便着手按所提意见修改。
4月上旬的一天，在《光明日报》社，一张刊有《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哲学》专刊第七十七期 大样，由理论部送到新任总编辑杨西光(1989年10月，在北京辞世)手中。按工作常规，他将履行最后裁决权，审定之后于4月11日见报。
读这篇5000多字的文章。杨西光用了差不多1个小时，不是通常的一目十行，简直就是“十目一行”——经他之手，文章将在《光明日报》哲学版发出。
杨西光那年60出头，文教工作，对他来说并不陌生。1949年5月28日，上海刚刚解放。6月25日，他就以军代表身份，穿着草鞋随大军从江苏丹阳奔赴上海，奉命接管同济大学。8月调福建省工作，历任《福建日报》总编辑、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福建省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共福建省委委员等职。1954年9月调回上海，历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后兼副校长。在这期间，他是中共上海市第二、三届委员会委员、《解放日报》总编辑、1959年任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部长、1965年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文革”刚一开始，他就被揪了出来，与陈丕显、曹荻秋合称上海三大“走资派”。
1977年底，刚刚平反的杨西光只身来到北京，参加中央党校粉碎“四人帮”后第一届高级干部培训班。恰逢胡耀邦主校。当年12月，党校在研究编写党史问题时，胡耀邦提出了编写要求：一是完整地、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一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党校的不少高、中级干部中进行了讨论。在胡耀邦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的鼓舞下，党校思想相当活跃，在一部分同志中还提出了拨乱反正的一系列问题，进行讨论。杨西光当时正在党校学习，也参加了这场讨论。
学习结束时，胡耀邦找到了他，要他到《光明日报》工作。胡耀邦对杨西光说。，北京四大报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是积极揭批“四人帮”、推动拨乱反正的；《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是执行“两个凡是”的，“现在要你去《光明日报》工作，就是要去改变它的面貌，把二比二变成三比一。”1978年3月，杨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
读毕大样，杨西光走到窗前。窗外，楼前的槐树正吐出青青的小芽。应该说，《哲学》专刊上的这篇文章，远不是哲学学术问题，但在历史幽暗隧道端头发出第一道闪光的，又只有哲学。恰如笛卡儿一句“我思故我在”，结果了长期统治欧洲的宗教蒙昧。
这个主题在杨西光胸中酝酿已经很久，当他被推上台子“示众”的时候，当他在被监禁而读书、反思的时候，当他喘着粗气在工厂干活的时候……而最后在党校臻于成熟。抛出一颗石子，击起一场时代大波，这是一份夙愿、一个诱惑，任何报人都无法拒绝。在一家大报的总编辑任上，它突然变得那么清晰、那么切实、那么近。当然，它还差着那么一截，拿在手上，就像孙悟空接过敖广赠予的那柄方天戟。
“文章从专刊上撤下来。组织力量修改。加强现实针对性，放在一版发!”杨西光说。
他特别强调针对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上的一些混乱思想。作比较充分的论证。使文章更有指导意义；必须进一步触及当时影响拨乱反正、冲破禁区的一些现实问题。提到思想路线上来批评、阐述。
按照这个意见，文章要作很大的改动，然而，这是一篇个人署名的文章，除非由作者本人修改，否则由别人修改得面目全非，就不能再由作者署名了，而作者却远在千里之外的南京。
怎么办?恰巧这时胡福明到北京市左家庄朝阳区委党校。参加哲学研究所召开的全国哲学讨论会，报社决定请他本人来修改。这时，杨西光的得意女门生、复旦大学毕业的江春泽，抽调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筹备组工作，前来给他通风报信，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正在着手撰写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于是决定请孙长江、胡福明一起来商讨。
4月13日晚，在《光明日报》总编辑办公室，杨西光、胡福明、孙长江、马沛文、王强华围坐在一起，议论风生。胡福明和孙长江二人，看去年龄相差甚大：胡的头发已花白，有的牙齿已脱落；孙是一头黑发，显得年轻。其实，二人年岁差不多；胡福明195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新闻专业并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学习时，孙长江已在研究班毕业留校任教了。所以胡福明见孙长江时，常常要叫一声孙老师。
三
关于当天晚上大家讨论的情况，胡福明回忆说，“杨西光同志手里拿着《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清样。对大家说，各位同志都拿到这份清样了，福明同志这个稿子。今天正要听大家的意见，我们要修改。”“他说，这篇文章本来在哲学版就要发表了，我看了以后，我认为这篇文章很重要，放在哲学版里发表太可惜了，应该作为重要文章放在第一版去发表。当然，还要修改，文章还要提高质量。”大家商定，稿子仍由胡福明自己修改。于是，胡福明白天参加哲学讨论，晚上修改文章，第二天《光明日报》通讯员拿走稿子，傍晚再把修改后的小样送来。他于4月15日把改写的稿子送到了《光明日报》，就回南京去了。这可算是第六次修改了。所改的稿子增加了批判“四人帮”的内容，增加了阐述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的内容，但文章仍保留了原来的三大段结构，没有充分把4月13日大家议论的意见反映出来。马沛文、王强华只好在4月20日又修改出一个稿子，即第七稿。
修改过程中，曾一次次打出小样，每次小样都在理论部部分同志中传阅、征求意见。当时不同意发表这篇文章的只有一个人。他认为，“观点我同意，但是不能发，发出去就会引起意想不到的后果。”
这个意见，当时就在理论部传开了。别人反驳他：“后果可以预想到，无非是主张‘两个凡是’的人反对!”
据马沛文后来说，当时这个批评编辑真理标准文章的人，自己也正处在探求真理的激情里。这个意见没有影响文章的发表，只是提醒我们把文章改得好一些再好一些，改得无懈可击。
4月23日、24日，杨西光、马沛文再次讨论了20日的改稿，并作了修改。这已是第八次修改。第七、八次两次修改的稿子都送给了中央党校的孙长江和当时的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
第七、八次修改的稿子，基本上反映了4月13日晚大家讨论的意见：
——文章从题目到内容都明确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别无其他标准。与此同时，杨西光把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题目上加上“唯一”二字，以增强理论力度，文章的主题进一步深化了。
在第八稿送给吴江和孙长江之后，杨西光又到中央党校与他们交谈，随后三人对文章的基本观点认识一致，都说修改后的第七、第八稿写得勇敢，但理论逻辑上差些，要把它整理好，并加以提高，还要进一步突出马克思主义有生命力，要求永葆青春的思想。接着商定，为扩大文章的影响，定稿后，先在中央党校主办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因为凡是在《理论动态》发表的文章，都要经过胡耀邦的审阅。第二天再由《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见报。这个意见后来由吴江请示了胡耀邦。胡耀邦爽快地答应了。 胡福明回忆说：“杨西光很有师长风度。那时候他找我谈话，用十分谦和的口吻说，文章是你写的，但是由集体修改的，为了加强文章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我们想用特约评论员的身份发表。我们想聘请你为《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你有什么意见吗?”胡福明当即很高兴地回答：“没意见，文章能起到更大的作用我很高兴。”
当时，中央报纸上许多重要文章如果以社论或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就要送主管宣传工作的一位中央领导人审阅，那就很难通过。而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可以避免送审，而且，这个名义还隐含着文章出自某权威人士之手的意味，很受读者注意。再者，文章论及的是如此重要的问题，再用个人署名就不合适了。
与此同时，杨西光又分别拜访了首都新闻界的负责人胡绩伟(时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曾涛(时任新华社社长)、华楠(时任《解放军报》总编辑、社长)，向他们通报了这篇关于真理标准的文章。得到了这几位同行的支持，并商定：《光明日报》发表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第二天转载，新华社转发通稿。
随后，孙长江在吴江的指导下，以第八次改稿和他们原拟写的文章的构思为基础，并根据这次讨论的意见，又作了一次修改和润色。这已经是第九次修改了。
孙长江修改完毕后，吴江在阅完此稿时又作了一些增改，并于4月27日在稿子第一页的天头上注明：“请即排印十五份送胡(耀邦)、杨(西光)、作者——航空发出。5月10日那期用。”
胡耀邦审完后，5月10日的《理论动态》第六十期就全文发表了。1978年5月11日，这篇历时7个月，前后修订10次的文章在《光明日报》一版下辟栏位置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出了这篇洋洋7000余字的批判“两个凡是”的檄文。这篇历史雄文共分为4个部分：一、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三、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四、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在文章结尾，作者勇敢地宣称：“凡是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四
紧接着，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辽宁日报》等十几家报纸紧随其后也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如此迅速、如此步调一致地转载《光明日报》的文章，当时也是十分罕见的事。立即引起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注意，凡盼望天安门事件早日得到平反，盼望早日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的人读了此文，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而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人则立即出来加以反对，并施加很大的压力。
就在《人民日报》第二版转载文章的当天晚上约23:00时，正在上夜班的时任总编辑胡绩伟接到一位领导同志的电话。根据胡绩伟的电话记录，他是这样说的：“你们怎么能发表这样的文章呢?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这位领导同志是“文革”前(1957年－1966年)的《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说话逻辑性、理论性很强，他说：“文章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文章说的马克思主义要经过长期实践证明以后才能证明是真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可以取得胜利学来说，只有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实践以后，才能证明是真理。就是说列宁提出这个学说时不是真理，一定要等20－30年以后实践证明了才是真理。那么，人们怎么会热烈拥护，会为之贯彻执行而奋斗呢?文章是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在开始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后才是真理。这是原则错误。”
尽管胡绩伟已经考虑过转载的后果，但他还是被老总编辑那条理清晰的斥责激出一身汗，他的话是那样富有论战性。
“文章在政治上很坏很坏，作者认为‘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不是歪篡毛泽东思想，而死抱着毛主席的教条不放，因而现在主要不反四人帮的修正主义，而是应该反教条主义。如文所说的，要粉碎人们的精神枷锁，就是要反对圣经上说了才是对的，所谓要冲破禁区，就是冲破毛泽东思想，文章结尾认为当前要反对的就是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上的教条，甚至拿现在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丰富的革命实践，就是要反对所谓教条主义，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
胡绩伟很清楚这种指责一旦被认可，自己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他手执耳机，边听边记，生怕漏掉一个字。
“文章用很大的篇幅讲马克思、恩格斯如何修改《共产党宣言》，毛泽东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确的地方，因为不能把毛主席的指示当僵死的教条。不能当圣经去崇拜，很明显，作者的意思就是要砍旗。文章批判林彪‘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难道一句顶一句也不行?难道句句不是真理才对吗?”
紧张空气压抑得人透不过气来，胡绩伟不由自主地解开衬衣上的纽扣，继续记录对方的话：“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团结的基础，如果都去怀疑主席指示有错，认为要修改，大家都去争论哪些错了，哪些要改，我们的党还能团结一致吗?我们的国家还能安定团结吗?所以这篇文章在政治上是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是很坏很坏的。”
“你把这篇文章说得如此严重，我想请问一下，你讲的这些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传达领导同志的意图。”
“这是我个人的意见，请你不要外传。”
“不!既然你把这事在政治上提这么高，我必须和别人讨论你这些意见对不对，所以不能不做必要的传达。”
“这，你看着办吧。不过，你要把我的电话记录送给我一份。”
“我会这么做的。”
其实，胡绩伟并不知道，早在这位领导同志没有来电话之前，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位主要领导同志已经给中宣部部长打了电话，严厉追查此事。
五
一时间，斗争的硝烟四处弥漫。从一开始，这篇文章就被上升到路线问题、旗帜问题上来。作为文章的原始作者，胡福明面前没有鲜花和喝彩，荣誉和尊敬，有的只是巨大的政治压力和沉重的精神负担。时任华南师范学院教授的黎克明(他是支持胡的观点的)当时对他说：“老胡，你已经卷进了中央高层内部的斗争了，风险很大，你知道吗?这可是已经卷进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了，要有思想准备。”
胡福明受到很大压力，甚至准备去坐牢、杀头。他坐在家中，同往常一样，默默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他相信文章是讲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要说的话的。南京大学从校长到普通师生都赞成这篇文章，校长匡亚明就曾对他说：“文章我看了，很赞成。”当一些知心朋友知道这个“特约评论员”就是胡福明时，纷纷向他表示祝贺：“说出来了就是胜利……”胡福明受到莫大鼓 舞。从这个角度说，他心里又是有底的。
就在此关键时刻，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尖锐地批评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明确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同时批评说：“我们也有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主席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际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原话，照抄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样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在讲话中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次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邓副主席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为通栏标题。《解放军报》在头版用套红大标题，详细报道了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6月6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又在第一版全文发表了这篇讲话。邓小平的这篇讲话，使坚持实践标准的人们受到了巨大的鼓舞，更明确了真理标准讨论的现实针对性和极其重大的意义，坚定了冲破阻力推动这个大讨论的信心和勇气。
但是，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6月15日，当时的一位中央领导人召集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对《标准》一文和其他几篇文章再次进行指责，并点名批评胡耀邦，要他在报上写文章要注意。他强调，特约评论员文章可要注意，有几篇不是那么恰当，不要图一时好过。他认为，宣传上不足之处，国内外敌人会利用，被敌人利用是不得了的事。他在讲话中还特别提到，关于“特约评论员”这件事，他向华国锋汇报过两次。言下之意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意见。
6月24日，《解放军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长篇文章。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些人之所以要坚持某些旧口号、旧提法。“除了人们的思想往往落后于实际这一点以外，还因为有一部分人的利益或多或少地同这些旧口号联系在一起的缘故。这些人，他们口头上说的是担心某些旧口号、旧提法的修改会导致整个革命和整个理论的否定(显而易见，这不过是一种天方夜谭式的饰辞)，实际上是害怕自己某种个人的东西因此受到损害。”
这篇被称为《标准》姊妹篇的长文，是在胡耀邦和时任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罗瑞卿的关心、支持下产生并发表的。罗瑞卿亲自修改定稿，并为此同胡耀邦至少通了6次电话。文章发表后不久，罗瑞卿前往西德，安装人造股骨。临行前特地给《人民日报》负责人打电话，说：“这篇文章如果要挨打，我愿先挨40大板。”
7月21日，邓小平找中宣部长谈话，给他打招呼，要他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
7月22日，邓小平又找胡耀邦谈话，旗帜鲜明地支持他发动的这场真理标准讨论。他说：“原来没有注意这篇文章，后来听说有不同意见，看了一下，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
8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负责人时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是驳不倒的。实际上是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了，同意这个观点和文章。这是一篇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它提出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
六
胡福明深有感触地说：“当时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的讲话。不要说我个人的命运如何，全国也不会再有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更不会出现一个思想空前解放的运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不可能开创这样令人振奋的新局面。”说着，说着，胡福明的眼帘蒙上一层薄薄的泪雾……
停顿了好长一会儿，他沉默着、回忆着。我们不忍心提问打断他。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那包“南京”牌香烟。忽然他很轻松地告诉我们：“杨西光同志太客气，文章发表后，还寄了80元稿费给我，这80元在当时是最高规格的稿费了。”回首往事，胡福明感慨万千：“这篇文章是顺应时代的需要，顺应人民的愿望而诞生的，它是许多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是个集体创作。邓小平同志也是顺应全党全国人民的要求顺应历史的要求，来支持这场真理标准大讨论，来领导这场真理标准大讨论，目的是破掉一个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破掉一个‘天才论’嘛。否定多年盛行的个人崇拜、教条主义，重新确立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找到一条新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说罢满足地笑了笑：“在今天来看这篇文章，已超越了个人的作用，已不是我一个人所能创造的。”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全会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提出了健全党规党纪和民主集中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在经济建设问题上，全会提出必须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同时加快农业发展，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使中国共产党冲破了“左”倾错误的束缚，社会主义事业走向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1979年春天，胡耀邦让胡福明到中宣部工作，组织部调令都下了，但他始终想呆在南京大学，他认为知识分子还是呆在学校里好。南京大学的领导人对他说，老拖不是办法。这样1个月后，他写了份报告，陈言：喜欢教书，讲了六点理由，最后说作为一名党员，服从组织决定。两、三天后，省委文件下来，还是让他到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他提出要求，工作关系先不办，人先过去，看看不行还回南京大学。1982年11月，胡福明到省委宣传部任副部长。1个月后到南京大学领工资，他才知道关系也已经到了省委宣传部。
其实，从他内心来说，一直希望做一名纯粹的知识分子。有人曾经建议他单独去拜访邓小平和胡耀邦，他认为不妥，违背知识分子原则。胡福明只在电视上见到邓小平，胡耀邦同志也是到南京视察，他作为省委常委受到集体接见，从来没有私人交流过。
胡福明自己也承认，他由普通的哲学系教师陡然间提拔成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除了那篇文章，找不到任何其他的理由。1984年12月，他又当选为中共江苏省委常委，成了中共江苏省委最高决策层的一员。此后，出任过两届省委常委。当过10年的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校长。第六届、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兼任过5年的江苏省社科院院长。仕途最后6年，他一直以常务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的身份在石头城长江路292号、昔日‘总统府’(现为南京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蒋介石的办公室里主持省政协的日常事务。肩上担负着重要的领导职务，他依然胸怀全局，关心国际和国家大事，重视理论研究，关注学术界动向，保持着一位学者的严肃思考习惯。
胡福明坦言：30年来，他一直没有停止过对解放思想的研究与思考。解放思想的关键就是找准命题，第一次解放思想的命题就是破解“两个凡是”的枷锁，第二次解放思想就是破解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难题。现在思想解放还在继续，解放思想是科学发展必经之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从以往的经济增长方式中解放出来，必须创新发展理念，确立以人为本的思想；创新发展方式，必须把自主创新作为支柱，建立推动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解放思想是意识形态里面各种先进的思想代替落后的思想、先进的观念代替落后的观念、进步的意识形态代替落后的意识形态所必经之路。每次改革都需要勇气，应该允许犯错误，更要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
(谢绝转载、上网及摘编)
(责编：金 锋)
30年后的2008年4月12日，这位已73岁的老人利用亲临浙江人文大讲堂探讨新命题的间隙，应约与笔者在西子湖畔的西湖国宾馆，进行了一次穿越30年时空的对话，思想解放的话题历久弥新……
一
20世纪70年代，注定在中国当代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四人帮”横行肆为。最终落入历史垃圾之中，被斥为“政治小丑”：“文化大革命”曾以狂风暴雨之势席卷整个中国。但是在人民的意志面前还是落荒而去。由此。时任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的胡福明强烈地感到，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人民一旦觉醒了，没有一种力量能使他们屈服。
同中国千千万万普通人一样，在1976年金秋十月。胡福明也以饮酒吃蟹来庆贺“四人帮”的倒台。他积极投身于批判“四人帮”的斗争。在南京大学和江苏省召开的揭批“四人帮”大会上，胡福明都是第一个登台发言者。作为一个哲学教师、一名中共党员。他敏感地觉察“中国已经到了历史的转折关头”，中国要“改弦更辙”。“所谓‘改弦’，就是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根弦去掉；所谓‘更辙’。就是要另辟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
当时胡福明主管哲学系的教学。还有授课任务。他挑灯走笔。写下了许多批判“四人帮”在思想上拨乱反正的理论文章。胡福明口诛笔伐，满怀激情地投入了揭发和批判“四人帮”的斗争。他的第一篇揭批文章是《评张春桥的全面专政》，揭露了张春桥的荒谬论点和反革命目的。文章在1976年南京大学第4期学报发表后，立刻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接着，他一鼓作气，连出重拳，接连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谁批判唯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论》等文章。广大读者无不拍手称快。
从1976年年底起，胡福明开始苦苦思考一个问题：“四人帮”虽然粉碎了，但是中国社会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政治局势：党内个人迷信、个人崇拜依旧盛行。大量的历史冤假错案尚未得到清理和平反，1976年广大人民群众自发聚集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行动依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如何从根本上批判“四人帮”。以推动拨乱反正呢?
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主要思想实质是维护“文革”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两个凡是”。此后，批判“四人帮”突然降温，拨乱反正寸步难行。中国的未来命运一下子又被推到了生死攸关的抉择关头。
胡福明陷入苦思，夜不能寐：判断理论、认识、观点、决策是否正确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判断是非的标准究竟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在历史上也经常按实践来修改自己的观点，怎么能说句句是真理?怎么能搞“两个凡是”?这完全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是宣传个人崇拜，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
在参加一个教育战线讨论教育问题的座谈会时，胡福明发言表示教育质量下降了，科研无法搞了，教学被破坏了。后来有一位领导人对他说，教育战线是“文革”的重点，不能否定“文革”。虽然这位领导人是出于好心的“善语”，但这又促使胡福明不得不思考：拨乱反正的阻力在哪里?
3月，南京正是春寒料峭时节。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胡福明终于意识到冲破“两个凡是”才是关键。发现这个问题，胡福明非常高兴，谋划着写作一篇战斗檄文。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长期从事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他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充满深厚的感情，背负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另外，他相信能收拾“文革”残局的除了邓小平没有其他人。所以，即使风险很大，他也无所畏惧，勇往直前。
为了有力地批判“两个凡是”，胡福明经过一段时间的分析研究、反复比较后，从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中找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论点，作为基本观点。他认为，提出真理的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能切中要害。而且，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科学观点，又可以帮助干部群众运用这个科学观点去分析研究“文化大革命”，推动平反冤假错案、拨乱反正。
7月上旬，文章的主题、观点、布局已基本形成，胡福明开始动手收集研究材料、拟定提纲。这时，家里偏偏又出事了——妻子张丽华检查出肿瘤，在江苏省人民医院住院接受开刀治疗。把一双儿女交给岳母照管，胡福明白天在学校的讲台上授课，晚上到医院的病床边陪伴妻子。病中的妻子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但那时市场上供应的副食品相当匮乏，他只得利用课余时间不厌其烦地穿行在南京城中，采购西瓜、鱼虾等难得的时鲜食品。一位当时的医护人员至今还记忆犹新。当时张丽华想吃西瓜，可那时的市场上根本没有西瓜卖，胡福明只能找了他的一名学生“开后门”，买了两只碗口大的西瓜以安慰病中的妻子。
夏天的南京，素有火炉之称。空气燥热，更兼牵挂着要写的文章，使在医院陪伴妻子的胡福明难以入睡。每当夜深人静时，他搬来椅子，摇着蒲扇，借着走廊的灯光看书，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有关实践真理标准的内容一边阅读，一边做摘录，一边进行认真研究。瞌睡了。就把3张椅子拼起来躺一会，醒了再看、再写、再改。7天后，妻子出院时，文章的提纲已写好，此时正逢暑假。胡福明用了一周时间写成文章初稿。这年9月，经历3次修改后，完成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惊世骇俗之作。
二
文章写完了，寄给谁呢?想了半天，胡福明想到了这年5月认识的《光明日报》哲学编辑组组长王强华。当时，江苏省委党校召开一个理论讨论会。胡福明作了个《唯生产力论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的发言，在会场引起轩然大波，立即有两三个人站出来反驳、甚至批判他的观点。双方争论不下。会议也难以继续。大会主持人只得宣布暂时休会。这时。王强华找到胡福明，约他为《光明日报》写稿。
于是，胡福明将稿件寄给了王强华。不料文稿寄出后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他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更不会知道将会在中国社会引发一场怎样的地震。原来是王强华去上海出差3个月，当他回到北京读了稿子后，立即排出了小样，于1978年1月19日寄给了胡福明并在附信中致歉，他写道：“……这篇文章提的问题比较尖锐。分寸上请仔细掌握一下，不要使人有马列主义‘过时’论之感的副作用。文章请尽快处理寄来，争取早日刊用。”胡福明便着手按所提意见修改。
4月上旬的一天，在《光明日报》社，一张刊有《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哲学》专刊第七十七期 大样，由理论部送到新任总编辑杨西光(1989年10月，在北京辞世)手中。按工作常规，他将履行最后裁决权，审定之后于4月11日见报。
读这篇5000多字的文章。杨西光用了差不多1个小时，不是通常的一目十行，简直就是“十目一行”——经他之手，文章将在《光明日报》哲学版发出。
杨西光那年60出头，文教工作，对他来说并不陌生。1949年5月28日，上海刚刚解放。6月25日，他就以军代表身份，穿着草鞋随大军从江苏丹阳奔赴上海，奉命接管同济大学。8月调福建省工作，历任《福建日报》总编辑、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福建省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共福建省委委员等职。1954年9月调回上海，历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后兼副校长。在这期间，他是中共上海市第二、三届委员会委员、《解放日报》总编辑、1959年任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部长、1965年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文革”刚一开始，他就被揪了出来，与陈丕显、曹荻秋合称上海三大“走资派”。
1977年底，刚刚平反的杨西光只身来到北京，参加中央党校粉碎“四人帮”后第一届高级干部培训班。恰逢胡耀邦主校。当年12月，党校在研究编写党史问题时，胡耀邦提出了编写要求：一是完整地、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一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党校的不少高、中级干部中进行了讨论。在胡耀邦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的鼓舞下，党校思想相当活跃，在一部分同志中还提出了拨乱反正的一系列问题，进行讨论。杨西光当时正在党校学习，也参加了这场讨论。
学习结束时，胡耀邦找到了他，要他到《光明日报》工作。胡耀邦对杨西光说。，北京四大报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是积极揭批“四人帮”、推动拨乱反正的；《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是执行“两个凡是”的，“现在要你去《光明日报》工作，就是要去改变它的面貌，把二比二变成三比一。”1978年3月，杨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
读毕大样，杨西光走到窗前。窗外，楼前的槐树正吐出青青的小芽。应该说，《哲学》专刊上的这篇文章，远不是哲学学术问题，但在历史幽暗隧道端头发出第一道闪光的，又只有哲学。恰如笛卡儿一句“我思故我在”，结果了长期统治欧洲的宗教蒙昧。
这个主题在杨西光胸中酝酿已经很久，当他被推上台子“示众”的时候，当他在被监禁而读书、反思的时候，当他喘着粗气在工厂干活的时候……而最后在党校臻于成熟。抛出一颗石子，击起一场时代大波，这是一份夙愿、一个诱惑，任何报人都无法拒绝。在一家大报的总编辑任上，它突然变得那么清晰、那么切实、那么近。当然，它还差着那么一截，拿在手上，就像孙悟空接过敖广赠予的那柄方天戟。
“文章从专刊上撤下来。组织力量修改。加强现实针对性，放在一版发!”杨西光说。
他特别强调针对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上的一些混乱思想。作比较充分的论证。使文章更有指导意义；必须进一步触及当时影响拨乱反正、冲破禁区的一些现实问题。提到思想路线上来批评、阐述。
按照这个意见，文章要作很大的改动，然而，这是一篇个人署名的文章，除非由作者本人修改，否则由别人修改得面目全非，就不能再由作者署名了，而作者却远在千里之外的南京。
怎么办?恰巧这时胡福明到北京市左家庄朝阳区委党校。参加哲学研究所召开的全国哲学讨论会，报社决定请他本人来修改。这时，杨西光的得意女门生、复旦大学毕业的江春泽，抽调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筹备组工作，前来给他通风报信，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正在着手撰写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于是决定请孙长江、胡福明一起来商讨。
4月13日晚，在《光明日报》总编辑办公室，杨西光、胡福明、孙长江、马沛文、王强华围坐在一起，议论风生。胡福明和孙长江二人，看去年龄相差甚大：胡的头发已花白，有的牙齿已脱落；孙是一头黑发，显得年轻。其实，二人年岁差不多；胡福明195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新闻专业并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学习时，孙长江已在研究班毕业留校任教了。所以胡福明见孙长江时，常常要叫一声孙老师。
三
关于当天晚上大家讨论的情况，胡福明回忆说，“杨西光同志手里拿着《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清样。对大家说，各位同志都拿到这份清样了，福明同志这个稿子。今天正要听大家的意见，我们要修改。”“他说，这篇文章本来在哲学版就要发表了，我看了以后，我认为这篇文章很重要，放在哲学版里发表太可惜了，应该作为重要文章放在第一版去发表。当然，还要修改，文章还要提高质量。”大家商定，稿子仍由胡福明自己修改。于是，胡福明白天参加哲学讨论，晚上修改文章，第二天《光明日报》通讯员拿走稿子，傍晚再把修改后的小样送来。他于4月15日把改写的稿子送到了《光明日报》，就回南京去了。这可算是第六次修改了。所改的稿子增加了批判“四人帮”的内容，增加了阐述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的内容，但文章仍保留了原来的三大段结构，没有充分把4月13日大家议论的意见反映出来。马沛文、王强华只好在4月20日又修改出一个稿子，即第七稿。
修改过程中，曾一次次打出小样，每次小样都在理论部部分同志中传阅、征求意见。当时不同意发表这篇文章的只有一个人。他认为，“观点我同意，但是不能发，发出去就会引起意想不到的后果。”
这个意见，当时就在理论部传开了。别人反驳他：“后果可以预想到，无非是主张‘两个凡是’的人反对!”
据马沛文后来说，当时这个批评编辑真理标准文章的人，自己也正处在探求真理的激情里。这个意见没有影响文章的发表，只是提醒我们把文章改得好一些再好一些，改得无懈可击。
4月23日、24日，杨西光、马沛文再次讨论了20日的改稿，并作了修改。这已是第八次修改。第七、八次两次修改的稿子都送给了中央党校的孙长江和当时的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
第七、八次修改的稿子，基本上反映了4月13日晚大家讨论的意见：
——文章从题目到内容都明确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别无其他标准。与此同时，杨西光把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题目上加上“唯一”二字，以增强理论力度，文章的主题进一步深化了。
在第八稿送给吴江和孙长江之后，杨西光又到中央党校与他们交谈，随后三人对文章的基本观点认识一致，都说修改后的第七、第八稿写得勇敢，但理论逻辑上差些，要把它整理好，并加以提高，还要进一步突出马克思主义有生命力，要求永葆青春的思想。接着商定，为扩大文章的影响，定稿后，先在中央党校主办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因为凡是在《理论动态》发表的文章，都要经过胡耀邦的审阅。第二天再由《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见报。这个意见后来由吴江请示了胡耀邦。胡耀邦爽快地答应了。 胡福明回忆说：“杨西光很有师长风度。那时候他找我谈话，用十分谦和的口吻说，文章是你写的，但是由集体修改的，为了加强文章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我们想用特约评论员的身份发表。我们想聘请你为《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你有什么意见吗?”胡福明当即很高兴地回答：“没意见，文章能起到更大的作用我很高兴。”
当时，中央报纸上许多重要文章如果以社论或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就要送主管宣传工作的一位中央领导人审阅，那就很难通过。而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可以避免送审，而且，这个名义还隐含着文章出自某权威人士之手的意味，很受读者注意。再者，文章论及的是如此重要的问题，再用个人署名就不合适了。
与此同时，杨西光又分别拜访了首都新闻界的负责人胡绩伟(时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曾涛(时任新华社社长)、华楠(时任《解放军报》总编辑、社长)，向他们通报了这篇关于真理标准的文章。得到了这几位同行的支持，并商定：《光明日报》发表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第二天转载，新华社转发通稿。
随后，孙长江在吴江的指导下，以第八次改稿和他们原拟写的文章的构思为基础，并根据这次讨论的意见，又作了一次修改和润色。这已经是第九次修改了。
孙长江修改完毕后，吴江在阅完此稿时又作了一些增改，并于4月27日在稿子第一页的天头上注明：“请即排印十五份送胡(耀邦)、杨(西光)、作者——航空发出。5月10日那期用。”
胡耀邦审完后，5月10日的《理论动态》第六十期就全文发表了。1978年5月11日，这篇历时7个月，前后修订10次的文章在《光明日报》一版下辟栏位置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出了这篇洋洋7000余字的批判“两个凡是”的檄文。这篇历史雄文共分为4个部分：一、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三、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四、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在文章结尾，作者勇敢地宣称：“凡是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四
紧接着，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辽宁日报》等十几家报纸紧随其后也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如此迅速、如此步调一致地转载《光明日报》的文章，当时也是十分罕见的事。立即引起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注意，凡盼望天安门事件早日得到平反，盼望早日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的人读了此文，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而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人则立即出来加以反对，并施加很大的压力。
就在《人民日报》第二版转载文章的当天晚上约23:00时，正在上夜班的时任总编辑胡绩伟接到一位领导同志的电话。根据胡绩伟的电话记录，他是这样说的：“你们怎么能发表这样的文章呢?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这位领导同志是“文革”前(1957年－1966年)的《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说话逻辑性、理论性很强，他说：“文章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文章说的马克思主义要经过长期实践证明以后才能证明是真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可以取得胜利学来说，只有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实践以后，才能证明是真理。就是说列宁提出这个学说时不是真理，一定要等20－30年以后实践证明了才是真理。那么，人们怎么会热烈拥护，会为之贯彻执行而奋斗呢?文章是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在开始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后才是真理。这是原则错误。”
尽管胡绩伟已经考虑过转载的后果，但他还是被老总编辑那条理清晰的斥责激出一身汗，他的话是那样富有论战性。
“文章在政治上很坏很坏，作者认为‘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不是歪篡毛泽东思想，而死抱着毛主席的教条不放，因而现在主要不反四人帮的修正主义，而是应该反教条主义。如文所说的，要粉碎人们的精神枷锁，就是要反对圣经上说了才是对的，所谓要冲破禁区，就是冲破毛泽东思想，文章结尾认为当前要反对的就是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上的教条，甚至拿现在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丰富的革命实践，就是要反对所谓教条主义，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
胡绩伟很清楚这种指责一旦被认可，自己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他手执耳机，边听边记，生怕漏掉一个字。
“文章用很大的篇幅讲马克思、恩格斯如何修改《共产党宣言》，毛泽东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确的地方，因为不能把毛主席的指示当僵死的教条。不能当圣经去崇拜，很明显，作者的意思就是要砍旗。文章批判林彪‘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难道一句顶一句也不行?难道句句不是真理才对吗?”
紧张空气压抑得人透不过气来，胡绩伟不由自主地解开衬衣上的纽扣，继续记录对方的话：“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团结的基础，如果都去怀疑主席指示有错，认为要修改，大家都去争论哪些错了，哪些要改，我们的党还能团结一致吗?我们的国家还能安定团结吗?所以这篇文章在政治上是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是很坏很坏的。”
“你把这篇文章说得如此严重，我想请问一下，你讲的这些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传达领导同志的意图。”
“这是我个人的意见，请你不要外传。”
“不!既然你把这事在政治上提这么高，我必须和别人讨论你这些意见对不对，所以不能不做必要的传达。”
“这，你看着办吧。不过，你要把我的电话记录送给我一份。”
“我会这么做的。”
其实，胡绩伟并不知道，早在这位领导同志没有来电话之前，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位主要领导同志已经给中宣部部长打了电话，严厉追查此事。
五
一时间，斗争的硝烟四处弥漫。从一开始，这篇文章就被上升到路线问题、旗帜问题上来。作为文章的原始作者，胡福明面前没有鲜花和喝彩，荣誉和尊敬，有的只是巨大的政治压力和沉重的精神负担。时任华南师范学院教授的黎克明(他是支持胡的观点的)当时对他说：“老胡，你已经卷进了中央高层内部的斗争了，风险很大，你知道吗?这可是已经卷进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了，要有思想准备。”
胡福明受到很大压力，甚至准备去坐牢、杀头。他坐在家中，同往常一样，默默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他相信文章是讲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要说的话的。南京大学从校长到普通师生都赞成这篇文章，校长匡亚明就曾对他说：“文章我看了，很赞成。”当一些知心朋友知道这个“特约评论员”就是胡福明时，纷纷向他表示祝贺：“说出来了就是胜利……”胡福明受到莫大鼓 舞。从这个角度说，他心里又是有底的。
就在此关键时刻，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尖锐地批评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明确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同时批评说：“我们也有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主席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际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原话，照抄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样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在讲话中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次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邓副主席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为通栏标题。《解放军报》在头版用套红大标题，详细报道了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6月6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又在第一版全文发表了这篇讲话。邓小平的这篇讲话，使坚持实践标准的人们受到了巨大的鼓舞，更明确了真理标准讨论的现实针对性和极其重大的意义，坚定了冲破阻力推动这个大讨论的信心和勇气。
但是，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6月15日，当时的一位中央领导人召集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对《标准》一文和其他几篇文章再次进行指责，并点名批评胡耀邦，要他在报上写文章要注意。他强调，特约评论员文章可要注意，有几篇不是那么恰当，不要图一时好过。他认为，宣传上不足之处，国内外敌人会利用，被敌人利用是不得了的事。他在讲话中还特别提到，关于“特约评论员”这件事，他向华国锋汇报过两次。言下之意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意见。
6月24日，《解放军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长篇文章。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些人之所以要坚持某些旧口号、旧提法。“除了人们的思想往往落后于实际这一点以外，还因为有一部分人的利益或多或少地同这些旧口号联系在一起的缘故。这些人，他们口头上说的是担心某些旧口号、旧提法的修改会导致整个革命和整个理论的否定(显而易见，这不过是一种天方夜谭式的饰辞)，实际上是害怕自己某种个人的东西因此受到损害。”
这篇被称为《标准》姊妹篇的长文，是在胡耀邦和时任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罗瑞卿的关心、支持下产生并发表的。罗瑞卿亲自修改定稿，并为此同胡耀邦至少通了6次电话。文章发表后不久，罗瑞卿前往西德，安装人造股骨。临行前特地给《人民日报》负责人打电话，说：“这篇文章如果要挨打，我愿先挨40大板。”
7月21日，邓小平找中宣部长谈话，给他打招呼，要他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
7月22日，邓小平又找胡耀邦谈话，旗帜鲜明地支持他发动的这场真理标准讨论。他说：“原来没有注意这篇文章，后来听说有不同意见，看了一下，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
8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负责人时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是驳不倒的。实际上是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了，同意这个观点和文章。这是一篇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它提出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
六
胡福明深有感触地说：“当时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的讲话。不要说我个人的命运如何，全国也不会再有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更不会出现一个思想空前解放的运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不可能开创这样令人振奋的新局面。”说着，说着，胡福明的眼帘蒙上一层薄薄的泪雾……
停顿了好长一会儿，他沉默着、回忆着。我们不忍心提问打断他。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那包“南京”牌香烟。忽然他很轻松地告诉我们：“杨西光同志太客气，文章发表后，还寄了80元稿费给我，这80元在当时是最高规格的稿费了。”回首往事，胡福明感慨万千：“这篇文章是顺应时代的需要，顺应人民的愿望而诞生的，它是许多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是个集体创作。邓小平同志也是顺应全党全国人民的要求顺应历史的要求，来支持这场真理标准大讨论，来领导这场真理标准大讨论，目的是破掉一个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破掉一个‘天才论’嘛。否定多年盛行的个人崇拜、教条主义，重新确立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找到一条新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说罢满足地笑了笑：“在今天来看这篇文章，已超越了个人的作用，已不是我一个人所能创造的。”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全会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提出了健全党规党纪和民主集中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在经济建设问题上，全会提出必须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同时加快农业发展，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使中国共产党冲破了“左”倾错误的束缚，社会主义事业走向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1979年春天，胡耀邦让胡福明到中宣部工作，组织部调令都下了，但他始终想呆在南京大学，他认为知识分子还是呆在学校里好。南京大学的领导人对他说，老拖不是办法。这样1个月后，他写了份报告，陈言：喜欢教书，讲了六点理由，最后说作为一名党员，服从组织决定。两、三天后，省委文件下来，还是让他到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他提出要求，工作关系先不办，人先过去，看看不行还回南京大学。1982年11月，胡福明到省委宣传部任副部长。1个月后到南京大学领工资，他才知道关系也已经到了省委宣传部。
其实，从他内心来说，一直希望做一名纯粹的知识分子。有人曾经建议他单独去拜访邓小平和胡耀邦，他认为不妥，违背知识分子原则。胡福明只在电视上见到邓小平，胡耀邦同志也是到南京视察，他作为省委常委受到集体接见，从来没有私人交流过。
胡福明自己也承认，他由普通的哲学系教师陡然间提拔成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除了那篇文章，找不到任何其他的理由。1984年12月，他又当选为中共江苏省委常委，成了中共江苏省委最高决策层的一员。此后，出任过两届省委常委。当过10年的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校长。第六届、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兼任过5年的江苏省社科院院长。仕途最后6年，他一直以常务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的身份在石头城长江路292号、昔日‘总统府’(现为南京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蒋介石的办公室里主持省政协的日常事务。肩上担负着重要的领导职务，他依然胸怀全局，关心国际和国家大事，重视理论研究，关注学术界动向，保持着一位学者的严肃思考习惯。
胡福明坦言：30年来，他一直没有停止过对解放思想的研究与思考。解放思想的关键就是找准命题，第一次解放思想的命题就是破解“两个凡是”的枷锁，第二次解放思想就是破解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难题。现在思想解放还在继续，解放思想是科学发展必经之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从以往的经济增长方式中解放出来，必须创新发展理念，确立以人为本的思想；创新发展方式，必须把自主创新作为支柱，建立推动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解放思想是意识形态里面各种先进的思想代替落后的思想、先进的观念代替落后的观念、进步的意识形态代替落后的意识形态所必经之路。每次改革都需要勇气，应该允许犯错误，更要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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