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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是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重要指导思想和重要执政理念。中国梦蕴含丰富的科学内涵，它的提出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人民群众新期待有机统一起来，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理想、怎样实现理想”这一关乎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反映出当代中国发展的客观需要，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达到新的历史高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新理论成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强大正能量。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史角度来讲，深入研究“中国梦”有重要理论意义。
本文主要从个人与国家关系、中国梦的酝酿与形成、把握个人梦，共圆中国梦三个方面进行阐述。从中挖掘、继承并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推动当下中国梦的实现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现实价值。
（一）传统文化中个人与国家关系
在秦朝以前，对国家的认同是双重的，即对于自身所处邦国的身份认同和对于“中央之国”的“天下共主”地位认同。夏商周时期，自然对人的严重统治、支配、压迫，使人对人的统治、支配、压迫采取了最严重的形式——人身占有，产生了没有人身自由的人——奴隶。国家的概念并不清晰，普通大众集体意识只是反映在家族与村落。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处于大变革、大动荡中，人们对国家与个体关系也有很大变化。如楚国的令尹子文说：“夫从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旷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无日矣。”①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是“中国哲学史上系统地论证剥削制度不合理的第一个思想家”。他认为统治者应当实行“无为之治”，不要过多干预老百姓，给予与老百姓以更多的自由。春秋时期的大思想家孔子针对人民的反抗现象，从维护奴隶主统治的立场出发，主张统治者实行“德治”、“礼教”。
秦汉以后，大一统帝国建立，个人对国家依附感更强。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地主和农民的矛盾。在封建制度下，封建统治者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天子”，皇帝掌握生杀大权，臣民都必须服从于他的意志，没有自由可言，如有不服从，轻则杖责、入狱，重则杀头、株连九族。历代统治者在统治末年都经历了程度规模不同的农民起义，来反抗封建阶级的压迫和统治。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上涌现了大批思想家、学者，但无一不是从维护封建王朝统治的角度出发阐释自己的思想。
鸦片战争以前，在国人心目中只有天下的概念，没有现政治意义上的国家的意识。正如梁启超在《爱国论》《新民说》等文中所言，“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国人不知道什么是国”。没有国家意识，自然也就谈不上爱国，西方列强通过枪炮把中国强行纳入世界秩序，同时带来了西方的知识系统，促使先进的中国人摆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主义与“华夷之辨”华夏中心主义的华夷秩序观，促使国人逐渐走出了中国即天下的误区而意识到中国是需要遵守公法的万国的普通一国，是现代国际体系中的平等一员，进而把建立有特定地域的现代民族国家作为奋斗目标，走向世界使国人获得了“国”的认知，正是在“泰西”这一“他者”的对照之下，在获得西方地理学现代性知识后，才开启了先驱者对中国作为国家的自觉意识。
（二）中国梦的酝酿与形成
在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时，原本有限的群体主义会上升成为民族主义。“中国梦”的形成与近代国家形态的尝试和建立密不可分，中国梦的历史演变以“国家”的产生和发展为基本线索。费孝通有言：“在近代以前，中华民族处在一个自在的状态，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处在自觉的状态。”②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数千年来，中国人民只知朝廷事物是皇帝家族的家事，个人的小家庭想要平安度日就需要服从“朝廷”这个大家庭的统治，“国家”的概念尚未形成。1894年甲午战争中的惨败，让朝廷的羸弱展露无遗，几次内部改革尝试的失败也让人民开始对朝廷失去信心。败给“小蛮夷”日本的屈辱感以及“振興中华”的紧迫感，使得中华民族产生自觉的整体感，洋务派的“自强求富梦”、农民阶级的“天国梦”、维新派的“改良梦”让位于中华民族的“民族解放之梦”，中华民族开始作为一个整体追求外部独立和内部团结，并意识到既有体制的缺陷，开始寻求体制外的改革道路。
辛亥革命后，借助对西方近代国家的同与移植而建立起共和国家，但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中国传统社会的影响。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基本分两极：上面是庞大且权重的文官集团，下面是人数众多且分散的农民阶级，根据以尊卑、男女、老幼为基础的家庭宗法关系组织起来。这些都给新形成的近代国家形态及其运作方式带来持续不断的挑战和冲击。如何解决中华民国的发展进步问题从而实现“富强梦”，成为当时孙中山和各界爱国人士的主要梦想。
中国共产党是在救国救民理想的激励下应运而生的，面对山河破碎、军阀割据、内乱外侮、民不聊生、饿殍千里的中国，中国共产党的直接目标是实现民族独立、自由和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自由，直至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李大钊高喊着“青春之中华”激昂人们的斗志，朱自清抱着“未来的中国是大众的中国”的信念抒写梦的篇章，彭德怀怀着“为穷人找出路”的梦想投身于艰苦卓绝的斗争。在革命进程中，党把民族独立与个人解放结合到一起。
建国后，党领导人民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虽然，遭遇一些重大挫折，但无疑是朝着民族复兴与个人幸福的大方向迈进的。1978年12月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改革开放无异于又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革命，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创造出令世人惊叹的中国奇迹，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在全球化浪潮下，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全面推进，中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社会利益多元化趋势明显，政治重心的重构带来一系列新变化，中国人民有了新梦想。
（三）把握个人梦，共圆中国梦
在更广泛更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利益多元化和观念多元化条件下，构筑伟大中国梦，首先需要“凝聚力量”，把国内外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更充分地调动起来，把党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更广泛地团结起来。全国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发挥聪明才智，勤奋工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主力军和生力军作用。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克己奉公，勤政廉政，关心人民疾苦，为人民办实事。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全体官兵，按照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强军目标，提高履行使命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决保卫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13亿中国人民被一个梦想结合起来，构筑中国梦成为实现国家和社会政治整合的战略一步，政治重心重新落脚于人民。“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中国梦的实现非一朝一夕所能，不会一帆风顺，只有凭借社会各界共同行动、集体努力、全员奋斗，才能攻坚克难，为中国梦照进现实打下坚实基础、提供根本保障。
综上所述，中国梦的就是把国家、民族和个人作为一个命运的共同体，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个人的具体利益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中国梦立足于中华大地，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实现中国梦，需要汲取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同时，随着我国迈向实现中国梦的实践征程，中国共产党在践行中国梦的道路上赋予了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作者单位：邵阳学院）
注解：
① 《国语·楚语》，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②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三联书店，1985：32
本文主要从个人与国家关系、中国梦的酝酿与形成、把握个人梦，共圆中国梦三个方面进行阐述。从中挖掘、继承并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推动当下中国梦的实现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现实价值。
（一）传统文化中个人与国家关系
在秦朝以前，对国家的认同是双重的，即对于自身所处邦国的身份认同和对于“中央之国”的“天下共主”地位认同。夏商周时期，自然对人的严重统治、支配、压迫，使人对人的统治、支配、压迫采取了最严重的形式——人身占有，产生了没有人身自由的人——奴隶。国家的概念并不清晰，普通大众集体意识只是反映在家族与村落。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处于大变革、大动荡中，人们对国家与个体关系也有很大变化。如楚国的令尹子文说：“夫从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旷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无日矣。”①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是“中国哲学史上系统地论证剥削制度不合理的第一个思想家”。他认为统治者应当实行“无为之治”，不要过多干预老百姓，给予与老百姓以更多的自由。春秋时期的大思想家孔子针对人民的反抗现象，从维护奴隶主统治的立场出发，主张统治者实行“德治”、“礼教”。
秦汉以后，大一统帝国建立，个人对国家依附感更强。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地主和农民的矛盾。在封建制度下，封建统治者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天子”，皇帝掌握生杀大权，臣民都必须服从于他的意志，没有自由可言，如有不服从，轻则杖责、入狱，重则杀头、株连九族。历代统治者在统治末年都经历了程度规模不同的农民起义，来反抗封建阶级的压迫和统治。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上涌现了大批思想家、学者，但无一不是从维护封建王朝统治的角度出发阐释自己的思想。
鸦片战争以前，在国人心目中只有天下的概念，没有现政治意义上的国家的意识。正如梁启超在《爱国论》《新民说》等文中所言，“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国人不知道什么是国”。没有国家意识，自然也就谈不上爱国，西方列强通过枪炮把中国强行纳入世界秩序，同时带来了西方的知识系统，促使先进的中国人摆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主义与“华夷之辨”华夏中心主义的华夷秩序观，促使国人逐渐走出了中国即天下的误区而意识到中国是需要遵守公法的万国的普通一国，是现代国际体系中的平等一员，进而把建立有特定地域的现代民族国家作为奋斗目标，走向世界使国人获得了“国”的认知，正是在“泰西”这一“他者”的对照之下，在获得西方地理学现代性知识后，才开启了先驱者对中国作为国家的自觉意识。
（二）中国梦的酝酿与形成
在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时，原本有限的群体主义会上升成为民族主义。“中国梦”的形成与近代国家形态的尝试和建立密不可分，中国梦的历史演变以“国家”的产生和发展为基本线索。费孝通有言：“在近代以前，中华民族处在一个自在的状态，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处在自觉的状态。”②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数千年来，中国人民只知朝廷事物是皇帝家族的家事，个人的小家庭想要平安度日就需要服从“朝廷”这个大家庭的统治，“国家”的概念尚未形成。1894年甲午战争中的惨败，让朝廷的羸弱展露无遗，几次内部改革尝试的失败也让人民开始对朝廷失去信心。败给“小蛮夷”日本的屈辱感以及“振興中华”的紧迫感，使得中华民族产生自觉的整体感，洋务派的“自强求富梦”、农民阶级的“天国梦”、维新派的“改良梦”让位于中华民族的“民族解放之梦”，中华民族开始作为一个整体追求外部独立和内部团结，并意识到既有体制的缺陷，开始寻求体制外的改革道路。
辛亥革命后，借助对西方近代国家的同与移植而建立起共和国家，但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中国传统社会的影响。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基本分两极：上面是庞大且权重的文官集团，下面是人数众多且分散的农民阶级，根据以尊卑、男女、老幼为基础的家庭宗法关系组织起来。这些都给新形成的近代国家形态及其运作方式带来持续不断的挑战和冲击。如何解决中华民国的发展进步问题从而实现“富强梦”，成为当时孙中山和各界爱国人士的主要梦想。
中国共产党是在救国救民理想的激励下应运而生的，面对山河破碎、军阀割据、内乱外侮、民不聊生、饿殍千里的中国，中国共产党的直接目标是实现民族独立、自由和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自由，直至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李大钊高喊着“青春之中华”激昂人们的斗志，朱自清抱着“未来的中国是大众的中国”的信念抒写梦的篇章，彭德怀怀着“为穷人找出路”的梦想投身于艰苦卓绝的斗争。在革命进程中，党把民族独立与个人解放结合到一起。
建国后，党领导人民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虽然，遭遇一些重大挫折，但无疑是朝着民族复兴与个人幸福的大方向迈进的。1978年12月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改革开放无异于又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革命，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创造出令世人惊叹的中国奇迹，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在全球化浪潮下，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全面推进，中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社会利益多元化趋势明显，政治重心的重构带来一系列新变化，中国人民有了新梦想。
（三）把握个人梦，共圆中国梦
在更广泛更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利益多元化和观念多元化条件下，构筑伟大中国梦，首先需要“凝聚力量”，把国内外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更充分地调动起来，把党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更广泛地团结起来。全国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发挥聪明才智，勤奋工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主力军和生力军作用。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克己奉公，勤政廉政，关心人民疾苦，为人民办实事。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全体官兵，按照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强军目标，提高履行使命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决保卫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13亿中国人民被一个梦想结合起来，构筑中国梦成为实现国家和社会政治整合的战略一步，政治重心重新落脚于人民。“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中国梦的实现非一朝一夕所能，不会一帆风顺，只有凭借社会各界共同行动、集体努力、全员奋斗，才能攻坚克难，为中国梦照进现实打下坚实基础、提供根本保障。
综上所述，中国梦的就是把国家、民族和个人作为一个命运的共同体，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个人的具体利益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中国梦立足于中华大地，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实现中国梦，需要汲取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同时，随着我国迈向实现中国梦的实践征程，中国共产党在践行中国梦的道路上赋予了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作者单位：邵阳学院）
注解：
① 《国语·楚语》，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②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三联书店，1985：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