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歙县棠樾牌坊群，一座座牌坊见证了徽州的千年变迁，兴衰荣辱。学界对徽州牌坊的研究，多关注于贞节牌坊，而对数量最多的科第坊却关注较少，本文就围绕科第坊略析一二。
　　徽州牌坊分为科第坊、仕宦坊、忠孝节义坊以及其他类型（不在上述三种牌坊之列）。由于千百年历史的变迁以及人为毁坏，再加上文献资料的缺失，我们很难确切统计出徽州牌坊的具体数目，只能借助现有资料和现存牌坊进行推测。现将徽州各类牌坊的具体数量统计如下：
　　据上表可知，在徽州各类牌坊中，科第坊有275座，数量最多。那么，徽州科第坊如此之盛的原因何在呢？笔者认为大致有以下四点原因。
　　1.徽州地区自古人文荟萃，崇德重教。
　　徽州素有“东南邹鲁”、“程朱阙里”之美誉，徽州人十分重视文教事业发展。徽州科举之风尤为兴盛，人们都把考取功名当作光宗耀祖的事情。《歙事闲谭》记载：“北京歙县会馆观光堂，有题名榜，有清一代，吾歙本籍、寄籍之官京朝取科第者皆与焉。”徽州地区共出现过“大学士四人，尚书七人，侍郎二十一人，都察院都御史七人，内阁学士十五人，状元五人，榜眼即一甲二名二人，武榜眼一人，探花即一甲三名八人，进士计二百九十六人，举人约近千人”，甚至出现过“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兄弟九进士，四尚书者，一榜十九进士者”，“一科同郡两元者”等现象。由于牌坊多立于人们往来必经之处和热闹繁华之地，因而考取功名者的家族、宗族为了光宗耀祖、炫耀门楣，常用牌坊来标榜功名、官爵、家世、身份、地位、功勋、门第、荣誉等。这在客观上刺激了人们的攀比心理，于是徽州人纷纷鼓励徽州子弟考取功名。就这样代代相传，科第坊越来越多，成了徽州牌坊的大宗。
　　2.徽商的财力支持。
　　徽州商人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徽州商人经商致富以后，将一部分财富用于修祠建坊等义行当中。据康熙《休宁县志》卷6《人物·笃行》记载：“汪雅会，字清卿，（清休宁）西门人。八龄失怙，事母至孝，于二兄可铭可钦。总角时，已力行古道，长而遍游四方，重然诺，好施予，片言解纷，多依厦庇，江浙间义声口碑焉。且以惠及人不责其报。……子侄中绩学工文者力为培植，必玉于成。至葺祠裕祀及造梁、赈饥，力行不怠，族党称之。”
　　以上是徽商投资建设牌坊的实例，说明徽州商人在牌坊兴建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3.徽州地区社会风气醇厚，重视宗法伦理道德。
　　徽人不仅“重宗义，讲世好，上下六亲之施，无不秩然有序”，而且“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坯；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在日常生活中，徽州人不仅深谙“明君臣、父子、夫妇之伦”，“序亲疏贵贱之仪”的等级观念，还奉行“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的准则。在徽州传统伦理道德的教育下，徽州人的传统伦理观念尤其强烈。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学而优则仕、官运亨通、光宗耀祖等观念，在牌坊上都有体现。所以在传统伦理观念的影响下，徽州子弟潜心读书，以期考取功名、获赐立坊。
　　4.徽州能工巧匠众多，建筑技术发达。
　　“雕工随处有之，宁国、徽州、苏州最盛亦最巧”。徽州不少工匠熟悉绘画，兼通数艺，艺术功底深厚，且有师徒相传、父子相授等习俗。从牌坊的规划设计，到建设完工，每一环节无不凝结着徽州工匠的高超技艺。牌坊上的木石砖雕，各个都是艺术精品。
　　综上所述，徽州地区牌坊众多，其中科第坊数量最多。徽州科第坊兴盛的原因除了徽州地区文教事业发达外，还与徽商的财力支持、重视宗法伦理道德、建筑技术发达等原因有关。关于徽州牌坊的研究还有很多问题值得关注，笔者会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作进一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