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近10年的“躲藏”、“挣扎”，美国强生公司终于在11月4日被迫接受美国司法部的天价罚单——22亿美元，了结针对它违法销售药品、向医生及药商提供数百万美元回扣的刑事及民事指控。
　　“毫无顾忌地拿社会上最弱势的群体——孩子、老人和残疾人的健康冒险。”美国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批评强生“中饱私囊”。
　　陪同霍尔德出席新闻发布会的还有司法部副部长托尼·西、美国民事法庭副总检察长斯图尔特·德莱里、宾夕法尼亚州东部地区检察官赞恩·梅姆埃格尔等共6名联邦和地方的检察官。他们都是这场10年诉讼中的得力干将。
　　这场始于2004年的调查历时近10年，被司法部称作是联邦和州执法力量联合调查的“巅峰之作。”
　　参与强生刑事和民事调查的部门和机构，包括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总检察办公室、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刑事调查办公室、负责宾夕法尼亚州东部地区和加利福利亚北部地区的检察官办公室等18个联邦和地方的部门和机构。
　　聚集了联邦、州以及社会力量，是侦破强生这样大型医药公司违法案件的关键。2009年5月，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联合司法部成立了卫生保健欺诈防止和执行行动小组。该行动小组直接由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凯瑟琳·西贝利厄斯和司法部部长霍尔德领导。
　　然而，美国政商“旋转门”形成的政商利益结合，却给案件调查增加了难度。
　　史蒂文·谢勒是参与调查的一名重要律师，他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强生公司卖药经验丰富，知道如何规避法律制裁，并且拥有强大的游说力量，不少政府机构都有他们的人。案件调查这10年间，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曾有两名副局长都来自强生公司。”
　　鉴于此，调查能否成功，关键看各级政府间能否通力合作。谢勒指出，参加调查的各机构或各自调查或联合调查，并定期碰头，同时还与像他这样的民间律师交流，规划出下一步调查任务。“针对强生的刑事调查中，政府还可以采取一些非常规手段来获取信息。”谢勒说。
　　谢勒所代表的社会力量在此案调查中也不可小觑。“在政府的调查过程中，我们提供大量信息，他们也经常与我们交流并布置任务，做更多调查。”谢勒说。
　　2004年，谢勒律所就在当地法院发起了针对强生的民事诉讼并开始进行调查。直至2010年，政府才展开大规模调查，此时强生公司已遭到众多“吹口哨者”举报，“索赔的金额已经非常巨大，案件影响也很大”。
　　事实上，谢勒这样的民间律所对调查此类案件的反应速度要远快于政府机构。而美国大量受理举报的民间律所，也增强了案件的侦办力量。谢勒律所就在受理“吹口哨者”举报方面颇有名气，曾在2009年代表“吹口哨者”起诉了美国辉瑞制药公司。
　　维多利亚·斯塔正是强生案的众多“吹口哨者”之一。她曾是杨森公司销售代表，在发现杨森将维思通作为一种治疗儿童智力障碍的药向医生推销后，对这种违法行径开始忍无可忍。
　　自1863年美国通过了鼓励普通人举报非法行为的《欺诈声明法》，被称为“吹口哨者”的举报人就受到奖赏和保护。根据该法，个人可代表政府就违法行为发起民事诉讼，并按照对案件进展的贡献程度分享15%到30%的最后追回款项。
　　此次强生案罚款由4.85亿美元刑事罚金和17.2亿美元的民事赔偿组成。在民事赔偿中，就有近2亿美元支付给“吹口哨者”，成为美国历史上“吹口哨者”获赔最多的案件。
　　随着1990年代美国开始重拳出击医药保健行业的违法案件，《欺诈声明法》成为打击利器之一。据美国司法部统计，自2009年1月以来，司法部通过该法追回的总款项已超过167亿美元，其中超过119亿美元与联邦医疗保健计划的违法行为有关。
　　正是在上述各方力量的影响下，强生最终以22亿美元的代价，成为仅次于2009年美国辉瑞制药公司的23亿美元罚款和2012年7月英国葛兰素史克公司的30亿美元罚款之后的美国医疗保健行业第三大罚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