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作为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歌德在中德文化关系史上,乃至中西文化关系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歌德的一生跨度很大,历经了十八、十九两个世纪,因而,他的中国观也相应地表现出跨时代的特征。早在十八世纪,歌德即已认识到,当时人们所热衷的所谓“中国时尚”(Chinamode),只不过是些以罗珂珂遗物为主的东西,其基本价值也就是小玩意,小摆设,可以引起人们的惊叹而已。因此,歌德在《情感的胜利》一剧的第四幕以及《在罗马的中国人》等作品中,对这股哗众取宠式的“中国时尚”,特别是其中的“中国园林热”大加讽刺和批判,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病态的“浪漫情趣”,只是在镶嵌些“杂碎材料,适于放在茶盘镜奁之间”,对于他所力主的古典思想和自然精神并无裨益。 大约在席勒逝世时,即在十九世纪初,歌德对中国的判断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正如利奇温在其《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一书中所指出的,此前,歌德所认识的,不过是中国的外表。换言之,他所反对和批判的是那种拚命追求中国的异国情调的不良风气,否定的是纯粹从地理上和物理上去对待中国的立场。进入十九世纪,歌德自觉已真正感知到了中国文化的观念和精意,言谈之中,不时流露出赞赏之情,我们最熟悉的大概就是1827年1月31日他与艾克曼的那段谈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