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的楚庄王请大夫士亹作楚国太子的老师，士亹便向有名的申叔时请教该如何去做，申叔时告诉他应该教授太子的内容，其中说：“教之《春秋》，而为之从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国语·楚语上》）意思是用《春秋》来教太子，让他知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以此来劝戒太子的思想；用《世》来教太子，向他昭显明德之君统治长久、昏暗之君就会短命，以此来劝戒太子的行动。《春秋》大家都知道，是各国的编年体史书；这里的《世》，是指中国古代另一种非常重要、主要记录人物世系的专门史书，即所谓族姓之书，谱系之学。
　　氏族世系在中国古代非常重要，《周礼·春官》记载，王朝专门设有“小史”这一职官，“掌邦国之志，定系世，辨昭穆。”可见小史专门负责邦国的档案记录，并定正世系谱谍，辨别昭穆次序。此外，诸侯也设有掌管王族世系的官员，例如屈原曾担任过的“三闾大夫”一职，掌王族事务，有学者认为其中就有序列谱属的职责。这些专门记载世系的书，把王、侯、卿大夫的氏姓、班位、贵贱都记录下来，其目的与作用大概有二，一是正如《国语》所说，希望后人尤其是统治者能从中得到借鉴，受到警戒，以长治久安，起到的是史书的作用；二是辨定世系昭穆，确定属籍与长幼次序，起到的是族谱、家谱的作用。据说荀卿曾撰《春秋公子血脉谱》，即是属于这一类的书。
　　这类记录人物世系的书中，最有名的一种是《世本》，后来唐代为避李世民之讳又把它叫作《系本》。此书自汉代以来便为众多学者所引用，司马迁写《史记》就曾采用过它。西汉成帝，在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承认并册封孔子后代为商朝后嗣时，便是推寻古书记载并拿《世本》与《左传》《礼记》互相验明来作根据的，由此可见《世本》在当时受重视的程度。所以在《后汉书》里，《世本》和《左传》《国语》《史记》等被看作同等重要的书，均视为“圣人之耳目”，是后人可以用来“知古”“观前”的史书（见《后汉书·班彪传》）。
　　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著录，《世本》一共15篇，为古代史官所记，所记从黄帝以来一直到春秋时期的诸侯大夫。陈梦家考证，此书的作成，大概在战国末期。《世本》在后来流传中，东汉末有宋衷等人为之作注，但可惜的是在唐代已开始残缺，大概在南宋以后，其书及其注本便已亡佚。
　　清朝的学者喜欢辑佚散失、亡佚了的古书，《世本》这部先秦的重要史籍，清代也有好些学者分别对它作了各自的辑佚，这使得我们能够对它一窥大概。商务印书馆曾把清代八种不同的《世本》辑本汇集在一起加以整理出版为《世本八种》，后来中华书局又影印付梓，这是我们今天能够很方便阅读的一个本子。
　　清代学者辑佚的八种《世本》，在内容、分篇上都不太一样，综合来看，《世本》一书的内容包括了以下几个部分：
　　（一）帝王、诸侯、卿大夫世系：“帝”主要为“五帝”，“王”是指夏、商、周三代之王，“诸侯”是鲁、宋、晋、秦、齐、郑、卫、陈等诸侯国，以及各国卿大夫，记录他们的世系。例如夏的世系在《世本》中是这样记载的：
　　“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颛顼生鲧，鲧取有辛氏女，谓之女志，是生高密。禹取涂山氏女，名女娲，生启。少康崩，子帝予立。帝予崩，子帝槐立。帝泄崩，子帝不降立。帝皋生发及履癸，履癸一名桀。”（《世本》王谟辑本）
　　高密就是治水有名的禹，他的儿子启继位开始了“家天下”的统治。《世本》对启一直到最后一位君主桀的相关记载，是我们今天研究夏朝的重要传世文献。
　　（二）氏姓：中国上古历史中“氏”和“姓”是有区别的。“姓”是一种族号，可视为整个氏族的一个称号，是不变的，《世本》中记载了许多这样的姓，如炎帝为姜姓，舜为姚姓，燕国为姞姓。“氏”是姓的分支，是可以变化的，一个姓下可以有许多个不同的氏，一般贵族才拥有氏的称号，《世本》中记载了许多氏的来源，如巫氏为巫咸之后，丁氏为齐太公子伋之后。不过到战国晚期以后，姓、氏逐渐开始合一，不再有区别，如巫、丁后来都变成了姓。
　　（三）地理居处：《世本》中有《居篇》，记载了早期各族属、王国所居处的地理位置，例如说“黄帝都涿鹿”、“夏禹都阳城”，这对于探索、寻找和验证中国早期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引意义。
　　（四）发明制作：《世本》中有《作篇》，记载各类器用、物品是谁发明制作的，如“伏羲作琴”、“仓颉作书”、“蚩尤作兵”、“杜康造酒”，琴、文字、兵器、酒不一定真是伏羲、仓颉、蚩尤、杜康这四个人所发明，但是如果我们把上述个人理解成一个族群，或者一个时代，像专利书的《作篇》就具有别样的意义了。
　　可见，《世本》不仅仅是记录世系的一本书，难怪清人秦嘉谟将《世本》推举至高，甚至说：“自《世本》亡，而《春秋》之旨晦矣；自《世本》亡，而史官之法废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