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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直书”与“曲笔”,是中国史学的传统和学风。它们之间的对立,不仅反映了不同的治史方法,而且往往也反映着不同的历史观点和政治观点。从春秋时期的董狐、崔杼始见,到唐代史学中,这种情况非常突出的。唐刘知几著《史通》内外篇中的《直书》和《曲笔》两篇,不仅反映了唐代史学中的实际情形,也是对史学上“直书”与“曲笔”的总结。我们不仅从中可以了解唐代史学中“直书”与“曲笔”的对立、斗争的某些具体情况,也将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和总结中国史学史上这一规律性的现象。
关键词直书 曲笔 刘知几 史通
中图分类号:K242文献标识码:A
在中国史学领域,“直书”和“曲笔”长期存在。从孔子第一次以“书法不隐”赞叹董狐为“古之良史”,到《左传》记载南史氏、太史氏,开始有了“直书”和“曲笔”的记载,到后世刘勰所论、《周书》的记述,到了唐刘知几《史通》第一次比较全面的阐述了这两方面,并且分析了出现这种对立的原因。后世的史家更是以此为基础不断的发展和认识着中国史学史上的这一特殊现象。
1 史家的职责
先秦史官的职责是记言、记事,同时还承担着祭祀和庆赏等活动的不少事务,兼有神职和人事两个方面的内容。秦汉以下,记言、记事仍是史官的主要职责之一,而对于史家的认识和要求也逐渐广泛起来,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保存信史,以明鉴戒;二是从现实中提出问题,以史经世。
孟子和司马迁都认为孔子作《春秋》是从现实着眼的。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贼子惧。”司马迁说:“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于后世。”他还说:“《春秋》,辨是非。”“《春秋》以道义。拨乱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他们的这些评论十分强调《春秋》的社会作用,高度评价了孔子的社会责任感。这是从以史经世的观点来认识孔子作《春秋》的。
刘向、扬雄、班固评论司马迁著《史记》,是从保存信史方面着手的。班固援引刘、扬之说并结合自己的见解说:“自刘向、扬雄,博及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把《史记》看作“实录”,是对司马迁作史态度及其成果的极高评价。
自孔子以下,世人多称道董狐、南史的秉笔直书精神和他们对于历史负责的神圣责任感。应该是对于他们很好把握史家这两点职责的高度评价。我们可以看出:第一,史官的职责不止记事,而且要以所记之事作为鉴戒,是闻于后世、有益当时二者的结合;第二,史官记事存真,才能鉴戒,故“直笔于朝,其来久矣,”这是史家的优良传统。
2 从“书法不隐”到“秉笔直书
“书法不隐”和“秉笔直书”是中国古代史学领域的一个古老而重要的优良传统。其内在要求就是历史记载必须务实、准确,这就要求如实记载发生的事件与人物。这个传统可能起源很早,史官本是神职,有自己神圣的职守,这就要求最大的忠实。
关于“直笔”有两件史事。《左传》宣公二年(公元前607年)所记晋国事: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即赵盾,赵穿胞兄)未出山而复。大史(董狐)书曰:“赵盾弑其君 。”以示于朝。宣子曰 :“不然 。”对曰 :“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 :“呜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 !”孔子曰 :“董孤,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 。”这件事发生在春秋中期,孔子生活在春秋末年,所以他称董狐是“古之良史”,并提出了“书法不隐”这一评价“良史”的标准。“书法”,就是史官记事的法度;“不隐”,就是不加隐讳。而且可以看出,不仅史官应该遵循,就是之争大夫也受其约束,以致为其蒙受恶名。
又,《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记齐国大夫崔杼杀了齐庄公:大史书曰 :“崔杼弑其君 。”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这件事说明当时存在破坏“书法不隐”这个法度的现象,史官真正要做到“书法不隐”,是很不容易的,随时都准备以身殉职。尽管如此,优秀的史官仍然遵循这个法度,董狐、齐太史、南史氏就是这样的“良史”。以至于后来的司马迁、吴兢、王世贞等等一大批优秀史家。
南朝刘勰说:“辞宗邱明,直归南、董。”即是说文辞应以左丘为宗师,直笔而书应当以南史氏、董狐为依归。北周柳虬在一篇上书中写道:“南史抗节,表崔杼之罪;董狐书法,明赵盾之衍。是知直笔于朝,其来久矣。”他们说的“直”、“直笔”,就是从“书法不隐”概括出来的。换言之,“书法不隐”就是直笔的主要涵义,秉笔直书就是被史家推崇的董狐精神。从“书法不隐”到“直笔”,不单单是提法的变化,而且还包含着人们认识的发展。“书法不隐”只主要是从被动的方面提出来的;“直笔”而书,则是从主动的方面提出来的,这反映了史家在主体意识方面的增强。前者是孔子那个时代对于个别史家的称赞而提出的;南北朝的时候人们谈论“直笔”,是把它作为一种史学传统或者史家作风来看待的。这也就体现了“直笔”的“良史”与破坏“书法不隐”和“直笔”这一传统或者法度的作史态度或者势力之间的斗争。
3 “直书”与“曲笔”的对立
“书法不隐”之所以受到称赞,董狐、南史氏、齐太史之所以被誉为“良史”,恰恰证明史学上有与此相反的事物存在。唐代刘知几撰《史通》,有《直书》和《曲笔》两篇,概述了唐初以前史学发展中这两种作史态度的存在和对立。
刘知几讲“直书”,还用了“正直”、“良直”、“直词”这些概念。不难看出,“正直”是从史家人品方面着眼的(“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韦昭)、崔(崔浩)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良直”是从后人评价着眼的(“董狐之书法不隐,赵盾之为法受屈,彼无忤,行之不疑,然后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直词”是从书写着眼的(“宋孝王《风俗传》、王劭《齐志》,其叙述当时,亦务在审实。”)。这些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直书”的,刘向、扬雄称司马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是包含了“直书”的各个方面,是其楷模。
刘知几论“曲笔”时,还用了“不直”、“舞词”、“臆说”、“谀言”、“谤议”、“妄说”、“诬书”、“曲词”等等概念。很明显“不直”是“直”的反意;“舞词”、“臆说”、 妄说”是指史家极不负责的作史态度和行为;“谀言”是指阿谀奉承之言,有媚主求荣之意;“谤议”、“诬书”是诽谤、污蔑之语;“曲词”有歪曲、曲解的意思,都是有明确目的“曲笔”行为。或者是诬蔑、报复他人,以报己仇;或者是媚主求荣;或者掩饰自家丑行,或者为求美名;或者夸张故旧美德。也就是说“曲笔”者一般是谋财、某位、谋名,当然也有的是为权门、强势力所胁迫。只是在表现形式、手段上和所要达到目的上有些许不同而已。
关于“直书”与“曲笔”的对立根源,首先应该从史家本人来看,也就是刘知几所说的的“禀性”,是为“君子之德”与“小人之道”的对立。《史通·直书》载:“夫人禀性,士兼百行,邪正有别,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这里所说的“君子”、“小人”、“贵”、“贱”,不是指等级界限而是德行的高下,虽然把“直曲”与“正邪”看作是人的先天禀赋是不对的,但是其分析“直笔”“曲笔”是受史家自身的德行、品质高下所影响,这确是正确的。
其次,从史学的社会作用和历史影响来看,在历史活动中人对史学所取的不同态度,是“直书”与“曲笔”对立产生的重要社会根源。《史通·曲笔》载:“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苟违斯法,岂曰能官。但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是以隐侯《宋书》多妄,萧武知而勿尤;伯起《魏史》不平,齐宣览而无谴。”正是因为史学特有的“记功司过,彰善瘅恶”的作用,以及它所具有的“得失一朝,荣辱千载”的历史影响,使人们产生一种“言之若是,吁可畏乎”的心理,这正是从历史和现实出发分析的。北魏崔浩“国史案”和北齐魏收《魏书》案,正好反映这种对立、斗争的历史和激烈程度。北魏崔浩主修国史时,直抒其原,详备而无所避讳,内容涉及魏王朝先辈许多同族杀戮、荒暴淫乱的史实。崔浩又听从旁人提议把国史铭刻于石碑上,以彰直笔,想使内容万代流传。鲜卑贵族看到后,无不愤怒,先后到太武帝前告状,指控崔浩有意暴扬国恶。太武帝下令逮捕亲审后诛杀其全族,更连坐族灭其同族及姻亲。与此相反的是北周魏收负责修国史,文宣帝高洋对他说:“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诛史官。”高洋在历史上残暴不仁,对待修史上却能说如此之话,却实在难得。魏收与众人(房延祐、辛元植、刁柔、裴昂之等)“博总斟酌”,用时仅三年多,就成《魏书》一百三十篇,为“勒成一代大典”的盛事。
刘知几任史官对此深有感受,他根据当时实情,上书监修国史的萧至忠等,说明修史之弊有有“五不可”,其中三、四两条讲到史官“倘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贬,言未绝口,而朝野具知;笔未栖毫,而搢绅咸诵。夫孙盛实录,取嫉权门,王劭直书,见仇贵族。人之情也,能无畏乎?其不可三也”;“史官注记,多取禀监修,杨令公则云“必须直词”,宗尚书则云“宜多隐恶”。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其不可四也”。这反映出武则天统治时期修史工作中曲笔与直笔对立的严重。不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權门”、“贵族”对于史学的干扰,是造成“实录难成”、曲笔猖獗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韩愈在《答刘秀才论史书》中指出:“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柳宗元在《与韩愈论史官书》中也指出:“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这就从两个不同的方面、以两种不同的态度反映出直书与曲笔之尖锐的对立。唐代《顺宗实录》、《宪宗实录》的屡屡改修,证明韩愈所说不假,也证明柳宗元主张“直道”的可贵。
毋庸讳言,在中国古代史学上,“曲笔”作史的确投下了重重的阴影,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历史撰述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然而“曲笔”始终掩盖不了“直书”的光辉,正直的史家们前仆后继,一向以此为自己的天职和本分。所谓:“盖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故而史家直书,延绵不绝,“书法不隐”、“秉笔直书”,形成了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
参考文献
[1](唐)刘知几.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杨伯俊.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5.
[3]谢保成.中国史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4]白寿彝.中国史学史[M].上海:海人民出版社,2006.
[5]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9.
关键词直书 曲笔 刘知几 史通
中图分类号:K242文献标识码:A
在中国史学领域,“直书”和“曲笔”长期存在。从孔子第一次以“书法不隐”赞叹董狐为“古之良史”,到《左传》记载南史氏、太史氏,开始有了“直书”和“曲笔”的记载,到后世刘勰所论、《周书》的记述,到了唐刘知几《史通》第一次比较全面的阐述了这两方面,并且分析了出现这种对立的原因。后世的史家更是以此为基础不断的发展和认识着中国史学史上的这一特殊现象。
1 史家的职责
先秦史官的职责是记言、记事,同时还承担着祭祀和庆赏等活动的不少事务,兼有神职和人事两个方面的内容。秦汉以下,记言、记事仍是史官的主要职责之一,而对于史家的认识和要求也逐渐广泛起来,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保存信史,以明鉴戒;二是从现实中提出问题,以史经世。
孟子和司马迁都认为孔子作《春秋》是从现实着眼的。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贼子惧。”司马迁说:“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于后世。”他还说:“《春秋》,辨是非。”“《春秋》以道义。拨乱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他们的这些评论十分强调《春秋》的社会作用,高度评价了孔子的社会责任感。这是从以史经世的观点来认识孔子作《春秋》的。
刘向、扬雄、班固评论司马迁著《史记》,是从保存信史方面着手的。班固援引刘、扬之说并结合自己的见解说:“自刘向、扬雄,博及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把《史记》看作“实录”,是对司马迁作史态度及其成果的极高评价。
自孔子以下,世人多称道董狐、南史的秉笔直书精神和他们对于历史负责的神圣责任感。应该是对于他们很好把握史家这两点职责的高度评价。我们可以看出:第一,史官的职责不止记事,而且要以所记之事作为鉴戒,是闻于后世、有益当时二者的结合;第二,史官记事存真,才能鉴戒,故“直笔于朝,其来久矣,”这是史家的优良传统。
2 从“书法不隐”到“秉笔直书
“书法不隐”和“秉笔直书”是中国古代史学领域的一个古老而重要的优良传统。其内在要求就是历史记载必须务实、准确,这就要求如实记载发生的事件与人物。这个传统可能起源很早,史官本是神职,有自己神圣的职守,这就要求最大的忠实。
关于“直笔”有两件史事。《左传》宣公二年(公元前607年)所记晋国事: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即赵盾,赵穿胞兄)未出山而复。大史(董狐)书曰:“赵盾弑其君 。”以示于朝。宣子曰 :“不然 。”对曰 :“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 :“呜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 !”孔子曰 :“董孤,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 。”这件事发生在春秋中期,孔子生活在春秋末年,所以他称董狐是“古之良史”,并提出了“书法不隐”这一评价“良史”的标准。“书法”,就是史官记事的法度;“不隐”,就是不加隐讳。而且可以看出,不仅史官应该遵循,就是之争大夫也受其约束,以致为其蒙受恶名。
又,《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记齐国大夫崔杼杀了齐庄公:大史书曰 :“崔杼弑其君 。”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这件事说明当时存在破坏“书法不隐”这个法度的现象,史官真正要做到“书法不隐”,是很不容易的,随时都准备以身殉职。尽管如此,优秀的史官仍然遵循这个法度,董狐、齐太史、南史氏就是这样的“良史”。以至于后来的司马迁、吴兢、王世贞等等一大批优秀史家。
南朝刘勰说:“辞宗邱明,直归南、董。”即是说文辞应以左丘为宗师,直笔而书应当以南史氏、董狐为依归。北周柳虬在一篇上书中写道:“南史抗节,表崔杼之罪;董狐书法,明赵盾之衍。是知直笔于朝,其来久矣。”他们说的“直”、“直笔”,就是从“书法不隐”概括出来的。换言之,“书法不隐”就是直笔的主要涵义,秉笔直书就是被史家推崇的董狐精神。从“书法不隐”到“直笔”,不单单是提法的变化,而且还包含着人们认识的发展。“书法不隐”只主要是从被动的方面提出来的;“直笔”而书,则是从主动的方面提出来的,这反映了史家在主体意识方面的增强。前者是孔子那个时代对于个别史家的称赞而提出的;南北朝的时候人们谈论“直笔”,是把它作为一种史学传统或者史家作风来看待的。这也就体现了“直笔”的“良史”与破坏“书法不隐”和“直笔”这一传统或者法度的作史态度或者势力之间的斗争。
3 “直书”与“曲笔”的对立
“书法不隐”之所以受到称赞,董狐、南史氏、齐太史之所以被誉为“良史”,恰恰证明史学上有与此相反的事物存在。唐代刘知几撰《史通》,有《直书》和《曲笔》两篇,概述了唐初以前史学发展中这两种作史态度的存在和对立。
刘知几讲“直书”,还用了“正直”、“良直”、“直词”这些概念。不难看出,“正直”是从史家人品方面着眼的(“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韦昭)、崔(崔浩)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良直”是从后人评价着眼的(“董狐之书法不隐,赵盾之为法受屈,彼无忤,行之不疑,然后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直词”是从书写着眼的(“宋孝王《风俗传》、王劭《齐志》,其叙述当时,亦务在审实。”)。这些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直书”的,刘向、扬雄称司马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是包含了“直书”的各个方面,是其楷模。
刘知几论“曲笔”时,还用了“不直”、“舞词”、“臆说”、“谀言”、“谤议”、“妄说”、“诬书”、“曲词”等等概念。很明显“不直”是“直”的反意;“舞词”、“臆说”、 妄说”是指史家极不负责的作史态度和行为;“谀言”是指阿谀奉承之言,有媚主求荣之意;“谤议”、“诬书”是诽谤、污蔑之语;“曲词”有歪曲、曲解的意思,都是有明确目的“曲笔”行为。或者是诬蔑、报复他人,以报己仇;或者是媚主求荣;或者掩饰自家丑行,或者为求美名;或者夸张故旧美德。也就是说“曲笔”者一般是谋财、某位、谋名,当然也有的是为权门、强势力所胁迫。只是在表现形式、手段上和所要达到目的上有些许不同而已。
关于“直书”与“曲笔”的对立根源,首先应该从史家本人来看,也就是刘知几所说的的“禀性”,是为“君子之德”与“小人之道”的对立。《史通·直书》载:“夫人禀性,士兼百行,邪正有别,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这里所说的“君子”、“小人”、“贵”、“贱”,不是指等级界限而是德行的高下,虽然把“直曲”与“正邪”看作是人的先天禀赋是不对的,但是其分析“直笔”“曲笔”是受史家自身的德行、品质高下所影响,这确是正确的。
其次,从史学的社会作用和历史影响来看,在历史活动中人对史学所取的不同态度,是“直书”与“曲笔”对立产生的重要社会根源。《史通·曲笔》载:“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苟违斯法,岂曰能官。但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是以隐侯《宋书》多妄,萧武知而勿尤;伯起《魏史》不平,齐宣览而无谴。”正是因为史学特有的“记功司过,彰善瘅恶”的作用,以及它所具有的“得失一朝,荣辱千载”的历史影响,使人们产生一种“言之若是,吁可畏乎”的心理,这正是从历史和现实出发分析的。北魏崔浩“国史案”和北齐魏收《魏书》案,正好反映这种对立、斗争的历史和激烈程度。北魏崔浩主修国史时,直抒其原,详备而无所避讳,内容涉及魏王朝先辈许多同族杀戮、荒暴淫乱的史实。崔浩又听从旁人提议把国史铭刻于石碑上,以彰直笔,想使内容万代流传。鲜卑贵族看到后,无不愤怒,先后到太武帝前告状,指控崔浩有意暴扬国恶。太武帝下令逮捕亲审后诛杀其全族,更连坐族灭其同族及姻亲。与此相反的是北周魏收负责修国史,文宣帝高洋对他说:“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诛史官。”高洋在历史上残暴不仁,对待修史上却能说如此之话,却实在难得。魏收与众人(房延祐、辛元植、刁柔、裴昂之等)“博总斟酌”,用时仅三年多,就成《魏书》一百三十篇,为“勒成一代大典”的盛事。
刘知几任史官对此深有感受,他根据当时实情,上书监修国史的萧至忠等,说明修史之弊有有“五不可”,其中三、四两条讲到史官“倘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贬,言未绝口,而朝野具知;笔未栖毫,而搢绅咸诵。夫孙盛实录,取嫉权门,王劭直书,见仇贵族。人之情也,能无畏乎?其不可三也”;“史官注记,多取禀监修,杨令公则云“必须直词”,宗尚书则云“宜多隐恶”。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其不可四也”。这反映出武则天统治时期修史工作中曲笔与直笔对立的严重。不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權门”、“贵族”对于史学的干扰,是造成“实录难成”、曲笔猖獗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韩愈在《答刘秀才论史书》中指出:“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柳宗元在《与韩愈论史官书》中也指出:“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这就从两个不同的方面、以两种不同的态度反映出直书与曲笔之尖锐的对立。唐代《顺宗实录》、《宪宗实录》的屡屡改修,证明韩愈所说不假,也证明柳宗元主张“直道”的可贵。
毋庸讳言,在中国古代史学上,“曲笔”作史的确投下了重重的阴影,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历史撰述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然而“曲笔”始终掩盖不了“直书”的光辉,正直的史家们前仆后继,一向以此为自己的天职和本分。所谓:“盖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故而史家直书,延绵不绝,“书法不隐”、“秉笔直书”,形成了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
参考文献
[1](唐)刘知几.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杨伯俊.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5.
[3]谢保成.中国史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4]白寿彝.中国史学史[M].上海:海人民出版社,2006.
[5]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