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时省检赋学史，发现“三刘”贡献特大，分别是南朝的刘勰、晚清的刘熙载及清末的刘师培，他们不仅所处地域相近，而且理论思想亦多相通。就地域言，“三刘”中刘勰侨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刘熙载为江苏兴化人，刘师培为江苏仪征人，几乎处在一个并不大的区域圈内。就赋学言，刘勰的《文心雕龙·诠赋》堪称历史上第一篇系统评述赋体的理论文章，后“二刘”与其理论观的切近，也首在对“文心”的认同与追踪。如刘熙载《艺概·赋概》首则言赋，所谓“班固言‘赋者古诗之流’，其作《汉书·艺文志》，论孙卿、屈原赋有恻隐古诗之义。刘勰《诠赋》谓赋为六义附庸。可知六义不备，非诗即非赋也”，对照《诠赋》开篇“诗有六义，其二曰赋……刘向明不歌颂，班固称古诗之流”一段，其取效路径可见。再看刘师培的家学背景，其祖父刘毓崧即好“龙学”，他的《通义堂文集》卷十四《〈文心雕龙〉书后》对刘勰成书时间的考证，成一家之说，而刘师培对刘勰赋学的推尊与接受，也散见于他的赋学批评的言论中。比如刘师培《论文杂记》论赋家学术根柢，谓“昔相如、子云之流，皆以博极字书之故，致为文日益工，此文法原于字类之证也。后世字类、文法，区为二派，而论文之书，大抵不根于小学，此作文所以无秩序也”。对照刘勰《练字》所云“孝武之世，则相如撰篇。及宣成二帝……扬雄以奇字纂训……是以前汉小学，率多玮字……暨乎后汉，小学转疏，复文隐训，臧否大半”，将其对应汉赋创作，其渊源可知。
　　如果对照“三刘”赋论，其赋学观的相近处甚多，胪举其要，大体有四个方面：
　　一曰：究赋源。
　　章实斋论学，以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赋论史上衍展出的诸如“风谏说”“丽则说”“六义说”等等，无非是辨体而探源，这也成为古代赋学的核心问题。对此，“三刘”辨赋，指向基本是一致的。刘勰论赋源，曾绾合前人“诗有六义，其二曰赋”“不歌而诵谓之赋”“古诗之流”说，提出了“体则诗、骚”的观点，即《诠赋》所云“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而由“源”及“流”，他认为“《离骚》之文，依经立义……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辨骚》），“逮孝武崇儒，润色鸿业，礼乐争辉，辞藻竞骛……降及灵帝……开鸿都之赋，而乐松之徒，招集浅陋”（《时序》），推尊诗骚，颇有褒贬。所以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卷上《诠赋第八》认为“舍人论文，骚赋分篇，与刘、班志《艺文》纳骚于赋，似异实同。盖刘、班以骚亦出于古诗六义之赋，欲明其源，故概以赋名之也。舍人谓汉赋之兴，远承古诗之赋义，近得楚人之骚体，故曰‘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盖以析其流也”，堪称精到语。因为刘勰着力在“赋”，故由源及流，然理论本义，仍在赋源。
　　刘熙载与刘师培的赋源说，多依循刘勰之论，只是具体而微，各有见地。如刘熙载《赋概》云：“赋，古诗之流。古诗如《风》《雅》《颂》是也，即《离骚》出于《国风》《小雅》可见。”这将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赞语”所评相如赋“与《诗》之风谏何异”的赋用思想，已转换成赋体渊源的探寻。由于追踪《离骚》源于《诗》，刘熙载又从具体篇章追述汉赋的“祖骚”，所谓“长卿《大人赋》出于《远游》，《长门赋》出于《山鬼》;王仲宣《登楼赋》出于《哀郢》;曹子建《洛神赋》出于《湘君》《湘夫人》。而屈子深遠矣”。汉赋“祖骚”以究源，到刘师培笔下得以具体的阐释。在《论文杂记》中，刘师培取效孙梅《四六丛话》的方法，更广泛加以梳理，即“秦、汉之世，赋体渐兴，溯其渊源，亦为《楚词》之别派：忧深虑远，《幽通》《思元》，出于《骚经》者也……”然究赋之源，刘师培又另辟蹊径，如论“诗赋之学，亦出行人之官。盖赋列六艺之一，乃古诗之流。……夷考作者之生平，大抵曾任行人之职”，又从文学制度及赋家身份着眼，自有新意。
　　二曰：明赋体。
　　魏晋是赋论明体的时代，是作家认知由汉代赋做什么向赋是什么的变化，尽管其后又经历唐宋时期的破体，元明清的辨体与尊体，但赋学“体”的意识凸显，则是这一漫长历史进程中的批评主潮。“三刘”有关赋体的言说，在诸家赋论中尤为典型。刘勰谈赋之“体”颇为宽广，如论题材，如“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论结构，在推尊“义尚光大”的骋辞大赋的同时，又关注随物赋形的“小制”，即“至于草区禽族，庶品杂类，则触兴致情，因变取会，拟诸形容，则言务纤密;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但无论长篇还是短制，他论赋明体乃持一核心标准，那就是《诠赋》中强调的一段话：“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如果对应刘勰在《体性》篇所论文章“数穷八体”，分别是“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再结合徐复观《〈文心雕龙〉的文体论》文中分析的，“八体”中如“精约”“繁缛”“显附”“远奥”“典雅”多源于《诗》《礼》经典，“壮丽”出自屈原《离骚》，而“轻靡”出自晋人创作，其“新奇体”始作于谢灵运，也可互证刘勰赋体论之“本”。
　　与刘勰的理论构建不尽相同，刘熙载在《赋概》中多出于创作论的思考，提出赋体的特性。如其谓“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斯于千态万状，层见迭出者，吐无不畅，畅无或竭。《楚辞·招魂》云：‘结撰至思，兰芳假些。人有所极，同心赋些。’曰‘至’曰‘极’，此皇甫士安《三都赋序》所谓‘欲人不能加’也。”又云：“赋别于诗者，诗辞情少而声情多，赋声情少而辞情多。皇甫士安《三都赋序》云：‘昔之为文者，非苟尚辞而已。’正见赋之尚辞不待言也。”其以赋的“铺”与“辞”彰显其“体”的特性。刘师培多从赋源论赋体，所以在其《论文杂记》《文说》《文章原始》《广阮氏文言说》《汉书艺文志书后》等撰述间，多有论述。如《论文杂记》云：“盖《骚》出于《诗》，故孟坚以赋为古诗之流。然相如、子云作赋汉廷，指陈事物，殚见洽闻，非惟风雅之遗音，抑亦史篇之变体。”此论赋体，既重渊源，又重交互。又《文章原始》云：“西汉代兴，文区二体：赋颂箴铭，源出于文者也。论辩书疏，源出于语者也。然扬、马之流，类皆深湛小学，故发为文章，沈博典丽，雍容揄扬。”从文言、文语之辨，谈赋体由源及流之分，亦不乏精到处。 　　三曰：尊古制。
　　汉人论赋，尚无明确的“体”的意识，“辞”与“赋”常见互用，至魏晋以降，张明体义，于是有“骚汉”与“新体”之分，继后唐宋考律，又出现“古体”（以楚汉为主）与“新体”（律赋）的区别，赋学批评也呈现“尊古”与“趋时”的不同。“三刘”论赋，显然统属“尊古”一路。如刘勰《诠赋》云：“观夫荀结隐语，事数自环，宋发巧谈，实始淫丽。枚乘《菟园》，举要以会新;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贾谊《鸟》，致辨于情理;子渊《洞箫》，穷变于声貌;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赡;张衡《二京》，迅发以宏富;子云《甘泉》，构深玮之风;延寿《灵光》，含飞动之势;凡此十家，并辞赋之英杰也。及仲宣靡密，发端必遒;伟长博通，时逢壮采;太冲安仁，策勋于鸿规;士衡子安，底绩于流制;景纯绮巧，缛理有余;彦伯梗概，情韵不匮;亦魏晋之赋首也。”论楚汉“十家”，最重汉八家的创作风格及成就，至于对魏晋诸家的评述，是追附楚汉赋家“英杰”而取意，在关注赋史于古典与新变的演进过程中确立楚汉辞赋的经典地位。
　　清代赋论尚时，大量赋选多为律体，包括当朝“馆阁赋”，当然其中也不乏尊古者，如张惠言《七十家赋钞》即选汉魏六朝赋以为典范。刘熙载与刘师培赋论相承，也是以尊古为旨归。刘熙载赋学大旨，基本延续元明以来的“祖骚宗汉”传统，而不及于时赋或新体。如评“骚”，其谓“叙物以言情谓之赋。余谓《楚辞·九歌》最得此诀”。又评“汉”，则谓“相如一切文，皆善于架虚行危。其赋既会造出奇怪，又会撇入窅冥，所谓‘似不从人间来’者，此也。至模山范水，犹其末事”。是其赋学尊古的具体阐释。再看刘师培《论文杂记》尊骚体之论：“诗篇以降，有屈、宋《楚词》，为词赋家之鼻祖。然自吾观之，《离骚》《九章》，音涉哀思，矢耿介，慕灵修，伤中路之夷犹，怨美人之迟暮，托哀吟于芳草，验吉占于灵茅，窈窕善怀，婵娟太息，诗歌比兴之遗也。《九歌》《招魂》，指物类象，冠剑陆离，舆旌纷错，以及灵旗星盖，鳞屋龙堂，土伯神君，壶蜂雁虺，辨名物之瑰奇，助文章之侈丽，史篇记载之遗也。”此将尊古制与究赋源又凝合为一。
　　四曰：重鉴赏。
　　在赋学史上，“三刘”论赋都是颇有体悟的，这不仅体现在批评的精致，更在于对作品的鉴赏。在刘勰《文心雕龙》中，这类文字就屡见不鲜。例如：“贾谊浮湘，发愤《吊屈》，体同而事核，辞清而理哀”（《哀吊》）;“夫夸张声貌，则汉初已极……枚乘《七发》云：‘通望兮东海，虹洞兮苍天。’相如《上林》云：‘视之无端，察之无涯，日出东沼，月生西陂。’马融《广成》云：‘天地虹洞，固无端涯，大明出东，月生西陂。’扬雄《校猎》云：‘出入日月，天与地沓。’张衡《西京》云：‘日月于是乎出入，象扶桑于蒙汜。’此并广寓极状，而五家如一”（《通变》）;“夫比之为义，取类不常……宋玉《高唐》云：‘纤条悲鸣，声似竽籁。’此比声之类也。枚乘《莬园》云：‘焱焱纷纷，若尘埃之间白云。’此则比貌之类也。贾生《赋》云：‘祸之与福，何异纠纆。’此以物比理者也。王褒《洞箫》云：‘优柔温润，如慈父之畜子也。’此以声比心者也。马融《长笛》云：‘繁缛络绎，范蔡之说也。’此以响比辩者也。张衡《南都》云：‘起郑舞，茧曳绪。’此以容比物者也”（《比兴》）。征引赋句，以证艺趣，无不出于论者的鉴赏眼光。与刘勰相比，刘熙载、刘师培此类鉴赏文字或少，但也于论赋中见其统绪或方法。如前述刘熙载说《九歌》最得“叙物以言情”之“赋诀”，亦以赏鉴赋句成说，其谓“如‘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正是写出‘目眇眇兮愁予’来;‘荒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湲’，正是写出‘思公子兮未敢言’来，俱有‘目击道存，不可容声’之意”（《赋概》）。如此以赋句证旨意，自有体悟于中。刘师培论赋源，亦及于风格品鉴，如论“班固《兩都》，诵德铭勋，从雍揄扬，事核理举，颂扬休明，远则相如之《封禅》，近师子云之《羽猎》”（《论文杂记》）。又如论阮籍《东平》《首阳山》《清思》诸赋，以为“语重意奇，颇事华采”（《中国中古文学史》），语虽简，却通赋术而能明其大义。
　　由刘汉崛起的“一代文学之胜”的赋体，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三位刘姓学者勤治此术，且意旨相近，成就突出，这也算赋坛的一段佳话了。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