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我国农村最显著的特征和最基本的社会经济制度，是以农户为单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此同时，农户结构的差异又客观存在，主要表现在收入水平、文化程度、收入来源、就业状况及资源拥有状况等诸方面。这些差异的存在又导致农户在金融需求上也存在差异，但农村金融提供的却是无差异金融服务，这种非对称性供求关系已对农村经济金融的协调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此，笔者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提出完善农村金融服务，消除差异性结果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农户；金融需求；差异性；修正
中图分类号：F83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8)09-0071-04
一、引言
我国农村最显著的特征和最基本的社会经济制度，是以农户为单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因此，在制定农村社会和经济金融政策时，就必须要从这个最基本的现实出发。与此同时，农户结构的差异又客观存在，主要表现在收入水平、文化程度、收入来源、就业状况及资源拥有状况等诸方面。[1]由于这些差异的存在，使得农户在金融需求上也必然存在其差异。分析和研究这种差异，特别是以农户为基本要素来分析和研究对金融需求的差异，不仅可以从社会学层面来考察金融对社会的适应性，从而跳出就金融论金融的本位主义的思考模式，而且可以从技术层面来考察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金融制度的合理性和公平性，从而对完善和修正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为了分析和研究农户结构差异对金融服务需求的差异影响，和由此对金融政策、金融制度产生的影响，笔者对处于东西结合部的湖南省永州市240户农户样本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在深入定性、定量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二、对农户结构的现实考察
我国农村农户结构是随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不断发生变化。在纯计划经济下，农户并非农村社会最基本的经济单位，因而，其结构状况的经济意义并不大。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农户作为农村社会最基本的经济单位，其结构状况对农村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愈来愈大。调查中，笔者根据样本和当地农村发展水平，主要从四个方面来考察农户结构。一是从收入水平角度考察农户结构。按照调查农户人均纯收入水平情况，大致分为最高收入组、高收入组、中等收入组和低收入组(具体分组情况见表一)。二是从资源占有角度考察农户结构。这里的资源仅指农户拥有的土地和山林资源，虽然土地和山林资源是按农户一定时点人口数平均占有的，但随着土地政策的松动，以租赁为主要方式的土地、山林流转情形大量发生，从而导致农户经营的土地和山林资源发生变化。三是从劳动力状况角度考察农户结构。这一要素农户结构大体可从两个方面划分：一是按文化结构划分；二是按技术技能。因为，文化结构和劳动技能和技术技能已经成为影响农户收入的关键性因素。四是从收入来源角度考察农户结构。随着农村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农户的收入来源已出现多元化的趋势，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即传统农业收入、经商收入、规模种养殖收入、劳务收入和其它收入。[2]
三、农户金融需求结构性偏差的表现
1.农户收入水平差异扩大，且在贷款活动中出现分化趋势。调查的240户农户按人均纯收入分为四个组，其中人均纯收入2000元(含)的47户，占比19.6%；人均纯收入2000元-3000(含)元的64户，占比26.7%；人均纯收入3000-4000(含)元的73户，占比30.4%；人均纯收入4000元以上的56户，占比23.3%。最高收入组农户的占比明显超过低收入组，且差距越来越明显，如调查的祁阳县一农户人均纯收入达到8万元，而新田县一农户人均纯收入为0。与此同时，对应的分组贷款户数与贷款金额呈现分化趋势，即收入水平高的农户借贷规模越大，如最高收入组贷款金额达到59.48万元，占比达到50.3%，户均贷款金额16075元，分别比低收入组高出54.53万元、46.1个百分点和10948元(见表1)。
2.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放大，且与农户借款规模正相关。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受自然资源和公共政策资源差异性的导向，如不同区域间的人均土地、山林占有量，粮食种植补贴政策中的面积差异量，退耕还林政策的垒大户等，导致农村一些地区自然资源向大户集中，惠农政策产生的利益被少数人攫取，进而导致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也越来越明显，且农户的借款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呈正相关，区域经济越发达农户借款的规模越大，贷款满足率也相对较高。如调查的4个种养殖专业村60户居民2007年人均纯收入4400元，高出4个贫困村2600元。4个专业村共申请贷款92万元，实际获得贷款62.6万元，户均贷款额1.04万元，分别比4个贫困村高出39.4万元、31.8万元、0.442万元和9.5个百分点(见表2)。
3.农户经营和运行目的差异，导致的借贷为主要形式的金融需求来源渠道出现差异。农户自有经济实力的差异，直接影响了农户的经营发展目标，进而影响了借贷性金融需求的差异，有的是为渡生计的生活性借贷，有的是为再生产或扩大再生产的生产性借款，但二者的来源渠道差异明显。从调查情况看，向亲友借款和向信用社借款比重相当。调查的240户农户中46.7%的曾向亲友借款，仅比从信用社借款高出4.2个百分点，但借款金额较少，一般在5000元以下，且基本上属无息借款。从借款用途看，调查农户生活性借款与生产性借款都有，但受有无付息和金额大小因素影响，对借款渠道的依赖不同。如：从农村信用社借款中，购买农资、农机等生产性借款占比78%，而家人治病、子女教育等生活性借款占比仅22%；从亲友借款中，购买农资、农机等生产性借款占比40.2%，而家人治病、子女教育等生活性借款占比达59.8%(见表3)。
4.农户收入来源结构差异明显，并导致不同层次的金融需求。调查的240户农户2007年纯收入合计297.6万元，其中务工收入和规模种养殖收入分别占比44.56%和33.1%，传统的农业生产收入占比仅12.74%(见表4)。这种收入来源结构导致农户产生不同层次的金融需求，一是以劳务收入为主的农户对贷款需求量较少，占比仅19.06%，但对结算、银行卡知识、存款利率、人寿保险需求较旺盛；二是规模种养殖收入为主的农户对贷款需求量大，占比达到46.01%，同时还伴随着大量的农业保险需求；三是以传统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户也有一定的贷款需求，但金额不大，占比仅17.02%，他们则对反假币知识具有较强的需求。
5.劳动力素质高低成为农户增收致富的关键因素，并产生后期差异性金融需求。问卷调查显示，65%的农户认为技术和手艺是增收致富的重要因素，80%的农户认为文化素质是决定外出务工收入高低的关键因素。实际调查还发现，一些掌握了技术和手艺的农户及文化程度较高的务工者在完成原始积累后，具备了扩大生产规模和返乡创业的能力，进而产生了一定的金融需求；而从事传统农业和务工收入低的农户金融需求量少。如宁远县近几年来共300多名务工人员回乡创业，带动贷款需求近10000万元，其中莲花大酒店和莲花水泥厂就属一务工人员回乡建立，金融机构共投入贷款8790万元。
6.农户自然资源占有量的差异，拉大贷款金额和期限的差异需求。由于各地农户自然资源(仅指稻田、旱地和山林)拥有量的差异客观存在，调查农户大部分选择占有量较大的自然资源进行生产经营，并产生不同的贷款金额和贷款期限差别。一是稻田资源比较丰富的组三农户多种植水稻、油菜和蔬菜等农作物，对贷款需求量为2.1万元，仅占三组贷款额的26.92%，期限都集中在一年以内；二是旱地资源比较丰富的组二农户多选择水果种植和烤烟生产，对贷款需求量达到4.3万元，占三组贷款额的55.13%，期限要求多在1-5年；三是山林面积比较丰富的组三农户多选择林木生产，虽投资金额少，但生产周期长，因此贷款需求量在1.4万元，占三组贷款额的17.95%，但贷款期限多要求在5年以上(见表5)。
注：每组样本农户为10户，稻田、旱地、山林面积为人均数，贷款需求为合计。根据调查的30户农户数据整理。
四、农户金融需求结构性偏差与金融无差异服务的结果
通过对问卷的分析和研究，发现了不同的农户结构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表现在对同类服务数量上，同时也表现在对服务结构种类上。目前我国农村金融对农户提供的基本上是无差异服务，如国有股份制银行以集约化经营的现代化企业为主，农业发展银行基本上管理流通环节的粮食资金，邮政储蓄银行则才开始小额贷款的试点，虽然农信社是支持三农发展的主力军，但受企业制度不完善等原因制约，也存在着服务对象和功能不明确的问题。而保险机构服务的无差别则主要表现在其对利润追求的唯一性上。[3]调查显示，这种无差异服务与农户结构及基金融需求差异明显存在的非对称状态对农村社会和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特别是农村金融资源配置已经并将连续产生一些非良性结果。
1.导致金融资源在农村配置的高度集中，并因此放大农户财富的“马太效应”。这种高度集中是指少数农户占有绝对数量的金融资源，如在以收入水平为要素的这一组调查中，占该组农户数人口53.7%高收入和中等收入组农户占用的贷款总量是调查农户贷款总额的84.5%。虽然金融资源向高效益主体流动符合市场经济的高效原则，但却违背了公平原则，必将导致农户财富产生更为严重的“马太效应”，从而影响农村农户这一最基本社会结构的稳定。
2.导致以粮食生产为主的传统农业的逐步萎缩。在按收入来源要素的这一组农户结构中，贷款主要集中在以规模种养殖收入和劳务收入两组农户手中，合计占比达到65.07%，而从事传统农业的农户组仅占有17.02%的贷款资源。在当前粮食生产比较效益低下的市场环境下，生产资金难以得到落实，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传统农业的逐步萎缩。如新田县农办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3月底该县耕地实际耕作面积约为33.15万亩，比上年同期减少2000亩，长年抛荒面积占比2.5%，如加上季节性抛荒面积1400亩，耕地抛荒面积占比高达4%以上。
3.农村金融无差异服务使得农村金融资源在配置过程中公平与效率难以兼顾。从现实情况看，农户对金融资源的需求的目的不外乎两个，一个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生产性需求，一个是以解决生存困难为目的的生活性需求。在像农业这样的弱质产业领域中，以效率为金融资源配置准则就意味着农业产业永远处于劣势，进而导致宏观上的产业结构失衡，并通过“短板效应”制约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
4.农村金融无差异服务必然带来金融政策的“一刀切”。首先，金融服务主体的无差异导致金融政策传导渠道单一。在单一的传导渠道中，政策的差异性往往被操作简化抹平，从而容易发生技术性政策漏损。其次，金融服务方式的缺失，又造成了金融政策效应的点面错配。为了控制信贷规模，中央银行往往采取的是复合式政策手段，如利率手段、公开市场手段等，而对仅有贷款方式提供融资服务的农村金融主体来说，就只有通过增减贷款数量的方法来落实对信贷规模的控制，从而容易形成“一刀切”的局面。这种“一刀切”又会使“弱户”、“小户”最直接受到冲击，削弱其拥有金融资源的份额，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
5.造成公共资源分配的不公和浪费。一是少数农户利用金融资源集中的优势，钻取公共资源分配中的漏洞，攫取惠农政策补贴，这集中体现在退耕还林政策中。如永州市退耕还林涉及农户212296人，其中大户2630人，占政策涉及农户总数的1.24%，而大户承包的退耕还林面积达39.56万亩，占全市退耕还林总面积的30.1%。二是在粮食种植补贴政策中，一些种粮大户虽然能够在金融支持下承包更多的稻田耕种，却因为粮食种植补贴只发放给稻田所有人的原因，无法享受到国家公共资源的正效力。
五、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的对策建议
1.金融服务要深入研究农村社会变化问题。金融服务政策只有紧跟农村社会变化、紧贴农村社会需求，才有强劲的生命力。因此，农村金融服务必须坚持发展的观点，不断深入研究社会变化，并随社会变化不断加强调整、修正其服务方向与策略，加强对“三农”的支持力度。[3]
2.金融政策要强化社会责任意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性金融机构的经营目标选择利润最大化是实力竞争的需要，但作为对社会公共资源的利用，其服务必须以社会为载体，其服务政策必须以社会责任为约束，必须坚持效率与公平为原则。
3.金融政策要坚持多样性原则。一是指制定金融政策制度的参考样本提取要考虑多样性，不以个别代替全面，以充分体现政策制度更加符合我国地域广、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二是指金融政策制度的约束性，要充分考虑当今中国经济主体构成要素的差异性，及其对金融需求的差异性，保证社会所有成员、所有经济主体都能享受金融资源。三是金融政策应具体细化，不应制订“一刀切”的金融信贷政策，而应兼顾农户的差异性，可将“农户小额信贷”演化为政策性贷款，由农发行或农村信用社为承办方，执行优惠利率，国家财政补贴承贷机构的贷款发放和回收成本；为解决农户生活困难的信贷需求应该退出农村金融资源配置范畴，而由社会保障系统来解决；政策性保险也应尽快覆盖所有农户，而最基本的保障为农户住房保险和主要农作物保险等。[5]
4.金融服务要充分利用公共管理政策的正效力，衍生出众多的支农信贷新产品。随着国家对发展农业生产一系列优惠政策的出台，国家公共管理政策的正效力的激励作用完全可以被金融服务予以开发利用，如开设“移民补助质押贷款”、“退耕还林补助质押贷款”和“政策林权质押贷款”等，解决农户大额贷款担保抵押难题，有效支持农业生产发展。
5.要进一步深化金融生态建设的内涵。金融生态建设必须要首先考虑金融服务与社会需求的一致性，尽量减少或规避差异性存在，使其趋于平衡、健康发展状况，真正达到生态要求。
参考文献：
[1]蒋国政.对解决“三农”问题政策环境的辩证思考[J].中国金融参考，2005，(11).
[2]蒋国政等.关于金融服务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调查[J].金融参考，2006，(5).
[3][4]蒋国政等.影响农业和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协调发展的问题与对策[J].经济研究参考，2003，(40D-3).
[5]蒋国政.农民增收与金融服务[J].宏观经济管理，2004，(4).
关键词：农户；金融需求；差异性；修正
中图分类号：F83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8)09-0071-04
一、引言
我国农村最显著的特征和最基本的社会经济制度，是以农户为单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因此，在制定农村社会和经济金融政策时，就必须要从这个最基本的现实出发。与此同时，农户结构的差异又客观存在，主要表现在收入水平、文化程度、收入来源、就业状况及资源拥有状况等诸方面。[1]由于这些差异的存在，使得农户在金融需求上也必然存在其差异。分析和研究这种差异，特别是以农户为基本要素来分析和研究对金融需求的差异，不仅可以从社会学层面来考察金融对社会的适应性，从而跳出就金融论金融的本位主义的思考模式，而且可以从技术层面来考察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金融制度的合理性和公平性，从而对完善和修正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为了分析和研究农户结构差异对金融服务需求的差异影响，和由此对金融政策、金融制度产生的影响，笔者对处于东西结合部的湖南省永州市240户农户样本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在深入定性、定量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二、对农户结构的现实考察
我国农村农户结构是随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不断发生变化。在纯计划经济下，农户并非农村社会最基本的经济单位，因而，其结构状况的经济意义并不大。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农户作为农村社会最基本的经济单位，其结构状况对农村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愈来愈大。调查中，笔者根据样本和当地农村发展水平，主要从四个方面来考察农户结构。一是从收入水平角度考察农户结构。按照调查农户人均纯收入水平情况，大致分为最高收入组、高收入组、中等收入组和低收入组(具体分组情况见表一)。二是从资源占有角度考察农户结构。这里的资源仅指农户拥有的土地和山林资源，虽然土地和山林资源是按农户一定时点人口数平均占有的，但随着土地政策的松动，以租赁为主要方式的土地、山林流转情形大量发生，从而导致农户经营的土地和山林资源发生变化。三是从劳动力状况角度考察农户结构。这一要素农户结构大体可从两个方面划分：一是按文化结构划分；二是按技术技能。因为，文化结构和劳动技能和技术技能已经成为影响农户收入的关键性因素。四是从收入来源角度考察农户结构。随着农村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农户的收入来源已出现多元化的趋势，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即传统农业收入、经商收入、规模种养殖收入、劳务收入和其它收入。[2]
三、农户金融需求结构性偏差的表现
1.农户收入水平差异扩大，且在贷款活动中出现分化趋势。调查的240户农户按人均纯收入分为四个组，其中人均纯收入2000元(含)的47户，占比19.6%；人均纯收入2000元-3000(含)元的64户，占比26.7%；人均纯收入3000-4000(含)元的73户，占比30.4%；人均纯收入4000元以上的56户，占比23.3%。最高收入组农户的占比明显超过低收入组，且差距越来越明显，如调查的祁阳县一农户人均纯收入达到8万元，而新田县一农户人均纯收入为0。与此同时，对应的分组贷款户数与贷款金额呈现分化趋势，即收入水平高的农户借贷规模越大，如最高收入组贷款金额达到59.48万元，占比达到50.3%，户均贷款金额16075元，分别比低收入组高出54.53万元、46.1个百分点和10948元(见表1)。
2.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放大，且与农户借款规模正相关。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受自然资源和公共政策资源差异性的导向，如不同区域间的人均土地、山林占有量，粮食种植补贴政策中的面积差异量，退耕还林政策的垒大户等，导致农村一些地区自然资源向大户集中，惠农政策产生的利益被少数人攫取，进而导致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也越来越明显，且农户的借款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呈正相关，区域经济越发达农户借款的规模越大，贷款满足率也相对较高。如调查的4个种养殖专业村60户居民2007年人均纯收入4400元，高出4个贫困村2600元。4个专业村共申请贷款92万元，实际获得贷款62.6万元，户均贷款额1.04万元，分别比4个贫困村高出39.4万元、31.8万元、0.442万元和9.5个百分点(见表2)。
3.农户经营和运行目的差异，导致的借贷为主要形式的金融需求来源渠道出现差异。农户自有经济实力的差异，直接影响了农户的经营发展目标，进而影响了借贷性金融需求的差异，有的是为渡生计的生活性借贷，有的是为再生产或扩大再生产的生产性借款，但二者的来源渠道差异明显。从调查情况看，向亲友借款和向信用社借款比重相当。调查的240户农户中46.7%的曾向亲友借款，仅比从信用社借款高出4.2个百分点，但借款金额较少，一般在5000元以下，且基本上属无息借款。从借款用途看，调查农户生活性借款与生产性借款都有，但受有无付息和金额大小因素影响，对借款渠道的依赖不同。如：从农村信用社借款中，购买农资、农机等生产性借款占比78%，而家人治病、子女教育等生活性借款占比仅22%；从亲友借款中，购买农资、农机等生产性借款占比40.2%，而家人治病、子女教育等生活性借款占比达59.8%(见表3)。
4.农户收入来源结构差异明显，并导致不同层次的金融需求。调查的240户农户2007年纯收入合计297.6万元，其中务工收入和规模种养殖收入分别占比44.56%和33.1%，传统的农业生产收入占比仅12.74%(见表4)。这种收入来源结构导致农户产生不同层次的金融需求，一是以劳务收入为主的农户对贷款需求量较少，占比仅19.06%，但对结算、银行卡知识、存款利率、人寿保险需求较旺盛；二是规模种养殖收入为主的农户对贷款需求量大，占比达到46.01%，同时还伴随着大量的农业保险需求；三是以传统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户也有一定的贷款需求，但金额不大，占比仅17.02%，他们则对反假币知识具有较强的需求。
5.劳动力素质高低成为农户增收致富的关键因素，并产生后期差异性金融需求。问卷调查显示，65%的农户认为技术和手艺是增收致富的重要因素，80%的农户认为文化素质是决定外出务工收入高低的关键因素。实际调查还发现，一些掌握了技术和手艺的农户及文化程度较高的务工者在完成原始积累后，具备了扩大生产规模和返乡创业的能力，进而产生了一定的金融需求；而从事传统农业和务工收入低的农户金融需求量少。如宁远县近几年来共300多名务工人员回乡创业，带动贷款需求近10000万元，其中莲花大酒店和莲花水泥厂就属一务工人员回乡建立，金融机构共投入贷款8790万元。
6.农户自然资源占有量的差异，拉大贷款金额和期限的差异需求。由于各地农户自然资源(仅指稻田、旱地和山林)拥有量的差异客观存在，调查农户大部分选择占有量较大的自然资源进行生产经营，并产生不同的贷款金额和贷款期限差别。一是稻田资源比较丰富的组三农户多种植水稻、油菜和蔬菜等农作物，对贷款需求量为2.1万元，仅占三组贷款额的26.92%，期限都集中在一年以内；二是旱地资源比较丰富的组二农户多选择水果种植和烤烟生产，对贷款需求量达到4.3万元，占三组贷款额的55.13%，期限要求多在1-5年；三是山林面积比较丰富的组三农户多选择林木生产，虽投资金额少，但生产周期长，因此贷款需求量在1.4万元，占三组贷款额的17.95%，但贷款期限多要求在5年以上(见表5)。
注：每组样本农户为10户，稻田、旱地、山林面积为人均数，贷款需求为合计。根据调查的30户农户数据整理。
四、农户金融需求结构性偏差与金融无差异服务的结果
通过对问卷的分析和研究，发现了不同的农户结构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表现在对同类服务数量上，同时也表现在对服务结构种类上。目前我国农村金融对农户提供的基本上是无差异服务，如国有股份制银行以集约化经营的现代化企业为主，农业发展银行基本上管理流通环节的粮食资金，邮政储蓄银行则才开始小额贷款的试点，虽然农信社是支持三农发展的主力军，但受企业制度不完善等原因制约，也存在着服务对象和功能不明确的问题。而保险机构服务的无差别则主要表现在其对利润追求的唯一性上。[3]调查显示，这种无差异服务与农户结构及基金融需求差异明显存在的非对称状态对农村社会和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特别是农村金融资源配置已经并将连续产生一些非良性结果。
1.导致金融资源在农村配置的高度集中，并因此放大农户财富的“马太效应”。这种高度集中是指少数农户占有绝对数量的金融资源，如在以收入水平为要素的这一组调查中，占该组农户数人口53.7%高收入和中等收入组农户占用的贷款总量是调查农户贷款总额的84.5%。虽然金融资源向高效益主体流动符合市场经济的高效原则，但却违背了公平原则，必将导致农户财富产生更为严重的“马太效应”，从而影响农村农户这一最基本社会结构的稳定。
2.导致以粮食生产为主的传统农业的逐步萎缩。在按收入来源要素的这一组农户结构中，贷款主要集中在以规模种养殖收入和劳务收入两组农户手中，合计占比达到65.07%，而从事传统农业的农户组仅占有17.02%的贷款资源。在当前粮食生产比较效益低下的市场环境下，生产资金难以得到落实，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传统农业的逐步萎缩。如新田县农办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3月底该县耕地实际耕作面积约为33.15万亩，比上年同期减少2000亩，长年抛荒面积占比2.5%，如加上季节性抛荒面积1400亩，耕地抛荒面积占比高达4%以上。
3.农村金融无差异服务使得农村金融资源在配置过程中公平与效率难以兼顾。从现实情况看，农户对金融资源的需求的目的不外乎两个，一个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生产性需求，一个是以解决生存困难为目的的生活性需求。在像农业这样的弱质产业领域中，以效率为金融资源配置准则就意味着农业产业永远处于劣势，进而导致宏观上的产业结构失衡，并通过“短板效应”制约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
4.农村金融无差异服务必然带来金融政策的“一刀切”。首先，金融服务主体的无差异导致金融政策传导渠道单一。在单一的传导渠道中，政策的差异性往往被操作简化抹平，从而容易发生技术性政策漏损。其次，金融服务方式的缺失，又造成了金融政策效应的点面错配。为了控制信贷规模，中央银行往往采取的是复合式政策手段，如利率手段、公开市场手段等，而对仅有贷款方式提供融资服务的农村金融主体来说，就只有通过增减贷款数量的方法来落实对信贷规模的控制，从而容易形成“一刀切”的局面。这种“一刀切”又会使“弱户”、“小户”最直接受到冲击，削弱其拥有金融资源的份额，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
5.造成公共资源分配的不公和浪费。一是少数农户利用金融资源集中的优势，钻取公共资源分配中的漏洞，攫取惠农政策补贴，这集中体现在退耕还林政策中。如永州市退耕还林涉及农户212296人，其中大户2630人，占政策涉及农户总数的1.24%，而大户承包的退耕还林面积达39.56万亩，占全市退耕还林总面积的30.1%。二是在粮食种植补贴政策中，一些种粮大户虽然能够在金融支持下承包更多的稻田耕种，却因为粮食种植补贴只发放给稻田所有人的原因，无法享受到国家公共资源的正效力。
五、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的对策建议
1.金融服务要深入研究农村社会变化问题。金融服务政策只有紧跟农村社会变化、紧贴农村社会需求，才有强劲的生命力。因此，农村金融服务必须坚持发展的观点，不断深入研究社会变化，并随社会变化不断加强调整、修正其服务方向与策略，加强对“三农”的支持力度。[3]
2.金融政策要强化社会责任意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性金融机构的经营目标选择利润最大化是实力竞争的需要，但作为对社会公共资源的利用，其服务必须以社会为载体，其服务政策必须以社会责任为约束，必须坚持效率与公平为原则。
3.金融政策要坚持多样性原则。一是指制定金融政策制度的参考样本提取要考虑多样性，不以个别代替全面，以充分体现政策制度更加符合我国地域广、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二是指金融政策制度的约束性，要充分考虑当今中国经济主体构成要素的差异性，及其对金融需求的差异性，保证社会所有成员、所有经济主体都能享受金融资源。三是金融政策应具体细化，不应制订“一刀切”的金融信贷政策，而应兼顾农户的差异性，可将“农户小额信贷”演化为政策性贷款，由农发行或农村信用社为承办方，执行优惠利率，国家财政补贴承贷机构的贷款发放和回收成本；为解决农户生活困难的信贷需求应该退出农村金融资源配置范畴，而由社会保障系统来解决；政策性保险也应尽快覆盖所有农户，而最基本的保障为农户住房保险和主要农作物保险等。[5]
4.金融服务要充分利用公共管理政策的正效力，衍生出众多的支农信贷新产品。随着国家对发展农业生产一系列优惠政策的出台，国家公共管理政策的正效力的激励作用完全可以被金融服务予以开发利用，如开设“移民补助质押贷款”、“退耕还林补助质押贷款”和“政策林权质押贷款”等，解决农户大额贷款担保抵押难题，有效支持农业生产发展。
5.要进一步深化金融生态建设的内涵。金融生态建设必须要首先考虑金融服务与社会需求的一致性，尽量减少或规避差异性存在，使其趋于平衡、健康发展状况，真正达到生态要求。
参考文献：
[1]蒋国政.对解决“三农”问题政策环境的辩证思考[J].中国金融参考，2005，(11).
[2]蒋国政等.关于金融服务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调查[J].金融参考，2006，(5).
[3][4]蒋国政等.影响农业和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协调发展的问题与对策[J].经济研究参考，2003，(40D-3).
[5]蒋国政.农民增收与金融服务[J].宏观经济管理，20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