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酒楼上》讲述了主人公吕纬甫由一个革命热血青年向意志消沉的知识分子的转变，展现出鲁迅高超的叙事策略。本文选取叙事视角的转换、叙事时空的构造和不同声音组成的复调三个方面作为主要分析对象，论述《在酒楼上》在叙事学上的特点。
　　一、叙事视角的转换
　　整篇小说的视角主要有两个第一人称的限知视角，即观察点落在周围人和事物上的“我”的旁知型限知视角和观察点主要落在自己身上的吕纬甫的内知型限知视角。
　　故事由“我”的视角展开，交代了故事发展的起因、两人的偶遇、寒暄的过程与吕纬甫的形象的转变等。紧接着，视角转交给吕纬甫，吕纬甫则将视角完全放置于自己身上，讲述了“迁坟”和“带剪绒花”这两个小事件，从而展现他在世俗中逐步变得“敷敷衍衍”“模模糊糊”，走向麻木沉沦的过程。最后，在“我”的视角下结束了两者最后的对话，暗示了吕纬甫的沉沦，不再抗争，走向精神的死亡。
　　在《在酒楼上》中有几段描述，夹在“我”和吕纬甫的叙述中，这几段的叙事视角与其将它们笼统地算进限知视角或者判定为类似转场的戏剧视角，实际上更贴近作者的全知视角。这几段景物描写的出现合理地调节了叙事节奏，也隐含着作者深层的情感态度。
　　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旁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暗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不甘心于远行。
　　这一段放在故事开端可能更贴合作者当时的心境。浅析经历过1923年第二次绝望的鲁迅的心境，可以猜测此时的他已经想将自身与吕纬甫相似的部分“割裂”。“我”与吕纬甫结尾时的分道扬镳也暗示了他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向“真正的鲁迅”蜕变，因此这段景物描写暗含着一种昂扬精神。
　　“堂倌搬上新添的酒菜来，排满了一桌，楼上又添了烟气和油豆腐的热气，仿佛热闹起来了;楼外的雪也越加纷纷地下。”
　　这一段出现在“我”与吕纬甫视角转换的中间，酒楼内场景和楼外景色这两个观察点选取得很跳跃，用这样的一段在两人的寒暄与吕纬甫正式讲述自身故事之间做出间隔，更加符合在两个声音的辩难之前矛盾的心理节奏。烟火气与热气预示着两人相遇的氛围是热烈的，而接下来吕纬甫的状态和他讲述的故事却是孤独、冰凉、悲伤的，构成反差。同时，此处突然再次描写“雪”，虽显得有些突兀，但联系吕纬甫此时的状态，可能是暗示着吕纬甫与水浒英雄林冲一般，在雪中没落地走向深渊。
　　窗外沙沙的一阵声响，许多积雪从被他压弯了的一枝山茶树上滑了下去，树枝笔挺地伸直，更显出乌油油的肥叶和血红的花来。天空的铅色来得更浓，小鸟雀啾叽地叫着，大概黄昏将近，地面又全罩了雪，寻不出什么粮食，都赶早回巢来休息了。
　　这段独白放在吕纬甫讲述给阿顺送剪绒花的故事中，虽然类似戏剧的转场，但更加贴近作者的全知视角。一个正在叙述悲伤故事的人是不会刻意注意窗外风景的，正在听人讲故事的“我”也不太会注意，因此更贴合作者站在故事之外，对吕纬甫得知阿顺死讯后的一个预判。阿顺的死是压垮吕纬甫的其中一个原因，如果说得知阿顺死讯之前的吕纬甫是在大雪后还能露出自己的绿叶与红花的山茶树，那么得知后的吕纬甫则被磨灭了心中最后一点期盼和希望。这段描写看似充满生机活力，实际上预示着死亡与悲剧的来临。
　　二、叙事时空的构造
　　在小说的叙事中，明显包含着“我”与吕纬甫两个叙事人的叙述，这两个叙事人叙述的时空构成了第一叙事时空和第二叙事时空，双重叙事时空的构造体现了鲁迅叙事手法的复杂性和精巧性。
　　小说中的“我”不是一个纯粹的叙述者，而是一个具有主体意识的独立形象，与小说人物之间生成了一种复杂的对话与辩难，因此以“我”的视角为主导的故事是小说的第一时空。
　　“我”的故事非常简单，旅游途中经过家乡稍作停留，在一石居中偶遇旧识，闲聊了一番。整个故事以一场意外开始，实际上是鲁迅安排的两个自我的命运般地相遇。“我”和吕纬甫的身上都带有鲁迅的个人印记，两个角色在对话与潜对话之中不断地辩难，最后走向方向相反的目的地，暗示着一种撕裂，一种抛弃失败与悲剧，奔向光明、希望的强烈意愿。
　　吕纬甫的故事大体可以分为为死去的弟弟迁坟和送阿顺剪绒花两部分，这两件事大体上撑起了吕纬甫过去十年的时空，青梅竹马的离世、世俗生活的打击、精神世界的崩溃，让他逐步变得麻木。曾经的他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强者，而如今不过是一个灰头土脸的失败者，有关他为何变成这副颓唐的模样的叙事就成为小说的第二时空。
　　在第二叙事时空中，吕纬甫在讲述送绒花的故事时，借柴店老发奶奶之口插叙了一段阿顺的故事，这其实也构建了一段有关阿顺的简短时空。这虽然是突出阿顺这个人物身上的悲剧性，而实际目的仍是指向吕纬甫转变的原因，因此不将其单独划分为第三叙事时空。
　　刘旭认为，鲁迅小说有双重叙事时空并存的“彷徨体叙事模式”，“我”与吕纬甫的双重时空在“意义上的深层指向分别是作为启蒙者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和作为文学家鲁迅的绝望辩证法”，“意味着自我与非我、自我与对立物/异质物间的矛盾与搏斗”。
　　《在酒楼上》中的两个叙事时空在意义上是矛盾对立的关系。小说开头中描写出的孤独、矛盾显示出“我”的叙事时空是一个清醒、现实、理性、绝望化的时空，而“无我”的吕纬甫的时空则是完全与此区别的时空，但吕纬甫又是这个时空中另一个“我”，一个与“我”的时空中的“我”所对立的“我”。“我”的时空代表着现在的时空，而吕纬甫的时空则是过去的时空;“我”仍然保持着信仰与坚持，而吕纬甫已经在失败的打击中逐步庸俗化。结尾处两人的分道扬镳也揭示了两人所处的是对立面，鲁迅企图摆脱过去那个革命失败者的痛苦、无力与悲剧，迈向“我”所走向的继续反抗、前进的道路。
　　三、不同声音组成的复调
　　根据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小说中的复调是指一部小说中有多种独立的、平等的、有价值的声音，这些声音以对话和辩难的关系共存。这些声音来自人物、叙述者和隐含作者，他们有各自的看法，在整个文本中不断交锋。不同的声音形成了错落有致的复调，让整个文本更具有内在的矛盾、冲突。
　　“我”在小说中不单承担纯粹的叙述功能，也与吕纬甫之间存在一种对话与潜对话关系。在吕纬甫的话语中，能明显看到“我”的立场。“啊啊，你这样地看我，你怪我何以和先前太不相同了么？”“我”虽然没有说一句话，但在吕纬甫的自我申辩中已经能看到昔日好友的失望与他自己的羞愧，构成两者的潜对话。当“我”在孤独迷茫之时，听到如今悲惨的吕纬甫对于过去记忆的温情讲述后，也确定了要摆脱悲剧的命运，走上与吕纬甫相反的道路，两者思想上的矛盾冲突也形成了一种潜对话与辩难。
　　吕纬甫的独白中隐含着鲁迅灵魂深处的无奈与矛盾，正如鲁迅思想中反传统与“怀旧”的矛盾，吕纬甫也是一个带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情感的人物。吕纬甫在面对“我”的失望时，他的解释既是出于向老朋友解释自己颓唐的原因，也是一种自我安慰，这都是他的自我辩难，他想通过申辩获得理解，实际上也暗示着他的死心和认命。吕纬甫虽然被认为是鲁迅构建出的“非我”，但并不能確定“我”与“非我”哪一个才是鲁迅心中最确切的声音。“我”与“非我”其实都是他，吕纬甫的叙述也是鲁迅和曾经的自己进行潜对话。
　　李欧梵认为：“叙述者和主人公都成为鲁迅自身的投影，他们的对话纯然是戏剧性的作者本人的内心独白。”鲁迅借用两种声音对话，它们是鲁迅声音的外化。“我”与吕纬甫身上都带有隐含作者的影子，“迁坟”和“送剪绒花”都是鲁迅曾经的生活体验，归乡也是鲁迅常写的话题，“我”与吕纬甫是拥有部分鲁迅生命体验而又持有不同价值观的对立的鲁迅。“我”在残酷的生活中仍保持孤独与高傲，不向世俗低头，不断前进与抗争，吕纬甫则逐渐在世俗的打压下失去革命者的热血与憧憬，庸俗无为。虽然吕纬甫是失败的，但他身上仍存在一种温情和一种无可奈何，这两者在对话与潜对话中既完成了两个独立人格的对话与辩难，也完成了鲁迅自身道路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