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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美丽的国家，有56个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民族共同生活在一起，彼此真诚地注视和心灵的交流，决定着我们的精神质量和生存方式。
——景宜《茶马古道和一个白族女人》
春光四月，云岭高原上的普洱茶山村寨敲锣打鼓，鞭炮齐鸣，在布朗族、拉祜族、傣族、佤族、哈尼族等群众的欢呼中，又一部反映边疆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电视连续剧《茶颂》正式开机拍摄了，担任编剧和制片人的还是著名白族作家景宜。在被媒体记者包围时，她笑着对记者说：“为什么普洱茶能誉满天下，百年不衰？你们看这满山的古茶树，他们都有着上千年的树龄，最小的也有几百年历史，为什么直到如今它们都郁郁葱葱、枝繁叶茂，就因为它的根深深地扎在苍茫大山里，与泥土和山水相伴相生，与日月和云雾相息相存，要做一个人民的艺术家就必须像这千年古茶树一样，把自己的根深深扎在边疆山寨，和各民族的百姓乡亲生息在一起。”
也许很多人不知道，很多年前也是这样一个春风四月天，一个白族小姑娘从云岭高原走来，穿着老祖母给她缝的白族服装，迈着稚嫩的脚步，登上中国文坛。以她清新优美的写作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少数民族妇女写作一只报春的燕子。三十多年过去了，她一路跋山涉水，一路硕果芬芳。
景宜在影视界的成就被新浪网评价为：“景宜堪称中国民族题材电视剧的首席编剧，三年之内两部电视剧登陆央视一套黄金时段，创造了建国以来少数民族题材电视连续剧的最高收视率，成为当下编剧界可望而不可及的标新人物。”
今天她又一次踏上云岭高原主持大型民族题材电视连续剧的拍摄，万里江山，眷恋绵长，她站在人民中间，她为人民写作；她站在各民族中间，为增进56个民族兄弟姐妹的交流与了解而奔走，她是优秀的中华儿女，她为向世界传递中华文化而尽心竭力。
最会讲故事的白族姑娘
认识景宜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评价：她是最会讲故事的人！
通过景宜的许多文学作品不难看出，作家得益于养活她的那一方水土。云南大理苍山洱海，白族人民辛劳勇敢，四季不败的鲜花，风情浓郁的民俗，从小她就在洱海的渔船上看看月亮，从那些渔歌和白族人祖祖辈辈的故事中，她听到的不是风情，而是心灵的悸动和精神的撑托。这是她区别所有文学青年的地方，她早期的小说开始就询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与天下人有什么不同？”
浸润于自然与人文之美，景宜完成了最诗意的启蒙。故事和人物自然而然地扎根在心里，活泼泼的，景宜忍不住，把它们写出来。那时，她是大理民族歌舞团舞蹈团创作员，处女作就是在宿舍里完成的，完全为抒发内心而写作。
对语言的敏感一下子表现出来。短篇小说《骑鱼的女人》被《民族文学》杂志编辑看中，那时景宜汉语水平还有限，文章中很多错别字，但她用故事征服了所有人。著名作家丁玲读后评价：“景宜非常会讲故事，在她心中的人物都是有眉眼的，看得见心灵的。”
应该说，这段时间，中国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创作尚处在萌芽阶段。景宜正是靠着女性意识的觉醒而被中国文坛所认知，从而迅速崛起。她的早期作品长篇小说《白菱花手镯》、短篇小说《雪》、《骑鱼的女人》等，中短篇小说集《谁有美丽的红指甲》也都带有鲜明的少数民族女性色彩。《中国当代文学史》一书中如此评价她的早期创作：“景宜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领域中的位置，不在于作品的数量，而是在于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前卫意识、对当代少数民族妇女文学的起步所产生的影响和杰出贡献，而成为新时期第一个荣获中篇小说和优秀小说集国家奖的白族女作家载入史册。”
1981年，在一代老作家丁玲、玛拉沁夫、艾青的关注下，景宜第一次走出大理，到北京参加中央文学讲习所第六期少数民族作家班。这是十年动荡结束，学校恢复教学后第二期作家班。当时她穿着简朴的练功衣裤，挽着长发，雀跃着走进中国作协大门，还被门卫拦住，误以为她要去舞蹈学院。最后还是门卫大爷翻开名册核对姓名后，才打电话叫来谷建滋老师把她接到教室里。而今回想，经典的场面令人捧腹，却也不由令人感慨，那个年代青年作家的匮乏。
作家班实行分组导师制，景宜师承丁玲、玛拉沁夫、冯木，她和同学经常被艾青带到家里，居室狭窄，素净简朴，师生围坐，共叙创作。那是多么难忘的时光。景宜很早就读过《大堰河，我的保姆》，而今终于有机会面对师长，他却在十年浩劫中历经沧桑。她想知道，经过这些时代的动荡和承受屈辱之后，这些老作家心中，仍然对祖国和人民包含深情。景宜从此看到了中国作家崇高的精神境界。大师们在他们面前，迸发出的是前所未有的激情，是压抑多年后加倍弥补逝去光阴的渴望，还有就是对培养和携后辈的急切心愿。老作家草明读了景宜的《其余的女人》后，称，“这种来自山野和流水的生命的张力，和作家独一无二的表达，让我们看到了少数民族姐妹的智慧，和中国文学的春天。”除了艾青，走上作家班讲台的，还有茅盾、周扬、马烽、贺敬之……那些令人望其项背的大师，今天就站在景宜的面前。动乱之后，他们重新焕发青春，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创作经验传达给一代年轻的少数民族作家。在在这段时间，景宜大量阅读了中外文学史和许多世界名著，饱览了世界五千年，中外文学史的经典——唐诗、宋词、元曲、明清话本小说，她还最喜欢听周汝昌老先生解读红楼梦和陈荒煤先生主持的世界电影史、中国电影史，一个空前丰富灿烂的文学世界为这个只会听渔歌和民间故事、传说的白族女孩子打开了广阔的文学世界。
“那是很有意思的一段时光，他们每一个都是用生命体验过祖国、和人民的关系。从他们身上我能从他们身上体验到深深的、凝重的情感。”
景宜还在读书期间，第一次走进人民大会堂。恰逢少数民族文学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那是我第一次进人民大会堂。那么漂亮，水晶灯、大理石地面、红地毯……”在存包处，景宜忍不住把鞋一起存了，光着脚走上楼梯。后面一个声音响起来，“前面那个穿民族服装的孩子是谁啊？”这是著名作家丁玲在惊讶地发问。景宜的老师赶紧介绍说，“这个就是您辅导那个女孩子。”
丁玲老师走过来，亲切地看着景宜说：“孩子，我看了你的小说，你这么年轻，就能成为一个少数民族作家，同志们，你看多好的一件事情啊。我真高兴啊。”三十年过去了，这一幕深深印在景宜心中，依旧温暖如初。
大会堂璀璨的灯光，照亮了景宜的内心。
早期自发的创作意识，在前辈的提携引导下提升为一种创作自觉，责任感与使命感开始在景宜的创作中占据更重的分量。改革开放的波澜壮阔，对文化艺术发展的迫切需求，经济快速前进时期为文化繁荣提供的有利条件，都带动着这个年轻的少数民族女作家一路向前。“这些提升了我的信念”，贯穿景宜日后的创作里。对人民对国家的感情，始终深深影响着她。
做个民族文化交往的使者
2000年7月，流火的北京，喧闹的首都机场，一位盲眼老人身穿藏袍，被一个年轻人搀扶着走下飞机，缓缓而沉稳地穿过候机楼，向机场出口而行。虽看上去年事以高，然而魁梧的身材在酱红色和土黄色藏袍的映衬下，依旧充满力量。
他是著名藏医学者强巴赤列。因为身体原因，他已经十几年没有下过高原，内地很多重要活动、学术会议都被他谢绝。眼睛不方便，他不能走上扶梯，因此只能步行下楼，他一步一摸索着走下楼梯，步伐蹒跚而倔强。
就在强巴赤列急切地走来时，还有两位年轻人抱着鲜花正向这个方向而来。她们是景宜和作家出版社编辑姜晓燕。当迎面看到强巴赤列时，景宜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强烈的情感，跪倒在老人面前，泣不成声。
时间似乎在此凝固。
强巴赤列此行就是要亲自参加景宜的长篇报告文学《金色喜马拉雅》新书发布会。他并不是专门代表自己而来。当一年前，年轻少数民族女记者景宜，心怀敬意地走进高原之上的西藏藏医学院细长而幽深的走廊，当她第一次看到强巴赤列，听他浑厚的声音讲起藏医学的历史，当老人第一次捧起专为坎坷发展的藏医学写的传时……一段藏民族的历史被隆重地记录。
新书发布会上，邓友梅代表中国作协讲话中对景宜的评价，或许能够对这种民族间的情感做出一番解答。“景宜是一个白族作家，她用自己独特的写作方式，为追求平等和谐与民族的凝聚力，成为中国作家的典范。”邓友梅的评论，不啻为对景宜当时时代的写作和她的角度、位置、责任，最重要的一个表述。
被这种感情所牵引，之后景宜连续推出《东方大峡谷》《节日与生产》两部长篇报告文学，三部作品无一例外将视角投向世纪之交的少数民族文化精神、生存状态和未来发展趋势，引起中国文坛极大关注。
2000年，景宜投入到民族历史剧《金凤花开》剧本的创作中。她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向民族地区派出访问团为背景，在23集的篇幅中，写到中央访问团进入边疆民族村寨、深山老林，访问少数民族和土司头人；他们跨越怒江大峡谷，把盐巴、棉被和药品送到独龙族、怒族、傈僳族人民族手中；他们翻越雪山江河，进入香格里拉寺院与八大老僧平等和谈，为藏族人民送去党中央毛泽东的关怀。他们在工作中认识了一个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通过他们的工作认识了新中国……这些引人入胜的情节，都是真实的历史，它们同新中国成立之后很多少数民族故事一样隐藏在山水之间、时间之后，格外动听又弥足珍贵。
在保山，景宜翻过高黎贡山，探访这段历史。1978年，她第一次去往独龙族自治村，矗立在独龙江畔的高黎贡山山势陡峭，高峰低谷，南北相间排列，风景奇秀，道路险绝。“高黎贡山太高了，一天翻不过去，第一天要住在半山腰。第二天一口气赶紧翻过去，当晚还下不去，要继续住在半山腰。山上海拔五六千米，喘不过来气。”那次独龙江之行，景宜把脚趾甲走成了紫色，里面满是淤血。翻山之险至今历历在目，与独龙族人结下的友谊也深藏于心。
独龙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之一，解放前，独龙族人被称为“俅人”，也就是野人的意思。1959年，在周恩来总理亲自为他们改名为独龙族。还亲切地问当时的头人孔志清是否满意这个名字。孔志清回答说：“我们就生活在独龙江边，我们很爱这个名字。”时隔多年，景宜在村子里，伴着独龙江奔涌的波涛，听孔志清的孙子为她讲述这段历史，满怀深情，感慨万千。
在心中，景宜进入自己的家族史，挖掘这些经历。景宜的父亲是解放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干部，母亲是白族，是新中国第一代民族工作者。《金凤花开》中，白族姑娘金凤和中央访问团警卫连连长张东海身上，深藏着景宜父母的影子。2009年，电视剧《金凤花开》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开播前，景宜专程到云南看望傣族长者召存信，告诉他这个好消息。当时已经八十多岁的召存信，身体很不好，但他仍旧坚持用傣文在景宜的笔记本上写了四个字：“祖国万岁”。
每想至此，景宜都热泪盈眶。“新中国还给少数民族做人的尊严，我一定要找一个角度来表达这种感受。”《金凤花开》在央视一套首播，收视率4.6%，跻身央视一套全年收视率排行前十名。《文艺报》评论：作家景宜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敏锐的文学洞察力，书写了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当代不同民族的生存状态文化意识，在历史巨变中的进步与升华，在当代少数民族妇女写作领域创造了不可替代的文学地位。
探寻中国文学的世界视野
山一程，水一程，迎彩霞送黄昏。景宜将自己的心灵和创作的激情全都投放在她所经过的每一道悬崖陡壁前，每一条大江激流处，每一段尘封的历史中，每一个少数民族同胞的故事里。虽然所写皆是古老的民族、普通的民众，但她却把自己内心的视野却投向更宏大的目标，就是要为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学的范围内寻一个未来。
景宜坚信，这个时代会很快到来。多年创作生涯，她一直关注着世界文化大背景的变化，不论阅读、影视，都有涉猎，在生活于世界不同角落人群的文化中探寻共同的精神、共通的价值。当年在文学班时，老师艾青的话她至今铭记：“你们一定要记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生活方式，这是你们最丰富的土壤。”
景宜有这样的土壤。“在我们美丽的国家，有56个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民族共同生活在一起，彼此真诚地注视和心灵的往来，决定着我们的精神质量和生存方式。”在报告文学《茶马古道》的序言中，景宜满含对各民族的祝福，写下这样的话。
茶马古道是我国西南地区，以马帮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间国际商贸通道。这条路是中国西南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走廊，同时也是一个特殊的地域称谓，是世界上自然风光最壮观、文化最为神秘的一条路，蕴藏着开发不尽的文化遗产。这是一条不许女人赶马而行的路，景宜带着敬畏上路。穿过云南纳西族人的村寨、走进藏族人的地盘，途中见到傈僳族的民众，吃一碗普米人家的家常饭，与布朗族谈茶马古道的历史，看傣族人行走的经验……这也是一条各个民族共同拥有的历史故道，崎岖的山路险恶的环境中，重叠着各民族的足迹，回响着不同马帮的铃声，在这里，团结与和谐不再是口号，而是生存的概念。或许世界上很少再有哪一条路，能够如此完整地诠释和谐共生的含义，这一内涵，因为不同民族世世代代的共同阐释而变得更加生动丰富。
除文化因素外，时代的局限、制度的缺失或许使人有时感到正当欲望却遭受挫折，理想遥不可及，但真、善、美和它们所唤起的民众内心的力量，却是任何困苦险恶都无法阻挡的，在任何一段历史时期都未曾改变。景宜愿意去捕捉这种美好，即便微弱渺小，哪怕转瞬即逝，她也要全力以赴。
报告文学《节日与生存》，是景宜要呈现给世界的另一种中国态度。1996年丽江7.0级地震，一个民族的栖息之所被夷为平地。灾后重建的过程极其艰辛，最难的不是盖房子修路，而是精神的重塑和发展方向的确立。“要修旧如旧，重建丽江，谈何容易！”她看到了丽江的蜕变，浴火重生，最后成功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成为中国旅游黄金地带。
景宜被感动了，她意识到，昔日少数民族节日与生存的关系，在今天已经演变为文化与发展的关系。这是国外引进的思维，在丽江被赋予新的内涵。她毫不犹豫地将这种变化付诸笔端，呈现给时代，留存于历史。
“在世界文化潮流的背景下，我一直在证实中国文学价值、中国作家的位置、中国文化的未来。”散落在中国广袤土地上的文化与发展，在景宜的笔下、镜头中为世界所知，而她又以世界文学的视野，反观自己的民族，升华自己的作品。涌动的激情，灵动的语言，诗意的表达，长期做电视编导所具有的独特的画面感，创造性地将对话体新闻采访内容置于报告文学中，又一次次地赋予作品活力和能量。
在景宜看来，中国故事中包含的中华文明中和谐的文化，尊崇自然、天人合一、提倡人的尊严、讲究平等，无以取代。“随着中国科技发展、经济发展、国家强大，中华文化的影响会越来越强大。我可能是其中小小的一份子。”
担起国家文化发展重任
2011年11月24日，北京民族饭店大堂，华灯绽放，欢声笑语。中国文联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们在此欢聚一堂。景宜与几位作家朋友围坐一桌，畅叙会议，交流近况。期间，不断有青年代表过来问好，请教，景宜恍然觉得这一幕似曾相识。
昔日，她也曾这样围拢在老一辈作家的周围。光阴如梭，看着身边热忱的目光，景宜陡然感到责任已经重重地压在肩上。
作为少数民族作家，景宜不断自问：该做些什么？
她要求自己的目光超越时下流行的民族题材作品的创作视角，真正深入到少数民族群众当中，实实在在感受他们的情感，观察他们的生活，挖掘他们的历史，理解他们的思想，了解他们的诉求，用创作实践着和谐、平等、共同繁荣、共同发展的时代主题。“只有把民族文化深层的最精华的部分发掘出来，才能为中华民族伟大的文化复兴作出自己的贡献，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看到时下社会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关注点，不是被模式化的旅游景点，就是被娱乐化的民族风情，景宜深感担忧，那些艳丽与喧嚣，打碎了少数民族真正纯正的文化与精神，掩盖了那些被关注土地上百姓们生活的变迁和内心的思考。各民族之间的互相认知，从来不是单纯建立在热热闹闹的走马观花中，而是生发于扎扎实实的交往中。水乳交融的信赖，才牢固可靠，经得住风吹雨打、世事变迁。
为了作品符合历史真实，她要大量学习各民族的文化和历史。数个长假，她都独自一人埋头故纸堆，在图书馆里与一本本蒙着尘土的地方志、地方史、民族学术书籍为伴，学习民族生活和民族文化。她的每一部作品，都必须建立在扎实的史学基础之上。拍摄电视剧《茶马古道》期间，有文学编辑问景宜，日本特务真的来过拉萨吗？景宜一一给她讲解，并在事后写下这样的感受：“我认为一个作家，学习的层面应该是广阔的，要注重对历史与现实之间的透视和理解，绝不能为写戏而乱编，往往历史和现实中的一些小细节能够给你提供大境界，当然首先你的心胸要广大。”在景宜看来，每一个作家都能实现这样的讨论，作品才算有了根基，才有可能成为人民的艺术家。
2011年，景宜大多数时间在新疆和田地区。这里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缘，居住着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多个民族。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准备在这个古丝绸之路沿线重镇建立全国最大的丝绸厂。解放军某部就地留下，与当地各族群众一起筹备建厂，最终在这片从未有过现代工业的西部荒漠中建立起全国最大的丝绸厂。半个世纪的光阴，讲述了各民族、几代人彼此交往、融合，一起奋斗、生活、生产、发展的故事。景宜在天山南北奔波寻访。
当年建厂的第一任厂长姓吴，是解放新疆的一位老干部，为建立和田丝绸厂献出了毕生精力，已经去世了。几经周折景宜见到了他的夫人，老人带着景宜到了吴厂长的灵堂。“一进门，阿姨就说，老吴，中央派人来看你了！”景宜当场落泪。“叔叔阿姨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但我们不会忘记你们的。”
在这简单普通的话语里，景宜感受到了国家在这些老人心里的位置。这些一生在边疆寂寞耕耘、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的人们，是多么需要被关注，而他们的心愿，又简单得让人感到心酸。
一次，景宜为写作电视剧《丝绸之路》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上的一个村庄中采访出来，满身尘土，严严实实包着围巾，正巧遇到国家广电总局一行到新疆和田地区赠送电视节目做援疆工作。几辆大轿车，从上面走下来的广电总局领导和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领导，还有许多著名的制片人、影视公司的代表，当穿着维吾尔族大花布衫，严严实实包着围巾，灰头土脸的景宜出现在大家面前时，所有人都愣住了。广电总局的一位领导惊讶地问：“你怎么会在这呢景宜？你来干什么？”当景宜把自己的创作计划和在当地的采访，这位领导扶着景宜的肩膀跟在场的年轻作家说：“看到了吗？这就是人民的艺术家。”
因为精力全部投入于采风、创作，景宜推掉了很多轻而易举能够得到的头衔和社会职务。她专注于她的民族题材影视创作，倾心于那些最普通但却值得关注的人们。她走向他们，他们也欢迎她。当她在和田地区采访结束的时候，当年和田丝绸厂的女性们，在家里给她做维吾尔族抓饭，给她缝制乌兹别克族的裙子，她们深情地说：“我们真高兴啊，我们有这样的作家，你没有忘记我们，从北京了看我们，虽然你是白族作家，但你也是我们的作家，是全国少数民族喜欢的作家。”
缺少剧本的时候，她是编剧；创作了好剧本，她做制片人；电视剧开机了，她又泡在现场，民族题材电视剧拍摄环境往往艰苦，有时在高原，有时在山野，有时演员嫌条件苦中途退出，她还要重操旧业当演员。可是，她乐在其中。
“作为作家，首先需要激情，同时还要有对人民的热爱，和勇敢、坚定的精神。”景宜编剧的两部电视剧都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播出，这在当下很少见。普通人的生活与故事，民族文化的积淀，电视形式的应用，她的作品征服了很多人，也收获了很多殊荣。但内心深处，她始终怀有感恩的心：“我感谢今天的社会环境，让我的土地、人民赋予我的责任得以不断实现。可能也只有在中国、在今天能够产生我这样的作家。这些年创作尽管很苦，但是我很自信，还是能做到一些事情。我想我是很幸福的。”
半个世纪前，那个望着家门口茶园发呆冥想的白族小女孩，今天带着大队人马返回故乡为古老的茶王书写传记；三十年前，那个第一次来到北京，普通话还说不好的年轻女作家，虔诚地光着脚走过人民大会堂光洁坚实的大理石地面，庄重地踏上第一阶楼梯，看到猩红的地毯在眼前铺展开来，等待她拾级而上，从容前行，2011年她已经作为全国作代会代表，第十数次进入人民大会堂，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建言献策……岁月的光影在这样的时刻合二而一，当年的年轻作家景宜与而今的端庄大气著名少数民族作家景宜的身影，缓缓重合。
时光仿佛在此定格。所有的美好早已被她用文字、影像记录在历史中。
又怎能定格！
每一次出发、每一回感动、每一场采访、每一部作品中，她所背负的希望与嘱托就多一分。这是国家和人民的希冀，景宜自知，唯有奋力前行，不敢停歇。多年以来，国家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历史与世界文学也为发展中的中国留下了广阔的空间，站在人民中间，背倚泱泱中华文化，作为新中国少数民族杰出女性作家，景宜心中始终有一个声音，清晰有力——要做人民的艺术家。
——景宜《茶马古道和一个白族女人》
春光四月，云岭高原上的普洱茶山村寨敲锣打鼓，鞭炮齐鸣，在布朗族、拉祜族、傣族、佤族、哈尼族等群众的欢呼中，又一部反映边疆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电视连续剧《茶颂》正式开机拍摄了，担任编剧和制片人的还是著名白族作家景宜。在被媒体记者包围时，她笑着对记者说：“为什么普洱茶能誉满天下，百年不衰？你们看这满山的古茶树，他们都有着上千年的树龄，最小的也有几百年历史，为什么直到如今它们都郁郁葱葱、枝繁叶茂，就因为它的根深深地扎在苍茫大山里，与泥土和山水相伴相生，与日月和云雾相息相存，要做一个人民的艺术家就必须像这千年古茶树一样，把自己的根深深扎在边疆山寨，和各民族的百姓乡亲生息在一起。”
也许很多人不知道，很多年前也是这样一个春风四月天，一个白族小姑娘从云岭高原走来，穿着老祖母给她缝的白族服装，迈着稚嫩的脚步，登上中国文坛。以她清新优美的写作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少数民族妇女写作一只报春的燕子。三十多年过去了，她一路跋山涉水，一路硕果芬芳。
景宜在影视界的成就被新浪网评价为：“景宜堪称中国民族题材电视剧的首席编剧，三年之内两部电视剧登陆央视一套黄金时段，创造了建国以来少数民族题材电视连续剧的最高收视率，成为当下编剧界可望而不可及的标新人物。”
今天她又一次踏上云岭高原主持大型民族题材电视连续剧的拍摄，万里江山，眷恋绵长，她站在人民中间，她为人民写作；她站在各民族中间，为增进56个民族兄弟姐妹的交流与了解而奔走，她是优秀的中华儿女，她为向世界传递中华文化而尽心竭力。
最会讲故事的白族姑娘
认识景宜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评价：她是最会讲故事的人！
通过景宜的许多文学作品不难看出，作家得益于养活她的那一方水土。云南大理苍山洱海，白族人民辛劳勇敢，四季不败的鲜花，风情浓郁的民俗，从小她就在洱海的渔船上看看月亮，从那些渔歌和白族人祖祖辈辈的故事中，她听到的不是风情，而是心灵的悸动和精神的撑托。这是她区别所有文学青年的地方，她早期的小说开始就询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与天下人有什么不同？”
浸润于自然与人文之美，景宜完成了最诗意的启蒙。故事和人物自然而然地扎根在心里，活泼泼的，景宜忍不住，把它们写出来。那时，她是大理民族歌舞团舞蹈团创作员，处女作就是在宿舍里完成的，完全为抒发内心而写作。
对语言的敏感一下子表现出来。短篇小说《骑鱼的女人》被《民族文学》杂志编辑看中，那时景宜汉语水平还有限，文章中很多错别字，但她用故事征服了所有人。著名作家丁玲读后评价：“景宜非常会讲故事，在她心中的人物都是有眉眼的，看得见心灵的。”
应该说，这段时间，中国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创作尚处在萌芽阶段。景宜正是靠着女性意识的觉醒而被中国文坛所认知，从而迅速崛起。她的早期作品长篇小说《白菱花手镯》、短篇小说《雪》、《骑鱼的女人》等，中短篇小说集《谁有美丽的红指甲》也都带有鲜明的少数民族女性色彩。《中国当代文学史》一书中如此评价她的早期创作：“景宜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领域中的位置，不在于作品的数量，而是在于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前卫意识、对当代少数民族妇女文学的起步所产生的影响和杰出贡献，而成为新时期第一个荣获中篇小说和优秀小说集国家奖的白族女作家载入史册。”
1981年，在一代老作家丁玲、玛拉沁夫、艾青的关注下，景宜第一次走出大理，到北京参加中央文学讲习所第六期少数民族作家班。这是十年动荡结束，学校恢复教学后第二期作家班。当时她穿着简朴的练功衣裤，挽着长发，雀跃着走进中国作协大门，还被门卫拦住，误以为她要去舞蹈学院。最后还是门卫大爷翻开名册核对姓名后，才打电话叫来谷建滋老师把她接到教室里。而今回想，经典的场面令人捧腹，却也不由令人感慨，那个年代青年作家的匮乏。
作家班实行分组导师制，景宜师承丁玲、玛拉沁夫、冯木，她和同学经常被艾青带到家里，居室狭窄，素净简朴，师生围坐，共叙创作。那是多么难忘的时光。景宜很早就读过《大堰河，我的保姆》，而今终于有机会面对师长，他却在十年浩劫中历经沧桑。她想知道，经过这些时代的动荡和承受屈辱之后，这些老作家心中，仍然对祖国和人民包含深情。景宜从此看到了中国作家崇高的精神境界。大师们在他们面前，迸发出的是前所未有的激情，是压抑多年后加倍弥补逝去光阴的渴望，还有就是对培养和携后辈的急切心愿。老作家草明读了景宜的《其余的女人》后，称，“这种来自山野和流水的生命的张力，和作家独一无二的表达，让我们看到了少数民族姐妹的智慧，和中国文学的春天。”除了艾青，走上作家班讲台的，还有茅盾、周扬、马烽、贺敬之……那些令人望其项背的大师，今天就站在景宜的面前。动乱之后，他们重新焕发青春，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创作经验传达给一代年轻的少数民族作家。在在这段时间，景宜大量阅读了中外文学史和许多世界名著，饱览了世界五千年，中外文学史的经典——唐诗、宋词、元曲、明清话本小说，她还最喜欢听周汝昌老先生解读红楼梦和陈荒煤先生主持的世界电影史、中国电影史，一个空前丰富灿烂的文学世界为这个只会听渔歌和民间故事、传说的白族女孩子打开了广阔的文学世界。
“那是很有意思的一段时光，他们每一个都是用生命体验过祖国、和人民的关系。从他们身上我能从他们身上体验到深深的、凝重的情感。”
景宜还在读书期间，第一次走进人民大会堂。恰逢少数民族文学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那是我第一次进人民大会堂。那么漂亮，水晶灯、大理石地面、红地毯……”在存包处，景宜忍不住把鞋一起存了，光着脚走上楼梯。后面一个声音响起来，“前面那个穿民族服装的孩子是谁啊？”这是著名作家丁玲在惊讶地发问。景宜的老师赶紧介绍说，“这个就是您辅导那个女孩子。”
丁玲老师走过来，亲切地看着景宜说：“孩子，我看了你的小说，你这么年轻，就能成为一个少数民族作家，同志们，你看多好的一件事情啊。我真高兴啊。”三十年过去了，这一幕深深印在景宜心中，依旧温暖如初。
大会堂璀璨的灯光，照亮了景宜的内心。
早期自发的创作意识，在前辈的提携引导下提升为一种创作自觉，责任感与使命感开始在景宜的创作中占据更重的分量。改革开放的波澜壮阔，对文化艺术发展的迫切需求，经济快速前进时期为文化繁荣提供的有利条件，都带动着这个年轻的少数民族女作家一路向前。“这些提升了我的信念”，贯穿景宜日后的创作里。对人民对国家的感情，始终深深影响着她。
做个民族文化交往的使者
2000年7月，流火的北京，喧闹的首都机场，一位盲眼老人身穿藏袍，被一个年轻人搀扶着走下飞机，缓缓而沉稳地穿过候机楼，向机场出口而行。虽看上去年事以高，然而魁梧的身材在酱红色和土黄色藏袍的映衬下，依旧充满力量。
他是著名藏医学者强巴赤列。因为身体原因，他已经十几年没有下过高原，内地很多重要活动、学术会议都被他谢绝。眼睛不方便，他不能走上扶梯，因此只能步行下楼，他一步一摸索着走下楼梯，步伐蹒跚而倔强。
就在强巴赤列急切地走来时，还有两位年轻人抱着鲜花正向这个方向而来。她们是景宜和作家出版社编辑姜晓燕。当迎面看到强巴赤列时，景宜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强烈的情感，跪倒在老人面前，泣不成声。
时间似乎在此凝固。
强巴赤列此行就是要亲自参加景宜的长篇报告文学《金色喜马拉雅》新书发布会。他并不是专门代表自己而来。当一年前，年轻少数民族女记者景宜，心怀敬意地走进高原之上的西藏藏医学院细长而幽深的走廊，当她第一次看到强巴赤列，听他浑厚的声音讲起藏医学的历史，当老人第一次捧起专为坎坷发展的藏医学写的传时……一段藏民族的历史被隆重地记录。
新书发布会上，邓友梅代表中国作协讲话中对景宜的评价，或许能够对这种民族间的情感做出一番解答。“景宜是一个白族作家，她用自己独特的写作方式，为追求平等和谐与民族的凝聚力，成为中国作家的典范。”邓友梅的评论，不啻为对景宜当时时代的写作和她的角度、位置、责任，最重要的一个表述。
被这种感情所牵引，之后景宜连续推出《东方大峡谷》《节日与生产》两部长篇报告文学，三部作品无一例外将视角投向世纪之交的少数民族文化精神、生存状态和未来发展趋势，引起中国文坛极大关注。
2000年，景宜投入到民族历史剧《金凤花开》剧本的创作中。她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向民族地区派出访问团为背景，在23集的篇幅中，写到中央访问团进入边疆民族村寨、深山老林，访问少数民族和土司头人；他们跨越怒江大峡谷，把盐巴、棉被和药品送到独龙族、怒族、傈僳族人民族手中；他们翻越雪山江河，进入香格里拉寺院与八大老僧平等和谈，为藏族人民送去党中央毛泽东的关怀。他们在工作中认识了一个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通过他们的工作认识了新中国……这些引人入胜的情节，都是真实的历史，它们同新中国成立之后很多少数民族故事一样隐藏在山水之间、时间之后，格外动听又弥足珍贵。
在保山，景宜翻过高黎贡山，探访这段历史。1978年，她第一次去往独龙族自治村，矗立在独龙江畔的高黎贡山山势陡峭，高峰低谷，南北相间排列，风景奇秀，道路险绝。“高黎贡山太高了，一天翻不过去，第一天要住在半山腰。第二天一口气赶紧翻过去，当晚还下不去，要继续住在半山腰。山上海拔五六千米，喘不过来气。”那次独龙江之行，景宜把脚趾甲走成了紫色，里面满是淤血。翻山之险至今历历在目，与独龙族人结下的友谊也深藏于心。
独龙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之一，解放前，独龙族人被称为“俅人”，也就是野人的意思。1959年，在周恩来总理亲自为他们改名为独龙族。还亲切地问当时的头人孔志清是否满意这个名字。孔志清回答说：“我们就生活在独龙江边，我们很爱这个名字。”时隔多年，景宜在村子里，伴着独龙江奔涌的波涛，听孔志清的孙子为她讲述这段历史，满怀深情，感慨万千。
在心中，景宜进入自己的家族史，挖掘这些经历。景宜的父亲是解放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干部，母亲是白族，是新中国第一代民族工作者。《金凤花开》中，白族姑娘金凤和中央访问团警卫连连长张东海身上，深藏着景宜父母的影子。2009年，电视剧《金凤花开》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开播前，景宜专程到云南看望傣族长者召存信，告诉他这个好消息。当时已经八十多岁的召存信，身体很不好，但他仍旧坚持用傣文在景宜的笔记本上写了四个字：“祖国万岁”。
每想至此，景宜都热泪盈眶。“新中国还给少数民族做人的尊严，我一定要找一个角度来表达这种感受。”《金凤花开》在央视一套首播，收视率4.6%，跻身央视一套全年收视率排行前十名。《文艺报》评论：作家景宜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敏锐的文学洞察力，书写了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当代不同民族的生存状态文化意识，在历史巨变中的进步与升华，在当代少数民族妇女写作领域创造了不可替代的文学地位。
探寻中国文学的世界视野
山一程，水一程，迎彩霞送黄昏。景宜将自己的心灵和创作的激情全都投放在她所经过的每一道悬崖陡壁前，每一条大江激流处，每一段尘封的历史中，每一个少数民族同胞的故事里。虽然所写皆是古老的民族、普通的民众，但她却把自己内心的视野却投向更宏大的目标，就是要为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学的范围内寻一个未来。
景宜坚信，这个时代会很快到来。多年创作生涯，她一直关注着世界文化大背景的变化，不论阅读、影视，都有涉猎，在生活于世界不同角落人群的文化中探寻共同的精神、共通的价值。当年在文学班时，老师艾青的话她至今铭记：“你们一定要记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生活方式，这是你们最丰富的土壤。”
景宜有这样的土壤。“在我们美丽的国家，有56个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民族共同生活在一起，彼此真诚地注视和心灵的往来，决定着我们的精神质量和生存方式。”在报告文学《茶马古道》的序言中，景宜满含对各民族的祝福，写下这样的话。
茶马古道是我国西南地区，以马帮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间国际商贸通道。这条路是中国西南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走廊，同时也是一个特殊的地域称谓，是世界上自然风光最壮观、文化最为神秘的一条路，蕴藏着开发不尽的文化遗产。这是一条不许女人赶马而行的路，景宜带着敬畏上路。穿过云南纳西族人的村寨、走进藏族人的地盘，途中见到傈僳族的民众，吃一碗普米人家的家常饭，与布朗族谈茶马古道的历史，看傣族人行走的经验……这也是一条各个民族共同拥有的历史故道，崎岖的山路险恶的环境中，重叠着各民族的足迹，回响着不同马帮的铃声，在这里，团结与和谐不再是口号，而是生存的概念。或许世界上很少再有哪一条路，能够如此完整地诠释和谐共生的含义，这一内涵，因为不同民族世世代代的共同阐释而变得更加生动丰富。
除文化因素外，时代的局限、制度的缺失或许使人有时感到正当欲望却遭受挫折，理想遥不可及，但真、善、美和它们所唤起的民众内心的力量，却是任何困苦险恶都无法阻挡的，在任何一段历史时期都未曾改变。景宜愿意去捕捉这种美好，即便微弱渺小，哪怕转瞬即逝，她也要全力以赴。
报告文学《节日与生存》，是景宜要呈现给世界的另一种中国态度。1996年丽江7.0级地震，一个民族的栖息之所被夷为平地。灾后重建的过程极其艰辛，最难的不是盖房子修路，而是精神的重塑和发展方向的确立。“要修旧如旧，重建丽江，谈何容易！”她看到了丽江的蜕变，浴火重生，最后成功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成为中国旅游黄金地带。
景宜被感动了，她意识到，昔日少数民族节日与生存的关系，在今天已经演变为文化与发展的关系。这是国外引进的思维，在丽江被赋予新的内涵。她毫不犹豫地将这种变化付诸笔端，呈现给时代，留存于历史。
“在世界文化潮流的背景下，我一直在证实中国文学价值、中国作家的位置、中国文化的未来。”散落在中国广袤土地上的文化与发展，在景宜的笔下、镜头中为世界所知，而她又以世界文学的视野，反观自己的民族，升华自己的作品。涌动的激情，灵动的语言，诗意的表达，长期做电视编导所具有的独特的画面感，创造性地将对话体新闻采访内容置于报告文学中，又一次次地赋予作品活力和能量。
在景宜看来，中国故事中包含的中华文明中和谐的文化，尊崇自然、天人合一、提倡人的尊严、讲究平等，无以取代。“随着中国科技发展、经济发展、国家强大，中华文化的影响会越来越强大。我可能是其中小小的一份子。”
担起国家文化发展重任
2011年11月24日，北京民族饭店大堂，华灯绽放，欢声笑语。中国文联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们在此欢聚一堂。景宜与几位作家朋友围坐一桌，畅叙会议，交流近况。期间，不断有青年代表过来问好，请教，景宜恍然觉得这一幕似曾相识。
昔日，她也曾这样围拢在老一辈作家的周围。光阴如梭，看着身边热忱的目光，景宜陡然感到责任已经重重地压在肩上。
作为少数民族作家，景宜不断自问：该做些什么？
她要求自己的目光超越时下流行的民族题材作品的创作视角，真正深入到少数民族群众当中，实实在在感受他们的情感，观察他们的生活，挖掘他们的历史，理解他们的思想，了解他们的诉求，用创作实践着和谐、平等、共同繁荣、共同发展的时代主题。“只有把民族文化深层的最精华的部分发掘出来，才能为中华民族伟大的文化复兴作出自己的贡献，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看到时下社会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关注点，不是被模式化的旅游景点，就是被娱乐化的民族风情，景宜深感担忧，那些艳丽与喧嚣，打碎了少数民族真正纯正的文化与精神，掩盖了那些被关注土地上百姓们生活的变迁和内心的思考。各民族之间的互相认知，从来不是单纯建立在热热闹闹的走马观花中，而是生发于扎扎实实的交往中。水乳交融的信赖，才牢固可靠，经得住风吹雨打、世事变迁。
为了作品符合历史真实，她要大量学习各民族的文化和历史。数个长假，她都独自一人埋头故纸堆，在图书馆里与一本本蒙着尘土的地方志、地方史、民族学术书籍为伴，学习民族生活和民族文化。她的每一部作品，都必须建立在扎实的史学基础之上。拍摄电视剧《茶马古道》期间，有文学编辑问景宜，日本特务真的来过拉萨吗？景宜一一给她讲解，并在事后写下这样的感受：“我认为一个作家，学习的层面应该是广阔的，要注重对历史与现实之间的透视和理解，绝不能为写戏而乱编，往往历史和现实中的一些小细节能够给你提供大境界，当然首先你的心胸要广大。”在景宜看来，每一个作家都能实现这样的讨论，作品才算有了根基，才有可能成为人民的艺术家。
2011年，景宜大多数时间在新疆和田地区。这里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缘，居住着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多个民族。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准备在这个古丝绸之路沿线重镇建立全国最大的丝绸厂。解放军某部就地留下，与当地各族群众一起筹备建厂，最终在这片从未有过现代工业的西部荒漠中建立起全国最大的丝绸厂。半个世纪的光阴，讲述了各民族、几代人彼此交往、融合，一起奋斗、生活、生产、发展的故事。景宜在天山南北奔波寻访。
当年建厂的第一任厂长姓吴，是解放新疆的一位老干部，为建立和田丝绸厂献出了毕生精力，已经去世了。几经周折景宜见到了他的夫人，老人带着景宜到了吴厂长的灵堂。“一进门，阿姨就说，老吴，中央派人来看你了！”景宜当场落泪。“叔叔阿姨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但我们不会忘记你们的。”
在这简单普通的话语里，景宜感受到了国家在这些老人心里的位置。这些一生在边疆寂寞耕耘、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的人们，是多么需要被关注，而他们的心愿，又简单得让人感到心酸。
一次，景宜为写作电视剧《丝绸之路》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上的一个村庄中采访出来，满身尘土，严严实实包着围巾，正巧遇到国家广电总局一行到新疆和田地区赠送电视节目做援疆工作。几辆大轿车，从上面走下来的广电总局领导和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领导，还有许多著名的制片人、影视公司的代表，当穿着维吾尔族大花布衫，严严实实包着围巾，灰头土脸的景宜出现在大家面前时，所有人都愣住了。广电总局的一位领导惊讶地问：“你怎么会在这呢景宜？你来干什么？”当景宜把自己的创作计划和在当地的采访，这位领导扶着景宜的肩膀跟在场的年轻作家说：“看到了吗？这就是人民的艺术家。”
因为精力全部投入于采风、创作，景宜推掉了很多轻而易举能够得到的头衔和社会职务。她专注于她的民族题材影视创作，倾心于那些最普通但却值得关注的人们。她走向他们，他们也欢迎她。当她在和田地区采访结束的时候，当年和田丝绸厂的女性们，在家里给她做维吾尔族抓饭，给她缝制乌兹别克族的裙子，她们深情地说：“我们真高兴啊，我们有这样的作家，你没有忘记我们，从北京了看我们，虽然你是白族作家，但你也是我们的作家，是全国少数民族喜欢的作家。”
缺少剧本的时候，她是编剧；创作了好剧本，她做制片人；电视剧开机了，她又泡在现场，民族题材电视剧拍摄环境往往艰苦，有时在高原，有时在山野，有时演员嫌条件苦中途退出，她还要重操旧业当演员。可是，她乐在其中。
“作为作家，首先需要激情，同时还要有对人民的热爱，和勇敢、坚定的精神。”景宜编剧的两部电视剧都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播出，这在当下很少见。普通人的生活与故事，民族文化的积淀，电视形式的应用，她的作品征服了很多人，也收获了很多殊荣。但内心深处，她始终怀有感恩的心：“我感谢今天的社会环境，让我的土地、人民赋予我的责任得以不断实现。可能也只有在中国、在今天能够产生我这样的作家。这些年创作尽管很苦，但是我很自信，还是能做到一些事情。我想我是很幸福的。”
半个世纪前，那个望着家门口茶园发呆冥想的白族小女孩，今天带着大队人马返回故乡为古老的茶王书写传记；三十年前，那个第一次来到北京，普通话还说不好的年轻女作家，虔诚地光着脚走过人民大会堂光洁坚实的大理石地面，庄重地踏上第一阶楼梯，看到猩红的地毯在眼前铺展开来，等待她拾级而上，从容前行，2011年她已经作为全国作代会代表，第十数次进入人民大会堂，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建言献策……岁月的光影在这样的时刻合二而一，当年的年轻作家景宜与而今的端庄大气著名少数民族作家景宜的身影，缓缓重合。
时光仿佛在此定格。所有的美好早已被她用文字、影像记录在历史中。
又怎能定格！
每一次出发、每一回感动、每一场采访、每一部作品中，她所背负的希望与嘱托就多一分。这是国家和人民的希冀，景宜自知，唯有奋力前行，不敢停歇。多年以来，国家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历史与世界文学也为发展中的中国留下了广阔的空间，站在人民中间，背倚泱泱中华文化，作为新中国少数民族杰出女性作家，景宜心中始终有一个声音，清晰有力——要做人民的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