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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载寒来暑往，抹不掉人们的深切缅怀。历史不会忘记，在决定中国前途、民族命运的关键时刻，在作出事关国家发展大局、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决策的时候，毛泽东曾两度把光辉的足迹留在重庆。
一赴重庆，为中国的和平理想而来
抗日战争胜利后，实现和平，休养生息，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因此，战后中国是走向和平民主团结还是内战独裁分裂，国共两大政党必须进行历史性的选择，并向人民作出回答。中国共产党力图通过和平民主途径，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蒋介石集团则妄图通过内战消灭共产党，继续维护其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
１９４５年８月，蒋介石以“万急”、“迫切”、“悬盼”等言词，三次电邀毛泽东来重庆谈判，试图玩弄假和谈伎俩，争取政治上的主动，为准备和挑起内战赢得时间和政治本钱。当时，人人都在关注延安的态度。８月２８日，早已识破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阴谋的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由延安飞抵重庆。身系天下安危的毛泽东的到来，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民主的真诚愿望和诚意，国统区各界民众对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寄予极大的期望，以真挚的热忱欢迎他；国际社会和国内外舆论，也以惊异的目光关注他。
重庆谈判从８月２９日开始，到１０月１０日结束，历时４３天。在４３天中，毛泽东运筹帷幄，指挥若定，以谈对谈，以打促谈，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在谈判中坚定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战场上坚决回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攻，始终掌握着政治上的主动权。为了使谈判能够获得进展，确保人民要求和平的愿望得以实现，毛泽东审时度势，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则下”作出重大让步，最终与国民党政府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确定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还以不同凡响的个人魅力，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他频繁与重庆各党派、各界代表人物和外国友好人士广泛接触、深入交往；多次举行各党派和各界人士座谈会，拜访和会见爱国民主人士，向他们介绍国共谈判情况，交流对国是的看法，倾听他们的意见和愿望，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平民主建国的政治主张，指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毛泽东还应老友柳亚子之请求，重抄他在长征中所作的《沁园春·雪》，一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寓意了他对人民力量和中国光明前途的信心，震动了整个国统区，并在人民中广为传诵。其间，毛泽东还多次会见外国驻华使馆官员、外国记者和国际友人，与他们广泛交谈，向他们阐明中国共产党的对内对外政策，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独具魅力的人格力量，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尊重。
二赴重庆，为实现“高峡平湖”的民族梦想而来
１９５８年３月，当毛泽东再次踏上重庆的土地时，已是他离开重庆１３年之后。这一次，毛泽东是为治理长江这件事关国家发展大局、人民根本利益的大事而来。
治理长江是长江流域人民的千年期盼。为了这个期盼，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早在１９１８年的《建国方略》中就提出了建设三峡水利工程的设想。但是，在当时内忧外患、战乱频繁、国力衰弱的中国，伟人的构想，只能是一个美好梦想。
新中国建立不久，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高度关注长江水患治理问题。在新设立的国家水利部中专设了长江水利委员会，组织专家研究长江的治理。１９５３年２月，毛泽东大胆提出在三峡卡住长江，修建大型水利枢纽的思路。这一重要思路，为后来国家制定“水利工作必须从流域规划着手，采取治标和治本结合，防洪与排涝并重的方针”确定了政策指导，并促成了国家对三峡水利工程大规模可行性科学论证工作的上马。
１９５８年３月，毛泽东在成都主持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此《意见》在吸收不同意见基础上，作出了“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方面考虑，三峡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建设，要待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的科学判断，为三峡工程建设定下了基调。
其实，早在１９５７年，毛泽东就想亲自看看三峡的地貌是否适合修建大坝。为此，他于当年７月７日给中央发了一封惊人的电报：“我拟于７月２４日到重庆，２５日乘船东下，看三峡。如果三峡间确能下水，则下水过三峡，或只游三峡间有把握之一个峡。请中央考虑批准。”经过调查，中央政治局没有同意他的这个要求。
１９５８年３月的“成都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风尘仆仆地来到重庆。在视察企业、看望工人后，登上了“江峡”轮，顺江东下，视察长江。一路上，他迎风屹立船头，听专家讲解，观地形水势，以诗人的情怀、政治家的胸襟，绘就他心中“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三峡新貌。
从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建立到三峡工程论证决策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三峡工程建设这一事关国家经济发展大局、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问题上，始终抱着严谨的科学态度、实事求是的务实作风，体现了作为人民领袖的毛泽东对国家、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以及一切从中华民族福祉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自觉性和使命意识。此后几十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坚持毛泽东制定的“积极准备，充分可靠”方针，以慎重和科学的态度指导三峡工程论证、决策和建设，一以贯之地坚持了一切从民族和人民根本利益出发，“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最高宗旨。
毛泽东生前曾说：“将来我死了，三峡工程修成后，不要忘了在祭文中提到我啊。”而今，西江石壁已立，高峡平湖已现，神女无恙，百姓安康，伟人“高峡出平湖”的梦想已变为现实。毛主席一生心系的重庆人民为这一“功在当代利千秋”的伟大工程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天的库区新貌和三峡美景，就是对一代伟人毛泽东逝世３０周年的最好祭文。
一赴重庆，为中国的和平理想而来
抗日战争胜利后，实现和平，休养生息，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因此，战后中国是走向和平民主团结还是内战独裁分裂，国共两大政党必须进行历史性的选择，并向人民作出回答。中国共产党力图通过和平民主途径，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蒋介石集团则妄图通过内战消灭共产党，继续维护其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
１９４５年８月，蒋介石以“万急”、“迫切”、“悬盼”等言词，三次电邀毛泽东来重庆谈判，试图玩弄假和谈伎俩，争取政治上的主动，为准备和挑起内战赢得时间和政治本钱。当时，人人都在关注延安的态度。８月２８日，早已识破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阴谋的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由延安飞抵重庆。身系天下安危的毛泽东的到来，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民主的真诚愿望和诚意，国统区各界民众对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寄予极大的期望，以真挚的热忱欢迎他；国际社会和国内外舆论，也以惊异的目光关注他。
重庆谈判从８月２９日开始，到１０月１０日结束，历时４３天。在４３天中，毛泽东运筹帷幄，指挥若定，以谈对谈，以打促谈，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在谈判中坚定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战场上坚决回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攻，始终掌握着政治上的主动权。为了使谈判能够获得进展，确保人民要求和平的愿望得以实现，毛泽东审时度势，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则下”作出重大让步，最终与国民党政府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确定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还以不同凡响的个人魅力，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他频繁与重庆各党派、各界代表人物和外国友好人士广泛接触、深入交往；多次举行各党派和各界人士座谈会，拜访和会见爱国民主人士，向他们介绍国共谈判情况，交流对国是的看法，倾听他们的意见和愿望，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平民主建国的政治主张，指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毛泽东还应老友柳亚子之请求，重抄他在长征中所作的《沁园春·雪》，一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寓意了他对人民力量和中国光明前途的信心，震动了整个国统区，并在人民中广为传诵。其间，毛泽东还多次会见外国驻华使馆官员、外国记者和国际友人，与他们广泛交谈，向他们阐明中国共产党的对内对外政策，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独具魅力的人格力量，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尊重。
二赴重庆，为实现“高峡平湖”的民族梦想而来
１９５８年３月，当毛泽东再次踏上重庆的土地时，已是他离开重庆１３年之后。这一次，毛泽东是为治理长江这件事关国家发展大局、人民根本利益的大事而来。
治理长江是长江流域人民的千年期盼。为了这个期盼，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早在１９１８年的《建国方略》中就提出了建设三峡水利工程的设想。但是，在当时内忧外患、战乱频繁、国力衰弱的中国，伟人的构想，只能是一个美好梦想。
新中国建立不久，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高度关注长江水患治理问题。在新设立的国家水利部中专设了长江水利委员会，组织专家研究长江的治理。１９５３年２月，毛泽东大胆提出在三峡卡住长江，修建大型水利枢纽的思路。这一重要思路，为后来国家制定“水利工作必须从流域规划着手，采取治标和治本结合，防洪与排涝并重的方针”确定了政策指导，并促成了国家对三峡水利工程大规模可行性科学论证工作的上马。
１９５８年３月，毛泽东在成都主持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此《意见》在吸收不同意见基础上，作出了“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方面考虑，三峡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建设，要待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的科学判断，为三峡工程建设定下了基调。
其实，早在１９５７年，毛泽东就想亲自看看三峡的地貌是否适合修建大坝。为此，他于当年７月７日给中央发了一封惊人的电报：“我拟于７月２４日到重庆，２５日乘船东下，看三峡。如果三峡间确能下水，则下水过三峡，或只游三峡间有把握之一个峡。请中央考虑批准。”经过调查，中央政治局没有同意他的这个要求。
１９５８年３月的“成都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风尘仆仆地来到重庆。在视察企业、看望工人后，登上了“江峡”轮，顺江东下，视察长江。一路上，他迎风屹立船头，听专家讲解，观地形水势，以诗人的情怀、政治家的胸襟，绘就他心中“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三峡新貌。
从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建立到三峡工程论证决策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三峡工程建设这一事关国家经济发展大局、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问题上，始终抱着严谨的科学态度、实事求是的务实作风，体现了作为人民领袖的毛泽东对国家、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以及一切从中华民族福祉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自觉性和使命意识。此后几十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坚持毛泽东制定的“积极准备，充分可靠”方针，以慎重和科学的态度指导三峡工程论证、决策和建设，一以贯之地坚持了一切从民族和人民根本利益出发，“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最高宗旨。
毛泽东生前曾说：“将来我死了，三峡工程修成后，不要忘了在祭文中提到我啊。”而今，西江石壁已立，高峡平湖已现，神女无恙，百姓安康，伟人“高峡出平湖”的梦想已变为现实。毛主席一生心系的重庆人民为这一“功在当代利千秋”的伟大工程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天的库区新貌和三峡美景，就是对一代伟人毛泽东逝世３０周年的最好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