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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外语教育政策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语言政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文通过对近年来我国和别国外语教育政策发展轨迹的探究，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归纳，并着重与美国、日本、韩国在外语教育政策方面做比较，吸取他国成功经验，并对我国今后外语教育政策规划提出展望。
关键词：语言政策；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G40-032
基金项目：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2012YYS003）资助项目。
语言政策的产生主要得益于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后，各国政府为了满足社会的发展需求，有目的地主动地规范和发展语言，这是一种趋势，也是一种自觉性行为。随着当今教育国际化、全球化的发展，英语教育已经引起世界各國的广泛关注和重视，一个国家外语教育政策采取的是否妥当，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政局稳定、民族团结和国际地位。许多国家都把未来英语教育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
一、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回顾
胡文仲（2001）指出，外语教育规划是涉及外语教育全局的工作。对于外语教育规划缺乏考虑或者考虑不当，都会对外语教育产生负面影响。通过五十年代初期和中期大力发展俄语教育，停办高等师范英语系，全国初中不设英语课，高中以俄语取代英语，造成英语人才奇缺俄语人才过剩的不平衡局面，以及六十年代由于国际形势的转变，从而恢复英语教育，制订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并在全国成立十所外国语学校为高等院校外语系输送优质生源的事例说明，制订外语教育规划必须将当前的政治经济利益与长期的教育事业的需要协调一致。金志茹（2008）强调，我国的外语教育，特别是英语教育，从1978年以后发展地尤为迅速。1979年3月教育部关于加强外语教育的通知中指出，语种布局要有战略眼光和长远规划。关于语种的方针是：当前主要的任务还是大力发展英语教育，但也要适当注意日、法、德、俄等其他通用语种的教育。
二、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存在的问题
王宏武（2007）指出，中国英语教育政策还存在着诸多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对外语教学没有从语言规划的角度进行必要的管理和指导，外语的使用形成了复杂的局面和体系。尤其是英语教育在科学性、系统性、连贯性、合理性等方面缺乏系统有效的规划，导致了高成本、低效益的英语教学成果。他强调，我国英语教育分成英语专业和大学英语两大块，各有各的教学思想和测试体系，各自发展，相互之间很少切磋。在我国，虽然小学、中学、大学都开设英语课，但教材衔接性很差，很多在中学阶段的基础知识在大学阶段还在不断重复，而大学阶段的英语学习又不能与学生的专业知识相结合，提升不到一个新的高度。
我国当前的各项外语教育政策与我国社会发展对国家外语能量的需求出现较为严重的偏差。朱中都（2007）认为我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存在着过于重视应试教育、政策目标迷失等现象，从而与社会实际需求严重脱节。以吴鼎民（2005）为代表的学者提出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由于长期以来忽视语言与文化的共存依赖关系，导致外语教育中没有跨文化教育。沈骑（2008）利用后现代主义知识观对外语教育政策及外语教育存在的“重工具、轻内容”，“重语言、轻文化”，“重西方、轻本土”等弊端进行了批判，导致外语教育“学不致用”，逐步“异化”。
许多学者针对以上关于英语教育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已提出了相关建议。鲁子问（2008）等研究者从宏观教育政策角度分析我国外语教育政策规划严重缺失，提出外语教育政策需要对外语地位和外语本体进行系统研究和规划，并且认为外语教育政策应当对外语教育目标、教师队伍和外语测试等环节重点研究。胡壮麟（2002）认为，我们需要一个全国性、权威性的外语教学咨询机构，协调和统筹各层次的外语教育，为政府提供咨询进行规划。戴炜栋（2002）提出对英语教学改革一定要打破传统研究框框，转变思路，从“大外语”格局入手，站在国家英语教学的层面上来看小学、中学或大学的英语教学，从而统一规划，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小学、中学、大学英语教学“一条龙”体系。如今，英语已经成为国际通用语，英语教育已在我国国民教育中占有很高的地位，我们应当从语言规划的角度去制订外语教育政策，使之符合社会发展的需求和国情的需要。
三、我国外语教育政策与他国外语教育政策对比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外语教育政策被我国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随着国内学者对外语教育政策的日益重视，研究者们不局限于研究本国的外语教育政策，而是放眼国际，开始逐步研究其他国家的外语教育政策问题，将我国外语教育政策与之对比，从而相互借鉴，取长补短。
1.我国与美国外语教育政策对比
贾爱武（2007）依据美国半个世纪以来外语教育战略的变化，对美国各时期有关外语教育政策的重大事件和决策进行了回顾与分析，将美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归结为以国家安全为取向的战略。鲁子问（2006）也对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目标的外语教育政策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其对中国的启示。
舒莉（2012）指出，美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制订总是受到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元因素的影响。她强调，美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呈现出以国家安全为导向的战略性特征，主要是受到美国精英主义思想的影响，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惟英语”单语意识形态的影响，战时环境的影响，以及国家安全需求的影响。自殖民时期以来，美国的外语教育政策，无论是官方明文规定的，还是有关外语的态度、立场和观念等，总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国际环境等多元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和针对性有所不同，但维系美国外语教育政策的核心是始终不变的，那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指导着外语教育政策的调整和改变。
虽然中国和美国的历史不同，21世纪所追求的国家和民族目标也不同，但是中美两国却处于同一个世界之中，借他国发展之经验可启迪我国“和平发展”和“建立和谐世界”之战略。我国是“外语教育大国”，外语教学在强化语言目标、文化目标的同时，还应该包有宏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目标。 2.我国与日本外语教育政策对比
1981年，华东师范大学曾经创办一份《国外外语教学》的学术期刊，研究主要针对日本的外语教育。陆留第（1988）发表的“浅谈日本的外语教学”，对日本的外语教学方法做了详细介绍。范献龙（2002）发表的“世纪之交的日本外语教育之一斑”对日本新世纪的外语教育基本状况做了简要分析。李天鹰（2003）和王玉蕊（2003）在《外国教育研究》都对日本的“能用英语的日本人”政策做了介绍和描述性研究。
王宏武（2007）指出，出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发展的需要，日本从2000年开始重视英语教育政策及其改革。他强调，日本的英语改革不是肤浅的，而是试图从制度、课程、师资等方面全面深入地下功夫。日本近年来针对英语教育改革而成立相关管理机构，制定并实施多种政策和计划以及其具有“实用主义”倾向的英语教学改革等都是值得中国英语教育学习、效仿的方面。
2002年7月12日，日本文部省公布了《培养‘能使用英语的日本人’的战略构想》，2003年3月31日，又公布了《培养‘能使用英语的日本人’的行动计划》，之后在各类英语考试中逐步增加口语和听力测试。日本政府不断提出新的英语教学计划，也将日本英语教师培训计划纳入其中。这些都表明了日本的外语教育政策逐步偏向实用化和重视语言运用能力的培养，让更多的日本学生不仅能够懂英语，而且能够讲英语。
在中国，过去的英语教育长期以来注重应试教育，如今在重视基础知识和理论水平提高的同时，也应将培养学生的听说能力置于英语教育的核心位置。越来越多的中小学已经开始单独开设英语听说课，在大学，无论是本科英语教学，还是硕博的英语培养，都已将听说和读写分开来讲授，而且在一些中学和大学，越来越多的学生有机会参与到外教的口语课堂。这无疑表明中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已经向“实用主义”迈进了。
总体而言，中国和日本未来的英语教育都应该突出素质教育，淡化应试教育，转变学生的学习动机；更新教育理念和教学内容，明确教育目标，统筹规划，注意衔接；像实用方向转变，应用重于应试，以运用为核心改革英语教学方法。
3.我国与韩国外语教育政策对比
张贞爱（2011）以韩国七次教育改革为轴线，对外语教育政策的制约因素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多维分析及评述，引以促进我们对外语教育政策制订及其政策落实运作规律的认识，理性对待外语教育教学工作。他指出，国家经济体制发展对人才的需求首先由教育政策落实。外语教育作为整体教育的一部分，其教育政策的制订受到国家整体教育政策的制约。进而，外语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都要根据外语教育政策的变化而变化。这就形成了由国家经济体制—教育—外语教育—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的层层制约。有时，国家经济体制发展对所需人才的要求直接体现在外语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上，从而形成了国家经济发展—外语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的越级纵向制约。此外，外语教育作为一门语言教育具有独特性，必须符合语言学习规律和认知规律，这是外语教育政策制订的内在制约因素。
中国与韩国同属儒学文化的国家，韩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制订也值得中国借鉴其经验。中国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应将培养国家经济人才与提高其外语水平一同重视起来，并将外语课程的设置同国家建设的需要相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越级纵向制约的模式。此外，外语教育政策作为国家整体教育政策的一部分，又必须与国家长远的教育目标相吻合，为我国的外交、经济、医疗、文学、科技等多领域储备人才，使我国灿烂的文明得以弘扬。
四、我国外语教育前景展望
通常来讲，一个国家外语教育政策的制订总是与其外交政策、经贸往来和科技发展分不开的。但是，五十年代初期和中期，由于当时政治和经济建设方面的需要大力发展俄语教学，忽视英语人才的培养，缺乏对于教育方面长远需要的考虑，造成了我国外语人才不均衡的局面。外交政策上的“一边倒”导致了外语教育政策的“一边倒”，让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外语教育应是培养一国综合国力的根基，任何时候不应只因为眼前的形势而忽视了外语人才的全面培养。外语教育政策的制订，也应从长远国家利益的发展去考量。但在制订教育政策的过程中，应当根据当前的外交、经济形势，适当予以重视和投入。金志茹（2008）指出，从语言经济价值理论角度出发，只有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适应市场经济和本地区经济发展的需求，才能使语言学习者尽快地通过语言为经济建设带来最大的效益。当前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国又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扮演者举足轻重的角色，只有培养全面的多语种复合型人才，才能为我国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机遇，从而为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奠定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胡文仲：《我国外语教育规划的得与失》，《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4期。
[2]金志茹：《试论我国目前的外语教育政策》，《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3]鲁子问：《美国外语政策的国家安全目标对我国的启示》，《社会主义研究》2006年第3期。
[4]贾爱武：《以国家安全为取向的美国外语教育政策》，《比较教育研究》2007年第4期。
[5]贾爱武：《我国外语教育政策新战略思考》，《外语界》2007年第5期。
[6]沈骑：《外语课程知识观的后现代解读》，《现代教育科学（高教研究）》2008年第3期。
[7]鲁子问：《外语教育政策必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英语教师》2008年第2期。
[8]朱中都：《论我国英语教育政策的弊端及改革途径》，《湖北社会科学》2007（2）年第2期。
[9]吴鼎民：《大学英语教学的“三套车”构想与高素质人才培养》，《江苏高教》2005年第4期。
[10]陆留第：《浅谈日本的外语教学》，《国外外语教学》1988年第4期。
[11]沈骑冯增俊：《建国60年以来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综述》，《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教育文化社会科学版。
[12]张贞爱：《外语教育政策与多维制约因素分析—以韩国外语教育60年改革与发展为例》，《中国外语》2011年第4期。
[13]王宏武：《中日两国英语教育政策的对比研究》，《宁夏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14]胡壮麟：《对中国英语教育的若干思考》，《外語研究》2002年第3期。
[15]戴炜栋杨凡：《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英语教学“一条龙”体系》，《中国高等教育》2008年第1期。
[16]舒莉孙渝红：《多元文化对美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影响》，《重庆理工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作者简介：张卓敏（1987-），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及外语教学
关键词：语言政策；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G40-032
基金项目：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2012YYS003）资助项目。
语言政策的产生主要得益于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后，各国政府为了满足社会的发展需求，有目的地主动地规范和发展语言，这是一种趋势，也是一种自觉性行为。随着当今教育国际化、全球化的发展，英语教育已经引起世界各國的广泛关注和重视，一个国家外语教育政策采取的是否妥当，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政局稳定、民族团结和国际地位。许多国家都把未来英语教育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
一、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回顾
胡文仲（2001）指出，外语教育规划是涉及外语教育全局的工作。对于外语教育规划缺乏考虑或者考虑不当，都会对外语教育产生负面影响。通过五十年代初期和中期大力发展俄语教育，停办高等师范英语系，全国初中不设英语课，高中以俄语取代英语，造成英语人才奇缺俄语人才过剩的不平衡局面，以及六十年代由于国际形势的转变，从而恢复英语教育，制订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并在全国成立十所外国语学校为高等院校外语系输送优质生源的事例说明，制订外语教育规划必须将当前的政治经济利益与长期的教育事业的需要协调一致。金志茹（2008）强调，我国的外语教育，特别是英语教育，从1978年以后发展地尤为迅速。1979年3月教育部关于加强外语教育的通知中指出，语种布局要有战略眼光和长远规划。关于语种的方针是：当前主要的任务还是大力发展英语教育，但也要适当注意日、法、德、俄等其他通用语种的教育。
二、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存在的问题
王宏武（2007）指出，中国英语教育政策还存在着诸多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对外语教学没有从语言规划的角度进行必要的管理和指导，外语的使用形成了复杂的局面和体系。尤其是英语教育在科学性、系统性、连贯性、合理性等方面缺乏系统有效的规划，导致了高成本、低效益的英语教学成果。他强调，我国英语教育分成英语专业和大学英语两大块，各有各的教学思想和测试体系，各自发展，相互之间很少切磋。在我国，虽然小学、中学、大学都开设英语课，但教材衔接性很差，很多在中学阶段的基础知识在大学阶段还在不断重复，而大学阶段的英语学习又不能与学生的专业知识相结合，提升不到一个新的高度。
我国当前的各项外语教育政策与我国社会发展对国家外语能量的需求出现较为严重的偏差。朱中都（2007）认为我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存在着过于重视应试教育、政策目标迷失等现象，从而与社会实际需求严重脱节。以吴鼎民（2005）为代表的学者提出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由于长期以来忽视语言与文化的共存依赖关系，导致外语教育中没有跨文化教育。沈骑（2008）利用后现代主义知识观对外语教育政策及外语教育存在的“重工具、轻内容”，“重语言、轻文化”，“重西方、轻本土”等弊端进行了批判，导致外语教育“学不致用”，逐步“异化”。
许多学者针对以上关于英语教育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已提出了相关建议。鲁子问（2008）等研究者从宏观教育政策角度分析我国外语教育政策规划严重缺失，提出外语教育政策需要对外语地位和外语本体进行系统研究和规划，并且认为外语教育政策应当对外语教育目标、教师队伍和外语测试等环节重点研究。胡壮麟（2002）认为，我们需要一个全国性、权威性的外语教学咨询机构，协调和统筹各层次的外语教育，为政府提供咨询进行规划。戴炜栋（2002）提出对英语教学改革一定要打破传统研究框框，转变思路，从“大外语”格局入手，站在国家英语教学的层面上来看小学、中学或大学的英语教学，从而统一规划，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小学、中学、大学英语教学“一条龙”体系。如今，英语已经成为国际通用语，英语教育已在我国国民教育中占有很高的地位，我们应当从语言规划的角度去制订外语教育政策，使之符合社会发展的需求和国情的需要。
三、我国外语教育政策与他国外语教育政策对比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外语教育政策被我国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随着国内学者对外语教育政策的日益重视，研究者们不局限于研究本国的外语教育政策，而是放眼国际，开始逐步研究其他国家的外语教育政策问题，将我国外语教育政策与之对比，从而相互借鉴，取长补短。
1.我国与美国外语教育政策对比
贾爱武（2007）依据美国半个世纪以来外语教育战略的变化，对美国各时期有关外语教育政策的重大事件和决策进行了回顾与分析，将美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归结为以国家安全为取向的战略。鲁子问（2006）也对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目标的外语教育政策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其对中国的启示。
舒莉（2012）指出，美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制订总是受到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元因素的影响。她强调，美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呈现出以国家安全为导向的战略性特征，主要是受到美国精英主义思想的影响，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惟英语”单语意识形态的影响，战时环境的影响，以及国家安全需求的影响。自殖民时期以来，美国的外语教育政策，无论是官方明文规定的，还是有关外语的态度、立场和观念等，总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国际环境等多元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和针对性有所不同，但维系美国外语教育政策的核心是始终不变的，那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指导着外语教育政策的调整和改变。
虽然中国和美国的历史不同，21世纪所追求的国家和民族目标也不同，但是中美两国却处于同一个世界之中，借他国发展之经验可启迪我国“和平发展”和“建立和谐世界”之战略。我国是“外语教育大国”，外语教学在强化语言目标、文化目标的同时，还应该包有宏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目标。 2.我国与日本外语教育政策对比
1981年，华东师范大学曾经创办一份《国外外语教学》的学术期刊，研究主要针对日本的外语教育。陆留第（1988）发表的“浅谈日本的外语教学”，对日本的外语教学方法做了详细介绍。范献龙（2002）发表的“世纪之交的日本外语教育之一斑”对日本新世纪的外语教育基本状况做了简要分析。李天鹰（2003）和王玉蕊（2003）在《外国教育研究》都对日本的“能用英语的日本人”政策做了介绍和描述性研究。
王宏武（2007）指出，出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发展的需要，日本从2000年开始重视英语教育政策及其改革。他强调，日本的英语改革不是肤浅的，而是试图从制度、课程、师资等方面全面深入地下功夫。日本近年来针对英语教育改革而成立相关管理机构，制定并实施多种政策和计划以及其具有“实用主义”倾向的英语教学改革等都是值得中国英语教育学习、效仿的方面。
2002年7月12日，日本文部省公布了《培养‘能使用英语的日本人’的战略构想》，2003年3月31日，又公布了《培养‘能使用英语的日本人’的行动计划》，之后在各类英语考试中逐步增加口语和听力测试。日本政府不断提出新的英语教学计划，也将日本英语教师培训计划纳入其中。这些都表明了日本的外语教育政策逐步偏向实用化和重视语言运用能力的培养，让更多的日本学生不仅能够懂英语，而且能够讲英语。
在中国，过去的英语教育长期以来注重应试教育，如今在重视基础知识和理论水平提高的同时，也应将培养学生的听说能力置于英语教育的核心位置。越来越多的中小学已经开始单独开设英语听说课，在大学，无论是本科英语教学，还是硕博的英语培养，都已将听说和读写分开来讲授，而且在一些中学和大学，越来越多的学生有机会参与到外教的口语课堂。这无疑表明中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已经向“实用主义”迈进了。
总体而言，中国和日本未来的英语教育都应该突出素质教育，淡化应试教育，转变学生的学习动机；更新教育理念和教学内容，明确教育目标，统筹规划，注意衔接；像实用方向转变，应用重于应试，以运用为核心改革英语教学方法。
3.我国与韩国外语教育政策对比
张贞爱（2011）以韩国七次教育改革为轴线，对外语教育政策的制约因素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多维分析及评述，引以促进我们对外语教育政策制订及其政策落实运作规律的认识，理性对待外语教育教学工作。他指出，国家经济体制发展对人才的需求首先由教育政策落实。外语教育作为整体教育的一部分，其教育政策的制订受到国家整体教育政策的制约。进而，外语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都要根据外语教育政策的变化而变化。这就形成了由国家经济体制—教育—外语教育—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的层层制约。有时，国家经济体制发展对所需人才的要求直接体现在外语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上，从而形成了国家经济发展—外语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的越级纵向制约。此外，外语教育作为一门语言教育具有独特性，必须符合语言学习规律和认知规律，这是外语教育政策制订的内在制约因素。
中国与韩国同属儒学文化的国家，韩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制订也值得中国借鉴其经验。中国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应将培养国家经济人才与提高其外语水平一同重视起来，并将外语课程的设置同国家建设的需要相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越级纵向制约的模式。此外，外语教育政策作为国家整体教育政策的一部分，又必须与国家长远的教育目标相吻合，为我国的外交、经济、医疗、文学、科技等多领域储备人才，使我国灿烂的文明得以弘扬。
四、我国外语教育前景展望
通常来讲，一个国家外语教育政策的制订总是与其外交政策、经贸往来和科技发展分不开的。但是，五十年代初期和中期，由于当时政治和经济建设方面的需要大力发展俄语教学，忽视英语人才的培养，缺乏对于教育方面长远需要的考虑，造成了我国外语人才不均衡的局面。外交政策上的“一边倒”导致了外语教育政策的“一边倒”，让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外语教育应是培养一国综合国力的根基，任何时候不应只因为眼前的形势而忽视了外语人才的全面培养。外语教育政策的制订，也应从长远国家利益的发展去考量。但在制订教育政策的过程中，应当根据当前的外交、经济形势，适当予以重视和投入。金志茹（2008）指出，从语言经济价值理论角度出发，只有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适应市场经济和本地区经济发展的需求，才能使语言学习者尽快地通过语言为经济建设带来最大的效益。当前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国又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扮演者举足轻重的角色，只有培养全面的多语种复合型人才，才能为我国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机遇，从而为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奠定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胡文仲：《我国外语教育规划的得与失》，《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4期。
[2]金志茹：《试论我国目前的外语教育政策》，《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3]鲁子问：《美国外语政策的国家安全目标对我国的启示》，《社会主义研究》2006年第3期。
[4]贾爱武：《以国家安全为取向的美国外语教育政策》，《比较教育研究》2007年第4期。
[5]贾爱武：《我国外语教育政策新战略思考》，《外语界》2007年第5期。
[6]沈骑：《外语课程知识观的后现代解读》，《现代教育科学（高教研究）》2008年第3期。
[7]鲁子问：《外语教育政策必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英语教师》2008年第2期。
[8]朱中都：《论我国英语教育政策的弊端及改革途径》，《湖北社会科学》2007（2）年第2期。
[9]吴鼎民：《大学英语教学的“三套车”构想与高素质人才培养》，《江苏高教》2005年第4期。
[10]陆留第：《浅谈日本的外语教学》，《国外外语教学》1988年第4期。
[11]沈骑冯增俊：《建国60年以来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综述》，《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教育文化社会科学版。
[12]张贞爱：《外语教育政策与多维制约因素分析—以韩国外语教育60年改革与发展为例》，《中国外语》2011年第4期。
[13]王宏武：《中日两国英语教育政策的对比研究》，《宁夏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14]胡壮麟：《对中国英语教育的若干思考》，《外語研究》2002年第3期。
[15]戴炜栋杨凡：《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英语教学“一条龙”体系》，《中国高等教育》2008年第1期。
[16]舒莉孙渝红：《多元文化对美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影响》，《重庆理工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作者简介：张卓敏（1987-），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及外语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