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有人对莫言在《讲故事的人》中提到“莫言小时候到地里捡麦穗被视为偷粮食”有所质疑，我作为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希望用自己的经历为大家还原历史的真相，就讲三个与粮食有关的故事吧。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中国，可能每个地方的人的日子都过得紧巴巴，身体里的每个细胞都被饥饿缠绕着。说到这，不得不提到一个人，她就是我本家的四奶奶，她人已故去，可是事情还在我的大脑里镌刻着。1974年我刚上小学一年级，由于学习成绩优秀，又是贫农出身，就加入了红小兵，相当于后来的少先队员，放麦假的时候就被分配到村口站岗，工分可以挣到10分，和大人一样是全劳力，这是别人羡慕的事情，其余的小孩跟着大人去地里拾麦穗，一天只能挣6分，算半个劳力。一天早晨，四奶奶来我家和奶奶在一旁嘀嘀咕咕不知道在说啥，而我感觉她们就像小人书里的特务，一定要注意，我们那时对特务的概念就是做事鬼鬼祟祟，绝对的反面人物，每天都在阴谋颠覆社会主义，可不是现在电视剧里面的特工人员，各个精明能干，神通广大。停了一会，奶奶告我说，四奶奶家里一点吃的都没有了，早上她的两个儿子喝了点稀糊糊就去地里割麦子了，而她只是随手从树上摘了两个酸苦的青杏，也准备去地里干活，中午回家的时候想捡一把麦穗，让我别挡她。我想了想说，我不挡她，可是她回家的时候别人也能看见，也会揭发她，再说那儿站岗的是两个人又不是一个人。四奶奶流着眼泪说，孩子，你给想想办法吧。那时的我，一个刚8虚岁的小学生，就面临着人生的一大抉择。我的觉悟好像不是很高，我不想让奶奶为难，我想了想说，到时候我把另一个和我站岗的打发回家吃饭，你家就在村边，你捡上麦子后，从你家墙上扔过去就行了。四奶奶千恩万谢地走了。一切按计划进行，意外的是，她把麦穗扔回家后，她自己也没有走大路，而是和麦穗一样翻墙回家。我的印象特别深，一个小脚老太太，要翻越将近两米的土墙，她站在墙下，比划了好几下，没有成功，又退后了几步，向墙冲了上去，还是没有成功，而且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她爬起来又向后退了几米，再一次向前猛冲，看着快要掉下来了，我离得远没有看清当时的状况，她竟然鬼使神差地爬过去了。我后来告诉她，你手里又没有拿东西，人从大路上走就可以了。她只是苦笑了一下，没有说什么。没过几天她又想如法炮制，再去捡一把麦穗，被奶奶拒绝了，奶奶说孩子还小，你老让他犯错误，万一被人知道了，他去地里晒太阳，工分还挣得少不说，还让人瞧不起。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故事。
　　在那个年代，还有一些荒唐的事情被当作正剧表演着，而且演员都是那样虔诚。第二个故事的主角名叫令狐润四，其实他的年龄比我父亲还大，大家都不尊重他，谁见了也是直呼其名。这是在我二年级——1975年放麦假时发生的事，我和同伴在路口站岗，下工的社员大都回了家，润四骑着一辆很破的自行车才往家走，他车子后面夹着一卷红薯蔓，看见了我们，做贼心虚似的下了车，告诉我们说不知道谁把红薯刨了，他把这蔓捡回去喂猪。我们正准备让他走的时候，大队治保主任骑着车子过来了，说润四你又偷什么东西了。润四陪着笑脸说没有偷，是捡了一点红薯蔓，准备回家喂猪。治保主任说你把红薯蔓取下来，看看里面有没有捎带的东西。润四说不用了吧。润四越说不用，治保主任越是不让，最后治保主任把红薯蔓从自行车后夹上往下一抽，一小块红薯从里面掉了下来。治保主任说到大队吧。润四说不用了。治保主任很生气地说走吧。润四低着头跟着治保主任往大队走。就在治保主任转身要走的时候，我看到他脸上露出一丝微笑。我心想，润四偷了红薯，治保主任本来很生气，为什么还笑？他的笑，我研究了很长时间，也没有得出结论。下午收工以后，润四身上挂满小红薯条，那时节地里的红薯还没有长大，一块一块是用铁丝穿起来的，胸前挂着一个很大的牌子，由于他个子低，大概不到一米六，牌子都能碰到膝盖，牌子上写着“盗窃分子令狐润四”，他手里拿着一面锣，一面走一面敲，每个巷口都要经过，这时下工后还没有吃饭的人们都从家里跑出来，围着润四叫着喊着，说没有听见他承认错误，让他重说。润四嘴里念念有词，大概意思是偷了集体的东西不对之类的，反正也听不清楚。等人们快乐够了，润四又佝偻着身子朝另一条巷子走了过去。大人回家了，锣声，小孩的叫声，在村子的上空回荡着，就像正月十月闹花灯一样热闹。同样的表演在每一个巷口重复一遍，也没有人跟着，润四就这样很自觉地把全村转个遍。第二天有人说治保主任家的孩子吃着烤红薯。后来，学校老师批评润四家儿子的时候还说，你爸把学校的锣都敲烂了，到现在还不赔，你还不长脸，也让别人批评。这个故事似乎与粮食无关，你看治保主任的笑与他家孩子第二天能吃上红薯就知道和粮食有没有关系了；再看润四的锣都敲破了，你就知道大队干部不停地拿润四开涮的原因是什么了。
　　即使是一片沼泽地，也能供几只鸟栖息。也就是说再混乱的局面它也会有良知存在。第三个故事我是听大人说的，因为这是大人们的事，我不可能参与。主人公是大队书记叫侯敬侃，虽说他也导演过类似润四之类人的批斗会，不过他自己也被别人带上高帽子游过街。他还多次被公社领导撤过职，最后又因为没人接书记这个空缺又让他官复原职。让村里人当评书一样说的一件事就是侯书记智斗公社领导的故事。据说事情是这样的：公社领导让他报第二年的小麦产量，整村至少报一百万斤。他说，不可能产那么多。公社领导说别的小村都报那么多，你这个大村应该更多。他和公社领导磨叽了一下午，到了晚上八点多停电了，点上煤油灯，他才拿起了笔。公社领导看着他写，他第一行空两格，然后把字写的很大，“临猗县王见公社王见村”十个字就占了整整一行，第二行起又空两格写着“总产量达到二百万斤”，等到他快要署名的时候，他就问公社干部时间和名字哪个在上面哪个在下面，公社干部见他差不多写完了，又怕一直盯着他，让他不自在了反悔，就坐到一边和旁边的人说话了，让他随便写。他写完之后，叠得整整齐齐交给了公社干部，公社干部总算交了差，高高兴兴回去了。第二年麦收的时候，侯书记给各生产队长开会，说你们千万不敢给麦子碾净，多留点加到麦秸里面，上面盖好，不要让雨水渗进去，等冬天给牲口铡草的时候再把麦粒弄出来，一弄出来就给社员分了。等村里的麦子打完了，粮站来催要二百万斤公粮，侯敬侃眼睛一瞪说没有那么多，粮站的人说公社的人说的，侯敬侃说你把他们叫来，公社领导拿来了侯敬侃写的字据，第二行竟然没有空格，在总产量前面还多了“力争”二字，公社领导哭笑不得。后来只要选村书记，非侯敬侃莫属。
　　这是我目睹耳闻的三个故事。经常有老年人说孩子们浪费食物是作孽，我们现在应该能明白他们的用心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