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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处于风云激荡的近代中国，传统书院为适应新形势也做出一定调整，但并没有彻底纠正其官学化、科举化倾向，最终在新学大潮中落伍。以近代的传统书院为研究对象，探讨传统书院在近代退出历史舞台的过程，从而可见西学影响下中国传统教育转变的艰难过程。
关键词：传统书院中体西用变革
书院的兴盛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密不可分。从性质上讲，其产生可以追溯到先秦。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统治式微，从“学在官府”到“学在民间”，私学兴起。这种私人讲学的形式，可谓后世书院讲学论道传统的渊源。从名称而言，“书院”之名正式出现在唐朝，由于大规模修书的需要，唐玄宗时期设立“丽正修书院”，后改为“集贤殿书院”。这种中央设立的书院主要任务为整理图书、校刊经籍。书院制度自唐开始，至宋时确立发展，明清时进一步繁荣普及。书院的功能也逐渐集讲学、藏书、祭祀等于一体。
晚清以降，中国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各方面发生深刻变革。传统书院也做出了一定调整，但并没有彻底纠正其官学化、科举化倾向，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一、书院的官学化、科举化
书院基于私学传统而产生，在促进学术繁荣、推动文化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也形成了不同于官学系统的特点，如书院的授课方式、授课内容等。且书院不受官府的严格约束，相对自由。然而，历朝统治者为维护统治，对书院逐渐加强干涉，书院在此影响下不可避免具有官学化倾向。自宋初，中央政权就通过赐书、赐匾、赐田等方式支持、资助书院，以图控制。至清朝，统治者对书院的控制更为严密。据统计，清代书院达4000余处，半数以上具有官方背景。一是官府掌握了各书院山长的聘任权，“清代书院山长每年一聘，大多在年前由书院所属地方官员发出聘书，并附聘金”。二是官府控制书院的主要经济来源，即学田收入，甚至挪用书院经费。咸同年间，各地官府“竟将书院公项藉端挪移，以致肄业无人，月谋废弛”。清统治者对书院所招生徒的籍贯、名额等也有限制。处于日益加重的控制下，传统书院的学术自由精神逐渐丧失，官学化倾向严重。
书院兴起之处，本不为培养搏取利禄之徒，随着科举制的完善，科举考试成为正途，书院教育也沦为科举的附庸。清代书院的讲授内容主要是时文帖括，有些书院以做八股文好坏为聘任山长的标准。书院形成了一套完备的考课制度，考课内容以科举内容为主，使考课俨然成为科举的训练场。书院与科举的结合，最具代表性的，是书院中的祭祀活动，清代书院“除祭祀孔子及其弟子、书院相关的先贤、先儒之外，还要祭祀执掌科名的文昌帝君”。诚然，书院科举化是大势使然，但也导致了书院教育的日趋僵化。明朝东林书院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体现了书院诸生经世致用、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而清代云南玉屏书院的对联“何事关心，二月杏花八月桂；是谁催我，黄昏灯火五更鸡”，也可谓诸生以科举取士为读书要务的真实写照。
二、新式书院的冲击
鸦片战争及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为西学广泛打开便利之门。西方传教士等涌入中国后，在各地兴建了一批新式书院，既有宣扬教义的教会学校，又有不中不西的新式教育机构。这些新式书院给中国传统书院造成了冲击，差异更趋明显。
从道光年间到清末，传教士在中国创办90余所教会书院，分布在30多个城市。正是基于传统书院对中国的影响，这些教会书院也沿用“书院”的名称，但它们与传统书院有显著差异。大多数教会书院以宣扬宗教为目的，完全采用西方学制，授课内容、授课方法也按照西方模式。这些教会书院虽然是西方列强进行文化侵略的产物，但对于中国教育的近代化也有一定的贡献。它们以西方的科学知识和方法来组织教学，完全不同于传统书院的授课模式，对中国教育风气的转变产生一定影响。
1876年创办的上海格致书院相对于教会书院，是比较特殊的新式书院。格致书院由中西绅商合办，传教士傅兰雅主持筹办。它首先严禁传教，“凡各种传教之书，断不可入馆”。书院以讲授西方科学技术为主，重视实验精神，而且坚持开放办学，任人参观。书院的考课也以格致为主要内容，涉及中国人关心的时务、实用技术等。“格致书院是中外教育史上一个罕见机构”，是“不中不西、亦中亦西，非官非民、亦官亦民特殊学校”。格致书院还得到了一些洋务派官员的支持，如李鸿章、刘坤一等人，他们曾为书院的考课出题。书院也培养了一批通晓西方科学技术的中国知识分子。
三、中体西用下的书院变革
面对晚清巨变，中国人逐渐认识到旧学不能拯救中国，唯有向西方学习才能寻找出路。甲午战前，中国人学习西方始终没有脱离“中体西用”的框架，在维护圣道的基础之上，学习西方制器富强之术。虽然大多数书院官学化、科举化倾向严重，且由于积弊已久，无法立时扭转，但也发生了有限的变革。
危难时局中，书院首先恢复、发扬了儒学自身的经世致用传统，关心时事。早在嘉道年间，阮元创立诂经精舍、学海堂，研究经史实学，通经致用。同光时期，许多地方书院将经世致用传统进一步光大。贺长龄在任江苏巡抚期间，重建钟山书院，并令江苏书院学习《皇朝经世文编》，开启经世学风。再如：湖南的湘水校经堂，道光年间建于岳麓书院内，当时仅分经义、词章、治事三科试士；光绪五年重建后，首任山长成孺设经济一科，号召读经世之书。
书院也适时将西学纳入教学范围，洋务运动后，西方的科技工艺更是成为书院的讲授内容，甚至在书院办学宗旨中也开始提倡西学。中西书院掌院沈毓桂曾将书院宗旨阐发为：“假西学为中学之助，即以中学穷西学之源”，“西学自当以中学为本而提纲挈领”。晚清重臣张之洞关注教育，设立了若干书院，如经心书院、尊经书院、广雅书院等。在他创办的这些书院中，传统经史之学占主要地位，也逐渐传播西学。从总体看，虽然西学也开始在书院中占一席之地，但始终居于次要地位。
传统书院虽然进行一定的调整变革，但这种变革力度显然是不够的。尤其在甲午战后，维新思想影响逐渐深入，学习西方成为潮流，而书院仍然固守传统教育模式，以经史之学为主，以培养科举人才为取向，远远落后于时代需要。光绪二十四年（1898），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在奏折中建议将各省书院淫祠改为学堂，光绪帝接受建议颁布上谕，将各省大小书院一律改为新式学校。戊戌变法失败后，这条上谕废除，书院一度恢复。在1901年，清廷再次发布上谕，改书院为学堂。至此，书院逐渐开始退出历史舞台，由学堂及新式学校所替代。
回顾传统书院在近代变革的历程，我们也应看到传统书院对学术发展的促进作用。宋明理学、乾嘉汉学、西学等，都曾在书院中留下痕迹，甚至以书院作为学术传播的中心。晚清书院总体上呈现官学化、科举化倾向，仍有部分书院蕴含丰富的学术文化内涵，保留讲学传统。尽管这些书院并不占数量优势，但在促进当地学风的形成、学术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传统书院改为新式学堂，固然是教育近代化的体现，但因其与政治维新相联系，难免有仓促和不足之处。
参考文献：
[1]丁钢，刘琪.书院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2]邓洪波.中国书院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
[3]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关键词：传统书院中体西用变革
书院的兴盛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密不可分。从性质上讲，其产生可以追溯到先秦。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统治式微，从“学在官府”到“学在民间”，私学兴起。这种私人讲学的形式，可谓后世书院讲学论道传统的渊源。从名称而言，“书院”之名正式出现在唐朝，由于大规模修书的需要，唐玄宗时期设立“丽正修书院”，后改为“集贤殿书院”。这种中央设立的书院主要任务为整理图书、校刊经籍。书院制度自唐开始，至宋时确立发展，明清时进一步繁荣普及。书院的功能也逐渐集讲学、藏书、祭祀等于一体。
晚清以降，中国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各方面发生深刻变革。传统书院也做出了一定调整，但并没有彻底纠正其官学化、科举化倾向，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一、书院的官学化、科举化
书院基于私学传统而产生，在促进学术繁荣、推动文化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也形成了不同于官学系统的特点，如书院的授课方式、授课内容等。且书院不受官府的严格约束，相对自由。然而，历朝统治者为维护统治，对书院逐渐加强干涉，书院在此影响下不可避免具有官学化倾向。自宋初，中央政权就通过赐书、赐匾、赐田等方式支持、资助书院，以图控制。至清朝，统治者对书院的控制更为严密。据统计，清代书院达4000余处，半数以上具有官方背景。一是官府掌握了各书院山长的聘任权，“清代书院山长每年一聘，大多在年前由书院所属地方官员发出聘书，并附聘金”。二是官府控制书院的主要经济来源，即学田收入，甚至挪用书院经费。咸同年间，各地官府“竟将书院公项藉端挪移，以致肄业无人，月谋废弛”。清统治者对书院所招生徒的籍贯、名额等也有限制。处于日益加重的控制下，传统书院的学术自由精神逐渐丧失，官学化倾向严重。
书院兴起之处，本不为培养搏取利禄之徒，随着科举制的完善，科举考试成为正途，书院教育也沦为科举的附庸。清代书院的讲授内容主要是时文帖括，有些书院以做八股文好坏为聘任山长的标准。书院形成了一套完备的考课制度，考课内容以科举内容为主，使考课俨然成为科举的训练场。书院与科举的结合，最具代表性的，是书院中的祭祀活动，清代书院“除祭祀孔子及其弟子、书院相关的先贤、先儒之外，还要祭祀执掌科名的文昌帝君”。诚然，书院科举化是大势使然，但也导致了书院教育的日趋僵化。明朝东林书院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体现了书院诸生经世致用、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而清代云南玉屏书院的对联“何事关心，二月杏花八月桂；是谁催我，黄昏灯火五更鸡”，也可谓诸生以科举取士为读书要务的真实写照。
二、新式书院的冲击
鸦片战争及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为西学广泛打开便利之门。西方传教士等涌入中国后，在各地兴建了一批新式书院，既有宣扬教义的教会学校，又有不中不西的新式教育机构。这些新式书院给中国传统书院造成了冲击，差异更趋明显。
从道光年间到清末，传教士在中国创办90余所教会书院，分布在30多个城市。正是基于传统书院对中国的影响，这些教会书院也沿用“书院”的名称，但它们与传统书院有显著差异。大多数教会书院以宣扬宗教为目的，完全采用西方学制，授课内容、授课方法也按照西方模式。这些教会书院虽然是西方列强进行文化侵略的产物，但对于中国教育的近代化也有一定的贡献。它们以西方的科学知识和方法来组织教学，完全不同于传统书院的授课模式，对中国教育风气的转变产生一定影响。
1876年创办的上海格致书院相对于教会书院，是比较特殊的新式书院。格致书院由中西绅商合办，传教士傅兰雅主持筹办。它首先严禁传教，“凡各种传教之书，断不可入馆”。书院以讲授西方科学技术为主，重视实验精神，而且坚持开放办学，任人参观。书院的考课也以格致为主要内容，涉及中国人关心的时务、实用技术等。“格致书院是中外教育史上一个罕见机构”，是“不中不西、亦中亦西，非官非民、亦官亦民特殊学校”。格致书院还得到了一些洋务派官员的支持，如李鸿章、刘坤一等人，他们曾为书院的考课出题。书院也培养了一批通晓西方科学技术的中国知识分子。
三、中体西用下的书院变革
面对晚清巨变，中国人逐渐认识到旧学不能拯救中国，唯有向西方学习才能寻找出路。甲午战前，中国人学习西方始终没有脱离“中体西用”的框架，在维护圣道的基础之上，学习西方制器富强之术。虽然大多数书院官学化、科举化倾向严重，且由于积弊已久，无法立时扭转，但也发生了有限的变革。
危难时局中，书院首先恢复、发扬了儒学自身的经世致用传统，关心时事。早在嘉道年间，阮元创立诂经精舍、学海堂，研究经史实学，通经致用。同光时期，许多地方书院将经世致用传统进一步光大。贺长龄在任江苏巡抚期间，重建钟山书院，并令江苏书院学习《皇朝经世文编》，开启经世学风。再如：湖南的湘水校经堂，道光年间建于岳麓书院内，当时仅分经义、词章、治事三科试士；光绪五年重建后，首任山长成孺设经济一科，号召读经世之书。
书院也适时将西学纳入教学范围，洋务运动后，西方的科技工艺更是成为书院的讲授内容，甚至在书院办学宗旨中也开始提倡西学。中西书院掌院沈毓桂曾将书院宗旨阐发为：“假西学为中学之助，即以中学穷西学之源”，“西学自当以中学为本而提纲挈领”。晚清重臣张之洞关注教育，设立了若干书院，如经心书院、尊经书院、广雅书院等。在他创办的这些书院中，传统经史之学占主要地位，也逐渐传播西学。从总体看，虽然西学也开始在书院中占一席之地，但始终居于次要地位。
传统书院虽然进行一定的调整变革，但这种变革力度显然是不够的。尤其在甲午战后，维新思想影响逐渐深入，学习西方成为潮流，而书院仍然固守传统教育模式，以经史之学为主，以培养科举人才为取向，远远落后于时代需要。光绪二十四年（1898），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在奏折中建议将各省书院淫祠改为学堂，光绪帝接受建议颁布上谕，将各省大小书院一律改为新式学校。戊戌变法失败后，这条上谕废除，书院一度恢复。在1901年，清廷再次发布上谕，改书院为学堂。至此，书院逐渐开始退出历史舞台，由学堂及新式学校所替代。
回顾传统书院在近代变革的历程，我们也应看到传统书院对学术发展的促进作用。宋明理学、乾嘉汉学、西学等，都曾在书院中留下痕迹，甚至以书院作为学术传播的中心。晚清书院总体上呈现官学化、科举化倾向，仍有部分书院蕴含丰富的学术文化内涵，保留讲学传统。尽管这些书院并不占数量优势，但在促进当地学风的形成、学术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传统书院改为新式学堂，固然是教育近代化的体现，但因其与政治维新相联系，难免有仓促和不足之处。
参考文献：
[1]丁钢，刘琪.书院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2]邓洪波.中国书院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
[3]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