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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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对澳大利亚的历史做出了多种叙述，这些叙述或拥抱或挑战民族认同和民族建构的神话。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厄内斯特·斯考特围绕“自由天赋”的概念，建构澳大利亚民族起源和特征的基本框架。20世纪上半叶，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反复通过“后设叙述”的方式，探讨同伴之谊、白澳和战争牺牲等主题，独特的澳大利亚民族主义由此产生。此后，这种建构同质性民族的历史叙事遭到挑战，各种修正观念在民族认同、种族和性别等问题上彼此争论激烈。90年代以后，围绕澳大利亚白人和土著人的历史问题．爆发了新的分歧和争论．澳大利亚的民族叙述受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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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20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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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对澳大利亚的历史做出了多种叙述，这些叙述或拥抱或挑战民族认同和民族建构的神话。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厄内斯特·斯考特围绕“自由天赋”的概念，建构澳大利亚民族起源和特征的基本框架。20世纪上半叶，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反复通过“后设叙述”的方式，探讨同伴之谊、白澳和战争牺牲等主题，独特的澳大利亚民族主义由此产生。此后，这种建构同质性民族的历史叙事遭到挑战，各种修正观念在民族认同、种族和性别等问题上彼此争论激烈。90年代以后，围绕澳大利亚白人和土著人的历史问题．爆发了新的分歧和争论．澳大利亚的民族叙述受到了日益严峻的挑战。
其他文献
广东南音这种民间说唱艺术，未见于1983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而见于1985年出版的《中国音乐词典》，专门研究较早有旅美华人学者梁培炽的《南音与粤讴之研究》（1988年），不过30年历史。国内近年有较全面探讨南酱的著作,如陈勇新的《南音》（2009年）。
“五四”文人的颓废书写具有多种特点，其中包括以表现情趣的享乐采消解内心的空虚与绝望。这种看似消极的反应，其实不失为对待个体生命的务实态度，因为其前提是对情趣享乐效用的清醒认知。这些文人的艺术抉择多少受到西方颓废唯美观念的影响，但他们的精神和艺术行为最终仍受制于中国的现实原则。
全球变暖是人类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大平原的经历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启示。第一,如果对一种气候不能充分理解或充分接受,就很难适应这一气候。第二,试图通过技术控制自然,是一种不充分的、短期的适应方法。第三,避免1930年代的灾难再次发生的最好策略,是使大平原的更多地区保留自然的、农业开发之前的那种状态。第四,实现对气候的最佳适应,永远不可能仅仅依靠私有制或商业思想,也不能仅仅通过建立慷慨的政府救助计划,对遭受旱灾的经营者予以赔偿。人类需要做的是文化必须适应环境。
在过去的50年中，出现了众多关于叙事在历史知识中的价值的讨论。而在其中，“叙事”则表现为一个给定的、并且仅与认识论相关的概念。笔者不认同这种观点。“叙事”的概念随文化实践的变化而变化．并学家作为首要性、性”不应业历史学产生”这且在独立专著这一特定的与讲故事相关的媒介中被暗中模仿。关于“历史的自然形式就是一个历史个体写作的一本著者的自主性、继续被当作是既家同时面临机遇一方面．为考察书”这样的信念内在于20世纪中绝大多数关于“叙事”的讨论．这意味着语言的作品的独立性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在新的传媒生态中，
民族主义发端于中世纪欧洲。民族归属感的比喻可回溯到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现代民族与前现代时期的民族截然不同。18世纪后半叶，制度化和职业化的历史研究出现，科学的历史学兴起。历史学家成为民族叙述发展的重要因素。19世纪，浪漫主义的民族历史编纂学在欧洲各地崛起。语言、历史和文化被用来论证民族的特殊性。1850--1950年，民族历史编纂是欧洲历史编纂的主导形式。历史学家排斥或调和宗教、阶级和种族因素对民族历史的侵蚀，维护民族叙述的统一性。二战中的战争、占领与大屠杀导致欧洲各国的民族历史经历重新审视。战后，历史编纂
文体源流论是魏晋以前最主要的文学批评形式。进入南朝以后，文体源流论与文体风格论逐渐合流．并衍化发展出了作家专论和文学史专论的批评形式，从而把南朝的文学理论批评引向了极为宽广的天地。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文体研究的成熟和对文体认识的深化，是文学研究得以全面展开的基础，文体论是其时文学批评和理论的基础性环节。
苏六朋，字枕琴，广东顺德勒流南水村人，清嘉庆至光绪初年（1791—1875年）间人，具体生卒年有四说，一作（1791—1862年），或作（1798-1875年），或（1798—1862年），或（17967—18617年）。其号众多，有的从其名或字得之，如“怎道人、怎叔、枕琴居士、枕琴道人、阿朋、浮同阿朋”等，有的从其乡里得之，如“南水村佬、南水渔郎、南溪渔者、南水渔人、南溪渔隐”等.
合同外包的行为过程，涉及政府、公共服务机构、消费者等多元主体及复合目标，研究发现，在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中。作为服务供应者的政府与作为服务生产者的服务机构，因同属于公共服务的提供方而在资源配置和措施选择上趋向一致性行动。产生舍约共谋现象。在制度约束松弛和社会参与不足的环境下．合同外包的实际效果与预设的政策目标有可能相去甚远。如果不从公共治理的权力结构和参与机制来分析合同外包的政策过程，或者是仅仅将合同外包看成单纯的招标一签约行为，就难以解释合同外包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合约共谋”现象．更谈不上防范和治理不利于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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