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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试图用J.希利斯·米勒的解构主义的“隐喻性”和“重复性”特点浅析诺奖获得者露易丝·格鲁克的三首诗：《天鹅的寓言》《鸽子的寓言》以及《信念》。
J.希利斯·米勒的解构主义认为，文学或其他文本是由语言构成的，所以文学的根基是语言。语言构成了现实世界和文学世界。米勒的解构主义批评中，主要关键词是隐喻性（Metaphor）和重复性（Repetition）。
霍兰巴特·萨拉在文中首先介绍了女诗人露易丝·格鲁克的人生经历以及创作历程，其次关注了诗人在人生各阶段的创作手法与特点，最后浅析了露易丝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通过阅读本文，作者了解到露易丝诗歌的重要性，因此本文以她的三首诗为研究对象。
大卫·威廉关注了露易丝·格鲁克的诗集《野鸢尾》，在文中他主要聚焦该诗集的《薄暮》《天与地》《丰收》《房门口》《九月黄昏》，并对其中的叙事者以及叙事时间进行了分析，并得出在《野鸢尾》中，诗人以鲜花的名义表达了对宗教以及人生的看法。作者从这篇文献了解到露易丝·格鲁克创作手法与诗歌主题的多样性以及诗人的哲学思想。
乌塔·戈斯曼以荣格的精神分析理论为出发点，剖析了露易丝·格鲁克笔下的珀尔赛福涅。他认为露易丝刻意让珀尔赛福涅保持在生与死的边缘，从而使主人公去追寻自己丢失的记忆。作者从这篇文章认识到露易丝·格鲁克在不同时期的作品具有相异的主题与风格，因此通过解构主义分析三首关于寓言的诗可以提供另一种解读方式。
丽莎·希维尔关注了露易丝·格鲁克的厌食症与诗歌创作风格、诗歌的精神分析特征以及诗集《阿拉特》之间的联系，丽莎认为“厌食症”在诗歌中的出现不仅标志着在父权制下“女性化”的缺失，也表明个人“主体性”的分裂。
尼克·赫尔本关注了露易丝·格鲁克创作的诗歌中读者的自我在场问题，他认为读者可以在诗中找到感情共鸣，例如《牧场》中有一些诗歌是关于寓言的，尼克认为露易丝通过这些诗歌表达人类共同的情感。通过这篇文章，作者对露易丝·格鲁克的了解有所加深。
殷书林研究了露易丝·格鲁克诗歌中对神话原型的颠覆性模仿并对诗人的各诗集进行了分析。对于《草场》，殷书林称露易丝通过反讽和幽默，用神话人物之间的爱来诠释现代婚姻的崩塌。学者们的关注主要放在诗人在《草场》中虽然对于奥德赛、泰拉马修斯以及佩内洛普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戏仿（parody），但同时该诗集也以寓言的形式描写爱情与婚姻，因此本文欲对露易丝·格鲁克的《草场》进行补充。
“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ism）”一词由法国雅克·德里达在20世纪60年代创造。经过发展，解构主义思想在文学理论及其批评实践中逐渐形成，文学理论成为解构主义的主要阵地。解构主义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末传播到了美国，美国解构主义的中坚力量是耶鲁学派，耶鲁学派的成长标志着解构主义逐渐走向文学批评的应用。其中代表人物是美国的J.希利斯·米勒。米勒认为语言永远是多义的，或意义不确定的，这些意义彼此矛盾，无法相容。它们无法构成一个逻辑或辩证的结构，而是顽强地维持异质的混杂。它们无法在词源上追述同一词根，并以这单一根源来做统一综合或阐述分析。米勒认为，文学作品是由诸多层面构成的，它的第一个也是最基本的层面是语言话语。在米勒看来，世间万物“一切皆话语”“一切皆文本”。
隐喻性、重复性这两个关键词在米勒的解构主义中占有重要的位置。首先是隐喻性。传统的语言学科认为，语言有语法、逻辑、修辞三种特性，而修辞性是为了语法和逻辑服务的。希利斯·米勒认为语言本质上是隐喻的，语言不再是纯粹而明晰的，一切由语言构成的文本就不再有传统意義上的凝聚，而是意义的消散。因隐喻是语言的基本属性，所以语言一开始就是修辞性的。在语言内部，逻辑和语法都不能主宰修辞。其次是重复性。米勒认为重复既是微观层面，也是宏观层面的。例如诗歌中反复出现的场景或者事件，还有文本之间的重复。米勒认为一位作家的作品会出现其他作品中的动机、主题、人物和事件的重复。他认为重复可以分为两种性质：
第一，柏拉图式重复。它根植于未受重复影响的原型模式，这种重复观认为万事都有一个原型，模仿物是否与原型吻合是其关键，总体说这是一种异中见同的重复。
第二，尼采式重复。相反，这种重复观认为世界建立在差异之上，所有事物是独特的，彼此间拥有本质的差别，这是一种异中见同的重复。（[美]J.希利斯·米勒.小说与重复[M].王宏图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一、关于“隐喻性”
J.希利斯·米勒提到，隐喻通过给出一个符号，既揭示某物又隐藏某物。剧中的情节和构成情节的语言就是由既揭示又隐藏的符号所构成的。（[美]J.希利斯·米勒.解读叙事[M].申丹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2002）同时，贯穿语言始终的隐喻性或者双重性得到现实生活中类似事件的呼应。
在露易丝·格鲁克的《天鹅的寓言》中，作者描写了两只天鹅，用两只天鹅的爱情故事作为隐喻，表达了“人的感情”，揭示了人性中脆弱的一面。
在世界地图找不到的某个地方，
住着两只天鹅。
他们用80%的时间注视自己水中的倒影，
20%的时间关注对方。
因此，他们成了自恋的象征，
很少去爱对方。
米勒提到，隐喻总是超出其所指之物的有限适用范围，因为它置换了本义上的词，而所借用的词则引入了更为广阔的反响共鸣。人们在采用隐喻时，总有可能表达出超出自己本意的意思。
从诗里我们看到人类的爱恋，何尝不像天鹅的爱恋。与其说是深爱另一半，不如说是深爱自己。诗人欲图用天鹅的“自恋”来表达人性的缺憾。
但是命运，十年后，
他们身下的湖水变“脏”了，
雄天鹅的羽毛变得灰白。
诗歌中那两只天鹅的比喻体现了诗人的良苦用心。天鹅的“爱情”和人类的有很多类似的地方。“隐喻”一词自然有“传输”之意，它将一个词从字面的用法传输至比喻的用法。也许雄天鹅变老了，也许雄天鹅遭遇了困境，也许他经历了以前没有想到过的困难。人类在各自的生活中，何尝不是如此呢？ 在湖面上，
雄天鹅努力游动，
突然感觉自己错过了很多。
米勒提到，现代语言学家和哲学家（尤其是维特根斯坦）告诉我们，无论是用其本意还是隐喻之意，一个词自身都没有固定不变的意思。一个词的意思来自它所处的句子，以及该句所处的语言及超语言的环境。诗人想表达的很多种思想，都可以从上面的话语里体会出来。
在彼此漫长的生活中，
每对夫妇都能突然感觉到这些，
有些会令人难过。
因为，他们都想感受到彼此的爱，
想听到对方表达出爱意。
米勒提出，所有的文本皆是一个比喻或者比喻系统，第一个比喻的解构以寓言形式“造成”“比喻叠加”。（[美]J.希利斯·米勒.重申解构主义[M].郭英剑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第229页）从天鹅比喻到人类，从人类再回到天鹅。人类是这样，天鹅也是一样。天鹅是这样，人类也是一样。诗人写道：
男女双方的感受不同，
前者认为爱就是心里感受到的东西，
而后者认为爱是对方所做的一切。
隐喻是一种替代，是一种转移，是从其合理的领域转入其“比喻”的领域。诗人认为天鹅是“自恋”的象征：
因此，（那两只天鹅）他们成了‘自恋’的象征，
很少去‘爱’彼此。
那人类呢？人类究竟会有多爱自己的另一半呢？米勒提到，隐喻正是能做到这一点，但并不是通过把已知强加于未知之上，而是通过古典的亚里士多德的成比喻的隐喻技巧，在成比喻的隐喻里隐喻移植的所有要素都一目了然。
但这不是用雄天鹅的例子来说男性天生不好，
它讲的是本性的故事。
十年来，雌天鹅一直注视她的伴侣，
有时候趁另一半睡着或者做别的事情，
她也会分心去调情，
去做对另一半不忠的事情。
米勒提到，“对隐喻的支配”是诗人身上“最伟大的东西”，“这是天才的标志，因为能做出好的隐喻就表明具有辨认相似性的能力”，相似性客观存在。而天才诗人具有辨认它们的能力。这时候，我们已经分不清他们到底是天鹅，还是人类了：
在水面上他俩争吵了一会儿，
光线幽暗，
他俩越吵
越不知道在吵什么，
声音悠扬，
直到变成了，
天鹅的歌声。
二、关于“重复性”
J.希利斯·米勒抓住的“奇妙之处”便是小说中的“重复”现象。他遵循解构的策略，从小说中出现的种种现象入手，进行细致入微的解读，将“重复”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类：细小处的重复，如语词、修辞格外观、内心情态等。
第二类：一部作品中事件和场景的重复，规模上比第一类大。
第三类：一部作品与其他作品（同一位作家的不同作品或不同作家的不同作品）在主题、动机、人物、事件上的重复，这种重复超越单个文本的界限，与文学史的广阔领域相衔接、交叉。（[美]J.希利斯·米勒.小说与重复[M].王宏图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希利斯.米勒.《小说与重复》前言，朱立元，第七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诗人露易丝·格鲁克的诗《天鹅的寓言》及《信念》在动机、主题上出现了重复。在诗歌《天鹅的寓言》中，诗人借用“天鹅”描述了爱情、人性和情感的背叛。在《信念》中，诗人同样用不同的内容—国王向他的夫人请求宽恕，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即爱情、人性和情感的背叛：
在皇宫台阶上，天光微亮，
国王请求他的夫人原谅。
国王并不是说一套做一套的人，
此时此刻，他是真诚的。
还能比他此刻更真诚吗？
他的夫人低声哭着，
光影斑驳，
看不清楚她的脸庞，
当一个人有了秘密以后，
眼泪已经说明不了什么了。
国王也感受到了自己夫人的难过悲伤，
他的心能感同身受。
你知道什么是宽恕吗？
因为，
这个世界都是有罪的，
所以，
一定要宽恕，
宽恕啊。
米勒说，重复的每一种形式常使人身不由己地联想到另一种形式，第二种形式并非第一种形式的否定或对立面，而是它的“对应物”。
诗人在《信念的寓言》这首诗里用寥寥数语描绘了一幅信息容量巨大的图画：首先那个国王是“没有信念”的国王。像那只天鵝，做了对不起自己配偶的事情，国王也做了对不起自己夫人的事情。国王站在台阶上请求对方的宽恕。夫人的脸庞在微弱的天光里模糊不清，像那只浮游在浑浊水面上的雄天鹅。我们可以看到两首诗中，诗人运用了重复的手法描写相同悲伤的情景。虽然，那一刻国王的心是真诚的、意志坚定的。
因为，
这个世界都是有罪的，
所以，一定要宽恕。
这本来是耶稣要说的话，可国王用到自己身上了，而且是要别人宽恕自己的过错。国王看起来滑稽可笑。可是，国王自己觉着自己滑稽可笑吗？国王“真诚地”给夫人道歉，请求原谅和宽恕，他的夫人会真心原谅、宽恕他吗？在上首诗里，“天鹅”是自恋的，在这里“国王”难道跟“天鹅”有区别吗？天鹅在彼此争吵，互不相让。我们可以看到诗人用了重复的主题：在爱情里，人性是软弱的、脆弱的、自私的，利己的，同样，人性也经不起考验。
诗人在这三首诗里，反复批判、谴责这样的人性。米勒假设：“所有的重复样式都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体现了重复现象之间的复杂关系，既互相对立，又互相缠绕成一体。”在《鸽子的寓言》中，诗人用和平鸽的视角讲述了发生在村子里的故事。诗中重复出现了和平鸽的歌声。之前，和平鸽有着优美动听的歌声。可是，当它变成人类后，心里一下子像人类那样，充满了欲望和暴力，和平鸽就再也没有先前美妙动听的歌声了。
米勒认为一位作家的作品会出现其他作品中的动机、主题、人物和事件。诗人露易丝·格鲁克的两首诗：《天鹅的寓言》《鸽子的寓言》，都是反复用动物作为隐喻，前者用“天鹅”隐喻人类的爱情与天性;后者用“和平鸽”隐喻人性中的贪婪与暴力血腥的罪恶。在《鸽子的寓言》中，当“和平鸽”拥有人类的欲望和暴力倾向后，它就再也唱不出好听的歌了。无论是天鹅的自恋，还是国王的自私，或是和平鸽变成“异种”，诗人都在谴责人性的自私和贪婪，这个主题一再出现。这是我们从这三首诗里体会到的“重复性”。
村里有一只和平鸽，唱歌特别好听，
像银色光芒在树间缠绕，
但那只和平鸽并不满足，
它看到村民聚在开花的树下聆听它的美妙歌喉，
并不觉着自己有多厉害。
它觉着自己唱的不过是和平罢了，
它想象自己跟人类一样，体会下暴力。
因此它变成了人，体会到了人的感情，
也体会到了人的暴力。
感情与暴力，一下子融为一体。
但是，和平鸽唱不出那种东西了。
它的歌声也改变了，
本来渴望变成人类，
它的美妙歌声一下破败了。
声音变得沉寂，
和平鸽变成了
站在沾满血污樱木枝条上的
变种怪物。
这是真的，这是真的，
形状改变了，内在也就改变了，
时间，时间，说明了一切。
米勒描述了批评家和读者在解读文学作品时的真实处境：他们相信会有一种完美的解释，能使人从整体上把握和理解作品;但在阅读过程中，当他们想构造一个首尾连贯的阐释模式来完整解释作品时，这种期望却不断受挫。本文用米勒的解构主义方法粗略地分析了诗人露易丝·格鲁克的三首诗，挂一漏万。
J.希利斯·米勒的解构主义认为，文学或其他文本是由语言构成的，所以文学的根基是语言。语言构成了现实世界和文学世界。米勒的解构主义批评中，主要关键词是隐喻性（Metaphor）和重复性（Repetition）。
霍兰巴特·萨拉在文中首先介绍了女诗人露易丝·格鲁克的人生经历以及创作历程，其次关注了诗人在人生各阶段的创作手法与特点，最后浅析了露易丝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通过阅读本文，作者了解到露易丝诗歌的重要性，因此本文以她的三首诗为研究对象。
大卫·威廉关注了露易丝·格鲁克的诗集《野鸢尾》，在文中他主要聚焦该诗集的《薄暮》《天与地》《丰收》《房门口》《九月黄昏》，并对其中的叙事者以及叙事时间进行了分析，并得出在《野鸢尾》中，诗人以鲜花的名义表达了对宗教以及人生的看法。作者从这篇文献了解到露易丝·格鲁克创作手法与诗歌主题的多样性以及诗人的哲学思想。
乌塔·戈斯曼以荣格的精神分析理论为出发点，剖析了露易丝·格鲁克笔下的珀尔赛福涅。他认为露易丝刻意让珀尔赛福涅保持在生与死的边缘，从而使主人公去追寻自己丢失的记忆。作者从这篇文章认识到露易丝·格鲁克在不同时期的作品具有相异的主题与风格，因此通过解构主义分析三首关于寓言的诗可以提供另一种解读方式。
丽莎·希维尔关注了露易丝·格鲁克的厌食症与诗歌创作风格、诗歌的精神分析特征以及诗集《阿拉特》之间的联系，丽莎认为“厌食症”在诗歌中的出现不仅标志着在父权制下“女性化”的缺失，也表明个人“主体性”的分裂。
尼克·赫尔本关注了露易丝·格鲁克创作的诗歌中读者的自我在场问题，他认为读者可以在诗中找到感情共鸣，例如《牧场》中有一些诗歌是关于寓言的，尼克认为露易丝通过这些诗歌表达人类共同的情感。通过这篇文章，作者对露易丝·格鲁克的了解有所加深。
殷书林研究了露易丝·格鲁克诗歌中对神话原型的颠覆性模仿并对诗人的各诗集进行了分析。对于《草场》，殷书林称露易丝通过反讽和幽默，用神话人物之间的爱来诠释现代婚姻的崩塌。学者们的关注主要放在诗人在《草场》中虽然对于奥德赛、泰拉马修斯以及佩内洛普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戏仿（parody），但同时该诗集也以寓言的形式描写爱情与婚姻，因此本文欲对露易丝·格鲁克的《草场》进行补充。
“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ism）”一词由法国雅克·德里达在20世纪60年代创造。经过发展，解构主义思想在文学理论及其批评实践中逐渐形成，文学理论成为解构主义的主要阵地。解构主义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末传播到了美国，美国解构主义的中坚力量是耶鲁学派，耶鲁学派的成长标志着解构主义逐渐走向文学批评的应用。其中代表人物是美国的J.希利斯·米勒。米勒认为语言永远是多义的，或意义不确定的，这些意义彼此矛盾，无法相容。它们无法构成一个逻辑或辩证的结构，而是顽强地维持异质的混杂。它们无法在词源上追述同一词根，并以这单一根源来做统一综合或阐述分析。米勒认为，文学作品是由诸多层面构成的，它的第一个也是最基本的层面是语言话语。在米勒看来，世间万物“一切皆话语”“一切皆文本”。
隐喻性、重复性这两个关键词在米勒的解构主义中占有重要的位置。首先是隐喻性。传统的语言学科认为，语言有语法、逻辑、修辞三种特性，而修辞性是为了语法和逻辑服务的。希利斯·米勒认为语言本质上是隐喻的，语言不再是纯粹而明晰的，一切由语言构成的文本就不再有传统意義上的凝聚，而是意义的消散。因隐喻是语言的基本属性，所以语言一开始就是修辞性的。在语言内部，逻辑和语法都不能主宰修辞。其次是重复性。米勒认为重复既是微观层面，也是宏观层面的。例如诗歌中反复出现的场景或者事件，还有文本之间的重复。米勒认为一位作家的作品会出现其他作品中的动机、主题、人物和事件的重复。他认为重复可以分为两种性质：
第一，柏拉图式重复。它根植于未受重复影响的原型模式，这种重复观认为万事都有一个原型，模仿物是否与原型吻合是其关键，总体说这是一种异中见同的重复。
第二，尼采式重复。相反，这种重复观认为世界建立在差异之上，所有事物是独特的，彼此间拥有本质的差别，这是一种异中见同的重复。（[美]J.希利斯·米勒.小说与重复[M].王宏图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一、关于“隐喻性”
J.希利斯·米勒提到，隐喻通过给出一个符号，既揭示某物又隐藏某物。剧中的情节和构成情节的语言就是由既揭示又隐藏的符号所构成的。（[美]J.希利斯·米勒.解读叙事[M].申丹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2002）同时，贯穿语言始终的隐喻性或者双重性得到现实生活中类似事件的呼应。
在露易丝·格鲁克的《天鹅的寓言》中，作者描写了两只天鹅，用两只天鹅的爱情故事作为隐喻，表达了“人的感情”，揭示了人性中脆弱的一面。
在世界地图找不到的某个地方，
住着两只天鹅。
他们用80%的时间注视自己水中的倒影，
20%的时间关注对方。
因此，他们成了自恋的象征，
很少去爱对方。
米勒提到，隐喻总是超出其所指之物的有限适用范围，因为它置换了本义上的词，而所借用的词则引入了更为广阔的反响共鸣。人们在采用隐喻时，总有可能表达出超出自己本意的意思。
从诗里我们看到人类的爱恋，何尝不像天鹅的爱恋。与其说是深爱另一半，不如说是深爱自己。诗人欲图用天鹅的“自恋”来表达人性的缺憾。
但是命运，十年后，
他们身下的湖水变“脏”了，
雄天鹅的羽毛变得灰白。
诗歌中那两只天鹅的比喻体现了诗人的良苦用心。天鹅的“爱情”和人类的有很多类似的地方。“隐喻”一词自然有“传输”之意，它将一个词从字面的用法传输至比喻的用法。也许雄天鹅变老了，也许雄天鹅遭遇了困境，也许他经历了以前没有想到过的困难。人类在各自的生活中，何尝不是如此呢？ 在湖面上，
雄天鹅努力游动，
突然感觉自己错过了很多。
米勒提到，现代语言学家和哲学家（尤其是维特根斯坦）告诉我们，无论是用其本意还是隐喻之意，一个词自身都没有固定不变的意思。一个词的意思来自它所处的句子，以及该句所处的语言及超语言的环境。诗人想表达的很多种思想，都可以从上面的话语里体会出来。
在彼此漫长的生活中，
每对夫妇都能突然感觉到这些，
有些会令人难过。
因为，他们都想感受到彼此的爱，
想听到对方表达出爱意。
米勒提出，所有的文本皆是一个比喻或者比喻系统，第一个比喻的解构以寓言形式“造成”“比喻叠加”。（[美]J.希利斯·米勒.重申解构主义[M].郭英剑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第229页）从天鹅比喻到人类，从人类再回到天鹅。人类是这样，天鹅也是一样。天鹅是这样，人类也是一样。诗人写道：
男女双方的感受不同，
前者认为爱就是心里感受到的东西，
而后者认为爱是对方所做的一切。
隐喻是一种替代，是一种转移，是从其合理的领域转入其“比喻”的领域。诗人认为天鹅是“自恋”的象征：
因此，（那两只天鹅）他们成了‘自恋’的象征，
很少去‘爱’彼此。
那人类呢？人类究竟会有多爱自己的另一半呢？米勒提到，隐喻正是能做到这一点，但并不是通过把已知强加于未知之上，而是通过古典的亚里士多德的成比喻的隐喻技巧，在成比喻的隐喻里隐喻移植的所有要素都一目了然。
但这不是用雄天鹅的例子来说男性天生不好，
它讲的是本性的故事。
十年来，雌天鹅一直注视她的伴侣，
有时候趁另一半睡着或者做别的事情，
她也会分心去调情，
去做对另一半不忠的事情。
米勒提到，“对隐喻的支配”是诗人身上“最伟大的东西”，“这是天才的标志，因为能做出好的隐喻就表明具有辨认相似性的能力”，相似性客观存在。而天才诗人具有辨认它们的能力。这时候，我们已经分不清他们到底是天鹅，还是人类了：
在水面上他俩争吵了一会儿，
光线幽暗，
他俩越吵
越不知道在吵什么，
声音悠扬，
直到变成了，
天鹅的歌声。
二、关于“重复性”
J.希利斯·米勒抓住的“奇妙之处”便是小说中的“重复”现象。他遵循解构的策略，从小说中出现的种种现象入手，进行细致入微的解读，将“重复”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类：细小处的重复，如语词、修辞格外观、内心情态等。
第二类：一部作品中事件和场景的重复，规模上比第一类大。
第三类：一部作品与其他作品（同一位作家的不同作品或不同作家的不同作品）在主题、动机、人物、事件上的重复，这种重复超越单个文本的界限，与文学史的广阔领域相衔接、交叉。（[美]J.希利斯·米勒.小说与重复[M].王宏图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希利斯.米勒.《小说与重复》前言，朱立元，第七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诗人露易丝·格鲁克的诗《天鹅的寓言》及《信念》在动机、主题上出现了重复。在诗歌《天鹅的寓言》中，诗人借用“天鹅”描述了爱情、人性和情感的背叛。在《信念》中，诗人同样用不同的内容—国王向他的夫人请求宽恕，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即爱情、人性和情感的背叛：
在皇宫台阶上，天光微亮，
国王请求他的夫人原谅。
国王并不是说一套做一套的人，
此时此刻，他是真诚的。
还能比他此刻更真诚吗？
他的夫人低声哭着，
光影斑驳，
看不清楚她的脸庞，
当一个人有了秘密以后，
眼泪已经说明不了什么了。
国王也感受到了自己夫人的难过悲伤，
他的心能感同身受。
你知道什么是宽恕吗？
因为，
这个世界都是有罪的，
所以，
一定要宽恕，
宽恕啊。
米勒说，重复的每一种形式常使人身不由己地联想到另一种形式，第二种形式并非第一种形式的否定或对立面，而是它的“对应物”。
诗人在《信念的寓言》这首诗里用寥寥数语描绘了一幅信息容量巨大的图画：首先那个国王是“没有信念”的国王。像那只天鵝，做了对不起自己配偶的事情，国王也做了对不起自己夫人的事情。国王站在台阶上请求对方的宽恕。夫人的脸庞在微弱的天光里模糊不清，像那只浮游在浑浊水面上的雄天鹅。我们可以看到两首诗中，诗人运用了重复的手法描写相同悲伤的情景。虽然，那一刻国王的心是真诚的、意志坚定的。
因为，
这个世界都是有罪的，
所以，一定要宽恕。
这本来是耶稣要说的话，可国王用到自己身上了，而且是要别人宽恕自己的过错。国王看起来滑稽可笑。可是，国王自己觉着自己滑稽可笑吗？国王“真诚地”给夫人道歉，请求原谅和宽恕，他的夫人会真心原谅、宽恕他吗？在上首诗里，“天鹅”是自恋的，在这里“国王”难道跟“天鹅”有区别吗？天鹅在彼此争吵，互不相让。我们可以看到诗人用了重复的主题：在爱情里，人性是软弱的、脆弱的、自私的，利己的，同样，人性也经不起考验。
诗人在这三首诗里，反复批判、谴责这样的人性。米勒假设：“所有的重复样式都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体现了重复现象之间的复杂关系，既互相对立，又互相缠绕成一体。”在《鸽子的寓言》中，诗人用和平鸽的视角讲述了发生在村子里的故事。诗中重复出现了和平鸽的歌声。之前，和平鸽有着优美动听的歌声。可是，当它变成人类后，心里一下子像人类那样，充满了欲望和暴力，和平鸽就再也没有先前美妙动听的歌声了。
米勒认为一位作家的作品会出现其他作品中的动机、主题、人物和事件。诗人露易丝·格鲁克的两首诗：《天鹅的寓言》《鸽子的寓言》，都是反复用动物作为隐喻，前者用“天鹅”隐喻人类的爱情与天性;后者用“和平鸽”隐喻人性中的贪婪与暴力血腥的罪恶。在《鸽子的寓言》中，当“和平鸽”拥有人类的欲望和暴力倾向后，它就再也唱不出好听的歌了。无论是天鹅的自恋，还是国王的自私，或是和平鸽变成“异种”，诗人都在谴责人性的自私和贪婪，这个主题一再出现。这是我们从这三首诗里体会到的“重复性”。
村里有一只和平鸽，唱歌特别好听，
像银色光芒在树间缠绕，
但那只和平鸽并不满足，
它看到村民聚在开花的树下聆听它的美妙歌喉，
并不觉着自己有多厉害。
它觉着自己唱的不过是和平罢了，
它想象自己跟人类一样，体会下暴力。
因此它变成了人，体会到了人的感情，
也体会到了人的暴力。
感情与暴力，一下子融为一体。
但是，和平鸽唱不出那种东西了。
它的歌声也改变了，
本来渴望变成人类，
它的美妙歌声一下破败了。
声音变得沉寂，
和平鸽变成了
站在沾满血污樱木枝条上的
变种怪物。
这是真的，这是真的，
形状改变了，内在也就改变了，
时间，时间，说明了一切。
米勒描述了批评家和读者在解读文学作品时的真实处境：他们相信会有一种完美的解释，能使人从整体上把握和理解作品;但在阅读过程中，当他们想构造一个首尾连贯的阐释模式来完整解释作品时，这种期望却不断受挫。本文用米勒的解构主义方法粗略地分析了诗人露易丝·格鲁克的三首诗，挂一漏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