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的20多年，也是医疗制度改革的20多年，20几年的医改，被国务院研究部门用“基本不成功”来定论。伴随着医疗改革的，是药品价格的起伏，或者说是药品价格的一路高歌猛进，看病难、买药贵，仍是困扰着大多数中国人的问题。政府研究部门公开承认医疗改革“基本不成功”虽属难能可贵，但最关键的问题是承认了之后怎么做。
　　从1998年起，中国药品连续16次降价,为的是遏制药价虚高现象。目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又在酝酿新一轮“降价方案”。然而，在一次次“降价令”后，老百姓还是认为药价太高。有调查显示，居民平均每次门诊的诊疗费用和住院费用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
　　
　　平价药房并非治理药价虚高的良方
　　
　　2002年，第一家平价大药房在南京开业，一度出现市民提着篮子排着长队购买药品的场面。很快，“平价”之风刮遍了全中国，平价药房迅速在各地出现。
　　最初的“平价”风潮确实影响了药品市场，许多药店、医院都感到了来自平价药房的压力，纷纷降价来应对竞争。然而好景不长，平价药房在一时的风光过后，很多都处于惨淡经营的境地，有的甚至不得不关门大吉。究其原因，在于中国的医疗体制。
　　在中国现有的医药不分的体制下，医院是药品销售的终端，市场份额占到85%以上。平价药房大都不在医疗保险范围内，持有医疗保险的患者无法到平价药房购买药品；而在医疗保险范围内的平价药房，又受制于绝大多数医院不允许患者带着处方到医院之外的药店购买药物；没有医疗保险的患者，平时的小病还能到平价药房买药治疗，一旦有了大病，还是得到医院治疗。这样一来，留给平价药房的市场空间就已经相当小了，加上处方药的比例很低，平价药房陷入现在的境地就可以预见了。
　　由于医药不分，药价虚高在医院就有了滋生的土壤。为了把药品推销进医院并由医生开给患者，“医药代表”这种职业诞生了。据医药代表们讲，一种药品要进入医院，首先得向药剂科申请，在得到分管院长的批复后，还得经过医院药事委员会的全体通过，这才能有机会在医院药房里露面。但“公关”到这里还不算结束，还得跟科室主任、具体的医生一一打点，只有这样才能让医生多开药，也才能取得较好的销量。经过医药代表这样一路“公关”，药品从出厂到患者手里就身价数十倍甚至上百倍就不难理解了。
　　另外，虽然药品降价政策频出，但在执行时却遭到行业协会和制药企业的集体抵制，不得不延缓政策执行，甚至不了了之。今年4月底，国家发改委关于22种抗菌药物的降价消息一传出，立即引来抗生素生产企业的集体抗议。全国21家医药行业协会联名上书要求降低降价幅度，原定6月1日执行的降价规定不得不暂缓；6月中旬，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出台的《医疗器械翻新规定》也遭到了行业协会的抵制，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联合深圳医疗器械行业协会召开研讨会，并上书商务部要求废除或更改规定，原定7月1日执行的规定也暂缓；7月初，国家发改委关于OTC定价下放的规定也遭到以中国非处方药协会的抵制。而在早些时候，SFDA关于“丁基胶塞全面替代天然胶塞”的规定也从原先1月1日执行被推迟到7月1日，目前仍未完全得以实施。
　　更为严重的是，即使价格降下来，患者也无法得到真正的实惠，因为医院会抵制降价的药品，而采用价格更高的同类药品，负担最后还是转嫁到患者身上。
　　


　　外资顾虑重重
　　
　　虽然各种药店、药房数量繁多，药品价格还是居高不下，现在的中国医药市场颇有几分“寡头垄断”的味道。按照市场规律，引入更加灵活的竞争机制有利于有序市场的形成，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外资进入中国的医药市场已经是必然。
　　根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在医药流通业所作的承诺：从2004年12月11日起，中国医药分销市场开始全面对外资开放。中国有十几亿人口，药品在一定程度上又是生存的必需品，巨大的市场当然会引起外资的兴趣。
　　2004年中国美国商会和上海美国商会的报告显示，美国企业普遍对中国市场持乐观态度。一项研究表明，在238名接受调查的企业主中有16%认为在中国投资是“绝对有利可图的”，而有57%则认为是“有利可图的”。此外，该调查结果还表明，如今计划进入中国市场发展的美国企业数量是从前的2倍。全球最大的药品信息公司（IMS）健康系统大中华区副总裁张叶宏指出，中国市场的巨大机会吸引了全球医药批发商的注意力，“所有人都在制定进入中国市场的战略”。
　　尽管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多数外资仍然处在观望状态，当初业界设想的外资如潮涌入的情景并没有出现。尤尼森营销咨询公司旗下商业资讯机构博茂在中国的调查发现，“开放”至今，广州、上海、北京三地新开外资药品零售门店总共才32家，占三地新开药店极小的比例，其中在北京，低至2‰。而这期间，北京五环内、广州环城高速公路内和上海外环线内，零售药店数量分别增长了24.2%、22.4%和8.9%。尤尼森首席执行官李勤思分析，外资谨慎观望的原因有二：一是在中国，大部分药品通过医院销售。据统计，市场上80%左右的药品是通过医院药房卖出去的，这就导致药店只能在剩余20%市场舞台上跳舞。再加上从去年7月1日起，药店没有医生的处方不准出售抗生素，药店的经营开始出现“危机”。医药不分家，医生处方到不了药店，这样的局面与国外药品几乎绝大部分在药店销售的状况背道而驰，导致外资格外谨慎。第二，中国医保定点药店并未对外资开放。
　　中国医药商业协会秘书长王锦霞认为，除了上述原因，中国的医药商业环境也不尽如人意。目前中国医药商业企业数量有1万多家，竞争异常激烈且不规范，亏损企业不在少数，市场赢利前景不明朗。外资进入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利益，目前中国医药分销市场的现状，很难令本就不够活跃的医药商业资本产生大规模进入的兴趣。现在，业界多用“暂观其变，蓄势待发”来形容外资药企。
　　王锦霞介绍，日本和欧洲的药品批发企业对中国市场特别感兴趣，有几家德国药品批发企业曾来中国调研，考察过复星医药旗下的金象大药房、九州通等企业，而日本也有企业正在跟中国的企业洽谈合作。由于对中国市场要有一个熟悉的过程，外资进入中国药品分销领域需要找一个比较好的中方合作伙伴。她认为，那些规模相对大一些、在某个区域处于龙头地位的企业，有可能成为外资的选择目标。她说，外资更青睐民营企业，因为国外的药品批发商大都是私营的，而那些管理层次特别复杂、合作事项需要层层报批的企业估计不会受欢迎。
　　
　　市场尚存空白
　　
　　中国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透露，11月中旬北京将召开第三届“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新技术新产品博览会”，2006年度全国计划生育避孕药具订货政府采购金额会在2005年3.8亿元的基础上继续增长。
　　据紫竹药业总经理助理罗旭介绍，目前在中国使用避孕药避孕的妇女只占到育龄妇女总数的不到3%，而欧美等发达国家已经有30%～40%的妇女在使用避孕药避孕。罗旭认为，一方面在于中国受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影响而造成的企业对避孕药推广的限制，另一方面，中国中小城市和农村育龄妇女避孕观念还有待提高。
　　相对于常规避孕药市场以政府采购而言，中国紧急避孕药市场则完全是零售市场，而中国紧急避孕药的市场还远远没有饱和，按销售价来算，目前市场的保守量应该在5个亿左右。在目前市场上销售的几十个品牌的紧急避孕药中，紫竹药业生产的毓婷占有67%以上的市场份额。
　　另外，分布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各种小诊所、卫生服务站、乡镇卫生院和民营医院，也是药品市场的一大块空白，为解决农民看病问题，国家的政策也逐渐向这块倾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制度”的实施和“两网”(农村药品监督网和供应网)建设工程的推进，为药企开拓市场打开了另一方天地。
　　根据中国医药商业协会的统计数据，2004年全国七大类医药商品销售中，农村销售为245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10%。商业协会预测，2005年，如果农村人均药品消耗增加20元，农村药品市场将增加约180亿元，如果城乡用药消费比例缩小为6：1,农村药品市场也会增加到410亿元。正因为如此，农村药品市场成为众多药企争夺的对象，而对于保健品来说，农村也是塑造品牌的沃土，当年的三株口服液，就是立足农村市场，创造了60亿元销售额、15万营销大军的神话。
　　当然，农村市场也有其局限。中国医药商业协会会长朱长浩认为，开拓农村药品市场难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渠道问题，第三终端市场比较散，消费水平低、用药相对少，但药价水平较高，渠道都靠高利润维持，生产企业进军农村市场在渠道建设和维护需要大量投入，要让经销商有利可赚，还要防止渠道的货物反冲到城市，这个问题比较难处理；其次，第三终端假药祸害普遍存在，像阿莫西林，农民只买便宜的，但是便宜的药质量难以保证；最后，宣传问题和品牌问题，缺乏品牌认知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