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失去，我们联系在一起。”
　　聂小云写在本子上、现在看来仍充满悖论又富有哲理的这句话，对于十二岁在读小学四年级的我，无疑是太过深奥，而写下这样莫名其妙的话的她，却比我还小半岁。直到那个特殊的日子到来，这句话又恰好用来比喻她与我之间的那份纯洁、短暂又深远的友谊。那是我人生收获的第一份友谊，是在我痛苦不堪的情况下得以确认的。
　　刚开始，我并不承认她是我朋友。后来有点像地下党，电影里演的，叛变前的王连举和李玉和通过信号灯的闪烁才秘密接头的那种。那时，男同学和女同学之间像“天敌”——《科学常识》课刚刚学会的一个词——至少在学校里是老死不相往来。如果被其他男同学发现我居然和一个女生在一起玩，还不被笑话死！何况这女生还是个聋子。
　　我永远记得第一次见到她时，她狼狈不堪的样子，这让我很长一段时间都占据着心理优势。那是快要放寒假的日子，我从离家五六里远的白石埔镇小学放学回家，刚到村东头外，看到一个女孩被满伯娘家的大黄狗追着，哇哇大哭。开始觉得好笑，想多看一会儿热闹，但她被什么绊着，摔了一跤。我动了恻隐之心，喝住老黄狗。我向前把她扶起来。看见她红苹果的脸上被哭出的泪水弄花了。我问她是谁？她摇摇头。看来是吓傻了，惊魂未定。她拽着我衣袖跟着我回村子。长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被一个陌生女孩这么拽着，可想而知，我是多么不自在。我想甩掉她的手，可她死死抓住不放。让我窘迫的是，身上穿的棉袄又破又脏，有很多裂口，灰白的棉花像狗舌头一样伸出来。好在她摔了跤，红色灯芯绒衣服也沾上不少泥土，脏兮兮的好不到哪去。
　　她不是我同学，这一天从天而降。她跟着她妈妈来到我祖宗三代从来没走出过的、这个叫八状门的湘南小村。同来的，还有一个看起来比我们大了六七岁的哥哥。
　　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突然出现大城市来的一家三口，不说地震那般轰动，至少也要引起一阵不小的骚动！母亲告诉我，应该管那个长得像《龙江颂》里的江水英的漂亮城里女人叫姑妈。她是我曾经听说过，却从来没见过的三爷爷的女儿。三爷爷在我爷爷那一辈里七个堂兄弟中排行第三，跟着自己父亲到广东挑盐，路上遇到了队伍，为了吃上饱饭，扔下担子就跟着当兵了。原来是朱德的部队，他跟着上了井冈山，当了红军。最后编在刘伯承、邓小平的二野，西进川东，从重庆一直打到峨眉山。他老婆是个四川婆娘，新中国成立后，他就地转业，在省公安厅当了副厅长。当了大官的三爷爷回过一次八状门，地区和县里好多干部陪同他，小卧车、吉普车就有四五辆，可威风了。他给葬在云母顶的父母上过坟后，自掏腰包，办了十八桌酒席，请全村男女老少，感谢故土养育之恩和离家后对他爸妈的照顾。那时，我母亲都还没嫁到八状门来。后来，青苍江大队老辈人回忆起三爷爷，无不竖起大拇指，说要不是三爷爷打仗不怕死，总冲在前头，负伤多身体吃了大亏，去世早，只怕还可能到北京当官。
　　这么说来，那个大男孩和被老黄狗追的小女孩自然是我表哥、表妹了。他們一家三口住村东头满伯娘腾出来的两间土坯屋。那屋本就是三爷爷的。我家住村西头，上学放学都经过他们家门口。
　　“他们好好的在大城市待着多好，怎么到八状门来？”
　　“你细伢子不懂，别乱问！”
　　“城里姑妈没有老公吗？”我已经习惯管这个城里来的姑妈叫城里姑妈了。我正处在一个对什么事都充满好奇心的年纪，还是忍不住问。
　　“说你细伢子不懂，就别打听！”母亲声音提高了八度。
　　“不问就不问。”我小声嘀咕着，心想，总会知道的。
　　他们到底是大城市来的人，尽管穿着也朴素，却干净得体，不像我们身上的，补丁加补丁，而且他们从上至下、从里到外都透着一股和我们土生土长的乡下人不一样的气质。特别是聂小云，就是被老黄狗追的那个妹子，或者，我堂表妹，水灵灵的。我搜索枯肠，最终能够形容她的只有三个字加一个标点符号：真好看！
　　当然，如果是三五年后，我完全受她影响，爱读书、爱上看小说，我会用读过的《红楼梦》里那个傻乎乎的贾宝玉的话：“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比什么都强。我刚进入初中，就粉碎了“四人帮”，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也就是说，农家子弟可以通过考试，跳出农门，当国家干部、吃国家粮，这是多美的事情啊！而学习成绩好的我，被老师看重、被同学羡慕，让我一扫昔日的自卑。这也是后话。
　　我的父亲在我三岁那年冬天，兴修乌山冲水库时，放炮炸石头，也炸掉了自己右手。为了照顾他，生产队让他放养集体一头水牛。这是半劳力的事，每天只挣全劳力一半的工分。这让父亲深感在人前低了一等，本来沉默寡言的他更加沉默。有一个残疾父亲，让我整个小学期间在同学们面前都低人一等，生性孤独的我更加孤独。父亲的沉默和我的孤独，就像水牛眼睛里那潭深水，黑色，静止。
　　在遇到聂小云之前，我像个独行侠，上学放学，到乌山冲砍柴、采茶萢、摘酸枣，从来都是一个人。我没有朋友，更不知道“友谊”这个词语有着怎样实实在在的内涵。
　　“你生命里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命中注定遇到的人。”不知谁说的这句话，道出了生活的真谛。若干年后，当我老得只能坐在轮椅里回忆往事，我还会认定，那个被老黄狗追的女孩，是上苍派到八状门来给我做朋友的。
　　她不是天生聋。可以讲一些单词，且语速很慢很慢，很吃力；不如打手语，但不是所有人能够明白手语的意思；她最擅长的是在一个随身携带的本子上写下自己的话，以这种方式和别人“交谈”，当然，交谈的对象要识字。
　　得到她充分的信任后，她“告诉”我很多她家的核心机密。此前，妈妈是省歌舞剧团的小提琴独奏演员；爸爸是大学教授，因言获罪，被打成“右派”成天游街批斗，后下放到“五七干校”。她是妈妈千里迢迢去干校看爸爸时得的病，发高烧，那两天哥哥却不知跑哪儿去了，最后被好心的邻居送到医院，打了三天庆大霉素。高烧退了，耳朵却失去了听力，变成聋子。那年她才四岁。到了七岁时，她进了聋哑学校。她还“告诉”我，长大要当作家，而且已经写满满一大本子的童话，还想写小说，把她外公，也就是我三爷爷的故事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