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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者言：还记得第一次采访宋庆龄英文秘书、83岁的张珏的情景。1996年岁末的一个傍晚，我慕名找到陕西北路369号宋家老宅，黑色篱笆墙围着偌大一个院子，爬山虎从墙里爬出，两棵香樟树和一棵百年玉兰也高出墙头。推开绿色铁门进去，院里只有一座淡黄色屋墙的西式花园洋房孤零零地矗立在渐浓的夜色里。眼下这里将被作为宋庆龄基金会办公室，房屋有待修缮，原来的居民陆续迁走了，60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只剩下张珏和她的保姆。天一黑，院里阴森一片，保姆再不敢下楼。张珏拿手中的拐杖替她打气说：“别怕，有我在！白天我就是张天师，晚上我就是张大帅！”话虽这么说，每当这种时候，张珏总会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在“国母”身边那些温馨的日子。“往事不是一片云”，她曾感慨地说。在宋庆龄身边的15年，给张珏的人生留下了太多值得追念、回忆的往事……
和宋庆龄认识是一种缘，也是我人生中的大幸。1949年底，我曾在沪江大学读书的同班同学郑安娜来找我。郑安娜是冯亦代的夫人，那时在中国福利基金会也就是现在的中国福利会担任秘书工作。她将调往北京中华全国总工会，就让我接替她的职位。在淮海中路宋庆龄的寓所内，随着一缕高雅的清香掠过，我第一次见到了身着旗袍、文雅端庄、雍容大度的宋庆龄。宋庆龄专注地看着我，投向我的目光里，慈爱中更多了一层依赖。我当时既高兴又紧张，害怕胜任不了这副重担。再说，她是高贵庄严的夫人，我带着这个印象，觉得有点怕她，更不敢接近。她来办公室时，我甚至不敢出去，只能悄悄打量她脚蹬高跟鞋、梳着发髻、亭亭玉立的背影。
后来她来的次数多了，有时还叫我去淮海中路她的寓所，要我用毛笔代她写信，随即签名送出。她常常亲自动手写英文文章，写完初稿，让我打字。我很快发现，她的英文比中文底子要好。平时，她写信作文都用英文，若用中文起草，在让我打字时，大学教师出身的我难免会对文章的修辞和文法提出个人意见。这时，她毫不在意我的直言不讳，不但虚心接受意见，还情不自禁地称赞我遣词造句得体准确，鼓励我要认真把关。她曾给我写过这样一张英文便条：“多谢你在文章中指出两个错误，太感谢你了！”有段时间，她想通过学 《毛选》 熟悉汉语，就在便条上留言说：“你当辅导，我写出不懂的汉语，你译成英语，帮助我理解。”于是每天傍晚，她的练习笔记总会送到我的案头；月影盈窗，我在灯光下对她留下的问题逐一用英文写出解释。这似乎成了我俩每天的功课，直到她学完 《毛选》 为止。我俩一个教，一个学，我感觉这教学相长的过程里，不仅有对中英文词汇的把握和积累，也包含了她对我逐渐的理解与信任。她曾担任过孙中山秘书，知道怎样指导自己的秘书，对我从未发过火，说过重话，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也像是忘年之交。她那和蔼可亲的态度，逐渐转变了我原来的印象，油然而生的，是尊敬爱慕之情。
1963年春天，我随宋庆龄来到北京，虽说是与宋庆龄朝夕相处，但此时我已渐渐打消了最初以为她是“贵夫人、难接近”的担心，但换了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尤其是和那些新换的武警战士相处，我突然感到很难适应，又没法对宋庆龄实话实说……委屈和无奈之际，只得求助于我在杭州的父亲，让父亲设法把我调回杭州教书去——当初我就是从杭州大学调到宋庆龄身边工作的。
我的父亲张宗祥，曾担任过民国北京政府的教育部长，与鲁迅一起共过事，和蔡元培、沈钧儒、钱家治 （钱学森的父亲）、徐志摩等人都是朋友。建国后父亲矜任浙江省历届人民代表、省政协常务委员、西泠印社社长、浙江省图书馆馆长，是宋庆龄敬重的前辈。以父亲年迈、需要人照顾为由调我走，宋庆龄哪有不准之理？于是1964年，我成功地“逃”离了宋庆龄，如愿调回杭州大学继续教我的英语。
父亲虽然帮我调回了杭州，却并不认同我这种处世方式。就在父亲病重的日子里，我守在他身边，他对我说的一句话，多年来一直印在我的心底：“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父亲下意识的这句话，深深地影响了我的终身。
我现在仍清楚记得父亲当年与 《四库全书》的命运。《四库全书》 是继 《永乐大典》 后、乾隆年间历10年而成的文化巨著。在战乱不已的旧中国，这部巨著虽然分藏于北京、承德、扬州、镇江和杭州，仍未逃脱被毁的厄运。1919年，作为首位京师图书馆主任的父亲，按目逐架审查检点北京文阑阁藏书。1923年，他在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时，对赴京补抄散失的文阑阁藏书定出了先抄片目、再行核实补抄的方法。他审阅了所缺书目，估算大约需要3万银元才得以补抄完整。正值内战频频、军阀当权的时代，3万银元无疑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地方财政无法负担，他便带头募捐集资。尽管当时他在教育厅的工资十分微薄，一家大小十几口人仅靠他一人挣钱糊口，全家每天只能吃面条。我和父亲中午在单位用膳，为顾及脸面，每天菜金还能有20个铜子的肉，弟妹们和母亲只得勒紧裤带以大白菜度日。但在父亲带动和朋友们的支持下，仅半年就筹到了这笔经费，两年内就将已残缺的文阑阁抄本全部补齐，事后，父亲语重心长地和我说：“既然答应了人家，就要设法做好！”
父亲故世后，1967年5月，宋庆龄又来找我。见了我，她第一句话便说：“1964 年，如果不是你父亲提出调你，我是不会让你去浙江的。”此时我想起父亲的那些话，就义不容辞地回到了宋庆龄身边，一直到1981年5月她逝世。
忘不了1969年，宋庆龄带我回上海时，和我说的心里话：“我把你当自己人。遇到什么事情，我永遠是你的朋友。你翻（絮）丝绵祆，拿到我家里翻，有熟悉的师傅。”她还让人告诉我，“我上海家里有一间房子可以住的，你住吧！”这就是我现在住的房子，张珏环顾着这幢孤零零的老宅，无限感慨地说。
同是受过西方文化影响和中国传统文化浸染的知识女性，又同是气质高雅的单身女性 （张珏28岁时曾与一名法国留学生有过一段短暂婚史，后离异），宋庆龄和张珏的交往，除了领导人和秘书那层关系外，更多了一份知己和姐妹的情谊。张珏回忆道：那是1969年，我收到了宋庆龄让人带给我的一个牛皮纸卷，卷上写着：“给亲爱的艾琳 （艾琳是她对我的昵称），作为你我之间友谊和一起亲密工作的纪念。”我小心翼翼地打开牛皮纸卷，惊喜地发现，里面包着的竟是一匹有着一朵朵素雅小花图案的织锦锻。织锦锻质量上乘，光彩夺目，煞是漂亮；我捧着那段衣料，一种温馨的情感油然而生。 那一年，我随宋庆龄回上海，意外地发现上海有卖宋庆龄爱吃的加应子：想起在北京时宋庆龄曾吩咐我买加应子，但一直没能买到。这下，我如愿以偿地在上海买到了两包，送给宋庆龄，心想，这回总算完成任务啦！没想到过了些日子，宋庆龄又托人送给我一件毛葛料的褐色女式皮袍。她在带来的便条上写着：“艾琳，多谢你送给我的两包加应子，我很喜欢这类食品，将在新年里款待客人。这件皮袍 （没有穿过），是我亲爱的妈妈让我继承的遗产，是一件纪念品。天气寒冷的时候，可以改做一下，穿上御寒。是什么皮，你知道吗？”我认识这种皮，叫“青狐须”。不过，我怎么忍心改动宋庆龄母亲珍贵的遗物呢？这么多年来，我一直珍藏着这件纪念品，直到她逝世后，我才将字条和皮袍一并赠送给了上海宋庆龄故居，而我自己，则一直穿着身上这件中式对襟棉袄过冬。
还有一年，我随宋庆龄在上海过年，宋宅管理员给我送来一个保暖杯、一瓶宋庆龄收藏了数十年的酒，还有一张便条，便条上写着：“艾琳，祝你新年好！希望能当面向你说这句话。可是，唉，腿与脚摇摆不稳。要提醒你，出门的时候，必须非常小心，再勿踩上香蕉皮……”顿时，我的心头涌起一股暖流。踩香蕉皮，是多年以前的事了，1967年，宋庆龄派我送螃蟹给顾锦心的母亲，归途中路上灯光黯淡，我不小心踩着一块香蕉皮，滑了一跤，没想到这么点小事宋庆龄还记得。
還有一次，我患了重感冒，宋庆龄又差人送来一张便条：“亲爱的艾琳，非常遗憾，听说你重感冒。这样的气候是烦人的，一定要注意健康。有什么事要帮忙的，不必客气，尽管告知兴宝或小张。不必起床回答我的便条，试试看保暖卧床，这是抵抗感冒最好的方法。”她知道我这个人不习惯卧床，哪怕是感冒发烧，最后这句话是特地针对我这点而关照的，真是无微不至。
张珏指着客厅墙上一幅五彩大公鸡的画告诉笔者，那是宋庆龄在“文革”期间画给她的，寓意是鸡啼破晓，“天快要亮了。”张珏向笔者讲述了她在“文革”中冒险替宋庆龄送证明信的事。
1968年8月30日晚上，黑云压城。宋庆龄的新西兰友人—— 曾热情支持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路易·艾黎受到冲击，他北京寓所的门口出现了大幅标语：“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意味着艾黎在那个非常年代随时都会有灾难临头。那天晚上，宋庆龄获知这个消息后，很快就用英文写了一封证明信，要我赶紧译成汉语。我在灯下翻译出中文：“路易·艾黎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如白求恩大夫一样，是马克思、列宁的信徒……”宋庆龄在译好的证明信上签了名，并将“解放前和解放后，我都了解他，我极端相信他”这句话念给我听。我接受了宋庆龄派遣，冒着危险去给艾黎送这封证明信。记得她当时语气沉重地对我说：“现在，留在这里的外国朋友都被怀疑为国际特务，我要保护艾黎，他为中国做了不少事。”由于宋庆龄的保护，艾黎终于平安无事。
患难之中见真情。其实，早在上世纪30年代，宋庆龄就是这样关心爱护着革命党人和进步青年。1980年10月14 日，丁玲曾在宋庆龄举办的宴会上与茅盾、赵朴初等人谈起，上世纪30年代她住在上海的亭子间里躲避特务时，生活穷困无着，幸亏宋庆龄派人悄悄送来350元解了难。1981年5月，当得知宋庆龄病危的消息，丁玲寄来一首散文诗，标题是 《诗人应该歌颂您——献给病中的宋庆龄同志》。当时负责登记来信来函的我，一面朗读这首诗，一面忍不住掉泪，深深地被丁玲对宋庆龄的崇敬之情所感动。诗中写道：
诗人写过春天，写过盛开的花朵；但春天哪有您对儿童的温暖，任何鲜艳的花朵，在您面前，都将低下头去。
诗人写过傲霜的秋菊，秋菊经受的风风雨雨，怎能与您的一生相比。几十年来，您都在风雨中亭亭玉立。
诗人写过白雪，描绘它的清白飘洒，但白雪哪如您的皎洁、晶莹。
孙中山先生逝世，您继承他的事业，保护他的旗帜，战斗不歇。
……
您随人民的战鼓，走进共产主义者的行列。您是左翼的辩护士，我们老早就把您当作尊敬的同志……
听到您病重，我们心痛、神痴，我们深深后悔。为什么不早把您歌颂？……您本身就是一首美丽动人的诗篇。
如今，这首颂诗作为档案保存在北京宋庆龄故居，成为了一件珍贵文物。
宋庆龄本人在“文革”非常时期虽然得到保护，但仍受到不少干扰：她创办的中福会无法开展工作，中福会儿童艺术剧院 （简称“儿艺”） 据传将被并入“人艺”“青艺”，业务骨干也被大量调到其他样板戏剧团去了。宋庆龄在北京得知这个消息，如坐针毡，多次要求去上海看病，其实是想看看她的儿童艺术剧院。1979年2月2日和13日，为了“儿艺”的未来，宋庆龄写下 《致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 《再致中福会儿童艺术剧院》 两封信，重申了她办“儿艺”的宗旨：
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
我创办儿童艺术剧院，是为了演出儿童剧，通过儿童典型形象，感染儿童，使他们有文娱生活并寓教育于文娱之中。希望你们继续把工作重点放在儿童剧上，创作演出更多更好的儿童剧。祝
工作顺利！
宋庆龄
1979年2月12日
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
昨天给你们写了一信，今天觉得还有话要说，再写这封信。儿童艺术剧院是示范性、实验性的，完全是为儿童服务而创办的。成人有成人的剧院。某些干部把为儿童服务的方针误会了，将是一个大错。我们既定的方针，不可曲解和转变。我们多年来培养的专业人员，不允许调走。此致
敬礼！
宋庆龄
1979年2月13日
宋庆龄在危难中力挽狂澜，据理力争。1979年3月，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宋庆龄的这两封信。
后来，宋庆龄又来上海，给“儿艺”人送来了青鱼和年糕，寄望于一度垮掉的剧院早日重放光明。许多“儿艺”的老演员吃着鱼都哭了。宋庆龄办“儿艺”就是为了以艺术的手段启发孩子们的幻想，以教育更多的孩子。在中国近代史上，提出解决儿童温饱的同时，要解决孩子的教育问题，宋庆龄和她的“儿艺”作出了成功的实践。
采访最后，张珏说：在宋庆龄身边的15年，和她朝夕相处中，所见到、听到的各种日常事务和琐事都令人难忘，能跟宋庆龄共事，真是莫大的荣幸。宋庆龄曾一再对我表示：“千万记住，无论什么时候，我总是你的朋友！”这份情义，足够我体味一生。
（选自《档案春秋》2018年第5期）
当年，我曾“逃”离宋庆龄
和宋庆龄认识是一种缘，也是我人生中的大幸。1949年底，我曾在沪江大学读书的同班同学郑安娜来找我。郑安娜是冯亦代的夫人，那时在中国福利基金会也就是现在的中国福利会担任秘书工作。她将调往北京中华全国总工会，就让我接替她的职位。在淮海中路宋庆龄的寓所内，随着一缕高雅的清香掠过，我第一次见到了身着旗袍、文雅端庄、雍容大度的宋庆龄。宋庆龄专注地看着我，投向我的目光里，慈爱中更多了一层依赖。我当时既高兴又紧张，害怕胜任不了这副重担。再说，她是高贵庄严的夫人，我带着这个印象，觉得有点怕她，更不敢接近。她来办公室时，我甚至不敢出去，只能悄悄打量她脚蹬高跟鞋、梳着发髻、亭亭玉立的背影。
后来她来的次数多了，有时还叫我去淮海中路她的寓所，要我用毛笔代她写信，随即签名送出。她常常亲自动手写英文文章，写完初稿，让我打字。我很快发现，她的英文比中文底子要好。平时，她写信作文都用英文，若用中文起草，在让我打字时，大学教师出身的我难免会对文章的修辞和文法提出个人意见。这时，她毫不在意我的直言不讳，不但虚心接受意见，还情不自禁地称赞我遣词造句得体准确，鼓励我要认真把关。她曾给我写过这样一张英文便条：“多谢你在文章中指出两个错误，太感谢你了！”有段时间，她想通过学 《毛选》 熟悉汉语，就在便条上留言说：“你当辅导，我写出不懂的汉语，你译成英语，帮助我理解。”于是每天傍晚，她的练习笔记总会送到我的案头；月影盈窗，我在灯光下对她留下的问题逐一用英文写出解释。这似乎成了我俩每天的功课，直到她学完 《毛选》 为止。我俩一个教，一个学，我感觉这教学相长的过程里，不仅有对中英文词汇的把握和积累，也包含了她对我逐渐的理解与信任。她曾担任过孙中山秘书，知道怎样指导自己的秘书，对我从未发过火，说过重话，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也像是忘年之交。她那和蔼可亲的态度，逐渐转变了我原来的印象，油然而生的，是尊敬爱慕之情。
1963年春天，我随宋庆龄来到北京，虽说是与宋庆龄朝夕相处，但此时我已渐渐打消了最初以为她是“贵夫人、难接近”的担心，但换了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尤其是和那些新换的武警战士相处，我突然感到很难适应，又没法对宋庆龄实话实说……委屈和无奈之际，只得求助于我在杭州的父亲，让父亲设法把我调回杭州教书去——当初我就是从杭州大学调到宋庆龄身边工作的。
我的父亲张宗祥，曾担任过民国北京政府的教育部长，与鲁迅一起共过事，和蔡元培、沈钧儒、钱家治 （钱学森的父亲）、徐志摩等人都是朋友。建国后父亲矜任浙江省历届人民代表、省政协常务委员、西泠印社社长、浙江省图书馆馆长，是宋庆龄敬重的前辈。以父亲年迈、需要人照顾为由调我走，宋庆龄哪有不准之理？于是1964年，我成功地“逃”离了宋庆龄，如愿调回杭州大学继续教我的英语。
父亲虽然帮我调回了杭州，却并不认同我这种处世方式。就在父亲病重的日子里，我守在他身边，他对我说的一句话，多年来一直印在我的心底：“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父亲下意识的这句话，深深地影响了我的终身。
我现在仍清楚记得父亲当年与 《四库全书》的命运。《四库全书》 是继 《永乐大典》 后、乾隆年间历10年而成的文化巨著。在战乱不已的旧中国，这部巨著虽然分藏于北京、承德、扬州、镇江和杭州，仍未逃脱被毁的厄运。1919年，作为首位京师图书馆主任的父亲，按目逐架审查检点北京文阑阁藏书。1923年，他在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时，对赴京补抄散失的文阑阁藏书定出了先抄片目、再行核实补抄的方法。他审阅了所缺书目，估算大约需要3万银元才得以补抄完整。正值内战频频、军阀当权的时代，3万银元无疑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地方财政无法负担，他便带头募捐集资。尽管当时他在教育厅的工资十分微薄，一家大小十几口人仅靠他一人挣钱糊口，全家每天只能吃面条。我和父亲中午在单位用膳，为顾及脸面，每天菜金还能有20个铜子的肉，弟妹们和母亲只得勒紧裤带以大白菜度日。但在父亲带动和朋友们的支持下，仅半年就筹到了这笔经费，两年内就将已残缺的文阑阁抄本全部补齐，事后，父亲语重心长地和我说：“既然答应了人家，就要设法做好！”
父亲故世后，1967年5月，宋庆龄又来找我。见了我，她第一句话便说：“1964 年，如果不是你父亲提出调你，我是不会让你去浙江的。”此时我想起父亲的那些话，就义不容辞地回到了宋庆龄身边，一直到1981年5月她逝世。
忘不了1969年，宋庆龄带我回上海时，和我说的心里话：“我把你当自己人。遇到什么事情，我永遠是你的朋友。你翻（絮）丝绵祆，拿到我家里翻，有熟悉的师傅。”她还让人告诉我，“我上海家里有一间房子可以住的，你住吧！”这就是我现在住的房子，张珏环顾着这幢孤零零的老宅，无限感慨地说。
姐妹般的情谊
同是受过西方文化影响和中国传统文化浸染的知识女性，又同是气质高雅的单身女性 （张珏28岁时曾与一名法国留学生有过一段短暂婚史，后离异），宋庆龄和张珏的交往，除了领导人和秘书那层关系外，更多了一份知己和姐妹的情谊。张珏回忆道：那是1969年，我收到了宋庆龄让人带给我的一个牛皮纸卷，卷上写着：“给亲爱的艾琳 （艾琳是她对我的昵称），作为你我之间友谊和一起亲密工作的纪念。”我小心翼翼地打开牛皮纸卷，惊喜地发现，里面包着的竟是一匹有着一朵朵素雅小花图案的织锦锻。织锦锻质量上乘，光彩夺目，煞是漂亮；我捧着那段衣料，一种温馨的情感油然而生。 那一年，我随宋庆龄回上海，意外地发现上海有卖宋庆龄爱吃的加应子：想起在北京时宋庆龄曾吩咐我买加应子，但一直没能买到。这下，我如愿以偿地在上海买到了两包，送给宋庆龄，心想，这回总算完成任务啦！没想到过了些日子，宋庆龄又托人送给我一件毛葛料的褐色女式皮袍。她在带来的便条上写着：“艾琳，多谢你送给我的两包加应子，我很喜欢这类食品，将在新年里款待客人。这件皮袍 （没有穿过），是我亲爱的妈妈让我继承的遗产，是一件纪念品。天气寒冷的时候，可以改做一下，穿上御寒。是什么皮，你知道吗？”我认识这种皮，叫“青狐须”。不过，我怎么忍心改动宋庆龄母亲珍贵的遗物呢？这么多年来，我一直珍藏着这件纪念品，直到她逝世后，我才将字条和皮袍一并赠送给了上海宋庆龄故居，而我自己，则一直穿着身上这件中式对襟棉袄过冬。
还有一年，我随宋庆龄在上海过年，宋宅管理员给我送来一个保暖杯、一瓶宋庆龄收藏了数十年的酒，还有一张便条，便条上写着：“艾琳，祝你新年好！希望能当面向你说这句话。可是，唉，腿与脚摇摆不稳。要提醒你，出门的时候，必须非常小心，再勿踩上香蕉皮……”顿时，我的心头涌起一股暖流。踩香蕉皮，是多年以前的事了，1967年，宋庆龄派我送螃蟹给顾锦心的母亲，归途中路上灯光黯淡，我不小心踩着一块香蕉皮，滑了一跤，没想到这么点小事宋庆龄还记得。
還有一次，我患了重感冒，宋庆龄又差人送来一张便条：“亲爱的艾琳，非常遗憾，听说你重感冒。这样的气候是烦人的，一定要注意健康。有什么事要帮忙的，不必客气，尽管告知兴宝或小张。不必起床回答我的便条，试试看保暖卧床，这是抵抗感冒最好的方法。”她知道我这个人不习惯卧床，哪怕是感冒发烧，最后这句话是特地针对我这点而关照的，真是无微不至。
患难见真情
张珏指着客厅墙上一幅五彩大公鸡的画告诉笔者，那是宋庆龄在“文革”期间画给她的，寓意是鸡啼破晓，“天快要亮了。”张珏向笔者讲述了她在“文革”中冒险替宋庆龄送证明信的事。
1968年8月30日晚上，黑云压城。宋庆龄的新西兰友人—— 曾热情支持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路易·艾黎受到冲击，他北京寓所的门口出现了大幅标语：“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意味着艾黎在那个非常年代随时都会有灾难临头。那天晚上，宋庆龄获知这个消息后，很快就用英文写了一封证明信，要我赶紧译成汉语。我在灯下翻译出中文：“路易·艾黎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如白求恩大夫一样，是马克思、列宁的信徒……”宋庆龄在译好的证明信上签了名，并将“解放前和解放后，我都了解他，我极端相信他”这句话念给我听。我接受了宋庆龄派遣，冒着危险去给艾黎送这封证明信。记得她当时语气沉重地对我说：“现在，留在这里的外国朋友都被怀疑为国际特务，我要保护艾黎，他为中国做了不少事。”由于宋庆龄的保护，艾黎终于平安无事。
患难之中见真情。其实，早在上世纪30年代，宋庆龄就是这样关心爱护着革命党人和进步青年。1980年10月14 日，丁玲曾在宋庆龄举办的宴会上与茅盾、赵朴初等人谈起，上世纪30年代她住在上海的亭子间里躲避特务时，生活穷困无着，幸亏宋庆龄派人悄悄送来350元解了难。1981年5月，当得知宋庆龄病危的消息，丁玲寄来一首散文诗，标题是 《诗人应该歌颂您——献给病中的宋庆龄同志》。当时负责登记来信来函的我，一面朗读这首诗，一面忍不住掉泪，深深地被丁玲对宋庆龄的崇敬之情所感动。诗中写道：
诗人写过春天，写过盛开的花朵；但春天哪有您对儿童的温暖，任何鲜艳的花朵，在您面前，都将低下头去。
诗人写过傲霜的秋菊，秋菊经受的风风雨雨，怎能与您的一生相比。几十年来，您都在风雨中亭亭玉立。
诗人写过白雪，描绘它的清白飘洒，但白雪哪如您的皎洁、晶莹。
孙中山先生逝世，您继承他的事业，保护他的旗帜，战斗不歇。
……
您随人民的战鼓，走进共产主义者的行列。您是左翼的辩护士，我们老早就把您当作尊敬的同志……
听到您病重，我们心痛、神痴，我们深深后悔。为什么不早把您歌颂？……您本身就是一首美丽动人的诗篇。
如今，这首颂诗作为档案保存在北京宋庆龄故居，成为了一件珍贵文物。
宋庆龄本人在“文革”非常时期虽然得到保护，但仍受到不少干扰：她创办的中福会无法开展工作，中福会儿童艺术剧院 （简称“儿艺”） 据传将被并入“人艺”“青艺”，业务骨干也被大量调到其他样板戏剧团去了。宋庆龄在北京得知这个消息，如坐针毡，多次要求去上海看病，其实是想看看她的儿童艺术剧院。1979年2月2日和13日，为了“儿艺”的未来，宋庆龄写下 《致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 《再致中福会儿童艺术剧院》 两封信，重申了她办“儿艺”的宗旨：
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
我创办儿童艺术剧院，是为了演出儿童剧，通过儿童典型形象，感染儿童，使他们有文娱生活并寓教育于文娱之中。希望你们继续把工作重点放在儿童剧上，创作演出更多更好的儿童剧。祝
工作顺利！
宋庆龄
1979年2月12日
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
昨天给你们写了一信，今天觉得还有话要说，再写这封信。儿童艺术剧院是示范性、实验性的，完全是为儿童服务而创办的。成人有成人的剧院。某些干部把为儿童服务的方针误会了，将是一个大错。我们既定的方针，不可曲解和转变。我们多年来培养的专业人员，不允许调走。此致
敬礼！
宋庆龄
1979年2月13日
宋庆龄在危难中力挽狂澜，据理力争。1979年3月，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宋庆龄的这两封信。
后来，宋庆龄又来上海，给“儿艺”人送来了青鱼和年糕，寄望于一度垮掉的剧院早日重放光明。许多“儿艺”的老演员吃着鱼都哭了。宋庆龄办“儿艺”就是为了以艺术的手段启发孩子们的幻想，以教育更多的孩子。在中国近代史上，提出解决儿童温饱的同时，要解决孩子的教育问题，宋庆龄和她的“儿艺”作出了成功的实践。
采访最后，张珏说：在宋庆龄身边的15年，和她朝夕相处中，所见到、听到的各种日常事务和琐事都令人难忘，能跟宋庆龄共事，真是莫大的荣幸。宋庆龄曾一再对我表示：“千万记住，无论什么时候，我总是你的朋友！”这份情义，足够我体味一生。
（选自《档案春秋》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