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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给人们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改革开放之于学雷锋活动正是这样一种情景。
改革开放40年，学雷锋活动是在世情、国情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改革开放既给学雷锋活动注入巨大活力，也使这一活动在深刻变化的社会环境中面临一系列新课题、新考验。如何在深化改革中结合新的实际继承和发扬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倡导和开创的学雷锋活动光荣传统，结合新时期创新学雷锋活动内容与载体；如何坚定改革开放正确方向，保障学雷锋活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频共振，同时发扬雷锋精神，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消极腐败现象对社会肌体的侵蚀，坚定人们正确的理想信念等，同样是学雷锋活动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面对的重大课题。
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肩负的历史使命，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学雷锋活动，不断探索回答新形势下的新情况、新问题，这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学雷锋活动的主线。
学雷锋活动无论是初始阶段，还是走向全国，都是通过党领导的各级各类组织动员推动的。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及其后继者持续不断地为雷锋题词，促进全社会对雷锋典型高度认同。领导人如此大规模和长期地为一位普通士兵题词，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尚无先例，成为非常典型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是国家意志的直接体现。与此相呼应，《人民日報》《解放军报》等主流媒体有关雷锋的宣传报道接踵而至，此后每年的3月5日，成为事实上的“学雷锋纪念日”，它不仅成为当代中国唯一的以普通个人为对象设立的全国性纪念日，更成为具有重要社会学意义的纪念时间。此外，报告会、动员会、经验交流会、图书出版、展览演出、扫墓、以学雷锋为主题的党团、少先队活动日等各种不同的纪念仪式，有力地推动学雷锋活动全领域全员化覆盖。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学雷锋活动由社会动员向制度性安排转化，体现在与转变社会风气相结合，与加强道德教育相结合，与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相结合。1981年1月29日，党中央在《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中，提出“要大张旗鼓地宣传社会主义的高度精神文明”的要求，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九个单位热烈响应，联合发出倡议开展“五讲四美”文明礼貌活动。同年2月28日，中宣部、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和公安部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通知》，指出“五讲四美”活动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和具体形式。同时，解放军根据部队特点，在全军开展了“四有、三讲、两不怕”为内容的文明礼貌和弘扬雷锋精神的活动。1983年2月，党中央又批转了中宣部等24个单位联合发出的《1983年继续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意见》，并于3月30日成立了“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委员会，这项活动的开展从组织上、领导上得到了保证，逐步成为经常化、制度化的群众性活动，并与“全民文明礼貌月”一道催生了创建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行业、文明城市等各种群众性精神文明的创建活动。就在这一年年底，五届人大五次会议将“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写入了刚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6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进一步将“五爱”规定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同时明确了道德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主要内容和保障措施，成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献，由此全国性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全面展开。1996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进一步明确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基本方针、主要内容和重要措施，成为继1986年《决议》之后精神文明建设跨世纪的行动纲领。紧接着成立了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解决了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体制。
进入21世纪以后，公民道德建设与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进入建章立制、操作实践阶段，主要以两个文件颁布为标志：其一是2001年10月由中共中央向全国颁布《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其二是2004年9月由中央文明委颁布的《全国城市测评体系》，以及随后以此为标准，开展的全国文明城市测评和表彰系列活动。
参加植树活动的志愿者
在改革开放社会剧烈变革时期，新旧规则嬗变，多元价值观的内在冲突无法避免，人们的心理和行为极易出现迷茫与混乱，行为选择的无助与困惑，人们的道德境界也因此会发生巨大分化，直接影响到社会道德行为的选择，乃至造成道德混乱。而一个社会的生活质量取决于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核心价值理念的进步和传扬，占据主导地位的核心价值理念的进步和传扬能够保证个人最充分地发挥他们的潜能并能实际地富有意义地促成个人潜能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是推动当下中国社会公民道德进步的重要前提。2014年新春伊始，中央正式公布了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接见部分来自基层一线的军队人大代表时指出，“雷锋精神是永恒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这一论断，不仅指明了雷锋精神与核心价值观具有同一性，雷锋是核心价值观人格化的代表之深刻内涵，而且，将学雷锋活动纳入核心价值观构建与培育的战略布局。随着核心价值观法制化的推进，2018年宪法修改，将国家提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了宪法。把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体现到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共政策之中，转化为具有刚性约束力的法律规定，为践行和培育核心价值观、推动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支撑。
在学雷锋活动走向制度化的过程中，学雷锋活动常态化必然提到日程。2011年10月15日，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要求，“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采取措施推动学习活动常态化”。这是在党的全会决定中第一次提出“学雷锋”常态化的要求。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中提出“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广泛开展志愿服务，推动学雷锋活动、学习宣传道德模范常态化。”这一要求，强调了推进学雷锋志愿活动在提升整个社会思想道德水平、形成良好社会风尚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2012年2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的意见》中提出用九大常态化项目弘扬雷锋精神。对于新形势下感悟雷锋时代精神、提升社会文明程度、促进学雷锋活动常态化提出了新的要求。
常态化是推动学雷锋活动成为人们自觉行动、雷锋精神成为社会群体意识的重要保障。因而，多年间人们在实践中，围绕树立常态化意识，建立常态化机制，开展常态化活动进行有益的探索，创造了许多新鲜经验。
可以说，从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雷锋题词以来，学雷锋活动始终受到各级组织的重视与推动。然而进一步分析不同历史阶段推动学雷锋活动的动因、手段和特征，不难看出，大体上以改革开放为分界点，学雷锋活动的一般路径，可以概括为“由社会动员到制度化、常态化”的过程。
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走过第一个十年。十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的面貌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同时，一系列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也相伴而生。西方的各种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大量涌入，鼓吹全盘西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度泛滥；一些消极现象泛起。给人们的思想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一时间，“过时论”“超前论”等质疑、否定学雷锋活动的杂音出现，搞乱了人们的思想。
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在全國学雷锋活动中具有标志性特殊地位的中共抚顺市委与长沙市委，于1989年3月3日共同举办了“抚顺·长沙学雷锋理论研讨会”。与此相呼应， 六个月后，《解放军报》编辑部与国防大学科研部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学习雷锋回顾与展望理论座谈会”。
应该说，军地分别举办的理论研讨会，是对已经开展二十多年之久的学雷锋活动开始进行理论梳理的一个重要标志。以此为开端，学雷锋活动从初期的宣传动员阶段——雷锋形象塑造——学雷锋活动经验总结阶段，进入雷锋精神理论研究创新阶段。军地学雷锋理论研讨会围绕雷锋精神的实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倡导和学习雷锋的必要性、雷锋精神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地位和作用、雷锋精神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无私奉献与按劳分配、“螺丝钉精神”和实现自我价值、新时期学雷锋的方式和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其成果有力回击了各种错误观点，廓清了迷雾，对各地学雷锋的深入发展，产生了积极而重要的影响。
此后，学雷锋理论研究在各地呈现蓬勃发展之势。1990年2月7日，北京市委宣传部召开了为期3天的“雷锋精神与当代中国”理论研讨会，同年2月26日至31日，北京、大连地区军队院校协作中心，在大连海军政治学院联合召开了“学雷锋理论研讨会”。几乎与此同时，2月25日至27日，由抚顺和长沙两市联合发起，在抚顺市召开了“全国部分大中城市学雷锋理论研讨会”，来自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40个大中城市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89年9月，由共青团中央主办、抚顺团市委承办的“全国雷锋精神论辩大赛”。大赛直面青年思想认识现实，设立了“发扬雷锋精神有助于克服商品经济生活中的消极因素”“提倡螺丝钉精神无碍于个性发展”“无私奉献与按劳取酬不相矛盾”“中国今后还会出现‘雷锋’”“人活着就是为了使他人生活得更美好”5个论题，在全国范围首次进行正反两方面的论辩，当代青年不同思想观念的大碰撞、大交锋、对雷锋精神大讨论，展现了新视角，澄清了学雷锋遇到的某些模糊认识，对当时的学雷锋活动起到了积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
改革开放40年，学雷锋活动是在世情、国情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改革开放既给学雷锋活动注入巨大活力，也使这一活动在深刻变化的社会环境中面临一系列新课题、新考验。如何在深化改革中结合新的实际继承和发扬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倡导和开创的学雷锋活动光荣传统，结合新时期创新学雷锋活动内容与载体；如何坚定改革开放正确方向，保障学雷锋活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频共振，同时发扬雷锋精神，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消极腐败现象对社会肌体的侵蚀，坚定人们正确的理想信念等，同样是学雷锋活动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面对的重大课题。
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肩负的历史使命，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学雷锋活动，不断探索回答新形势下的新情况、新问题，这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学雷锋活动的主线。
学雷锋活动由社会动员走向制度性固化和常态化
学雷锋活动无论是初始阶段，还是走向全国，都是通过党领导的各级各类组织动员推动的。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及其后继者持续不断地为雷锋题词，促进全社会对雷锋典型高度认同。领导人如此大规模和长期地为一位普通士兵题词，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尚无先例，成为非常典型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是国家意志的直接体现。与此相呼应，《人民日報》《解放军报》等主流媒体有关雷锋的宣传报道接踵而至，此后每年的3月5日，成为事实上的“学雷锋纪念日”，它不仅成为当代中国唯一的以普通个人为对象设立的全国性纪念日，更成为具有重要社会学意义的纪念时间。此外，报告会、动员会、经验交流会、图书出版、展览演出、扫墓、以学雷锋为主题的党团、少先队活动日等各种不同的纪念仪式，有力地推动学雷锋活动全领域全员化覆盖。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学雷锋活动由社会动员向制度性安排转化，体现在与转变社会风气相结合，与加强道德教育相结合，与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相结合。1981年1月29日，党中央在《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中，提出“要大张旗鼓地宣传社会主义的高度精神文明”的要求，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九个单位热烈响应，联合发出倡议开展“五讲四美”文明礼貌活动。同年2月28日，中宣部、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和公安部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通知》，指出“五讲四美”活动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和具体形式。同时，解放军根据部队特点，在全军开展了“四有、三讲、两不怕”为内容的文明礼貌和弘扬雷锋精神的活动。1983年2月，党中央又批转了中宣部等24个单位联合发出的《1983年继续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意见》，并于3月30日成立了“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委员会，这项活动的开展从组织上、领导上得到了保证，逐步成为经常化、制度化的群众性活动，并与“全民文明礼貌月”一道催生了创建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行业、文明城市等各种群众性精神文明的创建活动。就在这一年年底，五届人大五次会议将“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写入了刚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6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进一步将“五爱”规定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同时明确了道德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主要内容和保障措施，成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献，由此全国性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全面展开。1996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进一步明确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基本方针、主要内容和重要措施，成为继1986年《决议》之后精神文明建设跨世纪的行动纲领。紧接着成立了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解决了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体制。
进入21世纪以后，公民道德建设与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进入建章立制、操作实践阶段，主要以两个文件颁布为标志：其一是2001年10月由中共中央向全国颁布《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其二是2004年9月由中央文明委颁布的《全国城市测评体系》，以及随后以此为标准，开展的全国文明城市测评和表彰系列活动。
在改革开放社会剧烈变革时期，新旧规则嬗变，多元价值观的内在冲突无法避免，人们的心理和行为极易出现迷茫与混乱，行为选择的无助与困惑，人们的道德境界也因此会发生巨大分化，直接影响到社会道德行为的选择，乃至造成道德混乱。而一个社会的生活质量取决于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核心价值理念的进步和传扬，占据主导地位的核心价值理念的进步和传扬能够保证个人最充分地发挥他们的潜能并能实际地富有意义地促成个人潜能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是推动当下中国社会公民道德进步的重要前提。2014年新春伊始，中央正式公布了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接见部分来自基层一线的军队人大代表时指出，“雷锋精神是永恒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这一论断，不仅指明了雷锋精神与核心价值观具有同一性，雷锋是核心价值观人格化的代表之深刻内涵，而且，将学雷锋活动纳入核心价值观构建与培育的战略布局。随着核心价值观法制化的推进，2018年宪法修改，将国家提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了宪法。把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体现到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共政策之中，转化为具有刚性约束力的法律规定，为践行和培育核心价值观、推动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支撑。
在学雷锋活动走向制度化的过程中，学雷锋活动常态化必然提到日程。2011年10月15日，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要求，“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采取措施推动学习活动常态化”。这是在党的全会决定中第一次提出“学雷锋”常态化的要求。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中提出“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广泛开展志愿服务，推动学雷锋活动、学习宣传道德模范常态化。”这一要求，强调了推进学雷锋志愿活动在提升整个社会思想道德水平、形成良好社会风尚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2012年2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的意见》中提出用九大常态化项目弘扬雷锋精神。对于新形势下感悟雷锋时代精神、提升社会文明程度、促进学雷锋活动常态化提出了新的要求。
常态化是推动学雷锋活动成为人们自觉行动、雷锋精神成为社会群体意识的重要保障。因而，多年间人们在实践中，围绕树立常态化意识，建立常态化机制，开展常态化活动进行有益的探索，创造了许多新鲜经验。
可以说，从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雷锋题词以来，学雷锋活动始终受到各级组织的重视与推动。然而进一步分析不同历史阶段推动学雷锋活动的动因、手段和特征，不难看出，大体上以改革开放为分界点，学雷锋活动的一般路径，可以概括为“由社会动员到制度化、常态化”的过程。
学雷锋活动从雷锋形象塑造走向雷锋精神的理论研究与创新
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走过第一个十年。十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的面貌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同时，一系列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也相伴而生。西方的各种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大量涌入，鼓吹全盘西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度泛滥；一些消极现象泛起。给人们的思想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一时间，“过时论”“超前论”等质疑、否定学雷锋活动的杂音出现，搞乱了人们的思想。
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在全國学雷锋活动中具有标志性特殊地位的中共抚顺市委与长沙市委，于1989年3月3日共同举办了“抚顺·长沙学雷锋理论研讨会”。与此相呼应， 六个月后，《解放军报》编辑部与国防大学科研部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学习雷锋回顾与展望理论座谈会”。
应该说，军地分别举办的理论研讨会，是对已经开展二十多年之久的学雷锋活动开始进行理论梳理的一个重要标志。以此为开端，学雷锋活动从初期的宣传动员阶段——雷锋形象塑造——学雷锋活动经验总结阶段，进入雷锋精神理论研究创新阶段。军地学雷锋理论研讨会围绕雷锋精神的实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倡导和学习雷锋的必要性、雷锋精神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地位和作用、雷锋精神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无私奉献与按劳分配、“螺丝钉精神”和实现自我价值、新时期学雷锋的方式和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其成果有力回击了各种错误观点，廓清了迷雾，对各地学雷锋的深入发展，产生了积极而重要的影响。
此后，学雷锋理论研究在各地呈现蓬勃发展之势。1990年2月7日，北京市委宣传部召开了为期3天的“雷锋精神与当代中国”理论研讨会，同年2月26日至31日，北京、大连地区军队院校协作中心，在大连海军政治学院联合召开了“学雷锋理论研讨会”。几乎与此同时，2月25日至27日，由抚顺和长沙两市联合发起，在抚顺市召开了“全国部分大中城市学雷锋理论研讨会”，来自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40个大中城市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89年9月，由共青团中央主办、抚顺团市委承办的“全国雷锋精神论辩大赛”。大赛直面青年思想认识现实，设立了“发扬雷锋精神有助于克服商品经济生活中的消极因素”“提倡螺丝钉精神无碍于个性发展”“无私奉献与按劳取酬不相矛盾”“中国今后还会出现‘雷锋’”“人活着就是为了使他人生活得更美好”5个论题，在全国范围首次进行正反两方面的论辩，当代青年不同思想观念的大碰撞、大交锋、对雷锋精神大讨论，展现了新视角，澄清了学雷锋遇到的某些模糊认识，对当时的学雷锋活动起到了积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