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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作为杂合性话语，非洲后殖民主义文学产生于巴巴所谓的“第三空间”，并由此造就自身的后殖民性。值得注意的是，如经由翻译再度融入中国的文化语境，形成新的杂合性话语，非洲后殖民主义文学便会走入“第三空间”的后续——“第四空间”，并面临自身后殖民性的稀释风险。遗憾的是，仅仅基于文化政治伦理的后殖民主义译论对此普遍缺乏切实有效的实质性对策。本文以阿契贝的成名作Things Fall Apart的两个汉语译本为例，对这一困境展开阐述，并进一步进行反思，在此基础上呼吁建构翻译的新规约主义。这种新规约主义应当从后殖民主义译论单纯的文化政治伦理，转向汉语语境下广泛而复杂的翻译生态，以此克服后殖民主义译论的理想主义短板，切实敦促译者最大限度地传达源文的后殖民性。
关键词：第四空间;后殖民性;稀释;新规约主义
作者简介：杨镇源，博士，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翻译与跨文化研究。
Title： Reflection of Postcoloniality Diluted in the Forth Space： as Exemplified with Two Chinese Versions of Achebe’s Things Fall Apart
Abstract： As a hybrid discourse， postcolonial African literature produces its postcoloniality from the Third Space， the H. K. Bhabhan space where the literature is born. It is worthy of noticing a risk of postcoloniality dilution when this literature steps into the Forth Space， the successor to the Third Space. Unfortunately， postcolonial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which are singularly established on cultural-political ethics， generally lacks practical and effective measures for this predicament. To illustrate the point， analyses are targeted at two Chinese versions of Things Fall Apart， the fiction winning Chinua Achebe’s first fame. Based on relevant reflection an appeal is launched for new prescriptivism， which turns from singular concern of political-cultural ethics， to the extensive and complex ecosystem of E-C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within this prescriptivism is supposed to maximally retain postcoloniality practically and effectively， thus presenting a remedy for idealism of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theories.
Key words： the Fourth Space; postcoloniality; dilution; new prescriptivism
Author： Yang Zhenyuan is Professor and M. A. supervi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611731， China）. His research areas include translation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 E-mail： [email protected]
在中國的译介旅行中，非洲后殖民主义文学面临着一个重要的困境，即在翻译中其本身的后殖民性存在着稀释风险。对此，后殖民主义译论缺乏有力的现实对策。换言之，后殖民主义译论家普遍基于文化政治伦理，主张采用异化策略，以达成保留和彰显异质话语的价值诉求;然而在现实的翻译生态中，这一主张难以落实，因而往往无法切实有效地留存异质话语，导致作品后殖民性的减弱。就此，本文以尼日利亚著名文学家阿契贝（Chinua Achebe）的代表作《瓦解》（Things Fall Apart）的两个汉语译本为例，结合巴巴（Homi K. Bhabha）的理论揭示了一个事实：该小说的后殖民性，尽管脱胎于杂合性的“第三空间”（the Third Space），却因为翻译在同样是杂合性的“第四空间”（the Fourth Space）中遭到稀释。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后殖民主义译论的困境：单纯的文化政治伦理难以避免理想化的窠臼，因而在“第三空间”的狂欢之后不得不见证原作后殖民性在“第四空间”中的失落。这在一定程度过滤了边缘民族的特色话语，有碍于后殖民主义译论突显异质、改善国际语言和文化格局的初衷，不利于实现民族间的沟通。对此，翻译研究需要通过反思将广泛而复杂的翻译生态纳入考虑，形成新的规约思维，以更加现实的姿态寻求非洲后殖民主义文学异质话语在汉语语境下的显身。 一、后殖民主义译论的“第四空间”拷问
借用巴巴的术语，非洲文学的后殖民性产生于“第三空间”。巴巴认为，文化之间无法拥有固定的后殖民边界，或者更准确地说，在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连续存在中，文化需要随时与新鲜事物相遇，并“将其重新塑造为一种依情况而定的‘居中’空间”（Bhabha 7）。这一注脚指向他眼中的后殖民性，即“在‘新的’世界秩序和多民族劳动分工内的一种持续的‘新殖民’关系”（6）。这种“新殖民”关系消融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界线，形成一种杂合性的空间。相对于殖民主义话语中殖民者高高在上、被殖民者身为属下这种泾渭分明的区别性关系，“第三空间”理论是一种颠覆性的力量。或者说，“第三空间”使二者处于一种彼此交融、无法分割彼此的混合熵态，因而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将殖民主义话语拆解殆尽：原来的高者失去了自傲的基础，原来的低者也没有了卑贱的理由;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抽空了等级的区分。作为解构殖民主义话语的利器，“第三空间”构成了后殖民性的重要源泉。确切言之，“第三空间”将来自前殖民地国家和民族的“他者”融入话语体系，形成杂合性的话语模式，进而冲垮了殖民主义长期以来建构的坚固外壳，推动了殖民主义话语的自我异化过程，从而造就后殖民性，即各种民族话语共存共生、交融混错的文化政治格局性质。
后殖民性是后殖民主义译论家们的共同价值目标。他们基于文化政治伦理，试图以异化的策略主张彰显“他者”，确保翻译对于后殖民性的传达。如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就反对通顺的翻译腔，因为这会“使巴勒斯坦女性创作的文学作品在散文感上相似于台湾男性的作品”（315）。为保存异质话语，她强调“译者必须屈从于文本……译者在工作中必须对源文具有坚定的具体领地意识”（315），因此“译者的任务就是向源文文本的修辞性缴械投降”（320）。类似地，韦努蒂（Lawrence Venuti）也宣扬“差异伦理”（ethics of difference），这种伦理“促使人们在书写、阅读和评价翻译时对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表现出更多的尊重”（Venuti， 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6）。为此他主张通过异化翻译达成对于欧美中心主义的“抵抗”，并借用刘易斯（Philip E. Lewis）以异化为主要策略倾向的“僭越性忠实”（abusive fidelity）概念，以此作为“一种译者处理翻译语言各方面的实验性措施，它不仅仅涉及词汇和句法，亦包含语域与方言”（Venuti，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18）。在许多后殖民主义译论家看来，力求存异的翻译主张是建构后殖民时代语言和文化身份的重点所在。如科洛宁（Michael Cronin）声称：“语言身份的认同之争将首先涉及对差异的肯定问题。”（90）对他而言，翻译如果不与“他者”相遇，那么“我们将遭受彼此的漠视，这尚且是最好的情况，而最坏的情况是我们将彼此仇视”（168）。这种对于异质话语的热忱代表着后殖民主义译论的整体理论倾向。
然而，以文化政治伦理为单一基础的后殖民主义译论，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留存产生于“第三空间”的后殖民性？按照巴巴的思路，非洲后殖民主义文学本身就是前殖民地本土话语与殖民话语杂合的产物，因而必然经历“第三空间”的异质交融，造就作品的后殖民性。如果保持这样的思路，那么该作品经由翻译继续与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交融之时，就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第四空间”的砥砺。“第四空间”作为“第三空间”的继任者，是后者杂合思维的延续和伸展。通过翻译，原本杂合而成的话语又会在新的语言和文化语境下再一次经历杂合，那么由前一次杂合造就的后殖民性在新的杂合历程中又将发生什么情况？为探讨这一问题，本文以阿契贝的小说《瓦解》的两个汉语译本为例展开研究。
二、《瓦解》：产生于“第三空间”的后殖民性
阿契貝是尼日利亚著名文学家，被誉为“非洲现代文学之父”。《瓦解》初次出版于1958年。作为阿契贝的成名作品，该小说“为读者创作出一幅伊博人生活的生动画卷，其情节与人物恰如其分地呈现出已在现今记忆中失落的、不可挽回的生活方式”（Ezenwa-Ohaeto 69）。它共计被译为57种语言，销量达2000万册以上，在世界范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非洲后殖民主义文学的代表之作。故事的主线是主人公奥孔克沃（Okonkwo）的毁灭之路。由于误杀一名族人，奥孔克沃被迫离开故土乌姆奥菲亚（Umuofia），举家流亡七年。他回来以后发现自己部落的生活方式已经遭到英国殖民者的入侵和破坏。他对于族人背叛传统的行为十分愤慨，却又对他们缺乏对抗白人勇气的状态无可奈何，因而只能目睹故土的传统价值走向坍塌。最终他忍无可忍，杀死了一名为白人殖民者工作的通信官，也因此被迫自杀，结束了自己悲剧的一生。
奥孔克沃的个人悲剧影射着伊博人的民族悲剧。通过对于这一悲剧的描述，阿契贝试图揭示出与殖民主义话语不同的异质话语，从而使伊博人乃至于整个非洲以“他者”的形象得到重构。这体现了阿契贝一贯的后殖民主义倾向。在批判《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一书时，他指出康拉德（Joseph Conrad）“将非洲投射为与欧洲对立的‘另一世界’，因此也将其设立为文明的对立面，他（康拉德）在这里人们炫耀自己的智力和优雅，并最终以胜利者的残暴来对这一切进行嘲讽式的模仿”（Achebe， “An image of Africa” 15）。带着这样的情怀，《瓦解》以一种复杂的态度，将反思矛头对准殖民历史，以新的视角呈现出非洲的“他者”形象。在这部小说中，阿契贝挖掘出早已失落于殖民主义话语中的故土回忆，表现出强烈的后殖民主义意识。在他的尼日利亚同胞、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因卡（Wole Soyinka）看来，这是“第一部以从非洲品格内部出发写作、而非迎合白人眼中非洲异域形象的英语小说”（Anonymous 28）。确切言之，传统信仰的丢失和祖先价值观的弱化不仅导致了奥孔克沃自己的崩溃，也导致了土著社会的崩溃，并由此肢解了伊博人的传统习俗和本土语言。随着故事线的不断展开，阿契贝着力表现殖民者与当地土著之间的信仰之争，勾画出伊博人无望的抵抗，呈现出对乌姆奥菲亚人勇武精神的深切怀念。《瓦解》本身是杂合性的“第三空间”的产物：小说采用英语写作，却加入了大量的土著语言;作者受教育于殖民者遗留的教育系统，却展现出大量土著文化、以及殖民者和伊博人的冲突。此类写作利用“他者”形象撕扯着康拉德式的殖民主义话语，突显出伊博人失败表象背后种种骚乱的湍流，进而从曾经看似坚固的同质性殖民主义话语中培育出异质性话语。正是由于在“第三空间”中这种自我异化的历程，后殖民性从《瓦解》中萌发生长，对殖民主义话语形成冲击。 那么，当脱胎于“第三空间”的《瓦解》遭遇汉语的语境，在翻译中经历“第四空间”时，它又能否如后殖民主义译论家所愿，以稳固的姿态传达出自身的后殖民性？遗憾的是，译者不一定服从后殖民主义译论设计的路线。作为“第四空间”中的协调人，译者在策略选择方面可能出于各种不同的考虑，如经济利益、政治环境、文化禁忌等，甚至可能仅仅依靠自身直觉。总体而言，在一种复杂程度远超后殖民主义译论焦点的动态系统之中，译者不一定致力于留存来自边缘民族的异质话语，或是再现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冲突。因此，源语文本的后殖民性面临着被稀释的风险。而在该小说的两个汉语译本中，这种风险成为了现实。
三、作为“第四空间”的翻译：后殖民性的稀释之旅
《瓦解》当前在中国大陆最知名的两个汉语译本分别是由南海出版公司于2014年出版的《这个世界土崩瓦解了》，译者是高宗禹（以下简称为高译），以及由重庆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的《崩溃》，译者是林克和刘利平（以下简称为林刘译）。笔者在此无意判断两个译本的优劣，而是致力于揭示二者如何稀释源文的后殖民性。通过细读比较，笔者梳理出《瓦解》在以上汉语译本中三个方面的后殖民性稀释途径：（1）伊博习俗的偏移;（2）土著语言的失落;（3）信仰冲突的削弱。
（1）伊博习俗的偏移
上述汉语译本并未以充分的后殖民主义考虑反映伊博习俗，从而使后者遭到一定程度的偏移，其中包括饮食习惯、部落规则和本土文化隐喻。
饮食习惯的变动在两个译本中时有所见。如伊博人的主食甘薯（yam）无论在高译还是林刘译中都被译为“木薯”，成为另外一种薯类。而西非当地的特色调料鳄椒（alligator pepper）（一种气味类似豆蔻而辣味类似胡椒的香料），在高译中成为在中国随处可见的“胡椒”，林刘虽将其译为“鳄鱼辣椒”，但很容易让人将其误认为一种辣椒。不仅是食物，烹调方式也在译文中发生了变化。如当处理源文句子“On the third day he asked his second wife， Ekwefi， to roast some plantains for him”（Achebe， Things Fall Apart 46），高宗禹将“plantains”（芭蕉）译为“香蕉”（阿契贝 73），林刘则将“roast”（烤）译为“煮”（阿切比 57）。此外，一些调料的用途也与源文不同。如下所示：
源文：Among the Ibo the art of conversation is regarded very highly， and proverbs are the palm-oil with which words are eaten. （Achebe， Things Fall Apart 6）
高译：在伊博人中，谈话的技巧是很受重视的，谚语不啻棕榈油，人们用它来消化所说的话。（阿契贝 7）
林刘译：在伊博族里，人们高度重视说话的艺术，谚语就像吃饭时的棕榈酒，既是必需的也显得有档次。（阿切比 5）
棕榈油在高译中由调味品变为助消化食品，在林刘译中则变为一种酒，甚至出现了“既是必需的也显得有档次”这种源文中不存在的话语。
除了饮食习惯，部落规则也遭到一定的偏移。如乌姆奥菲亚的一名妇女在蒙拜诺（Mbaino）遭到杀害，乌姆奥菲亚人便立即向蒙拜诺人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对方要么选择战争，要么给出一名年轻男子和处女作为补偿，但两个汉语译本都避开了年轻男子的性别，将其译作“年轻人”（阿契贝 13-14）或是“青年”（阿切比 9），从而使这一部落规则的内容产生变动。
此外，伊博人的本土文化隐喻也成为偏移的对象。例如，奥孔克沃的大儿子恩沃耶（Nwoye）在听到基督教圣歌时产生共鸣，高译对此处源文做了以下处理：
源文：It was the poetry of the new religion， something felt in the marrow. （Achebe， Things Fall Apart 108）
高译：这种新宗教的诗歌，不知怎的，像是触到了他的心灵深处。（阿契贝 169）
源文中恩沃耶心理活动的载体是骨髓，到了高译中却变成了心灵，因而失去了伊博人民族文化隐喻的特色性。隐喻甚至被替换为中国特色的习语，如下：
源语：You do not know what it is to speak with one voice.（Achebe， Things Fall Apart 122）
高译：你们不懂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是什么意思。（阿契贝 192）
林刘译：你们不知道齐心协力、步调一致，用一个声音说话。（阿切比 155）
高译将源文的“speak with one voice”译作出自《易传·文言》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林刘译则在“用同一个声音说话”前加上了“齐心协力、步调一致”这样的中国式成语。另外还有一些特色性的文化隐喻在译文中失去了涵义和内容的完美结合。例如：
源文：But as the dog said， “If I fall down for you and you fall down for me， it is play.”（Achebe， Things Fall Apart 53）
高译：但是正如古诗中的狗说的，“我让一步，你也让一步。这只是个游戏。”（阿契贝 84）
林刘译：但就像狗会说的，“如果我为你跌倒，你又为我跌倒，那我就把它看作是個游戏。”（阿切比 66）
源文体现出伊博人的文化隐喻，即狗跌倒这一形式代表着让步这一涵义。然而，两个汉语译本都未能在此处体现出形式和涵义的统一：高译将“让步”的涵义在汉语中明晰化，却丢失了“跌倒”这一形式;林刘译保留了“跌倒”的形式，却使得“让步”这一涵义无法在汉语中得到有效传达，因为汉语里狗跌倒并不能让人联想到让步。 （2）土著语言的失落
《瓦解》的一个重要的后殖民特征就是反复插入大量伊博人的土著语言。通过这样的方式，阿契贝不断提醒读者另外一种语言的存在，尽管该书由英语写成。然而，在两个汉语译本中这些土著语言都遭到一定程度的过滤。比如在源文中，乌姆奥菲亚的部落首领在动员族人时高呼“Umuofia kwenu”。阿契贝直接采用土著语言发音来表现这一代表着乌姆奥菲亚人尚武精神的口号。然而这在高译中变成了“乌姆奥菲亚人团结一心”（阿契贝 13），在林刘译中变成了“乌姆阿非亚！”（阿切比 8）。两个译本虽然由此使译文对于汉语读者更加清晰易懂，但也打消了该口号中“kwenu”的陌生感，使后殖民性变淡。具体说来，两个汉语译本对于土著语言的处理方式集中体现如下：
在以上多数情况下，两个译本都选择了意译的方法，从而抹去了土著语言的痕迹。虽然译者对其中某些词语进行了音译，但其中大多也是因为缺乏源文作者对词语的解释，如iy-uwa、iba、egwugwu、ochu、umunna等。在此情况下，音译只是一种避免误译的安全做法，而非对于源文土著语言的刻意保留。
（3）信仰冲突的削弱
作为阿契贝笔下后殖民性的重要体现，信仰冲突在源文中得到了充分表现。然而一些冲突的细节在两个汉译本中产生了变化，从而削弱了冲突的激烈程度。例如，一些基督徒进入村庄试图烧毁乌姆奥菲亚人的神殿。一名乌姆奥菲亚的祭司向他们愤怒地骂道：“Go and burn your mothers’ genitals”（Achebe， Things Fall Apart 114），对此高译是“烧你妈妈！”（阿契贝 180），林刘译是“回去烧你妈吧！”（阿切比 144）。二者都对“genitals”（生殖器）一词删去，因而减轻了祭司的愤怒语气。类似的弱化效果同样发生在殖民者那里。例如，奥格乌格乌（戴面具的舞蹈者，被当地人当作祖先的灵魂）在被极端的基督徒激怒后烧掉了当地的教堂。白人的地区长官召集乌姆奥菲亚领袖商量解决方案，但他对极端基督徒的恶行闭口不谈，只是傲慢地谴责伊博人：“I have brought you here because you joined together to molest others， to burn people’s houses and their place of worship”（Achebe， Things Fall Apart 141）。在高译中这被译为“我之所以把你们带到这里来，是因为你们联合起来干涉他人，烧掉了旁人的房屋和他们敬神的地方”（阿契贝 223-224）。此处“molest”（骚扰）在译文中仅仅成为一种干涉，厌憎意味大为减弱，也使得地区长官对异教徒的恶感强度显得比源文更低。
与源文相比，高译中基督教与伊博人传统信仰之间的竞争激烈程度也有所降低。如基督教牧师布朗和当地人进行了一场关于宗教的辩论。双方都支持自己的宗教，但都无法弥合彼此的分歧。就此阿契贝写道：“Neither of them succeeded in converting the other but they learnt more about their different beliefs”（Achebe， Things Fall Apart 130）。在高译中，本句被译为“他们俩谁也没有说服谁，但对于彼此不同的信仰，双方了解得越来越多了”（阿契贝 204）。“Converting”（皈依）变成了“说服”，于是对话的重心从“皈依与否”变为“争取支持”，从而淡化了宗教之间的激烈竞争。另外在焚毁教堂事件中，奥格乌格乌们与传教士史密斯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当面冲突，构成了整部小说宗教冲突的高潮。当时奥格乌格乌的首领阿约菲亚（Ajofia）对教堂表现出严重的厌憎，并这样说道：“it has bred untold abominations and we have come to put an end to it”。（Achebe， Things Fall Apart 138）。在高译中该句被译为“它已经惹下了数不清的麻烦，我们要来毁掉它”（阿契贝，2014：218）。其中“abominations”（憎恨）仅仅被表述为“麻烦”，从而大大减弱了阿约菲亚对教堂的恶感。
作为杂合性第三空间的产物，《瓦解》在两个汉语译本中经历了一场后殖民性的稀释之旅：伊博习俗的偏移淡化了伊博人的传统生活方式，土著语言的失落遮蔽了乌姆奥菲亚人的本土语言特色，信仰冲突的削弱减轻了殖民化过程的阻力。一言蔽之，源文在上述三方面的经历反映出汉语译者在后殖民性留存方面的意识欠缺。对此，基于后殖民主义伦理的翻译异化主张显得苍白无力。对于译者而言，他可以选择各种不同的价值作为自己的追求，如经济利益、个人名望、文学改良等。在这些选择中，后殖民主义的目标不过是一个极易受到冷落的备选项而已。事实上，无论后殖民主义译论家姿态多么坚定，他们都普遍缺乏在实践中广泛推广自己价值观的能力，因此容易陷入理想主义的陷阱。而《瓦解》在两个汉语译本中的遭遇正是这一尴尬境遇的写照。
四、对策呼吁：新规约主义的建构
上述分析揭示出后殖民主义非洲文学在汉语翻译中的困境：作为第三空间中的文化流亡者，它不必背负原创性的负担，但也因此难以充分保留自身的后殖民性。这导致后殖民主义译论的尴尬，令其突显边缘民族话语、改善国际语言和文化格局的意图受到挫折。就如在《瓦解》的上述两个汉语译本中，无论是伊博习俗的偏移，还是土著语言的失落，或是信仰冲突的削弱都给读者呈现出了一种遭受淡化的异质特征。这样的翻译在一定程度对原文形成了遮蔽。中国读者透过这样的译本看到的是一个经过滤镜处理过的非洲。虽然译者并非出于殖民主义意图，却也在第四空间的诸多显示环节中有意或无意过滤掉伊博人特有的语言和文化特色，从而影响中国读者充分把握阿契贝想要传达的后殖民主义情怀。在致力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前中国，实现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間的沟通已成为一个重要的任务。特别是要推动中非关系的良性发展，就有必要进一步深入理解非洲人民历史上的殖民回忆与后殖民主义诉求。相应地，非洲文学汉译需要注意避免原作后殖民性的流失。已有的后殖民主义译论对此缺乏充分的考虑，原因在于其多流于理想主义窠臼，尽管富有浓厚的语言和文化公义诉求，却少有现实的弹性策略，难以阻止后殖民性在第四空间的诸多环节中的稀释之旅。 基于这样的反思，译学界需要突破理想化的后殖民主义译论模式，转而致力于建构一种新规约主义，以求更为现实地在语言和文化旅行留存非洲文学的后殖民性。较之后殖民主义译论基于单纯伦理考虑的一厢情愿，这种新规约主义需要顾及影响到翻译的广泛现实因素。确切言之，它应当从狭隘的文化政治怨言，走向复杂的文学翻译生态考虑，从自以为是的方法论主张，走向全面审慎的应用指标。在这里，单凭伦理立场不足以形成理论支撑。文化习俗、民族习性、政治禁忌、意识形态……此类因素都需要被赋予不亚于后殖民主义伦理的重要性。通过如此建构，后殖民主义译论最终要克服理想主义的短板，以切实有效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在翻译中留存后殖民性。这一充满挑战、意义重大的工作需要译学界的有识之士共同努力。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Achebe， Chinua. Things Fall Apart. London： Penguin Group， 2001.
阿切比：《崩溃》。林克、刘利平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
[---. Things Fall Apart. Trans. Lin Ke and Liu Liping. Chongqing： Chongqing Publishing Group， 2005.]
阿契贝：《这个世界土崩瓦解了》。高宗禹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4。
[---. Things Fall Apart. Trans. Gao Zongyu. Haikou： Nanhai Publishing House， 2014.]
---. “An Image of Africa： Racism in Conrad’s Heart of Darkness.” The Massachusetts Review 1 （2016）： 14-27.
Anonymous. “Chinua Achebe of Bard College.” The Journal of Blacks in Higher Education 33 （2001）： 28-29.
Bhabha， H. K.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Cronin， M. Translation and Globaliza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Ezenwa-Ohaeto. Chinua Achebe： A Biography. Bloomington： Indiana UP， 1997.
Spivak， Gayatri C. “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3rd ed.）. Ed. Lawrence Venuti.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312-330.
Venuti， Lawrence. 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2nd e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責任编辑：魏家海
关键词：第四空间;后殖民性;稀释;新规约主义
作者简介：杨镇源，博士，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翻译与跨文化研究。
Title： Reflection of Postcoloniality Diluted in the Forth Space： as Exemplified with Two Chinese Versions of Achebe’s Things Fall Apart
Abstract： As a hybrid discourse， postcolonial African literature produces its postcoloniality from the Third Space， the H. K. Bhabhan space where the literature is born. It is worthy of noticing a risk of postcoloniality dilution when this literature steps into the Forth Space， the successor to the Third Space. Unfortunately， postcolonial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which are singularly established on cultural-political ethics， generally lacks practical and effective measures for this predicament. To illustrate the point， analyses are targeted at two Chinese versions of Things Fall Apart， the fiction winning Chinua Achebe’s first fame. Based on relevant reflection an appeal is launched for new prescriptivism， which turns from singular concern of political-cultural ethics， to the extensive and complex ecosystem of E-C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within this prescriptivism is supposed to maximally retain postcoloniality practically and effectively， thus presenting a remedy for idealism of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theories.
Key words： the Fourth Space; postcoloniality; dilution; new prescriptivism
Author： Yang Zhenyuan is Professor and M. A. supervi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611731， China）. His research areas include translation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 E-mail： [email protected]
在中國的译介旅行中，非洲后殖民主义文学面临着一个重要的困境，即在翻译中其本身的后殖民性存在着稀释风险。对此，后殖民主义译论缺乏有力的现实对策。换言之，后殖民主义译论家普遍基于文化政治伦理，主张采用异化策略，以达成保留和彰显异质话语的价值诉求;然而在现实的翻译生态中，这一主张难以落实，因而往往无法切实有效地留存异质话语，导致作品后殖民性的减弱。就此，本文以尼日利亚著名文学家阿契贝（Chinua Achebe）的代表作《瓦解》（Things Fall Apart）的两个汉语译本为例，结合巴巴（Homi K. Bhabha）的理论揭示了一个事实：该小说的后殖民性，尽管脱胎于杂合性的“第三空间”（the Third Space），却因为翻译在同样是杂合性的“第四空间”（the Fourth Space）中遭到稀释。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后殖民主义译论的困境：单纯的文化政治伦理难以避免理想化的窠臼，因而在“第三空间”的狂欢之后不得不见证原作后殖民性在“第四空间”中的失落。这在一定程度过滤了边缘民族的特色话语，有碍于后殖民主义译论突显异质、改善国际语言和文化格局的初衷，不利于实现民族间的沟通。对此，翻译研究需要通过反思将广泛而复杂的翻译生态纳入考虑，形成新的规约思维，以更加现实的姿态寻求非洲后殖民主义文学异质话语在汉语语境下的显身。 一、后殖民主义译论的“第四空间”拷问
借用巴巴的术语，非洲文学的后殖民性产生于“第三空间”。巴巴认为，文化之间无法拥有固定的后殖民边界，或者更准确地说，在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连续存在中，文化需要随时与新鲜事物相遇，并“将其重新塑造为一种依情况而定的‘居中’空间”（Bhabha 7）。这一注脚指向他眼中的后殖民性，即“在‘新的’世界秩序和多民族劳动分工内的一种持续的‘新殖民’关系”（6）。这种“新殖民”关系消融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界线，形成一种杂合性的空间。相对于殖民主义话语中殖民者高高在上、被殖民者身为属下这种泾渭分明的区别性关系，“第三空间”理论是一种颠覆性的力量。或者说，“第三空间”使二者处于一种彼此交融、无法分割彼此的混合熵态，因而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将殖民主义话语拆解殆尽：原来的高者失去了自傲的基础，原来的低者也没有了卑贱的理由;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抽空了等级的区分。作为解构殖民主义话语的利器，“第三空间”构成了后殖民性的重要源泉。确切言之，“第三空间”将来自前殖民地国家和民族的“他者”融入话语体系，形成杂合性的话语模式，进而冲垮了殖民主义长期以来建构的坚固外壳，推动了殖民主义话语的自我异化过程，从而造就后殖民性，即各种民族话语共存共生、交融混错的文化政治格局性质。
后殖民性是后殖民主义译论家们的共同价值目标。他们基于文化政治伦理，试图以异化的策略主张彰显“他者”，确保翻译对于后殖民性的传达。如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就反对通顺的翻译腔，因为这会“使巴勒斯坦女性创作的文学作品在散文感上相似于台湾男性的作品”（315）。为保存异质话语，她强调“译者必须屈从于文本……译者在工作中必须对源文具有坚定的具体领地意识”（315），因此“译者的任务就是向源文文本的修辞性缴械投降”（320）。类似地，韦努蒂（Lawrence Venuti）也宣扬“差异伦理”（ethics of difference），这种伦理“促使人们在书写、阅读和评价翻译时对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表现出更多的尊重”（Venuti， 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6）。为此他主张通过异化翻译达成对于欧美中心主义的“抵抗”，并借用刘易斯（Philip E. Lewis）以异化为主要策略倾向的“僭越性忠实”（abusive fidelity）概念，以此作为“一种译者处理翻译语言各方面的实验性措施，它不仅仅涉及词汇和句法，亦包含语域与方言”（Venuti，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18）。在许多后殖民主义译论家看来，力求存异的翻译主张是建构后殖民时代语言和文化身份的重点所在。如科洛宁（Michael Cronin）声称：“语言身份的认同之争将首先涉及对差异的肯定问题。”（90）对他而言，翻译如果不与“他者”相遇，那么“我们将遭受彼此的漠视，这尚且是最好的情况，而最坏的情况是我们将彼此仇视”（168）。这种对于异质话语的热忱代表着后殖民主义译论的整体理论倾向。
然而，以文化政治伦理为单一基础的后殖民主义译论，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留存产生于“第三空间”的后殖民性？按照巴巴的思路，非洲后殖民主义文学本身就是前殖民地本土话语与殖民话语杂合的产物，因而必然经历“第三空间”的异质交融，造就作品的后殖民性。如果保持这样的思路，那么该作品经由翻译继续与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交融之时，就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第四空间”的砥砺。“第四空间”作为“第三空间”的继任者，是后者杂合思维的延续和伸展。通过翻译，原本杂合而成的话语又会在新的语言和文化语境下再一次经历杂合，那么由前一次杂合造就的后殖民性在新的杂合历程中又将发生什么情况？为探讨这一问题，本文以阿契贝的小说《瓦解》的两个汉语译本为例展开研究。
二、《瓦解》：产生于“第三空间”的后殖民性
阿契貝是尼日利亚著名文学家，被誉为“非洲现代文学之父”。《瓦解》初次出版于1958年。作为阿契贝的成名作品，该小说“为读者创作出一幅伊博人生活的生动画卷，其情节与人物恰如其分地呈现出已在现今记忆中失落的、不可挽回的生活方式”（Ezenwa-Ohaeto 69）。它共计被译为57种语言，销量达2000万册以上，在世界范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非洲后殖民主义文学的代表之作。故事的主线是主人公奥孔克沃（Okonkwo）的毁灭之路。由于误杀一名族人，奥孔克沃被迫离开故土乌姆奥菲亚（Umuofia），举家流亡七年。他回来以后发现自己部落的生活方式已经遭到英国殖民者的入侵和破坏。他对于族人背叛传统的行为十分愤慨，却又对他们缺乏对抗白人勇气的状态无可奈何，因而只能目睹故土的传统价值走向坍塌。最终他忍无可忍，杀死了一名为白人殖民者工作的通信官，也因此被迫自杀，结束了自己悲剧的一生。
奥孔克沃的个人悲剧影射着伊博人的民族悲剧。通过对于这一悲剧的描述，阿契贝试图揭示出与殖民主义话语不同的异质话语，从而使伊博人乃至于整个非洲以“他者”的形象得到重构。这体现了阿契贝一贯的后殖民主义倾向。在批判《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一书时，他指出康拉德（Joseph Conrad）“将非洲投射为与欧洲对立的‘另一世界’，因此也将其设立为文明的对立面，他（康拉德）在这里人们炫耀自己的智力和优雅，并最终以胜利者的残暴来对这一切进行嘲讽式的模仿”（Achebe， “An image of Africa” 15）。带着这样的情怀，《瓦解》以一种复杂的态度，将反思矛头对准殖民历史，以新的视角呈现出非洲的“他者”形象。在这部小说中，阿契贝挖掘出早已失落于殖民主义话语中的故土回忆，表现出强烈的后殖民主义意识。在他的尼日利亚同胞、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因卡（Wole Soyinka）看来，这是“第一部以从非洲品格内部出发写作、而非迎合白人眼中非洲异域形象的英语小说”（Anonymous 28）。确切言之，传统信仰的丢失和祖先价值观的弱化不仅导致了奥孔克沃自己的崩溃，也导致了土著社会的崩溃，并由此肢解了伊博人的传统习俗和本土语言。随着故事线的不断展开，阿契贝着力表现殖民者与当地土著之间的信仰之争，勾画出伊博人无望的抵抗，呈现出对乌姆奥菲亚人勇武精神的深切怀念。《瓦解》本身是杂合性的“第三空间”的产物：小说采用英语写作，却加入了大量的土著语言;作者受教育于殖民者遗留的教育系统，却展现出大量土著文化、以及殖民者和伊博人的冲突。此类写作利用“他者”形象撕扯着康拉德式的殖民主义话语，突显出伊博人失败表象背后种种骚乱的湍流，进而从曾经看似坚固的同质性殖民主义话语中培育出异质性话语。正是由于在“第三空间”中这种自我异化的历程，后殖民性从《瓦解》中萌发生长，对殖民主义话语形成冲击。 那么，当脱胎于“第三空间”的《瓦解》遭遇汉语的语境，在翻译中经历“第四空间”时，它又能否如后殖民主义译论家所愿，以稳固的姿态传达出自身的后殖民性？遗憾的是，译者不一定服从后殖民主义译论设计的路线。作为“第四空间”中的协调人，译者在策略选择方面可能出于各种不同的考虑，如经济利益、政治环境、文化禁忌等，甚至可能仅仅依靠自身直觉。总体而言，在一种复杂程度远超后殖民主义译论焦点的动态系统之中，译者不一定致力于留存来自边缘民族的异质话语，或是再现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冲突。因此，源语文本的后殖民性面临着被稀释的风险。而在该小说的两个汉语译本中，这种风险成为了现实。
三、作为“第四空间”的翻译：后殖民性的稀释之旅
《瓦解》当前在中国大陆最知名的两个汉语译本分别是由南海出版公司于2014年出版的《这个世界土崩瓦解了》，译者是高宗禹（以下简称为高译），以及由重庆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的《崩溃》，译者是林克和刘利平（以下简称为林刘译）。笔者在此无意判断两个译本的优劣，而是致力于揭示二者如何稀释源文的后殖民性。通过细读比较，笔者梳理出《瓦解》在以上汉语译本中三个方面的后殖民性稀释途径：（1）伊博习俗的偏移;（2）土著语言的失落;（3）信仰冲突的削弱。
（1）伊博习俗的偏移
上述汉语译本并未以充分的后殖民主义考虑反映伊博习俗，从而使后者遭到一定程度的偏移，其中包括饮食习惯、部落规则和本土文化隐喻。
饮食习惯的变动在两个译本中时有所见。如伊博人的主食甘薯（yam）无论在高译还是林刘译中都被译为“木薯”，成为另外一种薯类。而西非当地的特色调料鳄椒（alligator pepper）（一种气味类似豆蔻而辣味类似胡椒的香料），在高译中成为在中国随处可见的“胡椒”，林刘虽将其译为“鳄鱼辣椒”，但很容易让人将其误认为一种辣椒。不仅是食物，烹调方式也在译文中发生了变化。如当处理源文句子“On the third day he asked his second wife， Ekwefi， to roast some plantains for him”（Achebe， Things Fall Apart 46），高宗禹将“plantains”（芭蕉）译为“香蕉”（阿契贝 73），林刘则将“roast”（烤）译为“煮”（阿切比 57）。此外，一些调料的用途也与源文不同。如下所示：
源文：Among the Ibo the art of conversation is regarded very highly， and proverbs are the palm-oil with which words are eaten. （Achebe， Things Fall Apart 6）
高译：在伊博人中，谈话的技巧是很受重视的，谚语不啻棕榈油，人们用它来消化所说的话。（阿契贝 7）
林刘译：在伊博族里，人们高度重视说话的艺术，谚语就像吃饭时的棕榈酒，既是必需的也显得有档次。（阿切比 5）
棕榈油在高译中由调味品变为助消化食品，在林刘译中则变为一种酒，甚至出现了“既是必需的也显得有档次”这种源文中不存在的话语。
除了饮食习惯，部落规则也遭到一定的偏移。如乌姆奥菲亚的一名妇女在蒙拜诺（Mbaino）遭到杀害，乌姆奥菲亚人便立即向蒙拜诺人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对方要么选择战争，要么给出一名年轻男子和处女作为补偿，但两个汉语译本都避开了年轻男子的性别，将其译作“年轻人”（阿契贝 13-14）或是“青年”（阿切比 9），从而使这一部落规则的内容产生变动。
此外，伊博人的本土文化隐喻也成为偏移的对象。例如，奥孔克沃的大儿子恩沃耶（Nwoye）在听到基督教圣歌时产生共鸣，高译对此处源文做了以下处理：
源文：It was the poetry of the new religion， something felt in the marrow. （Achebe， Things Fall Apart 108）
高译：这种新宗教的诗歌，不知怎的，像是触到了他的心灵深处。（阿契贝 169）
源文中恩沃耶心理活动的载体是骨髓，到了高译中却变成了心灵，因而失去了伊博人民族文化隐喻的特色性。隐喻甚至被替换为中国特色的习语，如下：
源语：You do not know what it is to speak with one voice.（Achebe， Things Fall Apart 122）
高译：你们不懂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是什么意思。（阿契贝 192）
林刘译：你们不知道齐心协力、步调一致，用一个声音说话。（阿切比 155）
高译将源文的“speak with one voice”译作出自《易传·文言》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林刘译则在“用同一个声音说话”前加上了“齐心协力、步调一致”这样的中国式成语。另外还有一些特色性的文化隐喻在译文中失去了涵义和内容的完美结合。例如：
源文：But as the dog said， “If I fall down for you and you fall down for me， it is play.”（Achebe， Things Fall Apart 53）
高译：但是正如古诗中的狗说的，“我让一步，你也让一步。这只是个游戏。”（阿契贝 84）
林刘译：但就像狗会说的，“如果我为你跌倒，你又为我跌倒，那我就把它看作是個游戏。”（阿切比 66）
源文体现出伊博人的文化隐喻，即狗跌倒这一形式代表着让步这一涵义。然而，两个汉语译本都未能在此处体现出形式和涵义的统一：高译将“让步”的涵义在汉语中明晰化，却丢失了“跌倒”这一形式;林刘译保留了“跌倒”的形式，却使得“让步”这一涵义无法在汉语中得到有效传达，因为汉语里狗跌倒并不能让人联想到让步。 （2）土著语言的失落
《瓦解》的一个重要的后殖民特征就是反复插入大量伊博人的土著语言。通过这样的方式，阿契贝不断提醒读者另外一种语言的存在，尽管该书由英语写成。然而，在两个汉语译本中这些土著语言都遭到一定程度的过滤。比如在源文中，乌姆奥菲亚的部落首领在动员族人时高呼“Umuofia kwenu”。阿契贝直接采用土著语言发音来表现这一代表着乌姆奥菲亚人尚武精神的口号。然而这在高译中变成了“乌姆奥菲亚人团结一心”（阿契贝 13），在林刘译中变成了“乌姆阿非亚！”（阿切比 8）。两个译本虽然由此使译文对于汉语读者更加清晰易懂，但也打消了该口号中“kwenu”的陌生感，使后殖民性变淡。具体说来，两个汉语译本对于土著语言的处理方式集中体现如下：
在以上多数情况下，两个译本都选择了意译的方法，从而抹去了土著语言的痕迹。虽然译者对其中某些词语进行了音译，但其中大多也是因为缺乏源文作者对词语的解释，如iy-uwa、iba、egwugwu、ochu、umunna等。在此情况下，音译只是一种避免误译的安全做法，而非对于源文土著语言的刻意保留。
（3）信仰冲突的削弱
作为阿契贝笔下后殖民性的重要体现，信仰冲突在源文中得到了充分表现。然而一些冲突的细节在两个汉译本中产生了变化，从而削弱了冲突的激烈程度。例如，一些基督徒进入村庄试图烧毁乌姆奥菲亚人的神殿。一名乌姆奥菲亚的祭司向他们愤怒地骂道：“Go and burn your mothers’ genitals”（Achebe， Things Fall Apart 114），对此高译是“烧你妈妈！”（阿契贝 180），林刘译是“回去烧你妈吧！”（阿切比 144）。二者都对“genitals”（生殖器）一词删去，因而减轻了祭司的愤怒语气。类似的弱化效果同样发生在殖民者那里。例如，奥格乌格乌（戴面具的舞蹈者，被当地人当作祖先的灵魂）在被极端的基督徒激怒后烧掉了当地的教堂。白人的地区长官召集乌姆奥菲亚领袖商量解决方案，但他对极端基督徒的恶行闭口不谈，只是傲慢地谴责伊博人：“I have brought you here because you joined together to molest others， to burn people’s houses and their place of worship”（Achebe， Things Fall Apart 141）。在高译中这被译为“我之所以把你们带到这里来，是因为你们联合起来干涉他人，烧掉了旁人的房屋和他们敬神的地方”（阿契贝 223-224）。此处“molest”（骚扰）在译文中仅仅成为一种干涉，厌憎意味大为减弱，也使得地区长官对异教徒的恶感强度显得比源文更低。
与源文相比，高译中基督教与伊博人传统信仰之间的竞争激烈程度也有所降低。如基督教牧师布朗和当地人进行了一场关于宗教的辩论。双方都支持自己的宗教，但都无法弥合彼此的分歧。就此阿契贝写道：“Neither of them succeeded in converting the other but they learnt more about their different beliefs”（Achebe， Things Fall Apart 130）。在高译中，本句被译为“他们俩谁也没有说服谁，但对于彼此不同的信仰，双方了解得越来越多了”（阿契贝 204）。“Converting”（皈依）变成了“说服”，于是对话的重心从“皈依与否”变为“争取支持”，从而淡化了宗教之间的激烈竞争。另外在焚毁教堂事件中，奥格乌格乌们与传教士史密斯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当面冲突，构成了整部小说宗教冲突的高潮。当时奥格乌格乌的首领阿约菲亚（Ajofia）对教堂表现出严重的厌憎，并这样说道：“it has bred untold abominations and we have come to put an end to it”。（Achebe， Things Fall Apart 138）。在高译中该句被译为“它已经惹下了数不清的麻烦，我们要来毁掉它”（阿契贝，2014：218）。其中“abominations”（憎恨）仅仅被表述为“麻烦”，从而大大减弱了阿约菲亚对教堂的恶感。
作为杂合性第三空间的产物，《瓦解》在两个汉语译本中经历了一场后殖民性的稀释之旅：伊博习俗的偏移淡化了伊博人的传统生活方式，土著语言的失落遮蔽了乌姆奥菲亚人的本土语言特色，信仰冲突的削弱减轻了殖民化过程的阻力。一言蔽之，源文在上述三方面的经历反映出汉语译者在后殖民性留存方面的意识欠缺。对此，基于后殖民主义伦理的翻译异化主张显得苍白无力。对于译者而言，他可以选择各种不同的价值作为自己的追求，如经济利益、个人名望、文学改良等。在这些选择中，后殖民主义的目标不过是一个极易受到冷落的备选项而已。事实上，无论后殖民主义译论家姿态多么坚定，他们都普遍缺乏在实践中广泛推广自己价值观的能力，因此容易陷入理想主义的陷阱。而《瓦解》在两个汉语译本中的遭遇正是这一尴尬境遇的写照。
四、对策呼吁：新规约主义的建构
上述分析揭示出后殖民主义非洲文学在汉语翻译中的困境：作为第三空间中的文化流亡者，它不必背负原创性的负担，但也因此难以充分保留自身的后殖民性。这导致后殖民主义译论的尴尬，令其突显边缘民族话语、改善国际语言和文化格局的意图受到挫折。就如在《瓦解》的上述两个汉语译本中，无论是伊博习俗的偏移，还是土著语言的失落，或是信仰冲突的削弱都给读者呈现出了一种遭受淡化的异质特征。这样的翻译在一定程度对原文形成了遮蔽。中国读者透过这样的译本看到的是一个经过滤镜处理过的非洲。虽然译者并非出于殖民主义意图，却也在第四空间的诸多显示环节中有意或无意过滤掉伊博人特有的语言和文化特色，从而影响中国读者充分把握阿契贝想要传达的后殖民主义情怀。在致力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前中国，实现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間的沟通已成为一个重要的任务。特别是要推动中非关系的良性发展，就有必要进一步深入理解非洲人民历史上的殖民回忆与后殖民主义诉求。相应地，非洲文学汉译需要注意避免原作后殖民性的流失。已有的后殖民主义译论对此缺乏充分的考虑，原因在于其多流于理想主义窠臼，尽管富有浓厚的语言和文化公义诉求，却少有现实的弹性策略，难以阻止后殖民性在第四空间的诸多环节中的稀释之旅。 基于这样的反思，译学界需要突破理想化的后殖民主义译论模式，转而致力于建构一种新规约主义，以求更为现实地在语言和文化旅行留存非洲文学的后殖民性。较之后殖民主义译论基于单纯伦理考虑的一厢情愿，这种新规约主义需要顾及影响到翻译的广泛现实因素。确切言之，它应当从狭隘的文化政治怨言，走向复杂的文学翻译生态考虑，从自以为是的方法论主张，走向全面审慎的应用指标。在这里，单凭伦理立场不足以形成理论支撑。文化习俗、民族习性、政治禁忌、意识形态……此类因素都需要被赋予不亚于后殖民主义伦理的重要性。通过如此建构，后殖民主义译论最终要克服理想主义的短板，以切实有效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在翻译中留存后殖民性。这一充满挑战、意义重大的工作需要译学界的有识之士共同努力。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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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魏家海